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一线 初中道德与法治 五四学制 九年级下册 人教版 2022版初中同步5年中考3年模拟五三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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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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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阔斯乌特开勒 发布时间：2021-12-04 10:49:34

  “什么叫生活？生活就是用汗水把我的目光越洗越清晰。”学习强国上看到的推荐。文辞诚恳朴实，感情真挚动人，不矫揉造作。用轻松温柔的描述，安慰了孤独、苦难、无奈。

• 作者：马路-浮云都是du 发布时间：2022-01-14 08:50:15

  老实说，选的片子都不怎么精彩，也没有什么系统性的知识点

• 作者：民国八十年 发布时间：2019-03-05 19:57:52

  真是地下文物看陕西 地上文物看山西 随便一个寺庙和塔都是几百年 哈哈

• 作者：伊萨卡岛在这里 发布时间：2015-10-06 14:46:28

  里面一位抑郁症患者写下的诗句 最让我动容：

  用药物维系的睡眠

  也没有什么不好

  至少在梦中

  说了一场悄悄话

  然后醒来

  和大脑进行一场谈判

  死亡还未抵达

  又何必畏惧

  流淌在每条神经上的字符

  都是和解的命令……

  相信一种病痛，本身就包含着治愈的力量。

  你发现你不是孤独的，还有人跟你在一起，这本身就是治疗。

• 作者：耳朵 发布时间：2022-04-21 15:34:49

  作者文笔风趣生动，自然而然地叙述像是在聊天。推窝窝、莜面、杨林肥酒、带梨花香的西瓜究竟是什么样的？长满韭菜的韭菜山、开满芍药花的芍药山，真的很想去看一看。

• 作者：游海游河 发布时间：2022-05-04 14:27:28

  慢慢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自己伤疤的过程。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事情说给家人和朋友，并且努力去治愈，那真是再幸运不过了。我不断地对那个困惑的、失望的、愤怒的小孩说，孩子，你慢慢来。请答应我要好好长大。如果将来有幸为人母亲，我一定把这本书再看一遍。一定不要成为一个冷漠的、残酷的大人。

• 王学雷谈汉唐时期的古笔研究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3-03-26 11:17:43

  

  王学雷（章静绘）

  在

  2022年出版的《古笔》中，苏州学者王学雷先生梳理了大量史料和考古成果，以呈现宋代以前毛笔的形态和发展，并由此探讨早期书法背后，毛笔这一书写工具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他进一步延展了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并对汉唐书法传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古笔》王学雷著中华书局2022年1月出版272页，79.00元

  ━━━━━

  采访︱

  郑诗亮

  《古笔》里涉及的话题非常有意思：汉唐时期的古人所用的毛笔究竟什么样？然而，这个话题似乎一直乏人关注，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欠缺，您是怎么想到要来“烧”这么一口“冷灶”的呢？

  王学雷：

  “一直乏人关注”倒不完全是，只是我“特别关注”了一下，在“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欠缺”的背景下，尽我所能地“弥补”而已。在我看来，尽管中国古代不乏“铅笔”“竹笔”“木笔”之类的制作，但在东亚地区悠久的书写传统中，毛笔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完善的制作技术体系。在通常情况下，毛笔要与纸、墨、砚配合起来使用，构成所谓的“文房四宝”。而在实际的书写实践中，毛笔的作用是首要的。因而我们研究中国书法，关注的首先是“文房四宝”中的毛笔。只是，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变化，今天的人们对毛笔的了解已然日渐生疏，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一直存在着一种“重道轻器”的风气，“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将“道”与“器”分出了高下优劣。即便到了今天，也有不少书法研究者爱谈“书法之道”或“笔墨”与某种“文化”的“关系”这样的宏大议题。可见他们对基础性的研究并不重视，这样，即便不是一说便错，也会使得所阐发的“大义”缺乏根基，虚无缥缈。我想，对毛笔这个传统书写中的首要工具，应该抓紧研究，而目前存在的研究不足和错误之处，也应该加以纠正。

  说到资料，二十年前，我曾经在一家文博单位从事考古工作。每当野外工作结束之后，就要整理发掘出来的材料，我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逐一登记材料——绘制器物图，以及填写器物记录卡。这种卡片上面印有各种待填的数据格，比一般做读书笔记的卡片要大上许多，由于其面幅足够大，反面是一片空白，因此，我心想：何不利用它们干点“私活”？所谓“私活”，其实就是搜集、抄录各类本不属于这种卡片的其他资料，虽然被扣了一顶“不务正业”的帽子，这些资料却成了《古笔》一书的主要素材。

