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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关于天才与灵感的故事。

每个人都可能产生灵感，灵感的迸发无迹可寻，但灵感不是偶然得来的：知道得越多，你越有可能拥有它；认识和交往的天才人物越多，你越有可能拥有它。

本书介绍了人类历史上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天才人物，他们那些或大或小的奇思妙想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然而，天才并非与生俱来，书中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些伟人也曾是和我们一样的少年。他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脚踏实地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

你也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吗？那就来读读这些天才的故事吧，看看他们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感受一下天才非凡的灵感，愿它们能给你带来启迪！

天才、鬼才与灵感

灵感的代言人

灵感：它们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

智慧树

女性的奇思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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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到互联网

从电灯泡到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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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领域的奇思妙想

从希罗多德的发现到奇里亚科创立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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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的发现

放射性碳博士

艺术与设计领域的奇思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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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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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的英雄史诗

但丁的旅程（《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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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石器与热兵器

战争中使用热气球、雷达、机器人

马其顿方阵与拿破仑的罐装食品

阿基米德与他的天才战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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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巫师、中医、希波克拉底与盖仑医生

从拉齐的肥皂到未来的基因组图谱

列文虎克的“微生物”与解开谜团的显微镜

传播霍乱的水泵与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医生的心脏移植手术

体育领域的奇思妙想

田径比赛与球类运动

冲浪、网球和冰壶

奥林匹亚竞技会：拳击手毕达哥拉斯与体育记者亚里士多德

室内健身运动的发展

顾拜旦男爵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

（伟大人物）在细微之处的灵感

爱因斯坦的静音冰箱与毕达哥拉斯的单弦琴

牛顿用万有引力定律解释潮汐现象

哈雷彗星回归与“罗塞塔”号探测器

达尔文的环礁理论

地学领域的奇思妙想

亚里士多德等人支持地球是圆的，这一观点最终被麦哲伦所证实

地球的核心结构与年龄

大陆漂移说与冰川理论

微观领域的奇思妙想

泰勒斯、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与恩培多克勒的世界本原论

四元素说、燃素与拉瓦锡的伟大发现

原子、分子与放射性

神秘的夸克与大量基本粒子

量子与希格斯玻色子

女性的奇思妙想

杰出女性的发明与发现

从美国海军的第一个编译器到防弹衣的发明

环保教母蕾切尔•卡森与“太阳女王”玛丽亚•泰尔凯什

不可能实现的（或者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达•芬奇与牛顿的永动机

无限免费能源的梦想

空气动力汽车与远程传输

特斯拉的宇宙能源与地震机器

时间领域的奇思妙想

从苏美尔人的小时到中世纪的闹钟

惠更斯与最早的怀表

伽利略用脉搏测量时间

看表识经度——航海精密计时器

爱因斯坦的时间与黑洞

19世纪的奇思妙想

充满发明创造的世纪：从伏打电池到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院

贝尔的第一条长途电话线和特斯拉的无线通信技术

可口可乐与圣诞老人

埃菲尔铁塔

失而复得的灵感

高楼降落伞与摩西的电容器

傅科摆与陀螺仪

机器人之父贾扎里

帕斯卡计算器与土豆的再次发现

风塔与制冰机

冰箱的历史

汽车领域的奇思妙想

达•芬奇的弹簧车与“屈尼奥的怪物”

本茨夫人与她丈夫的汽车

电动汽车一雪前耻

恩佐•法拉利的赛车事业

埃隆•马斯克的火星梦

日常生活中的奇思妙想

从伽利略的温度计到罗伯特•雷科德的等号“=”

