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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刘丽华教授为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开发的口译训练教材已经完成。本册教材是初级用书，接下来还将陆续出版中级和高级用书。《中日口译教程(初级)》的出版，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无比高兴的事情，在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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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吉林大学刘丽华教授为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开发的口译训练教材已经完成。本册教材是初级用书，接下来还将陆续出版中级和高级用书。《中日口译教程(初级)》的出版，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无比高兴的事情，在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 作者：源姐姐 发布时间：2011-09-14 00:52:00

  05年买的，真的不错的书，当时没有MP3版。只有5磁带和5CD版（都是另付费了当然），最后选了磁带版。现在的新版是MP3版了，而且是随书就有。

• 作者：. 发布时间：2016-12-22 20:01:16

  译者太滥用"来着"了

• 作者：Takumin 发布时间：2015-05-06 12:16:55

  真的非常棒

• 作者：风行水上 发布时间：2022-09-30 16:53:41

  写的比较通俗，对于有琴童的家庭，可以看看。作者是一位有丰富钢琴教学经验和美学素养的老师。对于琴童的练习（学琴的意义、乐理课与钢琴课的关系、练琴的效果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 作者：奶斯 发布时间：2020-02-03 16:14:35

  口语和听力都很日常实用，认认真真做完一本明显感觉进步很大

• 作者：Brenda 发布时间：2009-11-27 16:48:44

  考虑到她整体剖骨见髓的犀利，这是Horney比较让我失望的一部书，应该为她早期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受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响太大，远不如她个人出版关于神经症书中的见地。

• 谈简体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整理质量

  作者：2333 发布时间：2021-01-24 12:20:20

  按：陈先生著作简繁之争早已告一段落，现在或许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此事。超脱立场层面、情感层面的争论，简体横排的技术问题本身就比较复杂，具体操作需要格外谨慎。本文所谈即就此而发，其中或许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大致表达了对陈先生著作整理的思考。唯望能对陈先生著作更好、更准确的传播有所助益。（原载《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3日）

  2020年，陈寅恪先生的著作进入公版期，3月，译林出版社推出陈寅恪著作的简体横排版。该版甫一面世，争议便随之而来。争议的焦点是，陈寅恪先生当年曾明确要求自己的著作出版时“不要用简体字”，如今把他的著作整理成简体横排，是否合适。支持与反对的声音，读者自不难从各种报刊、新媒体中读到，笔者也不打算就此发表意见。这里想说的是，既然图书已经面世，我们倒不妨看看许多读者所关心的整理质量如何，如果校订精审、处理得当，简体横排版亦不失为一个可以参考的有价值的版本，也会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欢迎。

  　　据《陈寅恪合集》的前言和补记，可知新版投入了很大力量保证质量，尤其在繁体字转简体字、添加书名号以及对底本的原标点作必要调整方面，“均耗时费力考籍核典，殚精竭虑决定取舍，以尽其意，以求准确”，其重视程度可以想见。从笔者读到的陈先生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来看，也确实如此，新版编者在编辑校对、装帧设计上都下了很大功夫，颇便读者，但同时，疏忽与失误的地方亦复存在。由于有些问题是在整理过程中产生的，所以有必要谈谈其中典型的案例，俾使陈先生的著作得到更好、更准确的传播。

  　　一、繁体字转简体字致误的情况

  　　第62页“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适，其宗子有分禄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缞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适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引语中的两处“适”应为“嫡”，宗法制度下指家庭的正支。陈先生原文为“適”，此字对应的简体字（或异体字）有“适”“嫡”等，据语义这里应为“嫡”。第180页“寅恪自唯学识本至浅陋”，“唯”应为“惟”，“惟”有“想，思考”义项，作此义项时不写作“唯”。第306页“一席只奉亦竭情礼”，“只”应为“祗”，“祗奉”乃敬辞，不作“只奉”。

