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自序

释“王与马共天下”／1

一 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1

二 司马越与王衍／6

三 司马睿与王导 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16

四 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26

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37

一 小 引／37

二 郗鉴的密谋／40

(一)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40

(二)流民与流民帅／43

(三)用流民帅平王敦之乱／49

三 郗鉴与王导／52

(一)郗、王家族的结合／52

(二)苏峻乱平后的江州／59

(三)郗鉴在陶、王矛盾和庾、王矛盾中的作用／62

四 郗鉴与京口经营／70

(一)三吴的战略地位／70

(二)会稽——三昊的腹心／74

(三)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78

(四)京口和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84

(五)京口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88

(六)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响／92

五 余论／96

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100

一 庾氏之兴庾亮巩固门阀政治／100

二 庾亮出都以后的政治形势／107

三 庾、王江州之争／112

四 襄阳的经略／123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132

一 桓温先世的推测／132

(一)桓温先世的隐情／132

(二)桓温是桓范后裔／133

(三)桓范的郡望问题／139

(四)旁证／142

(五)小 结／145

二 桓彝事迹杂考／147

(一)中朝桓彝无令誉／147

(二)桓彝过江后跻身“八达”而又志在立功／149

(三)桓彝族单势孤／152

(四)桓氏家族不为时人所重／155

(五)小 结／157

三 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159

四 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169

五 简文帝遗诏问题／176

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189

一 谢鲲、谢尚与谢安／189

二 北府兵／202

三 淝水之战前后的陈郡谢氏／208

四 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比较／219

五 北方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性质问题／228

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244

一 小 引／244

二 “齄王”世家／245

三 孝武帝与皇权政治／251

四 主相相持与太原王氏／259

(一)主相相持的开端。太元九年至十四年(384—389)／260

(二)上下游的争夺——王忱与王恭。太元十四年至十七年(389—392)／262

(三)殷仲堪入荆与孝武帝得势。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392—396)／265

(四)孝武帝死后王恭、殷仲堪连兵叛乱——两藩与中枢之争。太元二十一年至隆安二年(396—398)／267

(五)太原王氏的覆灭。隆安二年至三年(398—399)／270

五 小结／272

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278

一 晋末的北府兵／278

二 北府将乐安高氏／287

三 道术与政治／293

四 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300

五 孙恩、刘裕与次等士族／307

后 论／315

一 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315

二 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主要来源／320

三 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324

四 门阀政治和流民／331

五 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333

六 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338

七 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343

改版题记／347

田余庆，1924年，湖南湘阴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合著，翦伯赞主编），国家教委第一届大学教材特等奖）；《东晋门阀政治》（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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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作者：久道 发布时间：2013-06-26 17:59:51

  田余庆的学术感觉总是很好，治学有陈寅恪的风格，能从细微处发觉到别人长期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例如，此书中纠正了东晋令焚石勒之币，一直被视为东晋有“夷夏大防”的想象，而代之以八王之乱时的各种武力集团关系，以及此种武力集团到东晋后的延续。

• 作者：Adiósardour 发布时间：2014-09-05 21:56:20

  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皇权政治在这一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中，本身也起着变化。隋唐的皇权政治并不全同于秦汉的皇权政治。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毕竟都是皇权政治。 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

• 作者：牧南 发布时间：2014-08-09 12:11:45

  高山仰止。

• 作者：虾米 发布时间：2015-06-04 09:48:25

  这类文章会被今天一些人讥讽流于琐碎、不见大局。但恰恰是这些只见大局的人，无法用琐碎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很多博客文章大抵如是：观点博人眼球，论证一塌糊涂。

• 作者：丁丁虫 发布时间：2015-02-27 01:58:58

  这才叫治史

• 作者：小车 发布时间：2014-03-26 08:51:20

  考证之精叹为观止。

• 读《东晋门阀政治》杂记

  作者：竹直梅孤 发布时间：2015-04-25 23:33:00

  田余庆先生去年刚刚去世，今年打开这本慕名已久的著作，探寻一下先生的学术遗踪。

  总体而言，本书从门阀和皇权之争的角度条分缕析了整个东晋历史，从司马睿出镇江左造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直到刘裕凭借北府兵建立宋朝。其间有几点重点：

