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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引进版）》内容为哈罗德·M.格罗夫斯多年授课及学术研究的经验积累，在其生前并未出版。其去世后，学生唐纳德·J.柯伦为使老师的思想和影响能够延续下去，对老师留下的手稿加以编辑整理，出版了《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引进版）》。

《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引进版）》内容包含税收领域的重要议题和珍贵文献，适合财政领域及税收专业的从业人员和学者研究与学习之用。

编者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一部分 直接税（所得税与财产税）支持者

第二章 亚当·斯密

第三章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第四章 E．R．A．塞利格曼

第五章 杰文斯和边际主义者

第六章 埃奇沃斯和卡弗

第七章 A．c．庇古

第八章 亨利·西蒙斯

第二部分 间接税支持者

第九章 约翰·拉姆齐·麦克劳

第十章 拉兹和加尔布雷斯——奇怪的一对

第三部分 个人支出税支持者

第十一章 费雪、维克瑞和卡尔多

第四部分 功能税和定性税

第十二章 亨利·乔治和地租税

第十三章 康芒斯、霍布森和定性税

第十四章 凯恩斯和宏观目标税

第十五章 结论

附录 熊彼特：税收国家的危机

后记

译丛主编后记

刘守刚，江苏建湖人，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200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担任剐教授与财政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财政史、西方财政思想史与财政政治学。

刘雪梅，山东临沭人，经济学博士。2004年至今，在上海市财政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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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引进版）》内容为哈罗德·M.格罗夫斯多年授课及学术研究的经验积累，在其生前并未出版。其去世后，学生唐纳德·J.柯伦为使老师的思想和影响能够延续下去，对老师留下的手稿加以编辑整理，出版了《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引进版）》。

《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引进版）》内容包含税收领域的重要议题和珍贵文献，适合财政领域及税收专业的从业人员和学者研究与学习之用。

• 作者：猫是我 发布时间：2021-03-25 22:03:59

  英美税负合理性标准 重商亦或重社会稳定

• 作者：无明 发布时间：2024-03-13 15:54:00

  小册子

• 作者：白痴儿童快乐多 发布时间：2011-07-11 16:08:31

  除了里边几个小故事还不错。。。书中人物都是飘的~~没一个立体的。

• 作者：织田集团副会长 发布时间：2020-12-20 18:24:08

  作为门外汉不是很理解，虽然也有收获

• 作者：maydaymayday 发布时间：2022-12-13 03:10:24

  代為 對財政的 尊重

• 作者：Soulless-Cat 发布时间：2019-01-03 00:12:46

  2019年第一单，外行看热闹。对于公平、公正的主客观认识、对储蓄的影响是贯穿全书的话题，也是累进税和间接税争论的焦点。此事无解，但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同阶段，策略性地使用和管理不同的税制却还是要因时、因地、因环境和国别竞争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幸好，对于“倘来利得”，大家的意见还是比较一致吧。

• 斯威夫特的双面乌托邦

  作者：人畜无害小白兔 发布时间：2013-06-11 14:47:16

  十八世纪被历史学家称为启蒙的世纪，当时正是牛顿力学体系问世不久，人类知识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整个欧洲都弥漫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乐观情绪。 人类已自诩掌握了洞悉宇宙奥秘的钥匙，随着学问的进展，人们自信取得对自然的统治权只是时间问题，人类的福祉必将在光明的未来得到无限的提升。也正是在这 个时代，历史学家以如今看来颇为天真的语调，在历史上第一次宣称：历史是呈线性进步发展的。培根的功利科学的理想、牛顿的数学化的物理学、洛克的政治思想 再加上伏尔泰的老实人式的天真乐观，这便是照耀着十八世纪的欧洲的启蒙群星。如果可以用一个词在历史上来给这个世纪做一个标签，那便是理性。是的，这是理 性觉醒的时代，古希腊的古典理性在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压抑下沉睡了一千多年，终于站立在时代的地平线上，但却没有了古典时代的审慎与节制，从它灰色的阴影 中，我们依稀能预感到二十世纪的沉重梦魇。当时并非没有人有这样的预感，斯威夫特这个启蒙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冷眼旁观着当时的现代理性潮流，最早对启蒙筹 划提出了质疑。

