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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章鱼 发布时间：2018-04-10 18:31:47

  我把这本书强烈推荐给三类朋友：

  对气象学感兴趣的朋友，

  有大把空闲时间的朋友，

  想要治好颈椎病的朋友。

• 作者：爆胎诗人 发布时间：2023-08-23 18:56:58

  太官方，不友好，随书送的验房手册还算实用

• 作者：穆梓 发布时间：2018-06-01 09:44:50

  听说这个版本不错

• 作者：陈老板 发布时间：2018-12-02 20:39:48

  伤心又鼓舞。“人是经不起摧残的，可是人也绝不就是轻易能够彻底摧毁的。”

• 作者：小火柴很旺 发布时间：2023-08-26 13:06:41

  恐怖悬疑惊心动魄

• 作者：原应叹息 发布时间：2024-03-07 11:17:41

  都第4版了錯字還是很多，圖片p得也很做作，不過比起其他冊，作者們在使用“迷人”這樣的詞的時候節制多了。

• 一位钢琴教师的生存悲剧

  作者：文景杂志 发布时间：2008-10-23 09:51:55

  　　苏宏斌/文 （原载《文景》2005年第四期）

  　　在二OO四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际，相信许多人也象我一样感到一头雾水：耶利内克何许人也？她有些什么重要作品呢？略一查询，不由得恍然感喟：原来她就是《钢琴教师》的作者啊！这感喟不是因为我们早就阅读过这部小说，而是因为我们早就欣赏过那部获得戛纳电影节三项大奖的同名影片。回想这几年国内影坛日渐增多的作家为导演“打工”的现象，才发现原来小说屈尊为电影之侍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了！

  　　

  　　不过在为小说之没落大发感慨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小说以及小说家从电影和导演那里获益良多。单就《钢琴教师》一片而论，据说耶利内克就对导演哈内克的改编十分满意，并且引为同道。尽管我们这些观众并不知道电影改编自作者的同名小说，还以为是编导的独创，但毕竟这为作品今天的传播进行了成功的“预热”，这对于我们接受耶利内克显然是大有帮助的。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影片的成功也带来了一个不易察觉的问题：我们对小说的理解很可能已经打上了导演的烙印。那么，导演对作品的诠释是否合理和成功呢？我们怎样才能摆脱和超越这种先入之见呢？

  　　

  　　看过影片的人很容易形成这样一个印象：电影讲述的是人到中年的女钢琴教师与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之间的一场忘年恋。除了年龄的差异之外，这场恋情还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畸恋，因为女教师埃里卡在精神上有着十分严重的变态和分裂倾向：她在课堂上道貌岸然，为人师表，在工作之余却完全换了一副面孔，在家中的卫生间里用刀片自残，在音像店里观看色情影片，在汽车影院里偷窥他人作爱，在与学生的恋爱中要求对方虐待自己，而在进行这一切变态活动的过程中，她又始终保持冷静和理智，让人不禁对其灵与肉、内与外之间的深度分裂惊骇不已。这一系列在道德上的越轨之举经由导演的精心调度，转化为电影所特有的图象语言，其视觉冲击力和精神震撼力都是不容置疑的，因而影片的成功绝非偶然。把影片与小说相对照，我们发现大多数情节都出自原著，少数场景的改变（如偷窥的地点从公园改在了汽车影院，观看色情表演也从大桥下面的真人演出变成了音像店里的色情影碟等等）似乎也是出于技术层面的考虑，无损于原著的精神，因而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排斥导演为我们设定的理解框架。然而事实上我们却不难发现，影片与原著在结构上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

  　　

  　　在电影中爱情是唯一的主导性线索，因此男主角瓦尔特•克雷默尔很早就登台亮相了，当然埃里卡的母亲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导演还用一些重要的细节和道具（如衣服、电话等）来表现她与埃里卡之间的关系，然而主要的戏剧冲突却发生在埃里卡与瓦尔特之间。而小说则不同，作者在结构上将其划分成了分量大体相同的两部，而且两者在叙述的内容和方式上都迥然不同：第一部主要表现的是埃里卡与母亲之间的关系，至于瓦尔特则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只有在第二部中，爱情才上升为主导性的线索。与这两种叙述对象相适应，在第一部中采用的是一种近似于静态的叙述方式：几乎每一个现实的事件（如埃里卡的新衣服）都只是一个引子，借以引出埃里卡的童年以至青少年时代的经历。这种叙述方式显然与现代的意识流小说十分接近，所造成的艺术效果也是相似的：现时的情节线索似乎被切割成了许多碎片，作者就在这些碎片上开掘下去，把人物的过去以及隐秘的精神世界挖掘出来。因此，小说第一部叙述的重心不是现在而是过去，其目的则不是表现埃里卡现在的性格和精神状态，而是表现其人格的养成和由来。只有在第二部中，作者采用的才是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显然，导演在影片中所用的恰是这种方式，正是因此，小说第一部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被舍弃了，埃里卡的过去自然就成了一片空白。