甜筒冰淇淋和第一个商用微处理器

发明脸书的年轻人

伊特鲁里亚人的拱顶石和石油的发现

从阿司匹林到第一台吸尘器

从第一枚硬币到比特币的发明

牛顿的猫门洞和达尔文的挠痒痒

宇宙领域的奇思妙想

古人的宇宙观

托勒玫的“地心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

布鲁诺与开普勒

浩瀚无垠的宇宙

从宇宙大爆炸到暗物质

卢卡·诺韦利

意大利顶级科普书作家、插画家

曾获青少年最佳读物普及奖、意大利环境联盟最受欢迎儿童科普图书作家。他的著作已翻译成20多种语言，著有《跟着达尔文去旅行》等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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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这是一本关于天才与灵感的故事。

每个人都可能产生灵感，灵感的迸发无迹可寻，但灵感不是偶然得来的：知道得越多，你越有可能拥有它；认识和交往的天才人物越多，你越有可能拥有它。

本书介绍了人类历史上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天才人物，他们那些或大或小的奇思妙想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然而，天才并非与生俱来，书中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些伟人也曾是和我们一样的少年。他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脚踏实地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

你也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吗？那就来读读这些天才的故事吧，看看他们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感受一下天才非凡的灵感，愿它们能给你带来启迪！

• 作者：Chat Noir 发布时间：2020-11-03 23:40:24

  这本书并不需要修辞学。 莱希关注的是决策成形的过程，而不是满足普通读者的窥探欲望。

• 作者：韧勉 发布时间：2014-11-03 22:13:36

  不愧是最简明扼要的经学入门读本，读完此书对什么是经学才有了深切的理解，期待去看皮锡瑞的《经学通论》了。

• 作者：乌云珠 发布时间：2020-03-02 18:28:47

  兴业送的书，最近无聊才打开看的，有的邮票真是艺术品呀

• 作者：顿悟之后 发布时间：2022-03-16 11:56:55

  啰哩啰嗦，重点不清，为了显得案例丰富加了很多过时的、不恰当的小故事和案例，学术价值比较低

• 作者：桃夭 发布时间：2020-05-16 17:17:58

  汪老的文字读起来很舒服！但编辑有点儿不太用心，前后有一些重复的地方。“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他是这样写也是这样做。关于对食物的描写足见其对食物对生活的热爱…

• 作者：饼干 发布时间：2017-01-20 17:58:10

  也不知道是因为在翻译中少了乐趣，还是趣味的原因。始终没有觉得这个故事讲的特别好啊。反倒是暗喻了人与人之间的欺凌与歧视，背叛和孤儿的惨境，对老师的憎恨这些元素，看着很不舒服。结尾自喻好心眼儿巨人那里，让人觉得作者就是从饱受欺凌的小朋友长大的啊。我是不是因为读者视角太成人了觉得这故事太不阳光。然后想起其实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背后都特别凄凉和黑暗，也就觉得还好啦。

• 人权的贫瘠

  作者：神様 发布时间：2019-06-24 00:28:12

  塞缪尔·莫恩的《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在人权兴盛的当下是一部特别的作品。他返回到1977年以前的世界，以思想史家的客观和清醒展现了人权时代以前，“人权”话语在国际政治、社会运动、国际法等领域的处境，并揭示了我们所信仰的人权历史其实是被追溯着构建起来的，而其真实起源却被遮蔽。

  我们已经开始书写人权史。我们把人权的兴起描画为一条进步论的历史路线：启蒙和革命时期的哲人发现了人的自然权利，高呼人的自由与尊严，预言了人权的到来；二战之后这一普世维度逐渐展开，从二战的社会民主（罗斯福“四大自由”）与对大屠杀的反思，到《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再到冷战后期人权的全面兴起与广泛实践，我们一步步走向“人权”这个最高理想的伦理规范，它以人的尊严为价值，为所有人所共享。

  而与所有的乌托邦一样，这种叙事让我们重新注意到历史的某些资源，但也涉及到不自觉的遗忘与附会。塞缪尔·莫恩所做的就是为这段历史祛魅：人权不是一场有意识地的、坚定不移的进步进程，而是历史的偶然、孱弱的产物。一直以来，这个世界对于普世的人权其实多么陌生！莫恩坚持在人权、公民与社会权利以及人道主义的概念之间做出区分。我们所熟悉的权利一直牢牢植根于现代国家之中，而一个真正意义上超越主权的“人权”语词仅存在于历史的边缘地带。