  　　形近而误的问题也有多处。如第329页“前宜州刺史郑元壔已致仕”，“郑元壔”应为“郑元璹”，两《唐书》有传。“壔”“璹”二字读音不同，意思差别也大，一为土堡，一为玉器，想必没人愿意取名意为土堡的“壔”吧。第275页“崔祐甫，父河黄门侍郎”，“河”应为“沔”，其实上一页有引两《唐书》的《崔沔传》，稍一注意即可避免。另外如第100页“乙已”、第331页“丁已”，“已”应为“巳”；第138页，“俀国”应为“倭国”；第177页“为曰久矣”，“曰”应为“日”；第202页“陇西李嵩”，“李嵩”应为“李暠”；凡此种种，不待多举。

  　　另外，第111页“殷道尊尊，周道亲亲，今朝廷既尊周礼，无容违达此义”，“违达”不词，陈先生原文为“辄违”，不误。第111页“《周书》四三《苏绰传》”，“四三”当为“二三”。第215页“《旧唐书》二〇上《安禄山传》”，“二〇”当为“二〇〇”。

  　　二、因加书名号而致误的情况

  　　繁体竖排版印行的时候，就有读者提出意见，希望能给书中的人名、地名、书名标注符号。此次简体横排新版，整理者按照现代标点规范，相应添加了书名号，对读者来说是一个便利。但是书名号的添加是一项复杂艰辛的工作，同时也考验点校者的学术素养，尽管新版大多数地方都正确添加了书名号，但由于陈先生征引著作之广，语言习惯之独特，书中仍有一些疏忽的地方，现略举例加以说明。

  　　因书名号致误的情况可分三种，第一种是非书名的普通词汇加了书名号。如第32页“此节为《史记》苏绰之所以遇合宇文泰之一段因缘”，“此节”即书中所引《周书》二三《苏绰传》一节，与《史记》实无关系，这里的史记就是历史记载的意思，是一个普通名词，不需加书名号。第97页“护性至孝，得〔母阎姬〕书，悲不自胜，《报母书》曰”，报母书是普通词组，与上文语意连贯，加上书名号后，句子反不顺畅，而且，原文《周书·晋荡公护传》并无母字，此处不知是否为编者径改，然无论是否加上母字，书名号都是多余。第117页“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国”，引自《周礼·天官·太宰》，此处“六典”指六个方面的治国之法，并非如后来《唐六典》一类的书名。第177页“盖《中央亚细亚》发见之光宅元年婺州租布”，中央亚细亚在这里当作一个地理概念为宜，即上文发现婺州租布的AstanaCemetery所在地。第231页“又两《唐书·大亮传》俱言太宗从大亮之请，与《贞观政要》不合，鄙意《吴书》似得其实”，《贞观政要》作者吴兢，吴书指吴兢的著作，文中也就是指的《贞观政要》，无需另加书名号。

  　　第二种情况是漏加书名号，使得专有名词变成了普通名词。有些疏漏读者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如第109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59、260页“玉泉子”、第273页“旧唐书”，等等。但有些可能会引起歧义或影响文意，兹举较为明显的数例。如第21页“高堂生所传士礼亦谓之仪”，《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皆提到高堂生传《士礼》一书，《汉志》明确记载为十七篇；而《士礼》后世又称为《仪礼》，这里简称为《仪》，故二者应加书名号。第35页“裴《注》云：魏略以遇及贾洪……等七人为儒宗”，《魏略》，记载魏国历史的著作，三国魏郎中鱼豢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多引用此书，应加书名号。第49页“显祖屡引骏与论易老之义”，《易》《老》，《周易》《老子》的省称，应分别加书名号。第112页“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大风用典，指刘邦《大风歌》，当加书名号。第176页“《通鉴考异》依旧传作‘萼’”，“旧传”指《旧唐书·颜真卿传》，同样的例子还有第331页“旧志平州隋为北平郡”，“旧志”指《旧唐书·地理志》，都应加书名号。