  　　

  　　斯威夫特（1667-1745）的幻想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以当时流行的旅行记体裁记述了小人国、大人国、勒皮它岛、慧骃国等四个国度的风土人情，他在作品中折射出当时欧洲的政治与社会状况，并以乌托邦的形式描绘了他理想中的王国。小人国影射的是当时英国和欧洲大陆腐败、琐碎的政坛风景， 那里的人民数目村光、贪婪自私，其德行正好和他们的身体尺寸成比例。与之相反，大人国里的人民则是民风淳朴、安逸自足的巨人，他们高尚、正直，一如斯威夫 特所仰慕的古希腊城邦的古代公民。勒皮它岛上有个飞岛，借助磁力装置悬在空中，上面居住的是一群整日思考数学和音乐的国王和臣子们，他们对于其他一切包括 妻子儿女都漠不关心，行事怪诞，性情乏味，斯威夫特用以来讽刺当时的皇家协会。而飞岛上的统治者对飞岛下方的人民的残酷压迫，显然体现了斯威夫特对科学可 能带来的极权统治的不详预感。在慧骃国里，人和马的统治次序被倒转过来了，人成了低贱的畜生，而马则变为高贵的主人。在此，斯威夫特对人类的道德状况深感 绝望。

  　　

  　　斯威夫特在本书里采用的是乌托邦幻想小说的形式，但却与当时流行的类似小说迥然相异。如果我们追溯现代乌托邦的谱系，可以发现它们最早都是千 篇一律的理想国或者说正面乌托邦，从《乌托邦》、《太阳城》到《基督城》，无一例外。培根的《新大西岛》无疑也在这个谱系之内，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把乌托 邦的展望和科学的进展联系起来，创造了一种科学的乌托邦。直到二十世纪，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灾难击碎了人们对进步的幻想，才开始出现反面意义的乌托邦， 《美丽新世界》、《1984》和《我们》皆属于此。斯威夫特的意义在于，早在乌托邦幻想兴起之时，他的作品中就已综合了正面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的双重幻想。小人国、勒皮它岛可以归为反面乌托邦，而大人国和慧骃国则可以算作正面乌托邦。《格列佛游记》全书呈“反面—正面—反面—正面”结构，反面乌托邦与 正面乌托邦相互交织，既对启蒙的未来深感忧虑，又不失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但我们再细加分析又将发现，即使是他的正面乌托邦，也与当时的流俗迥然相异。几乎 所有的乌托邦幻想家都把他们的理想指向了未来或异域——一个在当时地处欧亚西北一隅的人们所未曾经验过的时间或空间，斯威夫特一反潮流，把目光投向了古代 的，在他的大人国与慧骃国的异域旅行中，我们从中轻易地识出了古典时代的高尚与优雅。因此，斯威夫特的乌 托邦并非是幻想的，更非是理性的狂妄设计，相反，它思慕古代崇尚古典，用记忆批判时代，把他的理想和反思投入一个奇异的乌托邦之中。这里有一个曾经存在但 现已不存在的黄金时代，因此它是可以归入正面乌托邦的谱系，同样，这里也有一个渐渐呈现或人们意欲实现的可怕世界，并且在前者的反衬下愈显荒谬和丑陋，因 此它也可以归入反面乌托邦的谱系。正是他对古代的仰慕，让他所创造的乌托邦呈现了正反面的交织与冲突。

  　　

  　　这种冲突也就是古代与现代的政治与哲学与冲突。斯威夫特对当时刚刚兴起的启蒙运动冷眼相向，在所有古今之争的问题上，斯威夫特都毫不犹豫地站 在了古人一边。启蒙意图以科学取代习俗，以理性取代迷信，以进步取代蒙昧。根据康德的经典定义，启蒙运动乃是人类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走向成熟的过程， 所谓成熟，也即无需别人的引导而有勇气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运动的口号正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用理性指引自身，这正是康德对理性的看法。但 康德所表述的乃是一种自我确证的理性，一种内心的道德律令，我们不应忽视它所对应的头顶之上的灿烂星空。启蒙主体并不仅仅满足于为自然界立法，它还意图以 理性的力量征服自然。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权力”正是这一功利理想的最初表达。在他的《新大西岛》中，培根构想了一个科学的乌托邦。一群所罗门宫的科学家 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管理着整个国家。他们集知识与德行于一身，德高望重而极富权威，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整个国家和谐有序富足安康。历史上第一次，培根把 政治奠基于科学而不是公民与统治者的德性之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培根痴迷于科学的功利效果，一方面还因为他认为科学可以促进德行教化。斯威夫特在这两点恰恰 与培根乃至一切启蒙倡导者截然相对。

