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等恩:《孝慈录》与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实践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脱卜赤书系”由东方出版中心胭·砚工作室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伟杰一同打造。

脱卜赤源自蒙古语tobči，意为总纲或纲要。在蒙古历史上，脱卜赤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称史书。例如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蒙古喇嘛罗布桑丹津所著之《诸汗源流 黄金史纲》（Erten-ü qad-un ündüsülegsen törö yosun ǰokiyali tobčilan quriyaγsan altan tobči），一般在蒙古文里就简称为《阿勒坦·脱卜赤》（Altan tobči）。也就是《蒙古秘史》蒙古文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γol-un niu’ča tobči’an）中的“脱卜察安”。主编蔡伟杰以脱卜赤命名，希望出版雅俗共赏的另类历史图书，主题上则着重于探讨各种形式的边缘议题，包括地理上的边疆与外国、人群中的少数民族、性别上的妇女等。

洪武七年（1374）孙贵妃之死，使明太祖注意到母服制度。明太祖秉持“父母等恩”观念，下令今后子为母、子为父，皆采最高阶序“斩衰三年”，并御制《孝慈录》作为明代丧服制度的定本，为清代沿袭。本书探讨《孝慈录》在制定、推行与实践的过程中，父与母、礼与情、嫡与庶等因素不断关涉拉扯的过程，诉说中国丧服礼制史上最复杂深刻的孝道故事。

目录

序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二、研究回顾

三、研究取径与章节安排

章　服有等差：明以前母服制度的变迁

节　丧服制度与人伦关系

节　《仪礼?丧服》中的母服制度

第三节　唐代《开元礼》中母服的改制

章　孝顺父母：明代《孝慈录》的制订及其孝道观念

节　明太祖对孝道的提倡

??节　《孝慈录》的颁行

??第三节　《孝慈录》中的孝道伦理

第三章　礼情之间：子为母服的议论与实践

??节　士人对《孝慈录》的评价

??节　私修礼书中的母服制度

??第三节　“父母同斩”的折衷与实行

第四章　嫡庶之辨：庶子为生母服的落实

??节　康妃杜氏之死

??节　周之夔的母服经验

??第三节　“厌于嫡母”说对庶子为生母服的冲击

结论

征引书目

附录　历代母服相关规定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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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琪，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硕士，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班研究生。 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文化与性别。著有《评介邱澎生、陈熙远主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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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既映照出丧服礼制中父与母、嫡与庶、礼与情不断交涉对比的过程，更能不自囿于“母服”的别视角，呈现了明太祖“父母等恩”的孝道观与明清国家治理、学术思想、社会教化等层面多元互动的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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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脱卜赤书系”由东方出版中心胭·砚工作室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伟杰一同打造。

脱卜赤源自蒙古语tobči，意为总纲或纲要。在蒙古历史上，脱卜赤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称史书。例如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蒙古喇嘛罗布桑丹津所著之《诸汗源流 黄金史纲》（Erten-ü qad-un ündüsülegsen törö yosun ǰokiyali tobčilan quriyaγsan altan tobči），一般在蒙古文里就简称为《阿勒坦·脱卜赤》（Altan tobči）。也就是《蒙古秘史》蒙古文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γol-un niu’ča tobči’an）中的“脱卜察安”。主编蔡伟杰以脱卜赤命名，希望出版雅俗共赏的另类历史图书，主题上则着重于探讨各种形式的边缘议题，包括地理上的边疆与外国、人群中的少数民族、性别上的妇女等。

洪武七年（1374）孙贵妃之死，使明太祖注意到母服制度。明太祖秉持“父母等恩”观念，下令今后子为母、子为父，皆采最高阶序“斩衰三年”，并御制《孝慈录》作为明代丧服制度的定本，为清代沿袭。本书探讨《孝慈录》在制定、推行与实践的过程中，父与母、礼与情、嫡与庶等因素不断关涉拉扯的过程，诉说中国丧服礼制史上最复杂深刻的孝道故事。