  　　第三种情况是书名号的添加不规范或因对书名的理解不准确致误。前者多出现在书名篇名等并列存在的时候，因书名号的添加致使层级和逻辑欠妥。这种情况非常多，像《〈南齐书〉〈南史〉俭本传》《北史·隋书·裴矩传》《〈魏书〉〈北史〉程骏传》《魏书〈贺讷传〉〈高车传〉》《两唐书〈朗本传〉》《两唐书〈弼孙密传〉》《百官志〈序〉》等，稍一翻检，俯拾皆是。第123页《魏书/北史〈魏世祖纪〉〈高允传〉〈游雅传〉》，是这类问题的一个极端。其中的不规范，若细究起来，还可具体再分，这里不打算对此纠缠。而之所以出现这种不规范的现象，我想也是整理者的无奈之举。陈先生用文言写作，引用书籍既多又频，当连续出现不同的书名、篇名等而不加助词时，确实难以用书名号合理标注（要解决这个问题，或可用专名线）。因此，回头想陈先生当年要求“标点符号请照原稿”，如今看来不无先见之明了。说完前者，再说说后者，因对书名的理解不准确，而使书名或增字或减字的现象。如第96页“沈炳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亦已言及”，沈炳震书名应该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同理，第285页“《李栖筠》传”、第285页“《李相国论事》集”书名号外的文字也应在书名号内。第115页“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七职官类《唐六典》条”，晁公武是作者，书名应该是《郡斋读书志》，与此相同的例子还有第214页《玄奘西域记》、第215《郭子仪雪安思顺疏》、第270页《康骈剧谈录》等。另外，第208页白居易诗名《李留守相公（李绛）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误为“《李留守相公（李绛）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诗”；第284页，韩愈诗名《永贞行》及《忆昨行》误为《永贞行及忆昨行》，则大意太过，实不应该。

  　　三、标点符号添加和段落划分不当的情况

  　　简体版的前言和补记都提到对底本的标点做了必要调整，就笔者阅读所及，其调整多属于语气缓急的处理，影响并不大。陈先生的古文语感绝对好过当下人，如非笔误，笔者认为可尽量尊重他的点读。因为，稍有不慎，不仅不能给读者带来方便，反而会带来困惑。如第71页：“至许善心驳皇后属车之数不应差降，请从宋制为准，则南朝旧臣以其所习为隋代制度之准凭。于此可见，此隋文制礼兼采南朝文物之例证也。”“准凭”之后，语句尚未结束，“于此可见”实是紧乘上句而来，所以“准凭”后应用逗号，“于此可见”后用句号点断。第89页“今京城隋文帝，开皇二年六月，诏左仆射高颎所置”，应为“今京城，隋文帝开皇二年六月，诏左仆射高颎所置”。又如第130页“尚书令赵郡、王叡等奏上《齐律》十二篇”，“赵郡王叡”指的是赵郡王高叡，从中断开后则形同二人。第140页“如传《序》略云：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这句是说丑胡、杂伎封王开府的人很多，“封王者”前面的顿号多余。第272页“牛党中以进士科出身者如李珏，则系出赵郡李氏；李宗闵则为唐宗室；而郑王元懿之四世孙，至党魁牛僧孺更是隋代达官兼名儒牛弘之八世孙”，“唐宗室”后的分号应为逗号，因李宗闵即郑王李元懿的四世孙，前后两句并列，紧密相承，不能断开。限于篇幅，现再举一例，第341—342页：

  　　（关于府兵制前期问题，详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兹可不论，唯唐代府兵为兵农合一制一点，恐读者尚持叶水心兵农分离说而不之信，请略举一二例证，以祛其疑焉。……二为戈本《贞观政要》二《直谏类》贞观三年诏关中租税免二年条（参《唐会要》八五团貌杂录条及《魏郑公谏录》）略云……斯事今不能详论，仅略述大意，附注于此。