  1、上游与建康中枢之争，从王敦，陶侃到桓温，桓玄。中央士族与强藩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与北方的共同关系。特别是几次北伐，田先生通过对全局的把握，运用史料分析了北伐中间的内部政治斗争关系。

  2、从流民到北府兵的北来势力对东晋的影响。在读晋书时，对北府兵这个组织一直不甚了然，这本书得以对其发展的历程有一全面了解。

  3、几家士族的更迭，从早期王，陶到后来的王，谢。以家族为中心，田先生做了极其详细的描绘。

  谈几点个人觉得美中不足之处：

  1、对桓玄不立七庙，田先生认为是与桓范有关。个人觉得证据不足。出仕东晋时不提还情有可原，如果真是如此，桓玄废晋更师出有名，立七庙不提似乎没有太大说服力。其中推断也证据不足。

  2、缺乏地图，特别是东晋诸多侨民州县。没有地图很多形势没有直观感受，而东晋多次州县变动的政治意义谈的也相对少一点。其实其中与士族之关系恐怕值得深究。

  3、对玄学意义强调过重。田先生认为在东晋一代，玄学作为敲门砖成为士族的基本条件。不过这种恐怕只是表象。士族能居高位，政治权术，经济基础与武力不可或缺，这三点的讨论，特别是士族的经济基础全文似乎有所欠缺。

  4、北方坞堡与河西。东晋一朝，河西张氏以及北方坞堡与门阀的类似及其相互影响，是一值得深究的话题。文中缺乏了与这两者的对比，反而难以看清门阀形成的背景。

  关于书外，印象很深的是这种对士族以及郡望的强调，在马伯庸亲王的《三国机密》里被用的很多。恐怕是受到本书的影响吧。

• 评《东晋门阀政治》

  作者：Lownote 发布时间：2011-07-11 16:13:25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已经有二十余年了。祝总斌与胡宝国先生，在《历史研究》与《书品》中，对该书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评介 。2009年，“中国文库”丛书编辑委员会再次出版了田氏此书，由此可见，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之生命力与吸引力，仍是不减当年的。

      田先生此书的核心观点，即是将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 。在他看来，自秦汉帝国建立以降，中国政治之发展，即进入一皇权政治之格局之中。在此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与之相应的政治现象，则是宫廷阴谋不断，多数是拥立或废立之争，争得大开杀伐。而且胜利者很难长久维持权力。这仍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其他。” 东晋时代却是一个例外，在永嘉南渡直至刘宋代晋的一百余年时间里，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兴起、彼此争夺，皇权政治一变而为门阀政治，竟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然而，随着所谓“次等士族”（陈寅恪的概括）的兴起，刘裕等人所建立的南朝政权，最终排斥了门阀政治，从而将中国之政治格局，重新拉回到皇权独尊之状态。这一趋势，随着隋唐帝国的兴起，最终得以完成，中国之皇权政治，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如果从汉晋隋唐近千年的历史演变来看，东晋出现的门阀政治，只不过是皇权政治发展这一历史主流中的一个回旋。这一回旋，固然有其深远之影响，但终究是暂时性的，是必然要重新回归到皇权政治之正统形态当中去的。

      可以说，这一对于东晋门阀政治性质特征的整体把握，成为了田氏此书的一个核心观点，纵观全书之结构，正是围绕这一“变态”之政治形态如何产生、如何发展演变、最终又如何消亡的历史进程而展开的。如果我们将东晋门阀政治比作一个生命体的话，该书之主要篇幅，即为我们呈现了这一生命体生老病死之全过程。可以说，对于一本具有二十余万字篇幅的学术著作而言，要将全书融贯为一密切勾连之整体，乃是颇有难度的。而田氏此书，不仅做到了此点，更通过王、庾、桓、谢、王等士族的代兴，将这一东晋门阀出场、在场、散场之全过程，演绎得如戏剧一般淋漓尽致。