• 作者：Sue 发布时间：2015-11-20 10:08:53

  如果不是老师推荐，自己大概一辈子也不会去买来看。

  还在学习中，可能是不错的书，介绍了布鲁斯、芬克、摇滚。自己偏古典，学的时候挺无奈，为了乐队的配合，但是既然学了，就坚持吧。有时候发现，还是蛮有趣的。

  学完了，学得很累但是很有成就感。

• 作者：牙刷夜猫 发布时间：2012-11-12 02:03:47

  很不错

• 作者：glib 发布时间：2021-09-12 17:23:47

  这本书值得推荐给对太空生活好奇的大小朋友，主角是“巴黎八分钟”里那位在空间站吹萨克斯风，玩“宇宙级浪漫”的法国帅哥宇航员。整本书充满了法国人的小幽默，看得让人忍俊不禁。而宇航员训练之艰苦和太空之高风险在掩卷一乐中，也深深刻入了脑海——能熬出来的宇航员都是人类精英中的精英。

• 作者：新起点 发布时间：2022-04-17 23:55:54

  从孟母三迁到浩然之气，孟子的典故和名言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人格之修养建筑在了对人性之肯定与趋向善之领悟中，确实以将孔夫子之伦理精神一以贯之。

• 作者：刑訴科代表 发布时间：2024-03-08 13:57:27

  2015年算我的入门书，对新手是很好的认识行业的教材，可能也是第一本娱乐法书。

• 作者：二次元屎宅逗逗 发布时间：2013-09-21 09:21:04

  又是属于历史的东西...

• 你们呀 你们 我们呀 我们

  作者：easyluice 发布时间：2010-01-31 19:25:51

     你送他18岁的生日礼物是强迫着我给你画漫画。

    你和我说你要和《你们 我们 他们》里一样的，但是你和他结局都是，且必须是美好的。

   

    你要我画教堂前的婚礼，我们就翻墙去看教堂长什么样子。

    你要我画浪漫的海边漫步，我就给你调阳光的色彩。

    话中的你们都没心机地笑着。

    

    你们在一起，我很意外。

    因为，你们毕竟都不是人们口中的绯闻主角。

    他是很谦逊的男生，他从不大声说话，他家境好，乐于帮助朋友，他没什么心机，他的心思都在你身上。

    你就是个嘴巴长的奇怪的姑娘，和你不熟的时候对你的印象真的很浅。你会吵着要成立耳屎俱乐部，你会经常性地把头发往后挽，你总喜欢掐自己大腿说是果冻。

    当他为你把山地车装上难看的后座，当你每天坐在他的后座和朋友打闹，我真的相信你们是天生一对。

     

     你通过视频看我们眼有泪光，但是你又在奈良笑的那么开心。

     可是，那时候的我们，你们，都不在了吧。

     

     

     

• 黄丽君评《父母等恩》︱性别史视角下的母服体制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19-12-12 18:40:53

  明清母服体制的改易

  作者萧琪目前为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候选人，《父母等恩》是改写于其台湾师大历史所的硕士论文。作者的硕士班指导老师是林丽月教授，林教授专攻明史，同时也对明清社会、文化、性别史颇多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萧琪博士班的指导老师衣若兰教授亦是林教授的高徒，《父母等恩》于作者就读博班时修改出版，可说是台湾明史三代学人长期耕耘性别史的一部凝练之作。

  《父母等恩》一书怀抱着性别意识，旨在考究《仪礼·丧服》中“母服”议题的沿革与争议，聚焦于明太祖御制《孝慈录》一书对明清母服体制的改易，探讨这道“自上而下”的命令多大程度落实于明清社会，在士人群体中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响与议论，并在实践时又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在第一章的部分，作者回溯《仪礼·丧服》对于传统家庭人伦秩序的界定。《仪礼·丧服》是在古典宗法体制下，是以传统父系家族为核心，借居丧时间与丧服形制来界定人们亲疏远近关系的权威经典。在一个家庭中，唯有父、夫、长子与为人后者才有资格承受丧礼最高等级的斩衰三年之丧。为“母”者，则依照自身的角色（嫡母、继母、慈母、庶母、出母、养母、嫁母、乳母等不同的“八母”），儿女的身分差异（嫡庶或传重与否），以及丧礼当时的情况（父亲是否在世），各有适用的丧制。但在“家无二尊”的前提下，最重的母服也不过是次于斩衰的父亡齐衰三年，父在则降为一年，再依次而杀。这套作法在唐代武则天的主导下，首度以人情为由，改为父在子为母三年齐衰。虽然此一改制当时备受争议，却最终纳入《开元礼》，落实于国家法度之中。是母服制度在中国历史长河上的首度变革，影响后世深远。

