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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劈头士》睁木 发布时间：2014-09-19 23:38:25

  解剖学知识匮乏，在培训期间又被漫画吸引，结果这本看了好久，而且还是没能记住很多。定位还是有点尴尬，简略了一些，不清楚的部分去翻了翻《系统解剖学》，反而写得清楚。医学书果然要背一背才行啊，等把《系统解剖学》细读一遍后，再拿此书复习不错~~

• 作者：雞皇飯 发布时间：2014-09-21 15:21:56

  对比起市面很多介绍一下歌剧剧情、作曲家生平、创作风格的同类数目，这本书是回归歌剧本身的真正概论。对于乐盲而言，即使跳过大段谱例，也可以通过文字分析来了解歌剧的欣赏要点。

• 作者：豆友212569955 发布时间：2020-03-24 15:52:17

  难得的好书，多篇论文的质量非常有保障，对前沿网络犯罪的相关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让我很多时候茅塞顿开！很多论文都属于国家项目级别，权威性较强，部分论文引用外国著作，翻译过来的文字特别拗口，影响阅读感受。

• 作者：hillghost 发布时间：2023-12-31 10:39:17

  已鉴定烂一本, 内容空泛, 引经据典一大堆凑字数, 论点没有充足的论据支撑, 并且论点还强调 "轻税"是一种感觉, 过于感性化而不够数据化.

  作者一开始就在序言说一"税收政策的选择必须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公共政策目标的需要。", 但在后续的章节当中, 没有办法详实论述税收的经济/政策现实背景和阐述关联 以及分析当前的税收政策有不适应性的地方

• 作者：岚大爷本人。 发布时间：2016-01-31 18:20:03

  还是入门性质的，流于简陋。写来写去都八九不离十。讲真全面预算最后还是落在执行和监控上，有效防止钻空子特别重要。预算制度都得一年一修才好。

• 作者：浮 发布时间：2012-07-16 00:08:27

  勉勉强强

• 中国为什么是个不一样的国家？

  作者：郑渝川 发布时间：2022-07-19 09:24:31

  艾伦·麦克法兰所著的《文明的比较》一书，主要的观察对象就是书作者的祖国英国，以及已来往十六次之多的中国。至于日本，以及书里提到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用来作为一种陪衬。

  中国读者可以愉悦地阅读艾伦·麦克法兰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的夸赞。麦克法兰既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着迷，又高度欣赏中国的新近发展。这在欧美学界并不算罕见或者特立独行，但还是很突出的。

  麦克法兰说，“中国以外的人经常对中国持有一种病态的、过时的态度。他们中的大多数鲜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但偏激不实的报道和对中国成功日益所增加的恐惧混合着，扭曲了他们仅知道的那一点事实。甚至在那些邻国中，特别是日本，经常歪曲中国历史，对中国人民抱有偏见”。

  麦克法兰所谈到的“基于无知的狭隘”，其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世界范围来看，高度重视基础教育，重视学习本国以外的世界的东亚国家，人们的国外知识以及信息素养更高。而在欧美世界尤其是美国，本国以外的世界并不是那么重要——虽然一些政治学家，以及很多经济学家对于美国的一切都是那样着迷，甚至为欧美世界平民的知识匮乏辩护，认为这是首先关注本地问题、达成善治的表现。

  但正如麦克法兰所说，这种对于本地、本国以外的现实、问题的认知匮乏，相当危险。而今世界处于一个全球化秩序撕裂，跨国移民大量增加，互联网放大民粹主义情绪，而可能诱发更激烈排斥反应的危险状态。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半段，欧美世界就曾上演过激烈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政治狂暴。

  道德中国

  《文明的比较》这本书简要叙述了书作者的“中国印象”。麦克法兰认为中国统一的书写语言以及基于此发展出的趋同文化，是使得中国几千年保持向心力的关键。而其他重要因素还包括，儒家意识形态，郡县制，以及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国文明在春秋战国和秦汉以后所形成的重要特质，就是恪守既有的边界范畴，而没有发展到高度好战的地步。换言之，在中国已知边界范围以外，中国会采取完全有别于国内的处理方式，而不会因为某个时期的战争策略、武器、战术领先而妄自开战。