  　　

  　　导演做出这种选择自然有其艺术上的理由，因为那种静态的叙述方式显然并不适合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然而问题在于，文体上的这种内在差异不可避免地使作品的艺术重心发生了转移。具体地说，电影的重心乃是表现一场悲剧性的畸恋，而小说的重心则是双重的：既是表现由专制的母爱所造成的女儿的精神畸变，又是表现精神变态的女儿所遭遇的爱情悲剧。不仅如此，悲剧性的母女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才是小说的真正重心，至于爱情悲剧则只是这种关系的结果，因为正是由于长期受母亲压制而形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变态人格，才使埃里卡无法建立任何健康的恋爱关系。人们常常强调这部作品具有某种传记色彩，这当然是由于作者耶利内克的生平与主人公埃里卡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我看来作品特有的艺术风格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小说的第一部俨然是埃里卡的精神传记。

  　　

  　　从电影改编的角度看来，导演的这种选择和取舍显然基于一种艺术再创造的自由，因而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对于小说的读者来说，却不必也不应局限于这种特定的阐释角度，因为这种角度实际上极大地损害了小说的艺术容量，使其思想内涵变得单薄了许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导演的改编是不成功的，因为这种情节以及内涵上的丰富性乃是小说艺术固有的优势。那么，这部小说未能为电影全部揭示的深刻内涵究竟何在呢？我们以为正是作者对于埃里卡人格悲剧的深入开掘。从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只是对这种变异性格的种种展示，至于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则只有一些暗示性的交代，我们从中可以隐约地推知其与那种不正常的母女关系（埃里卡人到中年仍与母亲同居，共用一张双人床，并且没有任何个人自由）有着某种联系，然而一种过度的母爱何以竟会导致孩子的精神畸形，我们对此却不明所以。从电影的角度来看，忘年畸恋当然具有更高的表现价值，然而用小说美学的标准来衡量，恰恰是对母女关系的深刻剖析，才使这部作品成了一部真正的经典，因为作者实际上由此揭示出了人类自我的普遍性养成方式，从而使作品彻底超越了由特定的题材所带来的猎奇色彩，具有了普遍的人类意义。

  　　

  　　把一个具有传记色彩的故事说成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是否是一种不合理的夸张呢？从表面上看来，这个故事恰好是一个不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个案，因为故事中的女孩形成了一种变态人格，而现实中的大多数孩子则都是精神健全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表面上的特殊性恰恰是由于作者把每个孩子性格形成过程中的普遍方式加以极端化的结果，而性格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自我以及个性的养成过程。那么，个体自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认为其基本模式就是自欺。顾名思义，自欺就是一种自我欺骗，它与一般的说谎区别在于，说谎的对象总是他人，而自欺的对象则是自己。但两者作为一种欺骗行为，其内在本质是相同的，即欺骗者对于事情的真相都是清楚的，但却都以一种假象来蒙蔽被骗者。一般的说谎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被骗者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然而自欺要想取得成功，其难度却要大得多，因为欺骗者和被骗者是同一个人，换句话说，被骗者也是了解事情真相的，何以仍会自愿地接受一种假象呢？我们以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自欺者发生了内在的分裂，其一部分了解事情的真相，另一部分则并不了解，两者分别承担欺骗者和被骗者的角色；另一种可能则是自欺者尽管很清楚真相是什么，但却宁愿把假象接受下来，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使假象成为现实。事实上这两种可能在思想史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而形成了关于自欺的两种主要学说：前一种学说由弗洛伊德加以发挥，从而建立起了意识与无意识的双层结构心理模型。按照这种学说，自欺者在无意识中是明白事情的真相的，但在显意识层面则并不明白，因为他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后一种学说则是由萨特所建立的，他认为人之所以能够自欺，是因为人的存在划分成了自为（意识）与自在（身体）两个部分。身体作为一种自在存在的特征是“是其所是”，也就是说它只能是自己本来就是的那种东西；意识的存在特征则相反，它能够“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这是因为，意识不是任何一种自在式的存在，而恰是对这种存在方式的否定，也就是说意识具有一种否定和虚无化的能力，意识就是虚无。既如此，意识就能够达成自欺，因为它不会僵化为任何固定的自在，而总是处于一种自我否定和变易之中。