  明太祖在开国之初，以“孝治天下”为号召。不仅以身作则，修改太庙祝文以“孝子皇帝”自居，颁发孝子旌表，诏举孝廉，宽宥孝子的罪行，在圣谕六言中以浅显俚俗的形式教化百姓“孝顺父母”。朱元璋将父母并举的理念，除了表露于圣谕六言等其孝道政策之外，也落实在《孝慈录》的制订。第二章作者即详述《孝慈录》成书的争议与其中体现的孝道意涵。洪武七年，贵妃孙氏过世。明太祖要求受其扶养的周王橚为她服三年斩衰之丧，东宫与其他诸王则服丧期年。孙氏为周王慈母，此一丧制的变更是继《开元礼》后母服的重大抬升，母服丧制从齐衰到斩衰的提升，也挑战经典中“家无二尊”的丧服原则，同样也在朝中引起争论。但明太祖同样以“父母等恩”为由，强硬推动此一母服改制，制订《孝慈录》，颁行天下，成为明清两朝的丧服定制。自此，人子对嫡母、继母、所后母、慈母、养母皆服三年斩衰之丧，是母服在历史上的第二次重大变革。

  但《孝慈录》在颁布之后，在明清社会引发什么样的反响与回应呢？第三章的部分，作者分别处理明代士人对《孝慈录》推崇与反对观点，指出在明代的大部分时期，士人基于宋儒“疑经”的传统，大多认同以“情理”抬升母服的作法。因此，《孝慈录》在明代中期以后已经深入社会，在清代更成为普遍的“时制”。但晚明实学思潮的兴起，再经明清政权鼎革，顾炎武、王夫之等代表性士人欲维系正统文化，批评“父母同斩”的作法，表露出其对家庭秩序紊乱的忧虑。同时，作者也很细致地考虑到，影响明代人孝道、服丧概念的来源并不只有《孝慈录》，具有权威地位的《文公家礼》或家族私修的《家礼》，也有认同《孝慈录》与否的出入。清代礼学盛行，礼学家更反对明太祖擅改古礼的作法，突显时代风气对于《孝慈录》接受度的差异现象。虽然《孝慈录》的母服规定饱受批评，大体而言，却仍是多数明清士人认同落实的丧服体制。

  接着在第四章的部分，作者另以康妃杜氏之死与周之燮的母服为个案，探讨母服改制的实践情况，尤其着眼在“庶子”角色的两难。康妃杜氏是裕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的生母，其死后，礼部尚书欧阳德建议应遵《孝慈录》规定，由裕王服斩衰三年。但此作法却遭世宗反对。作者悉心地考察到，明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引发大礼议，却始终不愿退让，就是为了重塑皇权。而裕王若为母服三年斩衰，无疑挑战皇帝的“君父之尊”。即便有“祖制”在前，康妃的丧仪只能在皇权面前退让减杀。康妃之丧与其他明朝后妃不平等的待遇，也成为士人笔记中感叹的主题。周之燮的个案则说明一名庶子出身的士人，碍于对嫡母的尊崇，无论是对生母生前的亲情记忆或死后的丧仪，都无法尽情任性。周的生母死后，他即便援引《孝慈录》的母服规定欲服三年斩衰，却仍得顾忌嫡母的感受，获得同意后才能致行。在作者的考察中，周的经验恐怕并非个案，而是反映出“厌于嫡母”的时代共相，也说明“父母同斩”在明代依违于“祖制”与“时制”之间的复杂度。

