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于1981年，是雷蒙德•卡佛的成名之作，同时也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本书由十七篇短篇小说组成，讲述了如餐馆女招待、锯木厂工人、修车工、推销员和汽车旅馆管理员等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这些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愿望，做着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他们发现自己在为生存而挣扎，无法获得在常人看来并不远大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窘困和不如意，婚姻破裂，失业，酗酒，破产。卡佛用“极简”的遣词、冷静疏离的叙事，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边缘性以及现代人脆弱的自我意识。

[前言]做一个优秀读者

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

取景框

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

凉亭

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

纸袋

洗澡

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

粗斜棉布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

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

严肃的谈话

平静

大众力学

所有东西都粘在了他身上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还有一件事

[附录]译后记

雷蒙德·卡佛（1938—1988）

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美国“极简主义”代表作家，并被誉为“新小说”创始者。

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镇，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

高中毕业后，即养家糊口艰难谋生，业余学习写作。卡佛人生的前一半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坠入人生之谷底。晚年文学声名渐高，却罹患肺癌，五十岁便英年早逝。

卡佛的作品风格和他自身经历密切相关，精简冷硬。他不是用天才来写作，而是呕心沥血的写作。卡佛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为主，代表作有《请你安静一下好不好？》《谈论爱情时我们说些什么》《大教堂》《何方来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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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于1981年，是雷蒙德•卡佛的成名之作，同时也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本书由十七篇短篇小说组成，讲述了如餐馆女招待、锯木厂工人、修车工、推销员和汽车旅馆管理员等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这些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愿望，做着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他们发现自己在为生存而挣扎，无法获得在常人看来并不远大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窘困和不如意，婚姻破裂，失业，酗酒，破产。卡佛用“极简”的遣词、冷静疏离的叙事，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边缘性以及现代人脆弱的自我意识。

• 作者：JulyChan 发布时间：2014-05-20 15:14:04

  大师果然都是挑读者的。生活就是语焉不详的片段集合，不是么。

• 作者：双丁路原节子 发布时间：2013-10-27 13:31:00

  我最讨厌说话只说一半的人。因为。。。

• 作者：撒旦的表妹 发布时间：2014-02-25 22:27:27

  小说本身挺好的，开放式的结局很特别，还有出乎意料的转折。但是前言里莫名扯出“米兰昆德拉是三流小说家”这句话让人很反感，在一部小说前言中诋毁另一个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家，真不是什么上台面的事情。

• 作者：祖母是秀虎 发布时间：2019-07-10 15:23:07

  给牛开辟新思路：不仅有农耕文化，还有丝织文化、蚕桑文化。

• 作者：欢乐分裂 发布时间：2012-06-01 21:11:21

  你们因爱而发光，但是，你们在相遇之前也曾爱过别人……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跑出去，再次恋爱，用不了多久就会另有新欢。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连记忆都不是。

• 作者：原来是西门大嫂 发布时间：2011-11-12 17:10:31

  卡佛对庞杂的世界中微弱跳动的人心有着足够饱满的感知，并且具有将文字准确可视化的牛逼技能。他是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文字导演，异常的冷静温柔。

• 毁了我父亲的第四件事

  作者：小二 发布时间：2010-04-23 06:42:13

  这是我很久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在豆瓣卡佛小组里贴过。部分读者觉得卡佛这本书很难读懂，我想这篇文章或许有点帮助。

  Warning：这篇文章比这本小说集里任何一篇小说都要长。呵呵。

  毁了我父亲的第四件事（译后记）

  ——从一篇小说的两个版本谈卡佛小说的风格及其演变

        卡佛小说风格的形成及演化，可以概括为简约主义特色在他小说中的不断完善，和对故事情节处理、人物形象描写和心理活动把握等技巧的日臻成熟。这些风格大致包括：1）拒绝表达叙事者观点的阐述性文字，让叙事者和叙述的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2）摒弃修饰性的词句，删除和故事关系不大的情节和场景，用尽量短的篇幅把事情说清楚；3）采用不可靠叙事手法和有目的地省略故事中某些重要情节和线索，使读者对叙事者的叙事产生怀疑，并对故事本身产生歧义；4）精心设计人物对话并着墨于人物在沟通和表达上存在的缺陷；5）通过开放式的结尾使小说的结局具有多种可能性，用模糊的口气暗示一种即将到来，但很可能是更加糟糕的结果。本文通过对比卡佛一篇小说的两个不同版本，来探讨一下卡佛小说风格的演变。