  至于起念研究毛笔，那是在1997年至1998年间，苏州城南团结桥附近开办了一家三阳笔庄，经理是倪颂霖先生，与华人德老师相识，我称他老倪。老倪经常邀约一些书画家到他那里试笔，帮他把关，不时会叫我去。某一天，华老师对我说：“你经常到老倪那里去吧？他的笔很好。其实毛笔很值得研究，我假使再年轻十岁，一定会认真研究一下的。老倪那里你还得经常去去，对研究很有帮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从此真的开始一篇篇地翻考古报告，一卷卷地读古籍文献，用心收集有关毛笔的资料，两年间，卡片积攒了厚厚的一摞，从中抽取一些，居然也发表了几篇论文。后来我辞去了工作，治学兴趣先后转移到魏晋南北朝和晚清书法史上，搜集资料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翻阅资料时，凡是遇到毛笔的资料都还会习惯性地加以收集，只是不再使用当年的那种卡片，取而代之的是随手可得的纸片。这些“竹头木屑”，有意无意之间，竟然鼓鼓囊囊地塞满了一马夹袋，最后也派上了用场。

  您前面谈的，似乎颇有些以小见大，从毛笔一物窥见整个中国书法传统的愿望，偏偏这方面的文献记载也好出土实物也罢，都少得可怜，即便巧妇也不免兴无米之叹。对此“困局”，您采取的是怎样的研究方法？

  王学雷：

  说到实物材料，宋代尤其是明清以后，留下的实物确实很多，可谓写不胜写，相较而言，研究汉唐时期的古笔，就处在“饥饿”状态之下了，不过，这样头脑可能反而更清醒一些，能够抓住某个议题深入思考下去。我研究的无非是“物名”或“器械”之类，属于“名物学”的范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中有说：“所谓名物学，就是把物品的名称与实物对照起来研究，弄清楚在历史等各类书籍中出现的禽兽草木以及其他物品的名称。”我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一则是搜集考古发现的毛笔实物的图像资料，将它们聚拢在一起，从中探求它们的演变规律及制作细节。二则是择要辑录、梳理古笔的文献资料，指明版本，予以校勘、注释。这些文献记载之中，许多都是通过堆砌华丽的辞藻，用文学性的语言来称颂毛笔的作品，例如蔡邕的《笔赋》，又如成公绥的《弃故笔赋》等。而我更看重的是这些文献中物质性的、技术性的内容，在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韦诞的《笔方》及传王羲之所作的《笔经》，对制笔技艺有着相当专业的记载，几乎可以纳入中国科技史的范畴。当然，《笔赋》之类的文学作品中，由于先要描述一番笔的形制，也客观细致地说明了毛笔的某些细节特征，有助于我们从“名物”上加以理解。

  曾经读过胡宝国先生的《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一文，其中谈到：“与玄学盛行的魏晋时代相比，南朝的学术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士人群体对哲理性质的问题较少讨论，而对知识领域的问题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追求渊博、崇拜知识的风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确实是南朝的一大特色，因此也产生了相当多的名物著作，如陶弘景就有《古今刀剑录》。可惜的是，关于毛笔，文人留下的大多是玄远抽象、堆砌辞藻的记载，这可能还是受到“重道轻器”传统的影响。《笔方》《笔经》之类的纯技术作品在此后一直未见流传。

  《古笔》上半部由各篇论文组成，涉及不同的专题，能不能请您从整体上谈谈思路构成？在您看来，对这些议题的讨论，还有哪些进一步探究的可能？您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哪些？

  王学雷：

  我着眼的是汉唐古笔的制作形态，具体而言，是先从整体，再到笔的各个部分，都做了专题性的论述。其中有三篇是关注东晋的毛笔及晋唐毛笔的制笔工艺。自东晋起，纸张代替竹木简牍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就此摆脱了窄长的书法空间的限制。过去在简牍上只能单一地书写小楷，而到了纸张上，就出现了中楷字还有连笔的行书，书写的字体变得多样了。由于字体变大和用笔加长，要求制作出更精良的笔锋，提高毛笔的蓄墨量。我在《东晋束帛笔头考》《晋唐毛笔制作中的“缠纸法”》就考证和论述了东晋的束帛笔头，指出束帛笔头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适应退笔头的需要，并且有利于储墨。至于晋唐毛笔制作中为何采用“缠纸法”，在笔柱根缠纸，是为了起到“欲其体实，得水不化”的作用。而《蠡测“二王时代”的笔》这篇，则是对东晋造笔的一个总结，我从东晋的书法字体的发展入手，论述字体与用笔的关系。由于字体的变化，要求毛笔有相应的改进,“缠纸法”和“削管”等新制法应运而生，可以从中厘清相传王羲之所用的毛笔的笔毫的相关问题，也进一步揭示了晋笔的制作特征。我推测，王羲之用的毛笔不是鼠毫，而是兔毫——东晋的毛笔制作，用的大多是秋天的兔毫。