  　　这里所引一段，是陈先生行文中的说明文字，故用括号标注。该段的标点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前面半个括号保留了，而段落最后的半个括号却被无故删去。第二个问题是，因为这段说明文字里面又有括号标注的说明文字，所以，为了表明层次，段落前后的括号应以中括号为宜。而像整理者目前的处理方式，似乎没有准确理解这段话的性质和逻辑，徒然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障碍。

  　　关于段落的划分，这里稍稍提及。陈先生的写作有自己独特的文体风格，如其所说“略引旧史，稍附论释”，论语与引文交叉顶格排列，并没有严格的现代出版段落规范。本次简体版则根据文意自行划分了段落，以段首缩二字表示。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即原文中某些段落的分属有时比较模糊，独立与否或可两通，因此对于这样的段落简体版不管怎么处理或许都不致错误，但也正因如此，划分后究竟是否陈先生原意就难以知悉了。不过，像第71页“寅恪案：属车之数，晋迁江左为五乘……此隋文制礼兼采南朝文物之例证也。又同书一一《礼仪志》略云”最后一句当另起一段；第228页“《新唐书》一四八《牛元翼传》”作为段首当缩两字格；第250页“（寅恪案：《通鉴》二一〇开元元年七月乙丑上皇徙居百福殿。）”一句说明文字当与上段接排；第304页“不过俱文珍私党之诬词，非公允之论也”、第342页“据魏征‘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之语推之”皆紧承上文，不需缩两字格；等等，则无可疑。

  　　该书后记在交代整理的原则时，有一条是“径改文字讹误”，因不出校记，已不易知整理者具体改了哪些，不过，就笔者阅读所及，底本存在一些陈先生笔误或手民误植的地方并没有在新版中改正过来，今一并述及，供读者以及该书的各出版者参考。第37页“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治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泰治”应为“泰始”，泰始是西晋武帝年号，陈先生该书1946年商务印书馆版即作“始”，不误。第54页“《宋书》六五《林骥传》（《南史》七十《循吏传·杜骥传》同）略云：杜骥，京兆杜陵人也。”“林骥”应为“杜骥”。第56页“其详当于后论都城建筑师中述之”，师应为节，二字应是繁体形近而误。第115页“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等参撰”，应为“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等参撰”。第121页“自余篇目条纲轻重繁简一治用梁法”，似衍治字。第128页“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甲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甲闻不词，应为申闻。第150页“元子孝与元欣同为魏朗宗室”，朗应为朝，二人同是元魏宗室。第230页“见《后汉书》四八《吴盖陈臧传论》章怀太子《注》”，《吴盖陈臧列传》应在《后汉书》卷一八。第273页“故对于此新旧两统治阶级之斗争，传处于中立地位，既自可牛，此李宗闵之所以为牛党也，亦复可李，此李回之所以为李党也”，传似应为转，作副词，表转折，用例如《诗经·小雅·谷风》“将安将乐，女转弃予”，第283页“公允之程度虽有可议，而其纪内廷宦官之非属一党及压迫顺宗拥立宪宗之隐秘转可信赖”，其中“转”的用法与此相似，益可证明。

  　　对于简体横排版的出版初衷，整理者在后记中说：“本《合集》以‘经纬陈寅恪，走进陈寅恪’为编选宗旨，以为‘更多读者接近陈寅恪，阅读其著，体悟其思’提供好版本为目的。”陈先生的著作是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无疑值得我们守护和传承。做成简体横排，在形式上更加贴近一般读者，思路是很好的，只是具体操作还需更加谨慎，不能以增加更多文本问题为代价。《陈寅恪合集》共计九册十种，至少就笔者阅读到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来说，整理质量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希望再版时能够予以修订改善。