        《哑巴》（Dummy）是卡佛早期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被收录在他的第二部小说集《疯狂的季节和其他故事》(Furious Seasons and Other Stories)里。小说叙事者的父亲在锯木厂工作，他怂恿做清洁工的同事哑巴购买鲈鱼苗在屋后池塘里放养。自从养鱼后，哑巴的行为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把鱼看成比家庭和朋友之间友谊都重要的东西。后来一场洪水冲走了哑巴的鲈鱼。另外根据传言，哑巴的老婆一直在和墨西哥人鬼混。哑巴最后用一把榔头杀死了老婆，自己则跳进鱼塘自杀身亡。小说借助哑巴的故事来讲述一个突发事件对叙事者父亲和叙事者本人的影响。

        卡佛在出版第三部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时，将《哑巴》再次收录，并对其作了重大修改。其篇幅被削减了约百分之四十，小说的题目也被改成《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The Third Thing That Killed My Father Off)，以下简称《第三件事》，这个版本最终也被收录到卡佛的自选集《我打电话的地方》里。

        在《第三件事》里卡佛删除了《哑巴》中很多表达叙事者观点的段落和与故事进程关系不大的情节。不仅如此，他还故意删除了一些与主要情节有关的东西，这种对重要情节的“空缺”和“省略”在卡佛全盛时期的小说里屡见不鲜。它使得小说有了一种不确定性。从这点来说，卡佛的作品有点像中国的山水画，注重给读者“留白” ，迫使读者介入到作品中来，通过自己的想象对未完成的部分进行加工。卡佛对这部小说的修改充分显示了他简约写作手法的奥妙之处。对比小说前后两个版本对认识卡佛写作风格及其演变过程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先对比一下小说两个不同版本的开头：

         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是哑巴，是哑巴的死这件事。第一件是珍珠港事件。第二件是搬到我祖父靠近威纳奇的农场。我父亲在这儿结束了他的余生，只不过这个可能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我父亲把哑巴的死归罪到哑巴老婆身上。后来他又说是鱼的错。最后他怪他自己——因为是他给哑巴看了《田野和溪流》杂志背面的广告，那是一则向全美各地运送活黑鲈鱼的广告。

         自从弄到了鱼，哑巴的行为就变得古怪起来。鱼彻底改变了哑巴的性格。我爸是这么说的。

                                                                          ——《第三件事》

   

         在哑巴死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父亲变得神经紧张和脾气暴躁，我确信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他一生中好日子的结束，因为过了没多久他的身体开始变坏。先是哑巴，然后是珍珠港，再后来是搬到我爷爷靠近威纳奇的农场，我父亲在那儿守着十几棵苹果树和五头牛，度过了他的余生。

        对我来说，哑巴的死预示了我漫长童年的结束，把我推进了（不管准备好没有）成人的世界，在那里失败和死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我父亲首先把这事怪到女人——哑巴的老婆——身上。后来他说，不对，是鱼。如果没有鱼的话，这件事肯定不会发生。我知道他感到自己有点责任，因为是父亲给哑巴看了《田野和溪流》上广告栏里“活黑鲈鱼送往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广告（就我所知，那本杂志上现在还在登载那则广告）。一天下午上班的时候，父亲问哑巴为什么不去买些鲈鱼放在他屋后的池塘里养。父亲说哑巴舔了舔嘴唇，把广告研究了好一会，然后费力把上面的信息抄在一张糖纸的背面，再把糖纸塞进了他连体工裤前面的口袋里。只是到了后来，在他收到那些鱼以后，他的行为才变得古怪起来。我爸宣称是鱼改变了他的性格。