      然而，对于这一历史进程的精彩演绎，绝不是此书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对于现代史学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是什么”，还要关注“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三把解开东晋门阀政治之门的锁钥——皇帝、士族、流民。在他看来，“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换言之，此三种势力，若能保持其动态平衡，则东晋之门阀政治，即可维持不坠；一旦其失去这种平衡，则门阀政治将面临危机；等到这一平衡无可挽回地被次等士族之兴起所打破之时，门阀政治筵席的“曲终人散”，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二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该书最为显著的几点优长之所在。

  无疑，作为一部典型的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作品，田书在材料的细密考订与论证之周详方面，是颇为值得称道的。这一点，在书中关于郗鉴的密谋、郗鉴对于京口的经营、桓温先世的推测、桓彝事迹杂考等方面，表现得畅快淋漓。例如对于桓氏家族先世的考证，可谓层层推进，全面而系统，充分体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学风。此一结论，的确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田先生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这样，在特重谱系的江左五朝，如此重要的谯郡龙亢桓氏，其谱系错乱缺漏，董理乏人，连桓氏家传的修撰者也不能加以考实，以至千余年来，无从发覆。” 田氏此文，可谓发千年之覆。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之史料，相较于以后之隋唐，尤其是宋元明清诸朝，乃是较为寡少的。作者在充分爬梳和利用传统史料之同时，也对于《世说新语》甚至《搜神记》一类具有一定传说色彩的材料，进行了极为认真的解读。可以说，对于此类具有传说性质且多夸张与附会的材料之解读与应用，历来是实证性史学研究中的难点，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多次十分巧妙地处理了这些材料。如在考索南方士族心态时，田氏便利用了《世说新语》中记载南士道旁偷视、观禊等事的材料。在经过细密之分析与考辨之后，田余庆认为：《世说》所载之事件本身，似乎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 这一严谨而又富有洞见之考察史料的方法，不仅大大扩展了这一时期史料的范围，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田氏揭示此一时期的士人心理，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文献参考。

  然而，田先生也并非始终“一考到底”。正如胡宝国在其对于该书的评论中所言：“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 由此似可明晰，田氏此书一首要之优点，即在于其既有综合之思考，又有细密之考证，且在考索具体史实之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各种可供利用之材料，对其进行了严谨而又不失灵活之分析与诠释，确是一部实证史学的经典性著作。

  此外，该书中十分注重矛盾论的分析方法，这一理论，虽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但对于我们处理历史问题，尤其是诸如魏晋南北朝这一极端复杂之历史时期的若干史事，依然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关于此种术语在该书中之应用，可谓比比皆是，这里仅举数例，略加说明：

  东晋政局，成帝即位（太宁三年，325年）后为之一变……朝廷立即出现了庾亮与王导的明争暗斗，成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郗鉴处于这一矛盾之间，力求抑制矛盾的发展，起稳定时局的作用。

  庾、王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几乎面临相同的矛盾，所以他们休戚相关，利害与共，往往多同少异，大同小异。庾、王之间不是没有利害冲突，但是冲突可以控制在从属地位。……但是也可以看到，门阀政治的格局既经巩固，作为门阀政治的固有矛盾，即此一士族与彼一士族的矛盾，也就是门户之间的矛盾，从此就成为东晋历史的主题而反复出现。庾、王矛盾，就是这种士族门户间矛盾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太元之初以迄淝水之战，总的形势是日趋紧张的南北矛盾，制约着南方内部东西的矛盾，两种矛盾呈交错状态。

  动乱的方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可以看到，这种矛盾论的分析方法，在厘清复杂之历史局面与演进过程之时，的确能够起到分清主流与支流，抓住历史发展的根本要素与决定性原因之作用。东晋时代，北方与南方、上游与下游、中枢与地方、皇权与士族、皇帝与相王、侨姓士族与次等士族之间，各种矛盾冲突，可谓极为复杂，如果我们不能分清主次，看清问题之关键所在，的确是要为史料所奴役而茫然无所措，摸不清线索，理不出头绪的。

      接下来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该书关于地理形态对政治局势影响的分析。这一分析的重点，集中体现为所谓的上游与下游之争。对于这一问题之背景，田先生作了如是之交代：