  　　

  　　萨特在提出自己的自欺学说时，曾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他根本否认了无意识活动的存在，认为意识总是一种自我意识，没有被意识到的意识（即无意识）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对于这种理论上的分歧我们在此不予涉及，所要指出的是，儿童的自我意识尚未真正确立，自我的内在分离即便存在也并不显著，因而意识的虚无化能力才是儿童具备自欺能力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自欺并不一定是儿童自发的，更可能是来自父母以及社会的压力所致。就埃里卡的情况而言，这种压力显然就来自于她的母亲。这位母亲“被人一致公认为是在国家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和下枪决命令者于一身的人物”，其专制倾向无以复加。她从小就认定埃里卡是一个音乐天才，并且通过各种努力来使孩子接受这一点。显然，这无论对母亲还是孩子来说都是一种典型的自欺行为，因为她们实际上都没有发现孩子有任何真正的音乐天赋。事实上，埃里卡最终也只是成了一个普通的音乐匠人（钢琴教师），然而她们却宁愿生活在这种自欺之中，以此来营造一种虚幻的优越感。母亲其实是一个十分势利、精于算计的小市民，偏偏对周围的邻里不屑一顾；埃里卡更是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人物，即便在观看色情表演时也镇定自若，似乎自己的行为可以超越一切世俗的道德标准。

  　　

  　　那么，这种半是被迫、半是自愿的自欺何以会使埃里卡出现一种人格的分裂，最终成为一个受虐狂呢？我们以为这其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畸变过程。首先，自欺的本体论前提在于意识和身体之间的二元对立。自欺是意识活动特有的存在方式，这就要求自欺者首先把自己的意识与身体分离并且对立起来。这种分离一旦确立，意识必然将自己置于身体之上，认为身体作为一种自在之物乃是一种低级的存在。正是因此，自欺者总是不断地贬低自己的身体，试图摆脱身体必然伴随着的各种欲望的纠缠。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母亲在埃里卡进入青春期以后为何如此警觉，她总是害怕孩子陷入身体的欲望之中，从而受到男孩子的诱惑。为此，她不许孩子购买新衣服，并且诱惑她说：“只有靠她自己的能力和她自己的知识，她才能吸引每一个男人。”她阻止埃里卡与男人接触，“只要孩子一同男人接触，她就用打死她来进行威胁。”她同时又劝诱孩子，作为一个音乐天才，只有压抑肉体上的欲望，才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在这种恩威并施之下，孩子渐渐成了她的同谋，养成了蔑视自己肉体的习惯。由此自欺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自残。自残的高峰当然是成年之后用刀片来切割自己的下体，但这个过程其实早就开始了。最初是对身体及其欲望的压抑和蔑视，在长期的压抑之后，身体就变得如同一潭死水，一段朽木，不再有任何正常的欲望。她甚至在幻觉中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腐烂：“埃里卡觉得她那个地方像是块实心木头，而那儿正是木匠给真正的女人开孔的地方。那是森林里一段海绵质的、腐朽的、孤独的木头，而且这腐朽还在继续。”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何以当她观看色情表演，并且嗅着他人留下的秽物时，自己却没有任何冲动。这里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既然这种行为并不能给她带来真正的快感，她何以仍乐此不疲呢？我以为原因在于她由此可以获得视觉上的满足。对于普通人来说，视觉上的快感只是通向身体快感的一个中介，其作用是唤起和加强身体的冲动，而在埃里卡这里则出现了欲望的倒转，由于身体的冲动机制已经被取缔，因此视觉上的满足成了真正的目的。就此而言，埃里卡实际上成了一个“女阉人”，对下体的切割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当然，这种“阉割”主要是精神上的，其表现形式也不拘一格，有时身体的欲望并没有消失，而是从生殖器官转向了排泄器官，于是我们看到埃里卡的性高潮不是表现为阴部的痉挛，而是转化为排尿的冲动：在偷窥别人野合，以及报复性地弄伤女学生的手之后，莫不如此。奇妙的是，这种体验竟然主要是伴随着音乐而来：“埃里卡觉察到两腿之间发痒，只有由艺术，并且为了艺术挑选出来的人，当他说起艺术时，才有这种感觉。”我以为这正是由自欺所带来的双重异化：压抑身体的欲望是为了将其升华为艺术，但由此结出的艺术之花却总是暴露出其生殖器官的原型来。在这里，演奏艺术也已蜕变为一种精神上的自残行为。