                                                                          ——《哑巴》

        与《哑巴》相比，《第三件事》开头的篇幅被削减了约一半。叙事者一开始就宣称毁了父亲的事情一共有三件。第一件是珍珠港事件，这是一件无须说明众所周知的事件。第三件是哑巴的死，也就是小说将要讲述的故事。第二件是搬到祖父的农场。至于第二件事为什么会对叙事者父亲的一生造成影响，卡佛在《第三件事》里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代。而卡佛在《哑巴》里对其作了明确的交待——守着十几棵苹果树和五头牛度过余生显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在《第三件事》里卡佛删除了对第二件事的这段说明，使得读者对叙事者的假设（共有三件毁了他父亲的事情）产生怀疑，接下来的问题必然会是到底有几件事与我父亲的命运有关。这迫使读者去思考，然后间接地得出结论。这种由于内容上的缺省而对叙事者以及所说事情的怀疑，使小说具有了不确定性。卡佛在《论写作》里曾说过，“好的故事里需要一种紧张的氛围……这种氛围是靠实实在在的词创造出来的视觉效果。同时，那些没写出来的、暗示性的东西，那些隐藏在平滑（或微微有点起伏）的表层下面的东西，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

        卡佛将《哑巴》里表达叙事者观点的第二段彻底删除了。卡佛在全盛时期的小说里几乎不存在这类解释性的文字。这种不介入的叙事手法是卡佛小说的一个主要特点。另外，卡佛还删除了《哑巴》开头第三段里一些可有可无的细节，使得小说变得更加简洁和紧凑。

        卡佛的一个写作老师曾对他说过，能用十五个词说清楚的事情就不要用五十个词。而他的编辑利西（Gordon Lish)则更进一步，他说如果能用五个词把事情说清楚，就不要用十五个词。这对卡佛简约文风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卡佛极简的风格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部小说集里达到了极致。对比《哑巴》和《第三件事》这两个版本，这种简约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在《哑巴》里，卡佛用了五段文字描述我和我父亲开车去哑巴的池塘钓鱼时的兴奋心情。包括景色描写，父子间的对话和人物心情的描述。

        这是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把那辆1940年福特旅行车的车窗全摇了下来，凉爽的空气吹进车里。路边的电话线发出嗡嗡的声音，当我们跨过莫克西桥，向西转上斯莱特路时，一只公野鸡和两只母野鸡从我们前方的公路低低地飞过，扎进一块紫苜蓿地。

        “看那边！”父亲说，“今年秋天我们一定要来这里。哈兰德•温特斯在这附近买了块地，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但他说季节一到就让我们过来打猎。”

        两边都是绿色起伏的紫苜蓿，不时能见到一栋小屋子，或带有畜棚的房子，围栏的后面有一些牲畜。再向西一点，有一片巨大的玉米地，后面沿河生长着白桦树。几片白云飘过天空。

        “太棒了，是不是，爸？我是说，我也说不清楚，但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很带劲，是吧？”

        父亲坐在位子上，交叉着腿，用脚尖点着地。他把手臂伸出窗外，让风吹着。“当然，每一件事。”过了一会，他说，“当然罗，非常带劲！活着真好！”

                                                                          ——《哑巴》

        到了《第三件事》，以上五段文字被缩减到了两小段：

        这是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把车窗全摇了下来，好让空气进来。我们跨过了莫克西桥，向西转上斯莱特路。两边田地里种着紫苜蓿，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片玉米地。

        爸爸把手伸出车窗。他让风把他的手向后推。看得出来他很兴奋。

                                                                          ——《第三件事》

        小说的这部分是在描述我和我父亲去哑巴的池塘钓鱼路上的心情，是为后面的事件（哑巴终于被我父亲说服，让我们去钓鱼。但看见我钓上鱼后，他突然改变主意，阻止我把鱼拉上岸，父亲从此和哑巴交恶）作铺垫。从这个角度来说，《哑巴》里这一段叙述就显得过于冗长。而在《第三件事》里，所有的对话都被删除了，整个叙述显得十分有节制，小说的节奏感也更强了。