  性别史视角的讨论

  作者在《父母等恩》一书中，讨论中国丧服体制两次最重要的母服变革，从性别视角考察母服的抬升对于“父至尊”概念的挑战，以及人子服丧时如何兼顾考量人情、时制与礼法复杂权衡，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切入角度。难得的是，作者讨论的面向多元，逻辑清楚，推理缜密，文笔极佳。即便解读艰涩的经文，也能深入浅出，把难懂且复杂的仪制疏通得极为清楚，在在体现出作者举重若轻文字功力。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妇女的生命阶段可分成“女”“妇”与“母”三种历程，虽然皆属“从人者”，但三种角色的权力义务却差距极大。女人成为“母亲”之后，在孝道的加持下，家中地位尊崇，也拥有更多的发言与主事的权力。《红楼梦》中贾母威慈并济的形象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慈禧太后从一名庶妃跃上政治舞台，得以在晚清政坛操秉权枢，也与其身为同治皇帝的生母，坐拥“母后”的身分关系密切。然而，在《仪礼·丧服》的规范中，母亲又有八种不同的身分，讨论起来复杂度甚高。《父母等恩》碍于篇幅与材料，主要辨析的是嫡母与庶母居丧礼仪的差异，却已向读者揭示明清社会中人伦关系的多元交织性：时人究竟应服什么样的母服，还得兼具考量到父亲的意愿与权威，人子的角色，以及其他母亲的意愿，实难一概而论。

  性别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研究“性别史”与“妇女史”，考察的主体对象并不相同。作者援引的史料多是国家政书、士人文集、礼书文献，对于丧服的社会观察大多出自男性的视角。本书的研究主题围绕着“母服”打转，但因为材料性质的缘故，主要讨论的却是男性士人的母服经验，尤其聚焦在父-母与母-子角色的互动，以及相关制度变革的争议。质言之，虽然“母服”是本书的主题，但“母亲”的声音在本书所占的比重与篇幅却很低，仅在一些个案研究中被论及。因此这是一本比较经典的“性别史”著作，不能以“妇女史”的范畴归类涵盖。

  事实上，处理这种男性为主要书写者的史料，如果没有怀抱着性别意识，极有可能被写成一本传统的思想史作品。但在《父母等恩》一书中，性别权力关系的互动一直是作者特意着重的议题，因而突显出此书与其他著作的差异特色。举例而言，第二章探讨洪武年间孝子旌表时，作者就细心地发现明初的“孝子”范畴竟然兼具两性。换言之，孝子、孝女与孝妇都有可能因其孝行获得朝廷的奖赉（页66-69）。此一结果令笔者颇受启发。因为笔者在硕士论文的粗浅研究中，也曾统计过《清实录》中的孝子旌表事迹，对比之下，顺治年间的孝子旌表已经全为男性所垄断，不再包括“孝女”与“孝妇”等类型。明清孝子旌表体制上的差异着实耐人寻味，这是否意味着在清代国家认同的道德行为中，女子只能以“贞节”获得表彰？当清代的妇女既贞且孝时，为何国家选择不再表彰其孝道德行？这些疑惑或许是探讨明清孝道政策可以进一步思索的议题，也是个人阅读此书的研究收获。

  《父母等恩》一书的另一精彩之处，在于作者与学界其他研究成果的对话与修正。该书对于相关研究掌握极佳，从“绪论”中“研究回顾”的写作，可以感受到作者分析层次之细腻与用功之勤。本书的时代断限虽以明代为主，研究对话的对象却不仅限于明清时期。台湾学人如杜正胜、阎鸿中、李贞德、陈弱水、郑雅如、廖宜方、张文昌等古代史、中古史的研究成果，均在作者的搜罗的范围之中。书中每一章的“小结”，也可得见作者立基在扎实的论述上，挑战上述学者论说的尝试。事实上，这种学术上的修正与对话并不容易。研究者如何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论点，而不是将自己的研究沦为他人学术的注脚，这个分际拿捏不易，尤其作者撰写这本论文时仅是一名硕士生。但本书在这一部分的讨论却非常精彩，举例而言，第二章作者以明太祖制订《孝慈录》的历程与武则天丧服改革进行比较，即修正李贞德“女性统治者为母的经验，是母服制度发生变革的关键”一说，认为“此一说法若放在明代的丧服改革，则显然失去效用”（页100）。又如在第三章的“小结”中，作者也反思井上彻的研究论点：“《孝慈录》并没有在明代民间社会上得到落实，而得迟至清代才广泛地渗入万民的生活之中。”继而提出修正论述：“《孝慈录》的母服制度至少在明代中后期即开始渐入人心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实行，而在普及于清代的过程中，也实蕴藏着明清士人截然不同的评价与实践时所经历的挣扎，而谱出一段‘礼’‘情’交迭竞逐的精彩乐章。”（页162）相关研究反思的精彩碰撞在书中随处可见，并不限于每一个章节最后的“小结”。而这样首尾一致的写作手法，不仅体现出作者敏捷的思路，也很大程度提升本书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大明王朝1566》里海瑞对母亲非常孝顺

