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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躲躲 发布时间：2017-10-20 15:07:16

  东野圭吾真是很棒的言情小说作者！

• 作者：yW 发布时间：2017-12-11 18:01:07

  怎么看不了

• 作者：麥荷門 发布时间：2024-01-31 21:01:21

  别具一格的版式+简明扼要的动物科普+幽默诙谐的漫画，整个就是有趣到爆炸。去年在书展争奇斗艳的“万花丛”中偶然翻到，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住了。

• 作者：nocturne 发布时间：2012-11-23 21:24:03

  语法术语很多和大陆的说法不一样，需要自己在心里转个弯哈！

• 作者：Tto 发布时间：2022-10-28 18:53:36

  真不错！买一本当字典用！

• 作者：老芒麦 发布时间：2014-02-08 23:52:18

  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 宋慈与《洗冤集录》（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名字写在水上 发布时间：2013-03-16 14:10:35

  本书为宋朝人宋慈（1186-1249）的法医学著作。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较完整的法医学专著。通称《洗冤录》。宋慈，字惠父，南宋建阳（今属福建）人。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历任主簿、县令、通判兼摄郡事等职。嘉熙六年（1239）升任提点广东刑狱，以后移任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淳佑年间，提点湖南刑狱并兼大使行府参议官。这一期间，宋慈在处理狱讼中，特别重视现场勘验。他对当时传世的尸伤检验著作加以综合、核定和提炼，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完成了这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

  　　《洗冤集录》的宋刊本迄今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元刻本《宋提刑洗冤集录》。内容自“条令”起，至“验状说”终，共5卷，53条。从目录来看，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宋代关于检验尸伤的法令；验尸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尸体现象；各种机械性窒息死；各种钝器损伤；锐器损伤；交通事故损伤；高温致死；中毒；病死和急死；尸体发掘等等。

  　　《洗冤集录》是集宋慈以前外表尸体检验经验之大成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开篇即提出不能轻信口供，认为“告状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对疑难案件尤“须是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他还提出检验官必须亲临现场、尸格必须由其亲自填写的尸体检验原则。

  　　《洗冤集录》虽成书早在1247年，但其中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是很多的。举其要者，有如下几个方面：（1）对一些主要的尸体现象，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洗冤集录》中称：“凡死人，项后、背上、两肋后、腰腿内、两臂上、两腿后、两腿肚子上下有微赤色。验是本人身死后，一向仰卧停泊，血脉坠下致有此微赤色，即不是别致他故身死。”这里所称“血坠”，即是现代法医学中的“尸斑”。本书还明确提出了动物对尸体的破坏及其与生前伤的鉴别方法：“凡人死后被虫、鼠伤，即皮破无血，破处周围有虫鼠啮痕，纵迹有皮肉不齐去处。若狗咬，则痕迹粗大”。（2）提出了自缢、勒死、溺死、外物压塞口鼻死四种机械性窒息。《洗冤集录》关于缢死征象的论述指出：自缢伤痕“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用细紧麻绳、草索在高处自缢，悬头顿身致死则痕迹深，若用全幅勒帛及白练、项帕等物，又在低处，则痕迹浅”。还指出：“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口吻、两颊及胸前有吐涎沫”。关于勒死，书中指出它与缢死不同之处在于项下绳索交过，绳索多缠绕数周，并多在项后当正或偏左右系定，且有系不尽垂头处。对于溺死的征象，书中强调为：“腹肚胀，拍着响”，“手脚爪缝有沙泥”，“口鼻内有水沫”等。（3）对机械性损伤的论述。本书依照唐宋法典的规定，将机械性操作明确区分为“手足他物伤”与“刃伤”两大类。他物就是今天所说的钝器。书中所述的他物手足伤多指皮下出血而言。书中详细论述了皮下出血的形状、大小与凶器性状的关系以及根据损伤位置判断凶手与被害者的位置关系等。对于刃伤的特点，书中描述为：“尖刃斧痕，上阔长，内必狭；大刀痕，浅必狭，深必阔；刀伤处，其痕两头尖小。”“枪刺痕，浅则狭，深必透？（枪杆），其痕带圆。或只用竹枪尖、竹担干着要害处，疮口多不整齐。”对于刃伤的生前死后鉴别，书中也作了极为详尽的论述：“如生前刃伤，其痕肉阔，花文交出；若肉痕齐截，只是死后假作刃伤痕。如生前刃伤，即有血汁，及所伤创口皮肉血多花鲜色；……若死后用刀刃割伤处，肉色即干白，更无血花也（原注：盖人死后，血脉不行，是以肉色白也）。活人被刃杀伤死者，其被刃处皮肉紧缩，有血荫四畔。若被支解者，筋骨皮肉粘稠，受刃处皮缩骨露。死人被割截尸首，皮肉如旧，血不灌荫，被割处皮不紧缩，刃尽处无血流，其色白；纵痕下有血，洗检挤捺，肉内无清血出，即非生前被刃。更有截下头者，活时斩下，筋缩入；死后截下，项长，并不伸缩。”此外，本书还对中暑死、冻死、汤泼死与烧死等高低温所致的死亡征象作了描述，对现场尸体检查的注意事项作了系统的归纳。但是，由于时代备件的限制，《洗冤集录》对某些事物的认识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一些死伤征象虽已认识，但不能正确说明原因。如对脑震荡、脑溢血等急死，以及由于钝器击打造成尸表完整，而内脏器官破裂而死亡的原因未能认识。关于血迹、精斑、毛发、毒物的化验对尸体检验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无认识。