        下面看一看卡佛在小说中是如何塑造三个主要人物（哑巴、我和我父亲）以及两个次要人物（哑巴的老婆和我母亲）的。先说说小说里的第一个主要人物——哑巴。哑巴受了我父亲的怂恿后开始在他家后面的池塘里养鱼。我父亲认为哑巴自从开始养鱼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小说里没有说明哑巴养鱼的目的和他对老婆的态度，但从他对鱼的过分保护以及两年来池塘里鱼不断增多这个事实来看，他养鱼的目的已超出了赚钱。他是通过对鱼的关爱来逃避现实社会对他的伤害。当自然也违背和伤害他后（洪水冲走了他的鱼），他失去了唯一能够控制和依恋的东西，所以采取了极端的报复和毁灭行动。

        卡佛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不善言词，人物往往意识到自身命运的缺陷，但无法用确切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使得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显得更加徒劳。而在这部小说里卡佛干脆安排了一个哑巴，彻底断绝了他与外界的沟通。哑巴与别人的沟通只能通过“坐在一个凳子上，看着我爸的肚子”和“摇摇头”以及“揪一揪自己的耳朵”等动作。这使得哑巴最终的命运更具悲剧色彩。无独有偶，卡佛在另一篇小说《小心》里安排了一个耳朵被耳垢堵住的人物，在他和妻子沟通的关键时刻，他却无法听清楚她在说些什么。

        下面说说小说里的第二个主要人物——我父亲。我父亲一直是哑巴的朋友，他没有加入到取笑哑巴的人群中去。表面上看，和哑巴相比我父亲在各方面都要胜出一头（工作性质、沟通能力，甚至包括长相）。他能说服哑巴去买鱼苗，说服哑巴让他去钓鱼。但他和哑巴一样，无法确切地表达自己面临的问题。他“不知道该怪谁和应该说些什么”。这种表述上的无能为力让我们看到人物注定的失败命运——一个无法表述自己遭遇的人是很难拯救自己的。卡佛注重刻画他小说中人物在沟通上的缺陷，这样的例子在卡佛小说里随处可见，比如在《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里，利奥在面对那个他认为可能睡了他老婆的男人时，只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星期一”（这个日子于利奥很重要，他决定从那天起从头再来，而那个男人根本就不明白这个）。最精彩的是小说《还有一件事》的结尾：

        他说，“我只想再说一件事。”

        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了。

         那个被老婆赶出家门的男人还想再说点什么。虽然读者无法知道他是想继续说些狠话，还是想向老婆求情，但结果对这个男人肯定不太妙，因为他已失去了和她沟通的能力了。

         卡佛在一些地方的细微改动对塑造父亲这个人物也是处心积虑的。比如在《哑巴》里，父亲提到上涨的河水时，用的是一个中性的“它”，而在《第三件事》里却用了女性的“她”。这说明父亲在潜意识里已把女人归结为一种危险。

        在讲述小说对第三个主要人物——我——的处理前，先来看一看卡佛是如何处理小说中的两个次要角色——我母亲和哑巴的老婆。小说中对哑巴老婆的评论全部来自别人之口。比如：

        哑巴除了房子以外还有老婆。她是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据说和墨西哥人在一起鬼混。父亲说那是从像罗易、韦特和斯雷德这样爱管闲事的人嘴里说出来的。

                                                                          ——《第三件事》

        爸爸接着说乔治•莱库克看见哑巴的老婆和一个大块头的墨西哥人坐在运动家俱乐部里。

                                                                          ——《第三件事》

       卡佛经常采用这种不可靠叙事者和不可靠叙事的手法，让读者对所说的事情以及说话者本人产生怀疑。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被以为是“事实”的东西其实并不一定就是事实。只是一些被当事人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所以说，细究下去，卡佛并没有明确给出哑巴老婆对哑巴不忠的事实。也就是说有可能这只是一些流言蜚语，而哑巴又没有能力来弄请这些。卡佛在他的另一篇小说《你在旧金山干了什么？》里采用了类似的手法。新搬来的住户的真实身份一直是个谜，而邮递员转述的小镇上众人的猜测则使得他们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