  这方面特质，是西方文明背景下的人们很难理解的，因而也产生了相当程度上的误读，或者说，有意错误解读——当中国一而再表达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完整，绝不允许比如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决心时，西方某些人就会有意将这种决心扭曲为西方式的侵略野心，宣扬中国对其他邻国甚至更远地区的控制野心。

  为什么中国会有上述特质？因为中国这个国家，或者说文明，主要是在儒家意识形态、道德律令推动下发展的，高度重视个人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伦理秩序。换言之，如果某个君主有雄心壮志推动扩张，依照儒家意识形态，其行为很可能会被解读为“乱命”，很可能引发“天命”谴责。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政治治理偏重于道德、伦理、惯例，而非成文法，注重考虑某个行为对于社会关系和道德指南的影响。这使得中国古代往往会采取抑制商业发展的政策，而在法律条文上与西方不同时期的立法可谓天差地别。

  所以，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完全符合马克斯·韦伯所称的所谓清教徒伦理，即依托于勤俭、诚实、不懈工作和理性。儒家意识形态使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注重政治和社会的伦理关系，而对于形而上的问题，以及过度细节化的技术、经济问题的关注度不足。在麦克法兰看来，从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奇迹，就在于努力摆脱了传统积弊，但没有放弃过去的优势。

  其他文明的特质

  《文明的比较》这本书认为日本虽然许多特性源于中国，近代以后又向英国和美国学习，但却将学来的物件和元素都进行了改造和颠覆。日本文明与中国文明其实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麦克法兰举例说，中国人喜欢规整和对称，茶杯也要双双对对，但在日本，却有意排斥平衡、对称和和谐，竭力保持事物的粗犷、隐晦和未经修饰的状态。

  麦克法兰说，日本是个小型化的国家，日本的世界观就是将事情做得尽可能小而优雅，一花一石也可以代表整个世界。日本虽然引进了儒家思想，却将政治上的效忠置于血缘关系之上，意味着当父亲与天皇发生冲突，合乎政治伦理的选择是处置前者，然后服从后者的安排。

  日本人的关系相较于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们，更为密切，显得十分礼貌。但这种礼貌基于一种隔膜。日本对于阶层、种族、国别的划分和界定十分清晰，因而礼貌的日本人在结为集体后，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那些较弱国家的态度会表现出傲慢甚至残暴。

  书中还探讨了欧洲文化圈和英语文化圈的文明特征。书作者认为，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特质更接近于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却会在每过数百年或一千年时发生剧烈的危机，然后在满目疮痍基础上重新获得活力和创造性，再攀高峰；而英语文化圈与日本的相似性较高，体现为连续的、渐进的而非革命性的演进。但这也不是绝对化的划分。比如，在经济发展的视野方面，中国和日本都在向内看，而欧洲和英语圈都在向外看，后二者显然因此更热衷于对外战争，也确实在近代更早地发展出贸易、营销、制造和金融体系。

  在应对差异方面，古代中国对于非侵略者型的邻国、周边文明，将之视为朝贡国，双方发展有限的政治联系、朝觐关系、贸易来往，避免彼此间的激烈冲撞。而在中国内部，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差异，也有很高的包容性。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存在的。日本则采取内部凝聚力的模式，排斥一切不相容和不纯的他者。欧洲文化圈实际上多年来通过通婚实现了有差异的种族、民族和宗教群体的共存，但也频繁出现强烈的排斥反应。英语文化圈要求实现文化和社会的严格分离，在社会层面，所有群体必须遵守共同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而对于社会和文化差异的包容是在19世纪后期开始，获得了显著的增进。