  　　《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一部比较系统地总结尸体检查经验的法医学名著。它自南宋以来，成为历代官府尸伤检验的蓝本，曾定为宋、元、明、清各代刑事检验的准则。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起过重大作用。本书曾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深受世界各国重视，在世界法医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李海默 肖澜：伯林的三个面向 (【读品】97辑)

  作者：【读品】 发布时间：2010-05-29 01:32:11

  公元1990，历史的车轮仿佛骤然加快，全世界都带着一种失重的快感，倏忽跨入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之期。各种新说旧论，竞逐着辩难的话语之巅，并依据冷战格局的急剧蜕变，寻找支撑各自内在理路得以延展的事实座标。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这位可能是这个世纪最伟大思想者的老人，也渐渐滑向了人生最后的舞台。这一年，他81岁，出版了相当重要一本书：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共收8篇论文，发表于1950年代的1篇，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各3篇，再就是一篇从未发表过的关于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的论文，在中译本中，此文占全书篇幅近1/3），再过7年，伯林谢世，再过12年，中国大陆的读者终于可以见到此书中译本行世，睹物思人，不禁浩叹，可惜那个聪明绝顶的提问者，已不可能再给我们任何回答了。

  作为一个木材商的孩子，伯林一再被树的隐喻所吸引。最显著的表达，一是弯枝（bent twig），讲的是劣弱民族对欺辱它的强者的反向鞭笞，一是曲木（crooked timber），借用的是康德的名句，Out of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no straight thing was ever made。翻成中文，一般即说是“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

  伯林之所以如此钟情于这个表述，是因为他看穿了历史与现实共有的那一层巨大的吊诡阴影：由于人性有与生俱来的曲木性质，我们不能依照一个标准范式的蓝图来塑造人类社会，哪怕这个蓝图宣称已调和了各种各样的善的多元性，并因而具有能够改造人性曲木特质的要素；但是与此同时，当不同的人援引不同的价值时，探求一个一致性的解决方案仍存在着强大的紧迫性，并不能因我们对标准范式蓝图的厌恶而有所消歇。伯林最大的创造恐怕正在看穿了这层阴霾，并给出了部分的答案：我们自己面对的善的多元性，其中某些是互不相容的。但伯林留下未解答的那一部分，则更加扣人心弦，引人焦灼：我们何以应对那种“探求一个一致性的解决方案”的紧迫性？