          卡佛还安排了叙事者和哑巴老婆的一次会面，那是一个少年对成年女性的观察。由于上面提到的流言，哑巴老婆对“我”和玩伴的一句很无辜的话（小伙子你们有车了，也许哪天我会搭搭你们的车子。）会让读者产生某种联想。卡佛的很多小说里都会设置这样的“圈套”，让不同的读者在同一段话里读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读者在读完《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后，对托妮外出卖车那晚在外面到底做了些什么，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答案。

        比较卡佛在两个版本里对另一个配角——我母亲——的描述，能够看出卡佛在细微之处的用心。卡佛对我母亲用笔很少，只在两个地方提到她。在《哑巴》和《第三件事》里第一次提到我母亲时分别是这样的：

        他绕到车子的另一边时我从驾驶侧上了车。母亲看着我们。一个白皙、严厉的女人，她金色的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髻，再用一个莱茵石的发夹夹住。父亲向她挥了挥手。

         我松掉手刹车，把车缓缓倒到路上。她看着我们，直到我换好了档，然后挥了挥手，仍然没有笑容。我挥了挥手，我父亲又挥了下手。他已经吃完了蛋糕，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我们走了！”他说。

                                                                  ——《哑巴》

         我母亲站在门口看着。她是个白皙的女人，金色的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髻，再用一个莱茵石的发夹夹住。我想着在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里，她有没有四处闲逛，她又到底做过些什么。

        我松掉手刹车。母亲看着我换好了档，然后，她仍然没有一丝笑容地回到了屋里。

                                                                          ——《第三件事》

         《哑巴》里用来描述我母亲的一个形容词“严厉” 在《第三件事》里被省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我”当时脑子里的一个念头（我想着在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里，她有没有四处闲逛，她又到底做过些什么。）卡佛通过叙事者的这段“想法”间接描述了他母亲的严厉。另外，《第三件事》里省略掉叙事者一家在告别时互相挥手的细节。比较两个版本可以发现，父母之间的关系在新版本里显得更加紧张和不协调。在《哑巴》和《第三件事》中提到我母亲的另外一处也反映了叙事者父母之间关系的不融洽。当我父亲在餐桌上提到别人看见哑巴老婆和一个大块头墨西哥人在一起时，我母亲严厉地看了他一眼。我父亲终于爆发了，他说，“真他妈见鬼，比衣，儿子已经够大了！” 就像卡佛在《第三件事》里没有说出毁掉我父亲的第二件事到底是什么一样，卡佛并没有说明我父母之间的关系究竟对我父亲命运有什么影响。但从涉及我母亲的两处场景的描写，读者可以感受到叙事者父母之间的不和谐和沟通上的困难。卡佛在讲述哑巴家庭生活失败的同时，暗示了我父亲在这方面有着相似的命运。而这可能正是毁了我父亲的第四件事情。

         通过比较两个不同版本的结尾可以看出卡佛在处理“我”这个重要角色上的差别。《第三件事》和《哑巴》结尾的最后几小节分别是这样的：

         我看着爸爸。他脸上的表情极其古怪。

         “女人，”他说，“这就是娶错女人的下场，杰克。”

         但我不觉得爸爸真的相信他说的。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该怪谁和应该说些什么。

         我觉得从那以后，父亲所有的一切都在往差里变。就像哑巴一样，他不再是从前的他了。那只从水里抬起又落下去的胳膊，像是在挥别好时光和欢迎坏时光的到来。因为自从哑巴在那个深色的水塘里自杀后，除了坏时光，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

         难道这就是一个朋友死后应该发生的？把厄运留给他活着的朋友？

         但就像我说的，珍珠港事件和不得不搬到他父亲那里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

                                                                          ——《第三件事》

         我看着父亲，他背过脸去，嘴唇在发抖。他板着脸。他突然之间老了很多，看上去像是受了惊吓。他转向我说道，“女人！这就是娶错女人的下场，杰克。”