  谈论人权的起源，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理解“人权是什么”。一个流行的看法是，人权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与总体性框架，囊括了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大清洗、发展、环保种种议程，致力于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充分实现。而莫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答案：人权是一个“底线”的价值，它诞生于国家权力与国际主义的“剩余”，是非政府组织在政治的废墟中找到的道德的一席之地。人权在诞生之初就是残余者的语言，“无权者的权利”一开始就预示着反对政治、致力于良心解放的姿态。

  人权的话语在最初就要构建一种国际平台，使得个人在此可以诉诸比政治更高的良心和法律来对抗主权。这是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论断——一方面，这说明人权不可能来自于国家框架下的公民权利，而只能来自于国家的“剩余”；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人权在随后的发展中陷入两难——莫恩称之为“道德的重负”：当人权成为一种国际社会的元语言，它开始承担起诸如发展、环保等等“治理性”活动，其不得不再次回到主权与权力，人权也失去了原本所主张的道德的纯粹性。我们不得不问道，这样一种话语，究竟能否支撑一种总体性的全球希望？这也就是“最后的乌托邦”的含义：前一方面就是人权何以是“最后的”乌托邦；而后者则是说，人权何以在本质上是“乌托邦”的。

  一、人权的史前史

  1.

  “人的权利”

  必须首先澄清什么是人权。人权是指一种国际秩序的构想，主张个人的某些权利是超越主权的，应该运用国际社会的相关机制为个人的权利提供保障。

  莫恩所批评的第一种流行的人权叙事，就是将人权上溯至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的权利”。这一渊源设想，人权早在潘恩的《常识》，在《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的时代就已经准备好了，只是等待我们去重新发现。

  但莫恩敏锐地指出，“人的权利”与今天的人权相去甚远。当下的人权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利话语，要求在民族国家之外给个人以保护，而“人的权利”则自诞生之初就与主权国家如影随形。宪法权利与主权是同时出现的，对权利的主张事实上是为人民革命与主权国家提供正当性，而不是为“人”提供正当性；而另一方面，一旦诉诸自然的权威的必要消退之后，权利就只有透过主权的“实定法”才得以现身。在这方面，左翼知识分子提供了更明确的批判。他们主张所谓的权利只是一种虚假的承诺，一种形式主义的同意，一个统治的谎言。

  更进一步地，基于“人的权利”或者“自然权利”所设想的秩序与人权的秩序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必须留意到，当19实际的人们诉诸神圣的自然权利时，有多么经常是在主张私有财产和自由竞争的神圣性。“神圣的自然权利”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竞争性的、拒绝干涉的个人主义色彩，而不是如今天的人权那样表现为一种社会保护。一个更好的例证或许来自国际法在一战前后所构建的世界秩序蓝图。国际法试图通过国家之间的自然权利来协调国际和平，而建立在私法原则之上的国际法事实上把“国家“当作了国际政治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因此排斥了一切对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

  2．早期联合国与人权

  人权真正被作为一种国际理念提出是在二战。在二战时的开明环境下，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被短暂地作为同盟国反对轴心国的道德资源加以利用；并且在联合国组建以后，联大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如今已成为人权领域最重要的文件之一，而即便现在看来，《世界人权宣言》写入经济与社会权利都是非常进步的。

