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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反与情爱(高中篇)》是“独生子女心理健康指导系列”之一。《逆反与情爱(高中篇)》针对高中生的心理特点，以及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进行阐述，抓住其最具特点的案例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尤其是站在家长和家庭的角度，说明高中生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老师和家长的层面深刻地认识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通过老师和家长对行为和心理的改善从而改善高中生的心理问题。全书内容包括高中生在家庭、朋友以及周围人际圈中所表现的不健康的行为案例，每个案例由孩子的故事和家庭的故事，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专家提出建议和预防的方法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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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逆反与情爱(高中篇)》是“独生子女心理健康指导系列”之一。《逆反与情爱(高中篇)》针对高中生的心理特点，以及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进行阐述，抓住其最具特点的案例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尤其是站在家长和家庭的角度，说明高中生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老师和家长的层面深刻地认识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通过老师和家长对行为和心理的改善从而改善高中生的心理问题。全书内容包括高中生在家庭、朋友以及周围人际圈中所表现的不健康的行为案例，每个案例由孩子的故事和家庭的故事，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专家提出建议和预防的方法组成。

• 作者：Abcdefg.W 发布时间：2010-06-17 11:11:26

  我读的第一本官场小说~对于我这种即将步入社会的白痴~还是有所裨益的！

• 作者：S-lala尛A夣 发布时间：2019-01-08 14:07:50

  内容很好，但是音频也太不靠谱了吧。

• 作者：FindEureka 发布时间：2013-09-24 08:59:43

  20130924读毕。男人的养生书，从青年到暮年，如何养，为何养，多是中医手段。

• 作者：墨 尘 发布时间：2008-10-11 16:00:31

  为什么在豆瓣上找不到这个剧场版，，

• 作者：大-燕-威-王 发布时间：2011-09-22 17:15:05

  看得出来作者的治疗方法大部分具有人本主义倾向。作者以一系列小短文的形式，将自己多年来的治疗经验整理成85个建议，对于想从事心理咨询事业的朋友来说是很有益处的。心理治疗师要具有专业知识，要懂得时刻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最重要的，是怀有一颗愿意为他人心灵解除痛苦的“慈悲”慈悲之心。

• 作者：SundayQoQ 发布时间：2022-10-04 17:39:57

  喜欢这期的选题，是关于建筑和花园的印象记忆，get到一个新的知识点…人智学

• 我读《东晋门阀政治》-胡宝国

  作者：天地玄黄 发布时间：2012-06-01 19:21:22

  我读《东晋门阀政治》

  胡宝国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原载于《书品》

• 斗争的艺术

  作者：青砖壁瓦 发布时间：2009-07-13 19:44:51

   2007年底的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我漫不经心地在书城晃悠，在我喜欢的古代谋略的专柜眯来眯去的时节，忽然身边有人答话，看我这么喜欢谋略书籍，向我推荐了了《权力的48条法则》三部曲，当时翻了翻，就有点如获至宝的感觉。 恰如人生的豁然开朗，也就是源于一个偶尔感应的灵感，一个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串起了一道长长的必然之路。所以经常我们漫不经心的每个举止，其意义都是在为自己找着一个出口。

      美国人写得权谋之类的书籍，往往总喜欢用标题去归纳出共性的东西，也许是美国人天生不擅于抽象思维，所以他们的著作里内容不乏精彩纷呈之处，但是提纲挈领的功力相差甚远，这三部曲也是，书中案例给人的启迪要比那48条法则本身要精彩许多。

        第一部分：书中印象最深的三点：

      一、不要让人吃定你：

      我特别喜欢《权力的48条法则》中的一句话：“人类是一种习惯性的好奇动物，总希望通过别人的行为来揣测出你一贯性的被熟识的东西；但一旦被人预料到你的行动，对方就有吃定你的感觉。 而你那些看起来。缺乏连贯性的行动,总会让人心慌意乱，他们会费尽心机地去揣摩你的行为。这一策略运用到极致，就会起到威吓震慑的作用”。

      拿中国的抗美援朝来说吧，搁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不仅实力悬殊毫无胜机，如果朝鲜输掉了，那么国内也要再次上山打游击了，当时的不安牌理出牌可谓是不理性，但却让美国人对中国军队或多或少存在一种担惧：在越战中，中国的警告美军不得越过十七度线，结果美军始终避免直接把中国拖下水，始终不敢过十七度线以南进行轰炸打击，不然凭美国的军力早把越南从南到北全部占领。