  　　（本文参考的繁体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版为主）

• 刘思亮：注解平实　深入浅出 ——评汤可敬先生《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作者：八砖 发布时间：2019-01-11 14:54:18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是“经宗郑玄，字祖许慎”，许慎的《说文解字》无疑是传统字学的正宗，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古代，识字是读经的必由之路，通经是识字的最终目标，所以研习和阅读《说文》，必须明确《说文》首先是经学著作，其次才是字理之书。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学，是近百年才兴起的新学问，文字学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近百年里不断涌现出来的甲骨、铜铭以及简帛等材料，这些材料的出现使得人们能从字源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认识《说文》。研究者根据新出材料，做出了很多与《说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尽管很多是对许慎说法的否定，但并不足以削减《说文》的价值，因为《说文》不是现代文字学意义上的古书，并不负责承担文字学意义上的阐释错误；并且，《说文》中有些解析哪怕是错误的，但在文化史上却造成了积极的、正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也不能因《说文》的错误而割裂或遗弃。目前市面上好多与《说文》相关的著作并不能充分认识到这点，以至于要么专门从文字学角度出发批判《说文》“误说”；要么囿于《说文》成说，否定文字学研究的新成果。

  汤可敬先生撰写的《说文解字今释》是基于对《说文》性质正确认识，又善于吸收文字学成果的典范之作。该书以“译”、“注”、“证”三重形式发覆《说文》旧义，体例较为合理。其中“译文”、“注释”部分充分尊重《说文》原义，译用直译，注遵旧注，不妄作生发，对读者理解《说文》帮助较大。《说文》原文文辞古奥、凝练，不要说一般读者，即便是有一定古书功力的人读起来也略觉吃力，汤先生的“译”、“注”部分冥讨穷搜，将历代《说文》学成果酌加取舍，援在注中，解释《说文》词句又旁征博引，涵盖四部。如《说文·一部》“一”下云：“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许慎对“一”的解说并非文字学意义上的说字形、讲音韵、释字义，而是解说该字文化学或者说是哲学层面的意义，在解读此字时我们不能用文字学上的证据来讥讽或非议许慎，只能循其本义注解。汤先生的译、注显然较为客观公正，如注“惟”为“句首发语词”；注“太始”为“万物形成之始”，引《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释“道立于一”和“化成万物”；引《广雅》训“造”为“始”。简洁明了，干脆利落，既不破坏许说原义，又使得这段带有哲学性质的不太好理解的说解变得浅显易懂。

  《说文》重点不在于“解字”，而是在于说解文字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与其说是“解字”，不如说是“说字理”。如《说文·王部》“王”下云：“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这一解说最能体现出《说文》的经学性质。译、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许慎所想如实的反映出来，把许慎的说法找到出处。如“天下所归往”句以“往”训“王”，是声训，依据的是《穀梁传·庄三年》“王者，民之所归往也”的说法。董仲舒的说法依据《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至于孔子的说法今已亡逸，不知所本。汤先生除了“天下所归往”一句未注出处，其他都作了很好的交代，《王道通三篇》相关句子也择出附在注中，十分方便读者利用。对于孔子说法，指出“未详所出”，客观公正。参证部分则引用甲骨文和金文，指出“王”象斧钺之形，并云：“斧钺乃征战杀戮之具，用以象征权力。”所论至确。

  有些说解，如果不做注，可能会引起一般读者对许慎说法的误解。如《说文·爪部》“为”下云：“母猴也。其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许慎释“为”为“母猴”，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说肯定是错误的，汤先生“参证”里引甲骨、金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但如果对典籍不熟悉的人可能会对“母猴”造成误解，以为是雌猴。汤先生引徐灏《段注笺》说得很明白：“母猴犹言猕猴。”避免了一般读者的误解。其实宋罗愿的《尔雅翼·释兽三》也说过：“又沐猴、母猴之称，母非牝也，沐音之转也。”章太炎《新方言·释动物》也说过：“沐猴、母猴，母猴、猕猴，今人谓之马猴，皆一音之转。”“沐”、“母”、“猕”可能并非表义的词素，宋邵博《闻见后录》又称猴为“马留”，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又作“马流”，都可能是“夒”、“猱”的缓读。所以《说文》“母猴”的材料对于文字学虽然没什么价值，但对“猴”、“夒”、“猕猴”之间音的关系探究却是有帮助的。许慎说法虽然在文字学上没有什么价值，但错误的背后可能也有文化的依据。研究《说文》不仅要研究它对的一面，对于它错的一面如果能藉助当时的文化背景、经学或者其他材料揭示出来、找到错误依据，那也是意义重大的；或者可以以这些错误认识提供的线索去揭示、解读当时的其他思想、文化。这也正是汤先生“译”、“注”的价值所在，只有通过“译”、“注”读懂《说文》，才能利用《说文》。