  很大程度上这也许是高等学府研究学术的真正命题所在。我们原先以为为恶撑腰的论辩太诡谲，而为善而战的理念太空洞，因此要以复杂学理反复论证与支持简单的善，但是当问题进一步展开，我们才会知道自己面对的善的多元性，其中某些是互不相容的，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继续探求并支持一些公共善的存在，否则就连最基本的阵脚也稳不下来。因此问题很可能就会转移到，究竟哪些才是可以互相兼容并共同协进的善的多元性呢？究竟何以另一些会互不相容呢？09年新译出的这本《扭曲的人性之材》，无疑会为我们增加不少前进的思考动力。尽管包括伯林在内，我们谁都无法成为这个问题的直接裁断者。

  并非冷眼旁观者的伯林

  只有那些不能由独立个体给出完美答案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寄寓着人类存在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地具备普遍适用性。伯林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并且给出了这个问题存在的背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是对19世纪自由理性主义的核心学说的抗拒，是企图回归到一种更为古老的道德混乱的努力”。而在伯林眼中“没有哪个思想家比康德对不加约束的热情、骚动的情感、狂想的反对更为强烈”，因此，借用康德的“曲木”比喻，等于就是要撬动当代的精神之基，扭转向古老的道德混乱的回归之力。

  这种形象，如果单独地抽离出来观察，不免貌似愤世嫉俗的“迁客”，或螳臂当车的狂人。但伯林不是，他比谁都更清楚摆出一副道貌岸然姿态指责举世之非的“内在谬误性”（inner falsehood），比谁都更警觉不要去充当动辄教训整个世界已走上歧路的道德巅峰圣贤家，因为你的思想，你的学说，其本质亦是人性这根曲木所造之物，也孕育和萌生于这个已然憧憬混乱的世界中。

  有意思的是，这种形象和熟读伯林作品的人对伯林的既往印象可能会有较大的差距，某种程度上，大家已经习惯将他看成一个深邃、神秘而且冷眼旁观（indifferently）的智者。在这种智者看来，提出能被人类采纳的任何实质性意见，以致人类演进程序发生变动，都将是有悖于他们信守的真理的，是徒劳而无功的，因为这些意见必然只是他们整体思想脉络中的片段与截面，必然无法反映他们艰辛构筑的核心论点，这种态度类似于所谓“知者不言”。何以伯林忽而如此直白地宣称自己其实有着一种极其鲜明的立场？

  我猜想，最能揭示出深层因由的正在于伯林书写的迈斯特形象。伯林并不想将迈斯特的形象彻底扭转过来，但他非常欣赏迈斯特思想中的某些特质。他说：“对于迈斯特同时代人，也许还对于迈斯特自己来说，迈斯特都好像是在冷静地凝视着古代的、封建的过往时代，但事后证明，迈斯特所看到的东西远比那种热血沸腾的未来憧憬更为明晰”，在这个意义上讲，毋宁说伯林以迈斯特为自期。另一个层面在于，迈斯特“反抗他所处的整个时代”，但其方式并非复制过去历史的空想，而是努力以过去的视域来归束未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治愈社会组织解体的唯一疗方就是那样一种秩序，它尊重非理性本能的持久性与深广度、信仰的威力、隐蔽的传统的力量，并满足人类对牺牲自己、经受苦难、服从权威，与对支配和掌握权威，为了权力本身而追逐权力的渴望。伯林告诉我们最为关切的一点，我们之所以要重视迈斯特，是因为他揭示的这个至关重要的“真理”前所未有地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了，“尽管是以其最为丑陋的形式出现的”，“以人类不可估量的苦难为代价，我们这位非凡的、可怖的预言家的深刻和睿智得到了证明”。伯林生逢这样一个时代，他遇到了迈斯特的绕不过去的遗产，如果仅是诠释时代的精神结构，那“述而不作”的态度就好了，可是，伯林同样需要一种迈斯特已经享受到的“事后证明”，这样至少存在一种可能性，将迈斯特以历史分析的名义所构想的极权社会的呈现形式变得不那么“最为丑陋”。