  所谓画江而守的国策，除了要求荆、江、豫、扬、徐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不得南移以外，并要求尽可能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甚至还要掌握一部分淮、汉以北的土地。正由于长江一线具有这种重要的战略价值，东晋士族门户之间的冲突往往沿着长江一线展开，门阀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长江上游地理上的顺流优势，可以转化为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加上荆、江“甲兵所聚”的条件，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抢据上游。这是东晋上下游之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

      可以看到，王敦与司马氏之争，庾、王江州之争，桓、谢之争抑或司马氏内部的主相之争，无不表现为某种程度的上下游之争。可以说，就东晋之地缘政治形态而论：下游靠近中枢，一般代表了中央的势力；上游依托荆州，一般代表了方镇的势力。中枢与地方，皇权与士族，甚至皇族内部的主相之争（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父子），其性质固然不尽相同，其具体形态却总也逃不脱上下游分庭抗礼的格局。对此，田先生从上下游之地理形势、物产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对上游而言，荆州的崛起，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长江的流向，则为之提供了必要的地形优势；而对于下游而论，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存在，为之提供了较大的政治优势与经济支持；而京口重镇之经营与北府兵的存在和发展，则为之提供了强大的军力保障。可以说，上游、下游，各具优势，这一博弈的焦点，则是处在上下游折冲要地的江州，东晋初期庾、王两方对于江州的争夺，即证明了此点：即谁占据了江州，谁就有可能暂时打破这一动态平衡，赢得一定的主动与先机，成为左右政权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然而，正如前文中所述及的：“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因此，这一上下游之争夺，固然是东晋时期王朝内部斗争的重要一端，却也未能超越隋唐一统之前南北之争的主基调，淝水之战中上下游桓氏与谢氏的密切配合，即是一个典型之例证。

  三

      现在，让我们以陈寅恪、谷川道雄和内藤湖南为例，再来看看该书同其他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之间的同异之处。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及的，便是陈寅恪。关于陈先生与田先生在治学路数上的殊异，胡宝国在其《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在他看来：

  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在笔者看来，除却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分殊之外，陈寅恪与田余庆二人对于门阀政治这一具体问题的观察，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是陈氏试图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作一考量，而田氏则更多从政治与军事的范畴中加以定位。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

  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 根据陈氏的看法，具有学术文化特征的士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士族，这样的士族也可以称为“文化士族”，因此，他的士族阶级实际上是文化士族阶级。 这种对于文化之强调，在田先生之全书中，是绝少能够觅其踪迹的。田氏作为一代政治史大家，似乎将门阀士族政治之本质属性，界定为其在实体政治中与军事上所具有的权力。基于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田书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限制于东晋一朝，而认定南朝与北朝，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门阀政治，而是皇权政治。这一论证，如果但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考量，无疑是成立的，问题在于，如果陈寅恪的说法成立，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门阀士族之核心在其文化而不单单在其官位之高低，那么，我们对于门阀政治的理解，也就会与田先生的看法不尽相同了。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陈寅恪的理解，所谓的门阀政治，就不能仅仅依据其政治军事权力严格限定于东晋一朝，而是应该放在整个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历史沿革中去考察了。对此，田先生也是有所承认的，正如他所言：“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

      因此，陈氏与田氏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之殊，恐怕更多地是一角度与概念界定上的不同。对此，我们也不必定要分个正误高下不可。

      此外还需重点关注的，便是谷川道雄的研究。谷川氏对于这一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中，该书与田书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便在于其对于结构性因素的关注。田氏此书，以考证精密、叙述融贯见长，可谓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而谷川氏之书，则在进行若干具体考证的同时，包含了一种具有强烈理论预设的结构性思考。这一点，在该书的序说部分中，得到了很好地呈现。