• 在生命的低点，西塞罗何言？——顾译《图斯库路姆论辩集》书话

  作者：天义 发布时间：2022-12-25 18:15:19

  在生命的低点，西塞罗何言？

  ——顾译《图斯库路姆论辩集》书话

  夜幕垂临，在浅橘色的灯光下，我缓缓合上了《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书页，于内心深处感到从一切纷扰中抽身而出的平静。

  

  每个人都希望永享幸福，

  可生命中总有令人难挨的时日：或是痛苦、或是忧愁、或是面对死亡、或是灵魂受到各种事情的扰动

  。

  然而，这些未必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招致的报应。相反，也许那只是因为在时代的浪潮前，我们被裹挟其中而只得忍耐，并意识到一个生命个体的限度所在。

  尽管从远处看，那股浪潮可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偶尔翻起的一朵小小的水花；可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朵水花却足以将其拍入生命的低点。

  无论是昔日、当下，抑或未来，我们都无法挑选自己所处的时代——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终有一日会迎来其生命的低点；而对一些人来说，这样的低点甚至不止一个、不止一时

  。

  在那样低落的时刻，我们该持有怎样的心态？我们又是否有令心灵复归安宁的办法？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正因如此，阅读古人的文字并体验他们在低点时的感悟，或许有助于我们应对眼前的逆流。

  《图斯库路姆论辩集》（Tusculanae disputationes）就是这样一本值得阅读的书。

  在疫情袭世的第三年的年末，我们所经历的诸事和所面对的负性情绪，也许并不比得上此书作者——古罗马哲人、政治人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当时所经历的一切

  。

  公元前49年，凯撒跨越卢比孔河并夺取古罗马的至高治权。此后，西塞罗拒绝了凯撒的政治邀请，离开了他曾经的政治舞台；原因无它：西塞罗不愿接受凯撒的统治，他决心捍卫共和主义的政制。

  3年后，西塞罗的好友小卡托自杀，他生前曾激烈地反对凯撒的统治。又过了1年，也就是公元前45年，西塞罗的女儿图珥利阿因难产去世。

  这两件事情再加上凯撒的个人统治，令西塞罗陷入了深深的无望。如《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译者顾枝鹰在序中所言：

  “从写作时间上看，

  《论辩集》是西塞罗在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涯上遭到双重残酷打击时的作品。这正是罗马政制发生巨变之时，也是西塞罗的人生最低谷

  。”

  如果你身处这样的时刻——故友身亡，爱女离世，前路无望，自我流放……你是否会有无比低落的心情？又是否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哀伤？

  另一个问题在于：西塞罗为什么要以“图斯库路姆”命名这部著作呢？在最悲痛的时日，西塞罗为何选择隐居于这座庄园并试图从中寻求慰藉？

  译者告诉我们，图斯库路姆庄园内有两个讲习所，分别是“吕克昂（Lyceum）”和“阿卡得米阿（Academia）”。

  熟知古希腊哲学的人对此自然不会陌生，因为前者是柏拉图讲学之地的名称，而后者是亚里士多德的学园之名。

  “显然，在西塞罗心中，

  图斯库路姆庄园象征着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它是罗马的哲学园

  ……眼下，他因这一传统和罗马政制的危机而被迫迁居图斯库路姆庄园，在这里筹谋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试图对他的聆听者施以文教。”

  可能有人会问：

  即使我们敬重西塞罗对古典政治传统的坚守，但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他在人生低谷时所写的书，并希求从中获得一些教诲或启迪呢？

  答案也许相当简单：因为西塞罗是一个真正的、却极为罕见的政治哲人。

  

  在西塞罗四十二岁的时候，他曾以一百九十三个选区的全票当选了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

  然而，西塞罗不同于梅特鲁斯和霍滕修斯，他没有显赫的贵族世家，亦无可以利用的任何政治资源；他有别于庞培或恺撒，他不曾率领过任何军队，也无法为自己找到军事上的后盾；他也不像克拉苏那样家财万贯，可以用钱财扫清候选之路的障碍。