  伯林的迈斯特论稿1960年代完成后被暂时搁置发表，1990年《扭曲的人性之材》出版时，伯林在充分考虑20余年来迈斯特研究的进展的基础上，“他也并没有对此文进行系统的修改”，只是补充了几个新的段落并重写了几段。1990年代初期，伯林在一次与访问者的对谈中说道：“启蒙运动的价值，也即伏尔泰和孔多塞等人提倡的东西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把老百姓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此我站在他们一边。但是，他们是教条主义的，他们的做法也过分简单化了。如果你相信自由原则和理性的分析，就像我这样，那么你应该考虑有什么反对意见，你的结构在哪里出现破绽，你在什么地方走错了路：论敌的批评，甚至执迷不悟的对立观点，也可能揭示真理。爱如同恨一样能够磨练鉴别能力”。为了将这个基本的见解阐述得更加详尽，1994年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要印行迈斯特《论法国》一书的英译本时，伯林毫不犹豫地将此稿与其他一些增写的部分一道放入成为导言，在增写的部分里，伯林声称：“大体上，迈斯特没有正面学说，假如他必须在自由和死亡之间作出抉择，他会拒绝自由。虽然我们可以不同意这样的人，可是我们不妨记住，自由需要批评者，一如它需要支持者”。

  伯林绝非一个冷眼旁观者，尽管他往往呈现给世界一个保持距离的姿态。1997年伯林最后一本书行世，题目就叫《现实感》，只是我们应该了解到，他所指的需要现实感的东西，并不是说他个人的立场。

  伯林的社会科学之维

  在涂尔干所持的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wholism）来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可比喻成是叶和树，树叶随着季节的变化而生长和飘落，但正是树枝和树干日积月累地滋养着树叶的形状和分布。在这种观点看来，个体行动就像是随风飘动的树叶。尽管涂尔干的遗产一向不受正统学术圈子的钟情，但无疑揭示了极为本质的一点：个体受到社会的型塑，但不是所有的个体行动，都直接反映出对其进行型塑的社会性的实质（尤其是对个体行动的简单与表象的刻画，或者“复原”）。在这一点上，伯林与涂尔干有着深刻的契合。

  伯林早就说过：“Liberty for wolves is death for the lambs”，狼与羊无疑都受到了社会大环境的型塑，但如将狼捕杀羊仅仅看作物竞天择，那就是误解了社会性最为实质的部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狼与羊应享有的自由被同质化了，被抽离为“狼与羊都有捕杀与被捕杀的自由”，而偏离了原本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内在核心：狼与羊都有选择生存的自由，羊有逃避狼捕杀的自由，而狼也无法不尊重这一自由，因为若羊群完全失去这一自由，那么狼捕羊以维生的好日子也将距离告终为期不远了。中国古语所说“引狼兴鹿”，其实阐述的也是这个道理，一个良性的社会，必然是由一套良性的动态机制来维系的，这套机制固然也有残酷的一面，但其本质将是维护那种异质性的自由的，也因之将是限制那种无所拘束的强权式“自由”的。

  回想西方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塔西佗从写作《历史》到其10年后的另一部著作《编年史》，一路深入地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愿意放弃自由而阿谀奉承——或者用一些空洞的自由语言来欺骗自己，他越是深入地探讨，越感到悲观，他观察地越深入，现实和表面之间以及人类言行之间的矛盾就越突出。伯林在《扭曲的人性之材》书中对塔西佗着墨不多，但他的核心意旨其实也与此问题相关，既然承认善的多元性其中某些是互不相容的，既然已经厘定假如人们还想创造一个由真理、幸福、美德来主宰的、因“一条牢固的链条”结合为一体的时代，并愿意为之付出牺牲，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为这一理想而牺牲的人，或许要比人类历史上为了其他原因而牺牲的人为数更多，那么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要找出从古时的“逆来顺受”到今时的“完美和谐”之间，那条蜿蜒而不断的思想“作祟”之线。