  对我而言，不少我感兴趣的议题都因为实物和文献的不足，不能过度悬测，有待新的材料和出土文物的出现。不过，对我有把握的议题，一旦选定，就会做到底，争取把这个题目说“死”，以后哪怕出现新的材料，不过是给我搭建的框架提供一个佐证，相当于多添一块砖，不会产生什么本质上的改变。当然，我对自己的要求如此，实际上不一定能做到。像《东晋束帛笔头考》《晋唐毛笔制作中的“缠纸法”》这些文章，我已经穷尽目前能够掌握的材料来讨论了，确实做到“底”了。而像《蠡测“二王时代”的笔》，之所以叫蠡测，就是因为不想说得很死，和其他的一些篇目相比，肯定是为后来的研究者留有余地的。在我看来，这篇是勾连材料比较好的，对毛笔的制作技艺之外的材料用得比较多，依靠字体的发展，还有整个书法史的发展趋势，用逻辑方法去推测二王时期的制笔技术，揣摩二王父子究竟怎么用笔。二王到底用什么笔，今天无法看到实物了，只能通过我个人的书写经验和对书法史的掌握程度加以判断，进行一些推测。读者可以从中有所启发，或许能够激发更好的想法。

  

  《江苏江宁县下坊村东晋墓的清理》（《考古》1998年第8期）提供的东晋束帛笔头照片

  书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通过日本人所使用的笔来推测唐朝古笔，能请您谈谈这个话题吗？

  王学雷：

  我在书中也引用了日本僧人空海的《奉献笔表》。这是他从唐朝回到日本之后，特意上的一道表。其中除了提到真、行、草书所用毛笔之外，还有专门的“写书笔”。正如薛龙春老师在《古笔》序言中所说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敦煌唐人写经，在技法上常常是万无一失的，即使是赵孟頫、文徵明这些后世的名家都无法做到，这与当时专门用于抄写典籍的写书笔就有关系。到了晚清时期，内藤湖南这样日本汉学家写的七言诗，就是拿着鸡距笔这种类似唐人的书写工具来写的，所以当时的中国学者一看他的字，就会惊叹高古有如唐朝人的字。日本对唐朝的文化本就推崇备至，记得以前去京都金阁寺，我看到有个夕佳亭，用的是陶渊明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典故，路边的指路牌是用毛笔写的“夕佳亭”三字，简简单单的一块木板上竟然是很纯正的“唐人书法”，这让我很是感慨。再加上日本的文化是相对保守的，比如他们对档案文献的保存就很细致，再比如日本回流的中国古籍往往触手如新，最多不过褪了一些色，气息却很雅致。中国传到日本的很多东西，几百年都保持过去的形制，一直不变。所以，他们用的毛笔几乎可以说是唐朝古笔的复制品，基本上是亦步亦趋。这与他们的民族性格应是很有关系的。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出土的唐代毛笔，从形制上来看，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某些“唐笔”较为接近。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您对古人使用兔毫和狼毫的历史沿革的考证，能请您简单谈一谈吗？

  王学雷：

  宋代以前的毛笔基本上用兔毫制作的，之后狼毫笔逐渐兴起，因为狼毫主要产于东北东，西北等地较缺乏这个材料。现在的人用兔毫不多了，画画的人还用，写字的人不怎么用了，多用狼毫、羊毫或兼毫。现在的考古报告当中将发现的汉唐古笔都判定为“狼毫”，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才写了一篇《出土“狼毫”笔存疑》。比如2006年常州常宝钢管厂宋墓当中出土的毛笔，收藏单位的图录说明中说它的笔头是狼毫所制，我特意向制笔名家李小平请教，他的制笔经验极为丰富，按照他的理解，这所谓的“狼毫”其实是兔毫，因为在墓室棺木中存放的时间长了，笔毛颜色发生了变黄的情况，即便兔毫中颜色最深的纯紫毫，存放两年之后也会泛红，很像小孩子的头发颜色，存放十年之后，颜色会明显变淡。宋墓的笔至今已近千年，颜色完全有可能变淡，接近于狼毫的黄褐色。撰写图录说明的人可能对制笔不了解，凭日常经验看到这个颜色，就判断是狼毫，当然，有些考古报告比较严谨，比如1954年出土于长沙左家公山十五号楚墓的毛笔，特意请老笔工来鉴定，得出了是兔箭毫的正确结论。但是，仅凭颜色就将不少出土毛笔判定为“狼毫”，我持保留意见。对古笔研究而言，不仅存世的材料稀少，许多材料的准确性也要打些折扣，使用时需要多多留心。