  西塞罗所依靠的，唯有对世事人心的敏锐洞察，以及他苦练出来的雄辩术。

  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唯有西塞罗在不借助任何传统外力帮助的情况下，赢得了国家的最高权柄，这可以说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

  当这样一位政治哲人，主动或被迫地“终于从辩护的辛劳和元老的职分中，或是完完全全地，或是很大程度地，得到了释放”（《论辩集》1.1.1），他彼时所作的思考也必然不同寻常。

  处在他生命最低点的西塞罗，他到底如何开解自己内心的忧愁，又有什么想要告诉时人——以及后世那些有耳能听的读者——的呢？

  《图斯库路姆论辩集》共分五章，分别为《论蔑视死亡》《论忍受痛苦》《论缓解忧愁》《论灵魂的其他紊乱》《德性就幸福生活而言自足》。

  受制于篇幅，本文仅就印象最深的几处内容稍作分享。

  对于人们所遭受的身体或心灵的痛苦，西塞罗说，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经历痛苦的时候；然而，痛苦本身并不是恶，唯有对痛苦的屈服才是恶

  ：

  “如果低劣比痛苦更恶，痛苦显然就不算什么。因为，只要在你看来，

  因痛苦而呻吟、嚎啕、恸哭、屈服和颓废是卑劣而配不上君子的

  ，只要高尚、尊严和光彩在场并且你本人在凝思它们时自我持守，那么痛苦当然会顺服于德性并且因为灵魂[给出]的引导而变弱。”（《论辩集》2.13.31）

  西塞罗告诉读者，也告诉他自己：

  经历痛苦并不是什么令人羞愧的事情；但是，“因痛苦而呻吟、嚎啕、恸哭、屈服和颓废”，这才是卑劣而没有尊严的。

  一个人想要真正摆脱痛苦，不可以靠哭泣和懦弱，而必须靠坚强起来的意志——

  只有拾起自尊，抬起头直面痛苦，才能以德性驾驭苦痛，削弱乃至平息灵魂的灼痛。

  而对于各种各样的忧愁或心灵的烦扰，西塞罗认为，它们并非自然存在之物，而是来源于人的自我想象：

  “

  一切忧愁都与智慧者远远地分离，因为它空洞，因为它徒劳地得到担负，因为它并不起源于自然，而是源于判断、观念和某种朝向痛苦的邀约

  ——当我们确定它应当如此发生的时候。去除了这完全自愿的东西之后，悲痛[组成]的那种忧愁就会得到消除。”（《论辩集》3.34.83）

  西塞罗指出，想要摆脱忧愁，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根本上理解忧愁——它“空洞”，“徒劳地得到担负”，“源于判断、观念和某种朝向痛苦的邀约”——忧愁是心灵所构建的封闭自我的围墙。

  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沉湎于忧愁并不能带来任何实际的改变，他或她才能鼓起勇气，拒绝那份朝向痛苦的邀约，否则就是白白地浪费本可以有所改变的机会：

  “当你明白没有什么可能[由悲痛]实现时，白白地屈服于悲痛就是极端的愚蠢……

  你若说服一位哀伤者相信任何不低劣的东西都不是恶，那么你本人并没有移除他的哀伤，而是移除了他的愚蠢。

  ”（《论辩集》3.32.77）

  西塞罗毫不留情地指出，陷于悲痛和忧愁的人，实际上并不是陷于某种负性情绪，而是陷于一种自我的愚昧。

  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要摆脱悲伤，就要从根本上摆脱对悲伤的无知——即认识到：过去发生的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为之悲伤并没有任何意义；真正应该做的是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

  至于灵魂中的其他紊乱，在西塞罗看来，它们都属于灵魂在面对各种恶时所表现出来的虚弱：

  “对自身的每一种[紊乱]的这一易感性就出于与身体的相似性而被称作虚弱，只要它被理解为对变得虚弱的易感性。但是，由于不同人更适合于不同的善，各种善的事物中的这种[性质]就被命名为趋向，在各种恶的事物中[则]被命名为易感性”（《论辩集》4.12.28）