  但悖谬的是，这一系列成果都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后续的人权行动。这一叙事错误地理解了当时人权的定位。那个年代并不关心建立一种为个人提供保护的框架。《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被讨论，其目的一定程度上是要彰显战后秩序相对于纳粹制度的道德优势。《世界人权宣言》性质的模糊使我们很难辨认这究竟是对未来的承诺，还是对已有胜利的宣示。“如果让公众感到大会代表们无法在保卫人权的需要上达成共识，就太荒唐了。”[1]其意义与1918年宣称一战是“公义的胜利”是一样的。相比纳粹制度下的压迫和战争，盟国的胜利被认为是代表着解放、自由与民主力量的正义世界的胜利。《世界人权宣言》就像是这样一份文件：纳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正义的一方已经获胜，保障公民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的一方已经获胜，我们保证我们的世界是保护人权的。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人权未必是一项事业，而是已经被认可和保护的现实——这也为联合国提供了正当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权宣言》法律效力问题的根源。既然这些权利已经被保护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种额外的国际机制？所要讨论的不过是各国实际的政治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人权从来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对“某国人权被践踏”的关切，而是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争论，即哪一种道路更加优越，可以更好地保护人权——人权事实上成为主权相互竞争的语言和武器。这使得人权立即在国际政治领域成为一个尴尬而富有争议的话题：既然正义的战争已经胜利，当下的迫切任务是缔造国际的和平与团结，人权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明确承诺的空洞概念，除了装点胜利和引起无谓的意识形态争执，有什么实际意义？

  《世界人权宣言》把人权带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但显而易见，此时人权始终屈居于某种更大的框架下，真正重要的是一种笼统的解放、正义、和平的语言，是建立一个比国联更有效、更有现实性的制度。对当时的人权信徒而言，在一个现实的、政治的时代，用一个抽象的宣言来重申人权理想，无异于对这一理想的巨大讽刺。它意味着不认真对待以保护个人权利为目标构建新世界秩序的严肃理想，而把人权变成胜利的仪式和象征，变成一个认真修饰的摆设。它是“对世界政府的基本原则所作出的回应，而它本身并没有对后者产生什么影响”。

  3.反殖民运动、民权运动与人权

  相较于《世界人权宣言》，战后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权运动浪潮似乎为人权带来了更有生命力的环境。国际社会对南非种族歧视的关注与干涉构成了较早的人权干涉案例，“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权利”似乎创造了一种国际主义的同盟，号召国际社会为被压迫者的人权待遇而行动。

  但这一希望是短命的。反殖民主义与人权的联系是短暂且偶然的，这一时期不是权利的年代，而是革命的年代。一些独立民族曾希望诉诸《大西洋宪章》以及战前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从而在国际的人道主义与他们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创造联系，获得西方的支持。但是在战争带来的短暂开明气氛过去后，西方大国在国际政策上重新转向了帝国利益，人道主义的呼声被忽略了，反殖民主义者于是转向了共产主义、泛非主义等革命性的政治想象。

  这对民权运动也同样适用。早期的民权运动家（如杜波依斯）也曾在1950年前后以人权话语呼吁国际支持，但却遭到了反对。之后民权运动便都是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下进行，而鲜少将其与国际性的人权相联系。一个解释或许是，冷战是意识形态对战的时代，人权也不例外。对较温和的民权运动家来说，诉诸国际人权话语对美国人权境况进行批评，将这个问题“国际化”，会被看作不顾国家利益而失去某些支持。而对于更国际主义的民权运动家，如马尔科姆·X，关注道德与法律的人权则太保守，他所追求的是某种民族性的、根本性的民族身份改变，是对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这也使得他在后来将黑人运动与新兴民族国家的共产主义、泛非主义乌托邦想象联系在了一起。

  而在更根本的层面上，当反殖民主义把民族自决、集体自决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并且将其作为人权的前提，人权所希望建立的对个人权利予以保护的国际体系其实被遗忘了。缔约国尽管承诺了种种政治与社会经济权利，但集体权力和主权是第一位的，对主权的干涉仅仅在略低于主权的种族歧视层面方为可能。新兴民族国家致力于乌托邦的幻想与彻底的社会改造，“民族独立”成为了最振奋人心的价值和最大的善。在这种语境下，集体的解放才最为重要，“宪政”“法律”的承诺则可有可无。哪怕西方偶尔对独裁和威权统治下个人权利缺失提出温和的关注，也都被后殖民国家视为前殖民国家对其民族独立不怀好意的干涉而拒绝。