  　　

  　　在《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用勒皮它飞岛来回应培根的新大西岛，用拉格多科学院来回应所罗门宫，用反科学的乌托邦来回应科学的乌托邦。勒皮 它岛上的科学家和统治者们终日痴迷于抽象科学，罔顾人世的习俗与生活，他们拙于行动，凡事都需用人的指引。对话要佣人提醒，妻子当面与人偷情，滑稽可笑而 不通人情。这样的人，注定是只顾仰头观察行星轨道的科学狂人，他们缺乏政治家所必有的现实感。更关键的在于，这样一群专家，即便称不上德性败坏也是毫无德 性可言的。因此，在知识与德性的问题上，斯威夫特是培根的一个反题。不仅如此，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上，斯威夫特同样对培根构成了一个反题。培根认为科学知 识作为一种福音，将会带给人类文明以福祉。但斯威夫特在本书却力陈科学统治的恐怖图景，勒皮它岛上的飞岛依据吉尔伯特新兴的物理学原理，悬于岛的上空并可 以调整高度和位置，如果岛上有一方人民反抗它的统治，那么他们的家园变会倾刻间被飞岛压成废墟。现代僭政与古代僭政的不同正在于，现代僭政是建立在理性与 科学的而非愚昧与狂热之上。斯威夫特尤其对科学家的政治统治心存警惕，他认为在科学与政治两门学问之间存在天然的界限，用科学来指引政治必将导致政治的失 序。

  　　

  　　斯威夫特所开启的这两个关于科学的主题在后世得到了持续的回响和深化。在科学与德性的问题上，卢梭最早在他的《论科学与艺术》中做出回应，他 认为科学与艺术作为一种普遍性、超地域的东西，必然会败坏公民社会的道德基础。后来康德通过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为道德实践开辟 出一块内在性的空间，客观上把理性和科学从对它们的道德指责中暂时拯救出来。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最终对这种方案给予了批判，认为这种把 道德基础建立在内心的善良意志之上的尝试是无效的，道德最终会在物质利益的算计面前转变为野蛮。而在科学与社会的问题上，对科学导致极权主义的担忧同样表 现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神话已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这便是启蒙辩证法，它向我们揭示了基于算计的工具理性如何异化反过来奴役人本身，今天最大的神 话不是别的，正是旨在祛除神话的科学技术。

  　　

  　　启蒙本意是让人免于盲目力量的支配，但越界的科学技术今天已成为最盲目的力量。如果我们还要重申启蒙，那必然需要重思科学技术本身。驯服科学 技术，正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任务。无论这个任务是否可能，我们在悲观应对之时都需要一种希望的乌托邦，让我们免于绝望并从中汲取行动的勇气。斯威夫特的双面乌托邦所体现的恰是这种态度，而这正是他的意义所在，也是他比之某些所谓后现代大师的高明之处。

• 史矛革的黄金：国家与税收

  作者：经观书评 发布时间：2019-11-05 18:02:38

  孔笑微/文

  1629年1月，英国下院在料峭寒风中重开议会，议员们迎来的却是查理一世国王劈头盖脸、长篇累牍的关于“吨税和磅税”的演讲。

  所谓“吨税”，指对酒类商品征收的进口税，以吨计算，通常来自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磅税”是广义类别商品的进出口税，每磅按重量征收一先令。吨税和磅税是英国国王私人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从中世纪开始经常终身授予英国国王。但查理登基之后，就陷入了与国会的漫长斗争，在宗教态度上也暧昧可疑，于是下院只肯授权合法征收一年，冀望国王以务实的态度年年回来谈判续约——这显然误判了那位傲慢而笃信王权神圣的君主。对于议会不仅拒绝终身授权反而奉上限制君主税收权利的《权利请愿书》的做法，查理暴跳如雷，从此长久关闭议会，英国陷入了“十一年君主暴政”时期。