  就像有些人更易于感冒一样（在病毒面前，他或她的身体呈现出易感性），有些人的灵魂也会更易于被各种恶所束缚，乃至压倒。

  灵魂朝向不同善的一面被称为“趋向”，而朝向不同恶的一面被称为“易感性”。

  一个人想要战胜感冒，虽然可以借助药品，但最终还得依靠其自身的免疫力。同样，

  一个人想要平息其灵魂的各种紊乱，最终靠的也是灵魂自身的免疫力——即对不同恶的认识和抵制

  。

  当然，

  在提高灵魂免疫力的同时，人们也可适当求助于疗治灵魂的药剂。西塞罗告诉我们，这种舒缓灵魂紊乱的药剂，正是哲学（爱智慧）

  ：

  “其实，各种悲惨的源头和开端就在忧愁中。但是，

  忧愁和灵魂的其他疾病只有一种治愈[方法]，就是[明白，]一切[紊乱]都是基于臆想的和自愿的

  ……哲学许诺，自己会从根本上铲除如同一切恶的根基的这一错谬。

  因此，让我们把自己交给哲学以得到完善吧。

  ”（《论辩集》4.38.83-84）

  然而，

  西塞罗也对哲学作出了区分

  。

  第一个区分是：哲学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或者说，哲学更适合于那些天性亲近它的人们

  ：

  “

  因为造就这点的是哲学：它医治灵魂，带走空洞的焦虑，[把我们]从欲望中解放，而且驱逐畏惧。但是，哲学的这一力量无法同样作用于所有人

  ：当它抱住了一个适合[哲学]的天性，那么它就大有作用……”（《论辩集》2.4.11）

  第二个区分是：真正的哲人是罕见的，世界上大多数所谓的“哲人”，其实往往比普通人更虚伪、更贪婪、更表里不一；对智慧的热爱，在他们那里不过是一种用于欺骗的工具：

  “[你]可以看到其他[哲人，他们]如此虚荣、如此善变，以至于对他们而言未曾学习更好；[还有]其他贪求钱财、一些贪求荣光和许多充当欲念之奴的[哲人]，以至于其言辞与生活惊人地抵牾。”（《论辩集》2.4.12）

  尽管真哲人与假哲人的斗争自古有之，但在今天的战场上，其斗争的惨烈程度依旧不逊于历史上的任一时刻。

  无论如何，西塞罗仍然坚定地相信，那些真正有德性的人足以拥有幸福的生活，因为：

  “

  诸德性不会允许幸福生活转身背对[自己]

  ……

  智慧者的特征是：不去做任何可能使[自己]后悔的事情、任何不情愿的事，[而是]正大光明地、笃定地庄重地、高尚地做一切事情

  ，从而不把任何事情期待得好像当然会发生；在事情发生时毫不惊诧，从而它看起来并不出乎意料、并不新鲜。”（《论辩集》5.28.81）

  故友身亡，爱女离世，前路无望，自我流放……然而即使在生命的最低点，西塞罗也没有埋天怨地，没有闹骚满腹，更没有屈服于内心的悲伤或愤懑。

  我们在他的灵魂中，既看到屹立刚健的坚强，也看到谦谦君子的柔和，既看到悲天悯人的热忱，也看到超凡脱俗的平静。

  或许，西塞罗的一生之所以朝向高处，之所以可以平息各种烦扰苦恼，之所以能在生命的低点依然保持着对纯良和理想的坚守，乃是因为——

  西塞罗已经选择了最好的师友，并行走在最高贵的道路上。

  如他在书中所言：

  “

  我宁可与柏拉图一同犯错……也不要和那种人一起感知真相

  。”（《论辩集》1.17.39）

  北京丨2022年12月

  公众号丨天义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