      根据谷川氏的观察：“总体说来，在六朝时期的某些阶段，存在着王朝权力与贵族势力这样一种二元关系的状况。在这种关系之下的贵族制就是门阀贵族制。门阀贵族制必然导致身份上的闭锁性，同时也削弱了贵族在政治统一上的能力，因此贵族不得不与作为外部存在的王朝权力——常常以军阀政权的形式出现——进行相互补充。……王朝权力与贵族势力之间所存在的二元关系实际上反映了门阀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二元性，而君权强化又是与门阀社会发生巨大动摇的事实成对应关系的。”

      可以说，与田余庆所述之东晋相比，谷川氏所要处理的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历史进程，乃是更为复杂和难于理清的。然而，谷川氏对于这种二元性的认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释的途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其关于十六国政权的结构性问题（第一编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北魏的统一过程及其结构，五胡十六国、北周的天王称号，两魏齐周时期的霸府与王都等篇章中。可以说，无论是十六国乃至北魏时期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抑或其不称皇帝，而以天王自居的政治行为；还是两魏齐周时期霸府与王都的二元结构，都是与这一二元性认识分不开的。

      实际上，在田余庆对于东晋时期的考察中，我们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诸如中枢与地方、上游与下游、皇权与士族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正是这一二元性的对立，构成了这一时期门阀政治得以维持的一个根本原因。

      接下来，谷川道雄为我们揭示出这一二元关系之后的走向，他谈到：“如前所述，这种二元关系以北魏末的内乱为契机逐渐朝一元化方向转化，汉人贵族依靠自身的力量担负起政权的一部分即是其体现。” 实际上，东晋末以至南朝的历史，也可以通过这一理论来加以理解。即以刘牢之、孙恩、刘裕等人为代表的次等士族的兴起，最终将司马氏与王、庾、桓、谢等士族共治天下的二元权力格局，置换为以南朝帝王为中心的一元格局，使得南朝政权，在经历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之后，终于又重回皇权政治的正常轨道。然而，田先生在这里，似乎有意回避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性或者说结构性的思考，他没有将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与同时期北方地区从十六国以至北魏的二元格局联系起来看待。实际上，这一由二元向一元的过渡，既发生于北方（以六镇之乱为其标志），也发生于南方（以刘牢之、孙恩等人的兴起为表征），乃是中国之社会由魏晋时代之门阀政治（或者说门阀与皇权之二元政治），逐渐演变为隋唐时代之皇权政治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转变之一。也许，田先生太过谨慎了，这使得他虽然在具体的问题上得出了同谷川氏类似的结论，却未能从全国的维度，为我们呈现出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巨幅图景。

      当然，在具体的论断上，我们还会发现中日两位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家之间的一些若合符节之处。谷川道雄在论及南北朝时期的贵族阶层时谈到：“贵族阶层开始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将自己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的根本原因抛之于脑后。上述倾向在江南尤其突出，而在北朝，孝文帝以后的北魏王朝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风潮迅猛而至。” 在这一点上，田余庆得出了与之惊人相似的论断，他在论及南朝之后的门阀士族时谈到：“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而且还颇为顽强。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越过了权势的顶峰而就衰了。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他们钻营富贵而又贱视富贵，依附王侯而又傲视王侯，才不能不矫揉造作，故作矜持。” 这，便是“衰至便骄”的道理，当这些门阀士族，已经不能在政治与军事中掌握权力，而不得不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谱也往往不承认自己门户地位下降的事实的时候，他们的衰落，也就无可避免了。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高门大族，也就失去了他们所能真正依靠的阶级基础，成为了一个仅仅具有贵族地位的空架子了。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唐代之后，士族阶层便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中国政治之格局，也由此而发生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折。

      据此，我们又衍生出了田氏此书同内藤湖南、陈寅恪等人理论之一重要分殊之处。内藤之理论，即是后来所谓之“唐宋变革”。在他看来：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

  可以说，在内藤的分期视野中，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代中叶之权力结构，固然存在很大的内在差异，但其核心，乃是一贵族政治鼎盛之时代。直至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激变，中国之政治，才最终进入了宋代以后皇权独尊的时代。在这一框架下，门阀政治，作为贵族政治之重要一端，也必然不仅属于东晋一朝，而应置于汉季以降直至唐末五代近千年的长时段中去考量了。