  两本未列入讨论的“遗珠”

  虽然作者在研究回顾中努力搜罗日本、美国等海外学人的研究，但笔者以为，卢苇菁（Weijing Lu）的《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

  True to He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与Norman Kutcher（柯启玄）的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Filial Pie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两书未能列入讨论，仍是比较大的遗憾。

  卢苇菁的《矢志不渝》研究主题是明清时期的贞女，主题虽与“母服”相差较远，但该书最后一章探讨明清士人对于“室女守贞”是否合“礼”的争论，其实与“父母同斩”的士人议论颇多相似之处：第一，明清两代不同的学风，对于古礼今解却各有不同诠释。举例而言，明代归有光对室女守贞从反对到认同的态度影响到清初学人，十八世纪考据学与礼学注疏风气兴起后，士人对于不合古典礼仪的改制批评也较明代严重许多，体现出明清两代学术风气的差异。这一点与作者在第三章对母服古今礼仪的士人争论与观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虽然清儒重视古典礼仪，但“人情”与“时制”也是许多人落实礼仪时所交错考虑的要点。在卢苇菁的考察里，明清的许多贞女也是士人们的女儿、姊妹，她们的选择可能违背了孝道，不符合父兄的期待，却符合当时整体的社会价值观。况且在明清时期，许多女子的贞节选择是在幼年订婚的早聘“时制”下，男女双方长年累积的“情感”基础。这些涉及“礼仪”“人情”与“时制”的交织作用如何影响着人们的选择，无论在贞女问题上，或是在母服问题上，都是明清士人共同面对的议题。

  然而，卢的著作与本书的最大差异在于，在《矢志不渝》中可以看到浓厚的“情感”描写，无论是父兄对女儿姊妹守贞的不舍，或者是女儿的贞孝两难，或为夫奔殉等段落，都可以读到文人笔下贞女的情感煎熬与思想细节等细腻的形象，这可能与《矢志不渝》运用不少女性书写材料有关。在《父母等恩》的母服议论上，虽然可见“三年免于父母之怀”之类的标准论述，但除了第四章的周之燮的个案以外，读者却较少见到士人在母丧议题上的情感画面。这也不禁令笔者疑惑，究竟“人情”在母服议题中占有多大的分量？武则天与明太祖虽然同样以“人情”为由，抬升母服，但这背后会不会另有其他的用意？

  柯启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皇权论述的解释角度。在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书中，柯认为中国的孝道是一种“社会的平行概念”（parallel conception of society），是家与国的一种连结，家内的人伦秩序与统治和谐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果君王与大臣们在家内尽孝，人民就会自然而然地移孝作忠，更有利于国家统治。明太祖深悉此中逻辑，即位之后加强对丧礼仪式的控制，注重情感的面向，体现出“忠”“孝”之间的内在连结脉络。这些议题也是《父母等恩》在第二章阐述的内容，但非常可惜作者却没有征引或与柯的研究进行对话。事实上，忠孝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表露在清代君王对“夺情”制度的不同立场：在康熙、雍正年间，皇帝经常要求官员“在任守制”，“夺情”的情况十分常见，此一丧制也越加制度化。但乾隆皇帝却很少这样做，反而多要求官员回归体制，丁忧守制，以尽孝道。趋势的差异意味着十八世纪的清朝统治基础更加稳固，乾隆皇帝也无须再以孝道作为治理的号召。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书的研究观点提醒我们，皇权对臣下服丧礼仪的要求与皇权统治的需求有着密切关系。明太祖的君权独裁从其废相一事已见端倪，丧服改制也是一种皇权独尊。在《父母等恩》的讨论中，作者也有细腻地注意到皇权对于母服改制、实践的影响，指出明太祖坚持改订礼书，抬升母服，即是为了贯彻天子权威与意志。同时，明世宗禁抑母服的用意，也是为了维护其以外藩入继，相对不稳的皇权地位。礼仪与统治之间的互动复杂，《父母等恩》这部作品提供读者一个很丰富的面向。如果作者可与柯启玄的研究互相补充，进行对话，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一幅明清两代丧礼实践与权力互动更加丰富多元的面向。

  黄丽君

  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