  总体而言，这一时代对“人权”的运用是偶然的，更是错位的。人权的国际保护只在民族歧视这个与反殖民主义的重叠处才有些许可能；更重要的是，人权不再如过去所设想的那样旨在为个人权利的丧失提供保护，而是彻底落入了主权和民族的阴影。反殖民主义在一方面提供了解放的想象，但另一方面也是人权的最低点。在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下，“人权”被用来反对人权。新兴民族国家将人权解释为以民族独立为基础，恰恰最大程度地排除了国际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关心。这个乌托邦想象力最为飞扬的年代，也是暴力盛行、人权黯淡的年代。在政治乌托邦的最高事业下，个人自由没有立足之地。要等到政治热情消退后，人权才有生存空间。

  二、人权的兴起：重新讲一个故事

  直到70年代，真正的“人权”行动一直只是边缘和零散地在国际社会存在着，引起很少的社会关注。基督教保守主义尝试以“人格化的人权”构建西方文明以对抗各种解放性意识形态，要求铁幕背后的宗教自由；有几家非政府组织（如犹太人组织协商会、国际人权联盟）一直以人权为总体框架进行工作，尝试以人权对当下的联合国机构进行改革；1968年的国际人权年召开了德黑兰会议，但会议上各方只是充满敌意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指责联合国的人权框架没有实现目标，会议最终没有召唤起任何的希望和热情。

  人权运动在70年代的爆发有着一系列特征性的事件：卡特总统的道德外交、东欧“异议政治”的流行、拉美左派以人权的名义抵抗威权体制的镇压、大赦国际的事业获得了国际声誉。这些不连续的事件标志着国际上出现了一种广泛的境外人士对国内政治事业的同情。

  这似乎意味着，革命的年代过去了。这些事件过去都可以用别的概念框架来解释，异议政治过去是以社会主义不同道路的争论出现，拉美左派过去以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口号，卡特的道德和人权外交也曾被指责仅仅是另一套反苏联反革命的说辞。事情本身并不新鲜，但是话语的变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意味着人们开始以新的理念和价值理解这个世界。

  为什么所有人都开始像国际主义者一样思考？在一个个决定性转折点的背后，转变不是突然发生的。70年代早期开始，民主党就开始有利用人权对抗共和党的战争政策。但相比政治策略更重要的是，人权是一种重新获得正义感的方式。越战后的美国陷入军事失利和道义挫败的低沉情绪，过去代表正义与民主的美国形象被证明仅仅是一个反共战争谎言，这是一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领导地位和国家价值的战争。

  而通过诉诸道德和国际规范，他们获得了一种重新建立道义性和正当性的希望。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始终是美国价值的一部分，而过去的错误就是在权力的追逐中抛弃了道德价值。人权同时提供了两个作用，一方面它让人们得以打扫历史的废墟，找到某个被告来为错误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它让人们树立起希望，通过一个重返人权的故事让人们对国家价值和国际秩序重获信心。

  而在更广的国际层面上，人权意味着一种全球道德的兴起，它诞生于左翼乌托邦的废墟。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逐渐掀起了对苏联人权状况的质疑，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干涉则彻底打消了左翼对于修正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幻想。而民族独立的反殖民主义故事也因为许多新独立国家陷入独裁和衰退而失去吸引力，革命的浪潮过后，政治似乎并没有变得多好。