        但他说这话时有点口吃，并且不安地移动着自己的脚，我不觉得他真的相信他自己说的。他只是在那个时候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确信他到底相信什么，只知道他和我一样，被当时的情景吓蒙了。但我觉得打那以后他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了，他再也无法高兴地和自由自在地做任何一件事情。起码不像他从前那样了。就我而言，我知道自己不会忘记那条胳膊露出水面的景象。它像某种神秘恐怖的信号，似乎预示了今后若干年里一直跟随着我家的厄运。

        但那是个敏感的年龄段，从十二岁到二十岁。现在我大多了，已是我父亲那时候的年龄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段时间，见过世面了，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我现在知道那条胳膊是什么了。简单地说，那是一条落水人的胳膊。我见过其他的了。

         “我们回家吧，”我父亲说。

                                                                          ——《哑巴》

         卡佛在《第三件事》里对《哑巴》的结尾作了简约。但《哑巴》结尾包含的信息——一个突发事件对我和我父亲内心的冲击、我对父亲权威的怀疑、现在的“我”试图解释这一突发事件对当时的“我”和我父亲命运的影响等——都被保留下来了。卡佛删除了一些不重要的细节以及说明解释性的叙述，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使结尾更加简洁，而是为了不直接向读者交代这一突发事件对“我”的影响。也就是说卡佛将小说要表达的最关键的东西深藏起来了。

         卡佛在《哑巴》里用了很多的细节来描述哑巴投河自杀事件对我父亲的冲击。由于“他背过脸去，嘴唇在发抖。他板着脸。他突然之间老了很多，看上去像是受了惊吓，”而且他“说这话时有点口吃，并且不安地移动着自己的脚”，这让读者和“我”一起很容易地发现父亲内心的不安。在《第三件事》里，以上描述被浓缩成“他脸上的表情及其古怪”，而这大概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当时所能看到和理解的吧。

          从《第三件事》小说的题目以及开头的叙述看，这部小说似乎在讲诉哑巴的死对叙事者父亲的影响。但小说其实是要讲述一个突发事件对一个少年成长过程的影响。在《哑巴》里读者很容易就能领悟到这一点。因为小说开头和结尾部分的叙述透露了这个信息。特别是结尾倒数第二段的“阐述”。卡佛在《第三件事》中删除了这些阐述性的文字，只对事情经过作表面的描述。从而把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深藏起来。他让读者通过父亲在“我”眼中的变化——从一个绝对的权威（表现在让“我”来开车以及在钓鱼过程中对“我”的指导等），到“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该怪谁和应该说些什么”，看到“我”对父亲的怀疑（少年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父亲权威的怀疑）。通过那只手臂对“我”内心的震撼以及“我”对此作出的解释（通过拒绝和自我解释来化解内心的焦虑）来表现这个事件对“我”的影响，描述一个少年是怎样关注自己和他人的命运以及突发事件如何加速一个少年的成熟过程的。《第三件事》的读者只有通过仔细的品味并参予到作品中，才能获得字里行间隐藏的信息。由于没有阐述性文字的帮助，读者的理解力受到了一定的考验，但这同时也增加了阅读的乐趣。卡佛的这种简约写作手法与一些故弄玄虚、不着边际的时髦写作方法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小说自始至终都是写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比传统的现实主义还要现实。故事像是被录音机和照相机记录下来的。他只是通过对这些记录下来的片段的取舍、强调和忽略来达到以上所说的效果。这种写作手法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一种变通，也是对传统阅读方法的一种挑战，而这正是卡佛小说的魅力所在。