  陈寅恪的观点与内藤相似，他认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可以说，无论内藤还是陈寅恪，都将魏晋隋唐作为一整体，未给与东晋门阀政治以特殊地位。

  而依据田氏之论，则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此一朝之制度，乃持续二千余年之专制皇权制度在特殊阶段的变态。如果这样来看，则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就有如中国漫长皇权政治中的一段插曲，而不是中国政治由贵族走向皇权这一巨大历史进程之重要篇章了。

  四

      现在，让我们回到《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来看看其中一些可商之处。前文中已经提到，该书是以论述与考证见长的实证史学之典型代表。然而，作为一本研究政治史的著作，田余庆先生，似乎更多地将笔墨放在了对于具体史实的考察和梳理之上，而没有去关注其之所以形成又之所以消亡的所谓“终极原因”。对于这一问题，胡宝国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也提到了田先生自己对此的解释 。可以说，在这点上，田氏并非是没有自觉的，与其说他“不能为”，不如说他“不愿为”更为妥当。

      然而，这种对于终极原因之追索固可不必有，我们却是不能将一时代之产生与消亡，仅仅归结为若干偶然性事件的。对此，田余庆似乎没有完全做到，他在该书的开篇，即为我们作了如下的陈述：

  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业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特定”二字，体现了作者的态度，正如胡宝国所言：

  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由此，我们便可发现田氏在此问题上的薄弱之处。纵观全书，其内部结构可谓谨严之至，然而，这一内在之统一却是封闭性的，换言之，其产生与消亡，似乎都是以一个王朝的开端与终结为标志的。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经典政治史视角，然而，为何门阀政治之结构，会在东晋之初开启，又在晋宋之际结束，田书没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真正的答案。这一点，与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该书中为我们呈现出的这一政权结构由二元向一元转化之巨大历史脉动，充分解释了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时期各个王朝的演进过程。无论谷川的理论正确与否，他终究是作了尝试的，而田先生在此点上，似乎有些太过谨慎了。从这一意义上说：他长于政治史，也颇有些为传统意义上之政治史所累，而没能为我们从结构上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最终，该书成就了一种细节与局部的完美，却陷入了一种结构与整体的迷思。

      紧接着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对于经典政治史的迷恋，也导致了此书在对于经济、文化等因素之重视程度上的不足。以经济来看，在全书之绝大部分章节里，作者全面梳理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演进之全过程，却于当时门阀社会之经济形态不赞一词。直到全书之末，田先生才用了4页的篇幅（315-318页），为我们简要介绍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这种对于经济因素之不重视，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考虑，恐是对前一时期（建国后直至七八十年代之交）过分看重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种柔和的反动；在当时的学术生态之下，这种实证主义回归，对于突破已经显得有些僵化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政治史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经济之因素，毕竟不是通过几页篇幅的简单阐释，就可以置之一旁的。西方史界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年鉴学派，已为我们深刻揭示了此点。布罗代尔那一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经典划分，即将政治史归入了“短时段”。根据布氏的这一理论，事件史虽则“最富于人类趣味”，却也最为肤浅。对此，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我记得在巴伊亚附近的一个夜晚，我沉浸在一次磷光萤火虫的焰火表演之中；它们苍白的光闪亮、消失，再闪亮，但都无法用任何真正的光明刺穿黑夜。事件也是如此；在它们光亮范围之外，黑暗统治一切。”在另一个富有诗意的意象中，布罗代尔将事件描述为“表面的动荡，历史潮流负在背上的泡沫尖”。“我们必须学会不要轻易相信它们。”为理解历史，必须一头扎进浪底。 此外，自年鉴学派兴起以来，突破学科畛域的总体史诉求，逐渐成为了学界的主流。对于这一发展，政治史当然是不能例外的，它必然不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必须放在总体史的框架下理解，才能发见其实质。因此，政治史之研究，也就必须同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等其他要素相结合，才能避免停留在表层的宿命，真正找到推动历史演进的深层结构之所在。