      即使一个孱弱的人，也更需要偶尔流氓一下，以支撑下自己最后退让的支点，出击不是为了取胜，而是为了退守后的安宁。

      二、边境谈判策略：

      在《战争的33条战略》一书关于外交-战争战略中，作者说：“在谈判前和谈判中，你都必须保持进攻，给他们制造持续不断的压力，迫使对方接受你的条件。你获取的越多，你可退让的就多。要给自己树立起强硬、不妥协的名声，这样他们还没和你会谈就已经陷入窘境了”。

      现在我国与与印度藏南边境争执的被动，在于印度不断增兵、不断利用亚行正义地段贷款等不停的小动作，向你一点点摸索你忍受力的试探进攻，韬光养晦不会起到作用的；印尼不断在我国领土抓关渔民，这也是我们纵容的结果，如果对方抓我们85个，我们抓对方2倍的85个，我想，强硬起来的结果是对方也会妥协，至少会退回以前互不侵犯的立场。我们一味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实这是一种胆怯的退让，所以我们在谈判上已经失一着先机了。

     “赶走入侵者的最佳方法是首先不让对方攻击你，让大家都知道，你有点疯狂，和你开战不是件简单的事。 如果你的敌人不缺信因为攻击导致战争的后果，那么这些恐惧和焦虑，会使得对方三思而后行。”

      三、仅有善良是不够的

      书中序言的一段寓言很有意思：羔羊不喜欢猛禽毫不奇怪，羔羊之间窃窃私语“这些食肉猛禽都是坏蛋，因此我们有权高呼：只要跟猛禽作对的都是好人！” 羔羊的这些想法并没有错，但猛禽带着嘲弄地说“我们并不反对这些善良的羔羊，事实上我们很爱它们，因为没什么食物比娇嫩的羔羊更可口了”。

      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勾心斗角的大宫廷，我们置身其中，如果以淡泊为名试图置身于游戏之外，都是徒劳的，权力就是一场竞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据形势变化而不是根据善恶来洞察局势，在权术面前，仅有善良是不够的。

      马基雅维利说过：“任何一位试图永远为善的人，必定会毁在那些有意为恶的人手中。因为，想要保持权位的君王完全有必要学习使用不为善的方法，在实际中或者加以运用或者避免使用。”

      

      第二部分：要知道自己是谁：

     

      富凯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平日奢靡无度但颇有能力，当首相马萨林去世的时候，富凯非常想接这个位置，但是国王决定取消这个位置，于是富凯就想取悦路易十四，使出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步屎棋，于是他决定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豪华宴会请国王参加，全欧洲的贵族和名人如拉封丹等都参加了这次宴会，甚至莫里哀特意为晚会写剧本，筵席也极尽奢侈，河边焰火、饭后城堡花园漫步，人人都称之为平生参加的最豪华的宴会。 晚宴后的富凯沾沾自喜地等待着国王的恩宠，结果却是第二天就被投入大狱，而路易十四用了更可靠的人接掌了财政大臣，然后把富凯的建筑师、装潢工匠和园艺师全部收罗麾下，使得自己以后每一次宴会都比富凯这次宴会更豪华、更铺张。

      明朝首富沈万三，不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然后还请求犒军，结果朱元璋大怒：“匹夫稿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而马皇后劝说“不祥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于是把沈万三没收财产发配云南。 清朝最著名的商人莫过于胡雪岩了，做到胡雪岩这么大规模的，就不可能不与政治勾结了，随着生意的一点点壮大，就像我们现在的商人一样，官商关照的关系一直从县府到左宗棠，1878年前后胡雪岩曾代表清政府以私人名义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白银，约定期限7年，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帮助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这笔借款每年由每年清廷上海道台府协饷的方式来补偿给胡雪岩，供他还款之用。结果李鸿章让手下通知上海道台缓发协饷20天，再去汇丰银行放风，造谣说胡雪岩的资金即将告罄，汇丰银行向胡雪岩逼款，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阜康银行调来80万两银子，然后再发动对阜康银行的挤兑，终于使得胡雪岩破产于银行的挤兑中。

      无论富凯、沈万三还是胡雪岩，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Never Outshine the Master ，就是说，永远不要得意忘形到锋芒毕露到遮住比你高位的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