  根据1217年《大宪章》，英国君主无法在缺乏下院批准时合法收税，因此国王临时起意的横征暴敛，像著名的“船税”（海军费用的临时税收，只能在战争时征收）和“骑士扣押法罚款”（不参加骑士册封典礼的罚款），都遭到普遍的抗议和抵制。终于在1640年，苏格兰起义爆发的压力下，接近破产的查理国王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筹措军费。一场以钱拉开序幕的喜剧，最终将转化为以血淹没的悲剧。

  约瑟夫·熊彼特曾经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中，富有感慨地引用葛德雪的名言“将国家身上一切迷惑人的意识形态伪装剥去之后，剩下的躯壳就是预算”——一个民族的财政史，是民族总体历史的关键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塑形作用，可以用来解释“诸多事件中包含的一切主要特征”。

  财政压力对民族的塑造，是社会史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与其他经济因素不同，财政和税收由于与国家意志的密切联系，经常成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普遍“抵押方式”，或者更现实地表现为——政治权力在历史市场上的直观定价，当上层建筑资不抵债的时候，国家的破产就表现为税收失败和财政崩溃。当查理一世走向断头台之前，英国的非法税收使纳税总值甚至“超过了货物本身价值”。

  如果我们把《霍比特人》神话中的巨龙史矛革看作国家利维坦的隐喻与化身，那么税收就是巨龙洞穴里的黄金和珍宝，宝藏广袤富饶，但巨龙的吝啬与贪婪，使得膨胀与掠夺成为一种内生的冲动，总是试图将庞然大物引向毁灭的命运。

  “多拔鹅毛，少让鹅叫”——

  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尔

  税收的正义性与功利性之辩，是一个迷人的话题，它既含有国家调节分配不平等的良能意志，又在现实中是根据社会契约购买公共服务的价格。在一个思想实验中的开放国家市场，税负与公共服务品质形成价格竞争，人民通过移民用脚投票，如同霍弗在《狂热分子：群众运动本质思考》中独到地指出：“移民是革命的替代品。”另一方面，税收和财政压力对于社会契约的改革和重新修订，提供了一种天然正义制高点和感召力，更是将社会中间层卷入斗争漩涡的决定力量，迄今为止对税收原则与实践的不满和挑战，没有在任何一项影响重大的社会运动中缺席。

  税收思想史记录了这些税收原则的递变，经济和政治思想史为税收原则提供了前瞻性，而税收的形式却有跨越时代的惊人延续性。没有任何一种负担沉重的税收制度是近现代独有的，“负担沉重”本身就是讽刺而深刻的历史现象。基督教诞生之前，古希伯来人向罗马缴纳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税收，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人的税负占到收入的81%之多。

  尽管如此，税负本身并不等于税负痛苦。财政史上最著名也是最世故的阐述，无过于科尔贝尔所言：“税收是尽量多拔鹅毛而少让鹅叫的艺术”，转移鹅的注意力，要看你在碗里放了什么。成功的国家也会有税负沉重的时期，1775年到1845年，工业革命刺激经济活动频繁起来，个人税负也随之增加，但仍然取得了重大的经济进步和普遍生活改善，在自由主义财政学的观点看来，这是因为税收被“明智地征收”，它不仅出自收入，而且出自纳税人因税收刺激而勤勉创新产生的增量收入，从而造成了没有输家的帕累托改进。“明智收税”的原则，就是在能产生必要的总收入前提下，对纳税人压力最小的税收。

  英国财政学者麦克劳，对税务和苏格兰威士忌蒸酒器改革之间的互动，做了一个深入精彩的案例研究，被格罗夫斯教授收入《税收哲人》。1786年以前，在苏格兰对酒精提炼征税，是以产量为税基的，因为统计不便，政府后来改为以蒸酒器的体积容量计征，税率也因此调整，目的是让酒厂的税负和政府的收入都维持在与从前相当的水平。但税收政策一变，两个聪明的酒厂经营者立刻受到启发，对蒸酒器的形状进行改造，减少深度而增加直径，使总体积不变，但蒸酒器底部接触火的面积增加，蒸馏时间大为缩短，过去一星期完成的工作量现在可以减少到几个小时，产量显著增加，容器的单位税率没有改变，产量的实际税率却大大降低了。这个方法不胫而走，成了蒸酒者的常识。为了保证税收收入不变，被钻了空子的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但政府的这种行动反而刺激酒厂进一步推广改造，政府和私人部门反复博弈，蒸酒厂商经常行动更快，最后的结果是极为振奋人心的——蒸酒器的生产率与最初相比，提高了2880倍！