  

  1954年出土于长沙左家公山十五号楚墓的毛笔，据老笔工观察，笔头为兔箭毫。

  您在书中也提到，宋以后，中国书法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有一种批评观点认为，这是中国汉唐以来书法传统的割裂，您对此怎么评价？

  王学雷：

  其实就宋代来说，它是整个时代都与以前的时代形成了割裂，书法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方面的体现。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宋代兴起了金石学，因为要靠金石学来追溯、还原以前的时代。这种割裂当然会带来书写工具的变异，也就导致了书法样貌的变异。不过，大家也依然公认，宋人的书法是立得住的，宋四家不就写得很好吗？我想，还是要开放、包容地去看宋人书法，因为它是宋朝，它不是汉唐，假设没有这个“割裂”，宋人也无法做到完全和唐人一样。不妨拿汉代举个例子，与商周相比，汉代小到文字，大到制度文化，都完全不同。难道因为与商周不同，就要否定汉代吗？汉代儒生号称要复古，也并不是因为汉代礼崩乐坏了，而是托古为新。汉人也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艺术样式和风格。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汉人是很“俗气”的，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高古”。你看汉砖、瓦当上的文字，往往是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要追求富贵、追求长生、追求享乐的愿望，例如“大富贵宜子孙”“长乐未央”之类，其实就等于今天一个人穿金戴银，时间拉开了距离，也涤荡了俗气。在我看来，宋人确实与之前形成了割裂，可是，如果不与前人分道扬镳，宋人也难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所在，可能还是重复着前人的东西。

  您出身于书香门第，又师从华人德、孙晓云这样的名师学习，能否请您谈谈您的学书经历，以及您自己喜欢的作品是什么？

  王学雷：

  记得小时候过年拿了压岁钱去买字帖，就巴望着年初三苏州古旧书店能够开门。经常心急难耐，年初二就去看，有一次居然开门了，特别的高兴。有时候碰到初四、初五开门，就很失望。以前流行的文物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字帖，印刷质量和今天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我祖父当时买了一套，我几乎天天跑到他那里去看，后来他给我买了一套，我开心极了。祖父开始教我写字，学的是《麻姑仙坛记》，后来华人德老师告诉我说，他小时候也学这个。祖父拿了我的字给华老师看，华老师给了我很大鼓励，又告诫我不要一味学《麻姑仙坛记》，容易写得很黑很闷，让我也学点别的，后来我就学了隶书，写《张迁碑》。起初我学书，是以汉隶为主，不过，我很快就感到这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有一位朋友要给华老师写传记，我写了一份材料，其中就提到，只有背叛老师，你才有可能成功。其实华老师也背叛了他的老师王能父先生，王先生喜欢写赵孟頫、文徵明，华老师开始也写这一路，后来感到不过瘾，想要走出自己的路，就取法碑学。我学碑时间久了，感到自己悟性有限，也觉得有些乏味，读了孙晓云老师的硕士生以后，就跟随孙老师试着写帖。这可能更适合我，不过，以前写碑的感觉还是丢不掉，于是我试着把两者稍微糅合在一起，找找新的感觉。一次孙老师看我写的行书，说掺入些魏碑或者墓志很有味道，获得了肯定。就此而言，我也背叛了华老师。华老师不以为忤，还和我开玩笑，说我好比王羲之跟着卫夫人学书。至于书法作品，我喜欢唐代的墓志小品，就是那种拙拙的味道，当然很漂亮的作品，像《王居士砖塔铭》这种，我也觉得很好。

  《古笔》上卷最后三篇论文是谈文献和引用问题的，其用意是什么？文献有多重要？

  王学雷：

  很明显，我是通过一些毛笔研究的具体例子，揭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文献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释读理解及引用上。各种学科的研究中都不免会有文献问题的产生，但文房四宝研究最为严重，所以我说是“重灾区”（当然，这是依据我个人阅读经验而得出的）。其实，发现这些问题之前我是做了功课的——就是下卷的“古笔文献辑释”。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光锻炼了我的古文献阅读理解能力，也为发现古笔文献研究引用问题做了铺垫。并且还可作为一项“成果”放在书里，增加书的“内涵”和体量。毛笔研究中的“重灾区”正是靠此发现的。文献的重要性亦于此可见。