  

  

  

  

  

  

  

  汤先生书中的另一大特色是征引了大量甲、金、简、帛的材料来注证《说文》，这是学术观念的与时俱进，也是与传统《说文》学很不同的地方。比如上引“为”字，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说，许慎说解是错误的，而汤先生引甲骨文、，金文、、，楚简，三体石经等字形，引罗振玉、李孝定、曾宪通诸位先生的说法，正确指出“为”象以手服象之形，让读者对文字学意义上的“为”字也有了全新的认识。从汤先生所引字形不难看出，他不仅仅立足于把“为”字的初文和本义讲清楚，还力求疏通“为”字从甲骨到秦汉文字的字形源流。所列字形可靠，并且很具有代表性，说解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笔者读后很容易对“为”字形、字义把握到位。

  

  

  

  

  

  

  

  

  

  

  

  

  

  

  

  

  

  

  

  汤先生撰写该书不仅要详查历代《说文》学研究成果，更要参考近百年来文字学成果，尤其文字学随着近三十年来新材料的不断丰富，考释成果日新月异、说法纷纭。要在纷说中选出最可靠的成果，不仅耗费体力，更考人功力。这方面汤先生是下了功夫的。如《说文·丨部》“中”下汤先生“参证”引甲骨文“”、“”等字形，并云：“甲文、有别，为后世伯仲之仲。”这是参考了唐兰先生《殷虚文字记》中《释中沖》的说法，“为后世伯仲之仲”的说法不一定对，但认为“”、“”当分为两系的说法确是卓识。目前好多学者都以为“”、“”是简繁关系，“”是“”的简化，汤先生没有盲目信从，而是选择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唐兰先生的所谓“旧说”，可谓卓识。裘锡圭先生《说〈盘庚〉篇的“设中”—兼论甲骨、金文“中”的字形》一文将“中”字形谱系梳理得最清楚，裘先生说：“我们认为的字形可以分析为在一根直线的中部加一个指示符号（本应为圆圈，书写时多变为椭圆，甲骨文为了契刻方便又往往变为方形），乃是表示“中”的一般意义的指事字。的出现应早于和，决非由简化而成。”可见，“”、“”确实是两系字，并且前者比后者早。这算是汤先生书中取旧说但被最新成果证实的范例。

  又如《说文·品部》“嵒”下汤先生“参证”引裘先生《说“喦”、“严”》一文，将品部的“嵒”和山部的“喦”分成两系，既为品部训“多言”的“嵒”找到了字源上的依据，证明了《说文》此条材料的可靠，也解决了山部“喦”的来源问题。所以汤先生在山部“喦”下“参证”部分又云：“与品部‘嵒’楷书形近。其实二字构形来源以及音义各不同。”这些观点都是可信的。

  汤先生的书还有一个特色是增释了徐铉的“新附字”，共402字，这些新增的“新附字”无疑为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在“新附字”考释方面，汤先生也有不少精彩的按断。如《说文·金部》“釽”下汤先生先引郑珍《郑新附考》言：“釽乃汉人别制。后因《方言》裁木之义，又别从片作，亦讹作。”“字应从爪会意，不从。”后又按断言：“其实，所谓‘讹’字鎃可视为釽的异体。从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