  亚当斯密从古典的理性主义财政观点出发，总结出“斯密教义”。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水晶般纯粹和理性的分析框架一样，“斯密法则”假设了一个完美信息与产权清晰的税收市场，滥用税收不仅是一种暴政，更是一件愚行，即使以纯利益衡量也应被摒弃，因为它将使避税的动机大于生产的热情，引致税基的坍塌。

  累进税有利于降低不平等吗？

  2016年的美国大选初选，曾有位一度颇热门的候选人，黑人外科医生本杰明·卡森。此君发于贫贱微末，以个人奋斗成为杰出的神经外科医生，但就整体政治立场而言极端保守，在税收政策上尤为令人侧目。卡森主张以圣经的宗教十一税为模版建立单一税制（FlatTax），代替目前复杂的累进税，不分贫富税率一刀切，直到接受采访时主持人告诉他，若以单一比例税想达到目前的联邦税收收入水平，实际税率将达到20%，意味着穷人大幅度加税和富人大幅度减税。

  尽管场面一度尴尬，但是一位公开总统候选人的税收政策，不会没有基础。与卡森抱有相似观点但不至于过分极端的候选人，有人气很高的参议员兰德·保罗与克鲁兹。前者甚至认为，17%的均一税之后，就应该取消所有的资本利得税和利息税。

  现代福利国家奉行的累进税制，即对课税收入/财产金额增加而执行递增的税率，本质上是为了对抗均一比例税的累退性。累退性，指一种税收方案就课税人群的实际收入而言，收入越低却实际税负越重——如果所得税采取均一税率，如同卡森医生的建议，那么低收入区间的税负痛苦会远远大于高收入区间，原因在于它没有按“负担能力”衡量福利净损失。间接税中的营业税和消费税，直接税中的财产税，特别是房产税，都显示出重要的累退性，导致社会分配不平等的恶化。

  累进税的理论基石是福利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所奠定的，斯密教义的公平原则被扩展到“负效用”的公平，从边沁到埃奇沃斯和庇古，效用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以“平等牺牲”和“最小牺牲”定义税收的福利损失，对抗累退性，政府应当如同耶稣对待穷寡妇的两个铜板和富翁的十个金币，去再调整税负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

  累进税历来是普遍认为的社会公平调节机制，为左派所推重，就连《共产党宣言》都明确支持征收高额累进税，并将其视为“最先进国家”的特征之一。欧洲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背后，也有非常悠久的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历史。然而累进税的实质，其实是对社会公共服务执行价格歧视，对不同人群出售社会契约的不同定价。价格歧视可行的前提，是垄断者掌握完全信息，以及不同市场的有效隔离，前者会造成税收成本的提高，后者则会催生套利行为（逃税和避税）。更不要说，累进税本身所具有的效率缺陷，会抑制高收入阶层的创造力，一旦避税的驱动力超过创造价值，“成功者惩罚”就会从反面抑制税收总收益，导致福利支出的不可持续。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有力呈现了不平等加剧的现实趋势，累进税制并没有成功地调节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结果，相反却成了一种平等主义的幻梦。国家对稳定税基的需求，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依赖，令累进税制的大部分负担由中产阶级而不是富人承担，全球化进程极大刺激了资本收益避税工具的丰富，当国家调节能力弱化，累进税制不仅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反而微妙地激化了衰退的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之间的对峙，为民粹主义崛起创造了财政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主动介入导致了国家的自我绑架。

  或许平滑一点的累进税曲线能够将单一税的优点吸纳改善一部分，或许引入集体谈判机制商讨弹性税率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方向，然而真正应该凝视的，还是国家这条史矛革巨龙，有多少惰性，又有多少动力，抓起又放下洞穴里的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