  除了汉唐时期的古笔研究之外，能不能谈谈您其他的研究兴趣？

  王学雷：

  薛龙春老师编了一本《中国书画研究集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专门给梁朝竟陵王萧子良的《篆隶文体》做了笺注，这本书收藏在京都山科的毗沙门堂，是关于花体字的著作，记载的都是仙人书、云龙书、虎书、蛇书之类其实不入流的字体，但是从中也可以窥见南朝看重知识、喜欢以渊博相夸耀的时代风气，也可以研究当时贵族的审美。此外，我还一直在研究晚清苏州书法家姚孟起。这是一个研究近代书法教育和书法传播史都很值得关注的人物。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 读《司法过程的性质》11.4

  作者：吾叁 发布时间：2018-12-18 14:09:06

  一直以来对美国的判例法体系充满好奇，之前一直假想，他们肯定存在非常多的先例可遵循，所以比起成文法国家的我们，他们的法律人要想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肯定记忆背诵的内容比我们多得多，想想我们司法考试的内容，真是为他们的脑容量感到佩服。

  早已耳闻卡多佐的大名，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智慧的光辉，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对法官的裁判思路和心证过程也是非常好奇。尤其是，面临美国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在严格遵循先例的情形下如何解决急剧增长的新问题，法官们当如何应对？如译者言，卡多佐“静悄悄”的完成了普通法的革命。

  第一讲中的哲学方法，让我感受到了卡多佐本人对先例价值的认知、发展的过程。他怀着“一种正义的情感”对判决的审慎态度（判决宣布了成了先例，从中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原则或规范，并影响此后的判决）是让人尊敬的。遵循先例意味着法官首先剥离那些非本质的东西抽象出基本的原则（判决理由），在确定该原则将要运行和发展的路径和方向，实际上看到了先例自身的生殖力。先例也有可能被抛弃、重新塑造（但如果一个规则不断造成不公正的结果，那么它将中被重新塑造）和修正，我想这也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一个方式。在面临不同规则的时候，他强调，把类推的规则或哲学的方法置于选择规则之首（以正义为导向检验之），指出了应如何避免使用哲学方法（误用逻辑或哲学的起点是把哲学方法和哲学目的是为至高无上而且是终极性的）。

  在第二讲历史传统和社会学的方法中，他认为哲学的方法和从其他方法中找到的一些倾向会发生竞争，认为哲学、历史、习惯均会对司法形成影响，而传统的方法和社会学方法之间是有接触点的（如果对习惯略加延伸，就会将习惯于习惯性道德流行的关于正确行为的标准时代风气等同起来）。而原则是复杂的，应当如何选择（规则的起源、进程和趋势、法理学的基本概念、历史），最后走到了一种最大的力量（社会学方法中得以排遣和表现的社会正义的力量），又因为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福利，因此法官应当让社会福利来确定路径以及方向和距离，他亦强调新的时代和新的手段会要求有新的目标和新的规则，这对处于社会变革期的时代的司法正义是极为重要的。

  第三讲社会学方法，法官作为立法者中，他认为在萨维尼关于法律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范维尼将法律理解为某种无须斗争目标或目的就能实现的东西，理解为一个沉寂的生长过程，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及其天才的生活和习惯的结果），习俗并不会自动塑造那些规则，法官还是要有意做出努力的，而努力的过程中，关于法官是否应当依据主观或者客观的标准来发现正确有用的行为规范，他主张法官有义务服从（服从人们已经接受的这个社区的标准，服从这个时期的道德风气），法官做决定时必须考虑到类推、便利、得当和正义。他对司法过程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逻辑、历史、习惯、效用以及为人们接受的正确行为的标准是一些独自或者共同影响法律进步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是不确定的，哪种力量将起支配作用，取决于将因此得以推进或损害的诸多社会利益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价值，法官如何判断需从他生活本身去获取（像立法者那样从经验研究和反思中获取他的知识）。他承认制定法空白之处在限定范围内法官是立法者的地位，但又强调法官所受的限制（一些经过考验并受到尊重的原则中，汲取他的启示，不得屈从情感、屈从仁爱之心，受到制度的纪律约束，服从社会生活中对秩序的基本需要）。

  在第四讲中遵循先例，司法过程中的下意识因素中，开篇即谈到了，法律无能为力的情况（不为任何先前的继承规则所涵盖的情况），只能靠正义公平的标准等裁决。他讲了一些规则（担保人责任、口头协议、依赖一般名誉作为人品性的标准）的适用在当下的环境中是应当予以发展的，主张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他认为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法律，作为法官，不应当对自己可能造成的错误我很担心，因为最终会后来者被修正或者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