         说到卡佛小说风格的演变，不得不提到利西对卡佛早期作品的影响。利西是卡佛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和《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编辑，卡佛正是通过这两部小说集奠定了自己在美国小说界的地位。《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后，卡佛被评论家冠以 “简约主义”大师的称号。利西对这部小说集里的多篇小说作了大量的删减和修改。据卡佛学者斯图尔（William L. Stull）和卡罗尔（Maureen P. Carroll） 夫妇所做的研究表明，整部小说集的篇幅被删减了55％。其中几篇小说被删除的内容超过了70％。1998年马克斯（D. T. Max） 对保存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利西的手稿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卡佛记事》的长文，文中详细记述了利西对卡佛这部分作品所做的修改，这使得有些读者对卡佛作品的“正宗性”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这部小说集应该署上卡佛和利西两人的名字。另一部分读者则指责利西“劫持”了卡佛的作品，因为利西自己也写小说，但他的小说并没有流传下来。卡佛的遗孀嘉拉佛（Tess Gallapher）最近出版了没有被利西编辑过的卡佛原稿。她说她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不想再去回答这些小说是谁写的这类的问题。这件事的当事人卡佛已经作古，利西现在也三缄其口。通过对比这部小说集的两个版本，我认为经利西的修改过的小说大多比原作更具风格（卡佛本人在给利西的信里多次肯定了利西对他作品的修改），如本文提到的《第三件事》，还有《还有一件事》、《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等等，但有些作品，如《洗澡》，则由于过分的删节，使得作品显得过于隐晦和突兀。我觉得关于经利西编辑过的作品是否还是卡佛原来的作品的争论没有必要，所有作家发表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编辑的影响。而且，我们是在欣赏一类文学作品，而卡佛这个名字只是这些作品的一个标记。卡佛在回答他人提出的疑问时引用庞德的一句话，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写出伟大的诗来，至于是谁写的其实并不重要。”

• 中文语境中的卡佛

  作者：思郁 发布时间：2010-02-24 16:51:19

  现在谈论卡佛已经逐渐有了一种反讽的意味。我们写的评论比他的小说还要长，我们说的话比他笔下的人物的还要多，我们制造了喧嚣评价他的沉默，我们把他的简约看成了流行和时尚，对他背后大半生遭受的困难视而不见。卡佛在中文语境里受到的追捧已经遮蔽了他的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所以当我拿到了卡佛最新中文版《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以下统称为《当》）时候，有点不知所措。09年年初《大教堂》出版的时候，卡佛的小说让我耳目一新，我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09年9月份卡佛的另一本小说集《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出版的时候，我自认为从中发现了卡佛与我们的时代精神之间的密切关联，又夸夸其谈了许多；这一次，面对《当》的时候，除了默默地读他的小说，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绕远点，不妨先说些闲话。海明威有个短篇叫做《白象似的群山》，短短几页的篇幅中只是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一个小火车站旁边的对话。通过海明威的叙述我们对这对男女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在等开往马德里的火车，女孩要去那里做个手术，也许是堕胎手术，也许只是我们的猜想。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不知道他们是否还相爱，不知道他们最终做了什么决定，通篇留下的只有平淡之极的对白。但是令人惊奇之处就在于，就这样几页的小说，读者却可以根据他们的对话想象出无穷无尽的故事，隐藏在对话背后的可能性数不胜数。这是一个极为抽象的短篇，描写的几乎是一个神话般的原型，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这个短篇又极为具体，截取的只是生活中最为平淡无奇过后即忘的一个情境的形象。这样一个情境发生的时候如此突兀，以至于它没有任何前提的铺陈，没有过度的情节，也没有明确的结尾，时间与空间几乎静止在对话发生的那一刻钟里。昆德拉给海明威的这个短篇的评语是，它抓住了一种具体的时间。在这个具体的时间里，平时最为忽略的小说场景变形放大到无限，细节成为了小说的中心，而填补细节则成为了读者阅读的乐趣所在。