  伯林在《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一书中曾写道：“今天一个学童的几何学知识比毕达哥拉斯的还要多，而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古典学者所知道古罗马的事情，能比西塞罗的婢女更多吗？”

  这句话，对于文理学科之别可谓画龙点睛，伯林因之也把握住了“专家化的圣人”与“浪漫主义的英雄人物”之间精细(delicate nuances)但是坚定地存在着的区隔（distinction）。伯林在《扭曲的人性之材》书中曾说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对丰富的多样性的顶礼膜拜，那些画家、诗人、音乐家并不只是反映自然，他们是在发明、创造，不仅创造手段，也创造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中译第59页），又说浪漫主义所做出的贡献，凝聚为一个核心学说就是道德是由意志来塑造的，目标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中译第239页）。侧耳倾听“浪漫主义的英雄人物”对内在视域的坚持，以及他们对那种以内心难以压抑的怀疑和不安为代价，换取某种内在的或外在的和谐的态度的摈弃与决绝（中译第192页），正是伯林社会科学之维（dimension）上灵光闪现、得如神助之处。

  伯林的“尚未完成”

      我并不喜欢冯友兰，但我想他当年的一个态度也许是有帮助的，他在1926或1927年在北京对美国学者恒安石说了一番很无厘头的话，“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的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64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伯林无疑是深刻的智者。

  伯林深知，许多时候“一旦施与了第一推动，就无法补救，腐化无可挽回地开始了”，因此他对“追问无止境，但最终的答案看起来却不可能找到”的那种人类状况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直言“一旦根据也被质疑，那就没有什么永久的东西可以建立了，疑虑和变动，从里到外的分解性侵蚀，将把生活变得动荡不安”，故而“那些可靠的东西必须得到保护”。伯林所认为不应受到质疑的根据，正是他容许并要求自己的学说留下“尚未完成”之处的理由。

  费希特曾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在柏林看来，“假如要在自由与其暴力的潜能或是屈服于自然力量之下的和平之间做选择的话，费希特毫无疑问会选择自由，而且会认为如此选择之不可逃避正是人的特质”，那么我们如果把伯林自设的这个问题拿来询问伯林，他的回答恐怕即是缄默。

  在此，缄默是一种崇高的态度，它不但尊重着自设问题的必要性，而且并未回避，因为就像让•施皮兹（Jean-Fabien Spitz）在《共和国的黄昏？》一文（中译收于应奇、刘训练编：《共和的黄昏：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一书）里已指出的那样，“不论好坏，自由的问题一开始就是和自由的个人与他们为了解决相互的冲突自己树立起来的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境中，问题总是怎样有权力而没有主子，怎样既能够保护又不能压迫”，缄默的态度将正告世人，扭曲的人性之材可能拥有的最后一个自我纠偏防弊之术，就在于回到最初自由产生的尺度及其“延长线”上，去发现和解决那些理应被发现和解决的问题。不管这种态度是否被看成“调适”与“折中”，其核心理念将永不会被抹煞，正如与伯林结识长达半世纪的一位美国学者所指的那样：重要的问题往往是没有答案的(important problems are insoluble) ，只能希望在不断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会有正面事物出现。

  据说罗斯福是伯林理想中的人物，因为他领导人们进入善的社会，在晚年富有勇气地推行新政（可参阅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险恶时代的伟大人物》一文），我猜想伯林欣赏罗斯福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罗斯福的新政也预留了“尚未完成”的空间，尽力地抵御了疑虑与变动一旦被开启将带来的连锁效应的动荡不安。

  当然，岳秀坤的译本难免也有白璧微瑕处。如234页“永恒的漩涡（tourbillon）”，tourbillon在此属于传抄错误，原文应当是tourbillion。从总体来看，这个译本还是十分精准、传神地再现了伯林下笔时的志向与抱负。故谨此向同学诸君慎重推荐之，此书开卷有益，当属无疑。

  [英]以赛亚•柏林 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 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22.00元。

  本文刊于【读品】9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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