  当然，政治史并没有没抛弃，近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界的最新变化，即是所谓“政治史的复归”。可以说，这一学术范式的转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受到福柯和布迪埃等人的影响：权力运作，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正如乔治•杜比（G.Duby）所言：“重返政治史的我们已今非昔比”。在赵世瑜看来：“这种被社会史改造了的政治史或可称为‘社会政治史’，在这方面，孔飞力的《叫魂》可以说是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根据这一看法，当今之政治史研究，固然出现了复归的趋势，但其研究方法，却已然为社会史所改造并具有一种总体史（Total history）的关怀了。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在于：这种政治史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到了权力的运作层面而非权力本身。对于这种趋向，邓小南教授在其《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为例的点滴思考》 一文中，作了充分的阐述。可以说，对于东晋门阀政治之研究而言，田先生此书，无疑称得上是一部传统政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然其由于时代之限，抑或当时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交流互动之不足，似乎未能具有总体史的关怀，也未曾考察东晋门阀政治在其权力运作层面上之具体方式。此类问题，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东晋门阀政治研究的起点。

  最后需要提及的一点，便是此书中对于淝水之战性质的探讨，即“前秦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其性质是统一战争呢，还是民族入侵战争。” 对于这一问题，田氏作了如下的判断：

  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渐趋于一致，这是北方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当这种情况出现并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的时候，如果再要发生北方南进战争的话，一般说来这种战争将具有比淝水之战、瓜步之战更多的统一战争的成分，是毫无疑义的，至少在理论上必然如此。……但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比我上面所分析的还要复杂，还要漫长。……等到酝酿出隋灭陈之战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成为统一战争，民族入侵性质也完全消失。

      接下来，田余庆又作了如下的推导：“蒙古人灭南宋，满洲人灭南明，都是由入侵战争转变为统一战争。”

      此种对于战争性质的判断，似乎与全书一以贯之的实证基调有些不合。当然，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田先生作此判断，恐颇有些不得已而为之 的苦衷。然而，他毕竟给出了答案，这种对于战争性质问题的宏观探讨，令我们重新找到了六七十年代“五朵金花”中若干所谓性质问题论争的影子，历史，果真可以如此简单地定性么？

      即便抛开这一定性本身是否具有其意义不论，田氏在该书中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次南北战争性质的演变纳入一逐步由民族战争为主向统一战争为主并最终完成这一转化的基本脉络，似乎亦有罗志田所谓“倒放电影”之嫌。罗氏此说，即“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 应该看到，田余庆之判断，乃是建立在已经知晓淝水、瓜步之战失败而隋灭陈之战胜利的结果基础上的，这是一种后设的判断，时人未必作如是观。例如苻坚，其虽为氐人之首领，却是以文化正统自居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根据谷川道雄的分析：“他的政治理念依据中国古来的政治道德，而这与他热心于振兴儒学又是密不可分的。他建立学官，让公卿以下的子孙学习，此外，还率领皇太子及朝臣的长子行释奠之礼。不单如此，还命令军队将士、后宫随从皆修儒学。尤其是在后宫，不论阉人或是女隶，凡有聪慧者，都授其经学。” 因此，如果从当时人的角度考量，前秦之统治者，在与东晋王朝争正统的问题上，乃是极端重视和急切的。这，很可能便是苻坚在经济、军事诸条件尚不十分成熟的条件下，汲汲于南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仅仅依据战争的结果而将淝水之战定性为民族战争成分较多、统一战争成分较少，而将明显是两个族群之争的元灭宋、清灭明之战争视作统一战争，显有倒果为因、倒放电影之虞。实际上，所谓的“统一战争”，主要应是就战争的结果而言；而“民族战争”，则体现了交战双方的民族（种族）属性（实际上，此一概念应与族群内部战争，如五代十国时期相对应）。这两个概念，似乎原本就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是不能纠集一处，强作一非此即彼或由此到彼的的判断的。更何况，田先生虽然强调了客观历史进程之复杂性，却仍然将这一变化修剪得过于齐整了，根据罗志田的看法：“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清晰，越接近原初的动态本相。”的确，当我们将历史的花园修剪得过于齐整的时候，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一刀一剪之中，越发离我们远去了。

  谢一峰

  201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