  人权就是在这么一个政治退却的空间里生长了起来。这也是为什么人权运动在最初所吸引的都是“异见人士”，来自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东欧极权主义与拉美威权主义反抗者。他们构成了一个来自“边缘人”“剩余者”的国际同盟，他们的形象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存在和极权主义之恶最有力的控诉，并且通过自外于政治，他们代表着一种新的价值——道德。这一价值的发现很大地重塑了国际社会的样貌，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得以成立，国际法也在半个世纪的黯淡后重获生机。但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无数的人们重新活动起来，国际组织、活动家们开始寻找政治压迫的受害者、调查国际罪行，人权为新的国际主义行动提供了正当性。人权的功能与过去的所有乌托邦一样，就是讲一个新的、道德和权利的故事，由此清算过去的错误，并且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提供某种复兴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承诺。

  三、人权的重负

  声称人权始于1977年并不是说这是70年代的全新发明，在国际法学者、国际主义者中确实持续存在着这种国际秩序的构想与实践。莫恩的贡献在于：（1）人权诞生于各种社会与权利运动的国内语境非常不同的环境，其一开始就包含着主权与个人和国际保护的张力；（2）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权或许历史漫长，但人权作为全世界共同分享的“政治理想”，其历史是短暂的，我们应该关注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人权如何继承了之前种种政治理想占据的空间，关注人权兴起与国际政治语境的关系。

  莫恩带领我们从最高价值的人权回到了“最小的”人权。对所有信仰国际主义、关心人在这个世上的处境的人而言，由国际社会为国家中被剥夺的个人权利提供保护是一个美好的设想，但它从来不是一个盛大的进步运动，而是在帝国、民族国家、国际主义的阴影下，在权力的剩余处艰难地前行。它诞生于各种高耸的政治乌托邦的坍塌，人们在失望之余寻到了这样一个最后的乌托邦，它不再承诺各种解放性的、彻底改造的理想，而希望寄托于某种超越政治的道德来创造幸福。

  人权走过的每一步都是这么令人忧虑，这也就决定了，人权终究是一个脆弱的成就。如果中肯地、有限地将人权理解为一种提供特定国际保护的机制，或许人权会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是这样一种最小的价值、这样一种去政治的道德、真的有足够力量来承载一整个国际秩序吗？在这种意义上，仅仅诉诸道德同样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有太多的问题注定仅仅用道德的力量显然不足以解决；而当我们把太多的问题说成道德问题，道德则变成一个暗渡陈仓的说辞，成为权力与策略的掩护。

  如果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能人权也是。人权提出时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善良设想，却被各色各样的政治理念所诱拐，对她许下各种虚假空幻的诺言，利用她来装饰自己的事业；等到政治让所有人失望，人权则被迫担上了过重的期望，用来为几乎所有计划背书。我们把种族灭绝称为人权问题，但是要防止种族歧视真的只要重视人权吗？人权提供了行动的理由，但是否足以提供一个方案？我们说人权的时候是否忽视了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当我们谈论“民主促进”“转型正义”是人权，要求更多的公众参与，但人权框架本身真的能够承载转型与宪政的重量吗？当我们谈论人道主义干涉是人权，人权真的能够承担战争与和平的重量吗？或许更糟的是，这样主动地提供国际保护，是否会让人权被战争裹挟，成为一个强权的工具？

  人权发展到现在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人权的含义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人权的未来有着多种可能，或许它将衰落，而人类凭着对乌托邦百折不挠的信念，在此之外又找到一座新的乌托邦；或许它将顽强地生存下去并保持生命力。人类始终是活在对未来的希望中的，这些故事和价值让我们的生活和行动拥有了更高的意义。但是点出乌托邦的虚妄并不是为了不抱希望，而是让我们自己清醒地意识到，乌托邦的故事让我们获得行动的力量的同时，也让我们的视线被遮蔽，而对世界其他的问题与可能性没有留意。对我们的世界而言，人权或许既太少了，又太多了。还原人权的本来面貌让我们得以反思，人权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承诺、又有着什么样的局限，让我们认识到问题的本来面貌，而去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 重新推导第四小节里定义数字的方式

  作者：PEAR 发布时间：2017-08-01 04:0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