  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说海明威。众所周知，卡佛是继海明威之后又一位把简洁诗学伸展到了极致的作家，而正是1981年出版的小说集《当》随后被奉为了简约派文学的典范。美国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曾在《普通人：卡佛、福特和蓝领现实主义》一文中提到，卡佛蜚声文坛的简约主义是一种“后贝克特式的”，是一种“经过现代主义的怀疑与绝望情绪锻造的现实主义”。我们读卡佛的小说往往注意到他笔下的那些小人物，一个个卑微的普通人，他们酗酒，吵架，离婚，失业，无一不在生活的边缘，他们失败的情感，可怜的自尊让我们看在眼里自然觉得感同身受。我们全身心的认同卡佛的现实主义触角，但是却往往忽略他小说中处处弥漫着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身影。我有一个很简单有趣的例子，一个朋友对我手中的卡佛充满疑问，他问我“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句子或者这题目到底想说明什么意思。我哑口无言，只能说这个好看的句式其实根本没什么意义，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同名的小说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许我们该这样谈论卡佛，他讲述的不是故事，也没有意义，只是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场景的展现，瞬间的疏离，莫名的出轨，生活的断章。他的小说中人物一直在说话，在生活，从不追寻意义，我们这些读者何必要苦思冥想其中的道德意蕴呢。有时我读他的作品会有种错觉，以为读的是一本超现实主义的文本，题目和情节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它们只是作为一种存在展现在那里，颇有几分荒诞的意味。以《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以及《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为例，我们能看到他毫不留情地削减故事，简化叙事，删除细节，摒弃隐喻，遮蔽抒情，将大量的文字弃之不用，代之以支离破碎的、断断续续的，甚至经常由沉默和空白间隔开来的对话片断。他成熟之后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像一个原本丰满的人剔除了皮肉之后剩余的一个孤零零骨架。这个有些笨拙的比喻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尔维诺对博尔赫斯的评价。卡尔维诺认为博尔赫斯的小说过人之处在于，他发明了一种写作方法，对一本幻想中并不存在的大书进行概括性和缩减性的书写，因此他的短篇才散发出一种如此简练和迷人的魔力。这种评价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卡佛的创作，但是其中稍微不同的是，博尔赫斯是对一本并不存在的书的概括，而卡佛很多时候却是先真真切切写完一个故事，然后对其进行精简。自选集中《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和《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原本是卡佛创作的比较长的故事，但后来收录到小说集《当》中的时候，都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改，尤其是《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甚至删去了四分之三的内容，剩余的部分只有一个破碎的、不连贯的、无法理解、神秘的和高度浓缩的框架。人物虽然还是那些人物，故事也仍然是那个故事，但是意义和框架的形成只有依赖读者的阅读和头脑中的理解，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填补其中的空白。

  是不是正因为卡佛的小说恰好迎合了这种读者反应的小说理论，让读者有机会参与到了填补他作品空白的创造，所以才受到众多爱好者的追捧？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卡佛写普通人生活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正因为这种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容易给人一种虚构的印象。他笔下的那些失业的推销员、酗酒的男人、酒吧的女招待、情感缺失的孩子、陷于家庭暴力和外遇困境的夫妇等，这些人的生活容易让读者产生不真实的印象——小说的本质毕竟是虚构的——仿佛抽离于我们的生活。这样以来，我们阅读卡佛的时候，仿佛观照着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世界，仿佛能填补某种我们所缺失的感情空白，也仿佛对比着自我生活中积极美好的那一面。毕竟，现实太不尽如人意，阅读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逃避的理想寄托，在无尽的虚构想象中给未来之路涂抹一丝的亮色，完成一种自我意义上的救赎。因此读卡佛的小说，我们填补的不仅仅是空白，还是我们生活的希望。

  最后有个疑问不得不提，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译者是小二，与09年9月份出版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的译者汤伟是同一个人。既然是同一译者，而且这两本小说集中有许多篇目是重复的，为何在重复篇目的译文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的呢。比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在自选集中的译名就变成了“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在自选集中的译名变成了“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也许，你会以为两者相差不是很大，意思基本相同，并不影响阅读。但不仅仅是译名，就连译文也有所不同，我想问的是，这种明显的差异仅仅是译者的一时兴起所为，还是由于卡佛小说原文之中就存在如此的差别呢？

  思郁

  2010-2-2书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美】雷蒙德·卡佛著，小二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定价：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