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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政策论:国家利益至上

  马基雅维利与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第三个显著相同之点在于:在治理国家的政策选择上，前者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后者认为，君主利益高于一切。

  政治技巧和策略是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基雅维利是坚定的国家至上主义者，他认为，无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还是为了政治的目的，即使采用残忍、暴力手段也在所不惜。他认为，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具备各种美德，而是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国家安全。一个君主由于各种美德而被人赞扬固然是好事，但在必要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内政方面，马基雅维利认为一切政策的组成都应观时势而定夺，只有在大势难卜时，才能制定政策。在外交上，马基雅维利主张以武力为后盾，绝不能仅持伦理道德纵横天下。他说:“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

  因此，马氏非常重视军事。君主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政治家的豪言壮语比不上枪炮的威力。国家利益的实现无论对内对外都必须依赖于庞大的军队。在《君主论》第12至第14章，马氏详细论述了军事，武力之使用。要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庞大的军队。在政治上，君主只需考虑有效与有害，不必考虑正当与否;君主应当使人民恐惧，但却不能使人民憎恨，应重实际而不是虚名。因为财产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这就要求君主保护臣民的私有财产和体面不受侵犯。

  此外，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对外扩张的野心，惟有采取开疆拓土的政策，才能永保国家强盛。当国家停止扩张，它便开始衰落、瓦解，偶尔进行一次战争，可以使国家重整旗鼓，恢复纪律和团结。马基雅维利这种扩张疆土的主张对此后欧洲的国际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它启发了后代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助长了欧洲强国对外攫取殖民地野心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

  司马迁说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韩非子列传》)。韩非子把法术与君子思想结合起来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鼓吹“君”“道”同体，以此强调君权高于一切。

  韩非所说的“道”，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含义:其一，“道”是自然界万物的本源。“道者，万物之始。”(《韩非子?主道》)“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韩非子?解老》)其二，“道”是万物的本性与特点。“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韩非子?解老》)其三，道是万物的根本规律。“道者……是非之纪也。”(《韩非子?主道》)其四，“道”有时又指具体的规律或规定性，如所谓的“君臣不同道”之“道”。道起着左右和支配一切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君主与道的关系，从理论上看，君主也必须服从“道”。“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韩非子?显学》)但是，在人世间，君主的地位与“道”相对应，臣民与万物相对应。这样一来，君主与道变成相应和同体的关系。

  既然“君”“道”同体，君权至上，惟我独尊，在政策的制定上便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表现在韩非子的矛盾观上。韩非子矛盾观的特点是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与排斥。《显学》有一段话颇具典型性:“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在韩非子看来，矛盾的双方都是“势不两立”的(《韩非子?人主》)。基于这种认识，对待矛盾双方，要强调两者之“异”，不可着其“同”。要在“势不两立”中求得和谐，必须一方打倒或压住另一方。主张迎着矛盾上，要毫不犹豫地站在一方，能吃掉对方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吃掉，断不可采取折中或平衡的立场。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全部政治理论之中。

  要想吃掉一方或绝对压倒一方，最有效、最可靠的手段是“力”。《显学》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八说》又说:“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力”究竟在哪里呢?韩非子的头脑十分清醒，真正的力量在臣民之中。既包括劳力，又包括智力，还包括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力量以及主观能动性等等。政策就在于把臣民之力统统调动出来，集中起来，并为君主所用。

  四、 道德观:政治高于道德

  马基雅维利与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第四个显著相同之点在于:政治高于道德。

  马基雅维利与西方从前的政治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对道德所持的态度。以往的政治学家往往把政治与伦理相混淆。但马氏却把政治从伦理中分离出来，认为政治永远不能顾及道德。为了维持政治的生存和安全，可以牺牲道德。马氏认为，政治、伦理各有其领域，相互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他否认道德的理性基础，也反对任何为道德提供理性基础的尝试。在他看来，解决实际问题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以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超然态度来思考、推测政治现象。由于他没有什么道德信念，所以他都不关心政府的存在是否有一个合理的道德基础。

  马氏对道德所持的否定态度，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方面，文艺复兴所提供的科学精神对他的影响至深，使他抛开道德善恶，专心致志地研究人的行为。另一方面，马氏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在他心目中，政治上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始终高于道德。而对于道德的看法，马氏也是完全功利的。他认为统治者和人民应遵守两种不同的道德准则。前者以能否保持和扩大权力为标准;后者以能否影响社会为原则。因此，前者高于后者，不应受后者约束。

  在对现实和历史进行冷静分析之后，韩非子得出结论:时代在变，政治应随时代而变。每一个时代都有其道德标准，政治应高于这些标准，强调政治由于时代的变化应该“因时变法”的重要性。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统治措施也要作相应的改革。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应该看到“事因于世”，做到“备适于事”(《五蠹》)而不应死抱过时的道德教条。

  韩非子对历史的发展及原因作了新的探讨。他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生产增长的速度，为了争夺生活空间而引起社会的矛盾与斗争，他的这种说法完全排除了超社会的力量，力图从人自身来寻求事变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值得珍重:其一，他指出了人口增长速度超出自然财富和生产的增长速度，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二，人们争取生存空间的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在人口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增长的情况下，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把扩大生活空间作为维持生存的条件。这样一来，不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发生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他说“上古兢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因此，他断然反对人伦道德的退化理论，而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韩非子的思路令人赞叹，他是沿着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道德精神面貌这一条路来观察问题的。在韩非看来，尧舜辞让出于必然，当今争夺同样出于必然。古代物质文明落后，天子必然带头干，没有油水可捞，所以有“辞让”之举;今天做个县官，子孙受福无穷，所以“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韩非子?五蠹》)，辞让与争夺的原因是一个道理，何必厚此薄彼。

  时代在变，政治应随时代而变，历史上伟大的创举只是在它那个时代才有意义。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后世，决不是对历史的尊重，只能说是一种愚蠢。因此，他断然反对把任何历史人物当作现实的旗帜举起来招摇于世。更反对把这些作为道德标准。政治应该从实际出发，它是讲究实“力”的，任何道德规范都不应与现实的政治相冲突。

  五、 影响与评估

  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两人，一个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一个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意大利，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持“性恶说”;都鼓吹专制政体;都认为国家利益至上或君主利益至上;都主张政治高于道德等等。因而，他们都无愧于自己的时代，都成为自己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都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适应了由诸侯割据向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过渡的历史需要，是以加强君主独裁和维护君主利益而开展的。因而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必须看到这种理论的严重局限性。

  他的理论是以“强力”为前提，以君权至上为内容，以地主阶级的“功利”为目标，以“惟暴力论”为依据的，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会反过来危及封建制度的巩固。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也正是韩非子，最先真实地揭开了君臣、君民之间关系的帷幕。不揭开这个帷幕，双方都缺乏自觉性;可一旦揭开，又使双方都处于恐怖之中。因为他的理论，秦最终统一了中国。也正是他的理论，秦朝很快便灭亡了。

  马基雅维利也是强权政治的信徒，他那些歌颂强者，宣扬暴力的主张，都是围绕着一个目的———为了实现意大利统一。后世的政治家几乎一致批评他的《君主论》，但却几乎一致地实行他所阐述的理论。

  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使政治与道德分离，强调政治的本质是权力。他是最早意识到了近代专制君权新特征的人，也是“国家利益”这一现代国家学说重要概念的理论源头。国家利益先于道义考量的主张，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利益”至今仍然是理解外交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