  　　

  　　自残在根本上就是一种自虐行为，而自虐又必然进一步扩张为受虐，即主动要求他人来虐待自己。到了这一步，自欺者自然就转变为受虐狂了。当然，由自虐向受虐的转变需要某种机缘，因为这需要自虐者克服某种心理障碍，同时还需要面对失败的风险，因此受虐的愿望常常只能保持为一种内心的隐秘渴望。当瓦尔特•克雷默尔出现的时候，埃里卡显然认为自己长期等待的机缘降临了，因为瓦尔特是她的学生，并且在主动追求她，这双重的优势似乎大大地减轻了失败的风险，所以埃里卡抛开了顾虑，大胆地写出了自己内心的渴望。当然，鼓励她迈出这一步的还有她的初战告捷：在厕所中的初次交锋中，瓦尔特屈从于她的要求，任由她侮辱性地对待他的身体。然而这个小小的胜利已经耗尽了她的全部资本，学生实际上仍沉湎于浪漫的爱情幻想之中，所以当他读了埃里卡的信，并且面对她所准备的施虐工具的时候，便决然地掉头而去了。这种意料之外的重大挫折显然使埃里卡在心理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使她长期保持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因此她阵脚大乱，再也无法保持平日里的镇定与从容，于是她反过来主动追求瓦尔特，并且试图与对方建立一种正常的爱情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同时意味着女性对于男性的迎合与顺从，但这属于女权主义的阐释视角，本文不拟涉及）。在此我们发现，这实际上是埃里卡自我疗救的绝望努力，也是她返回正常社会的最后机会，因为如果对方是一个熟知精神疾病的内在机制，并且愿意用真正的爱来帮助她重建精神人格的人，那倒真有可能充分利用这一机缘，使埃里卡逐渐打破并走出自欺以及自虐。然而不幸她所面对的是一个涉世未深，并且抱着许多自私念头的年轻人，埃里卡的悲剧便无法避免了。因此我们在小说的结尾看到，她只能无助地受到瓦尔特的侵害，带着伤痕累累的身心回到原有的牢笼之中去，真正成为封闭在“琥珀中的一只小甲虫”。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由自欺所导致的人格变异和精神悲剧在现实中毕竟只是少数，怎么能说这篇小说揭示了人类自我形成的普遍形式呢？我们以为，小说的意义恰恰在于深刻地触及了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潜在的悲剧“基因”。表面看来，埃里卡的悲剧是个别性的，但实际上这一悲剧却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她所走过的精神轨迹是每个普通人都必须经历的，在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中，自欺都是必不可少的中介。这是因为，精神的存在方式就在于不断地自我否定，使自己转化为某种新的形态，这种转化的前提就在于自我相信自己是某种目前还不是的东西，因而就必须首先进行自欺。人们之所以认为自欺只是一种个别和偶然的现象，是因为这在道德上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但实际上从哲学的层面来看，自欺乃是一种中性的本体论活动。这种活动在伦理学上既可能表现为消极行为，如道德上的不诚实，也可能表现为积极的形态，如理想。究极而言，理想其实也是为自己设定某种目标，并且通过行动来使其转化为现实。以埃里卡而论，成为一个音乐家何尝不是母亲为她所设定的人生理想。这两种形态之间的界限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当理想已经被证实为不可能实现，而自我却仍然执迷不悟时，其自欺的本质便暴露无遗了。正常人与埃里卡这样的精神变态者之间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前者在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无法克服时，便明智地放弃理想而接受了现实，于是其人格便保持健康；埃里卡则始终不肯接受现实，于是便只能在精神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表面看来大多数人都成功地避免了精神悲剧的发生，但实际上其间的尺度是极难把握的，因为精神的临界点并无确切的位置，每个个体都必须准确地衡量自己的能力与理想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客观地认识自我的能力，同时还必须具有克服来自幻想的诱惑的能力。这种内在的自我认识与搏斗往往是持续一生的过程，因为一个人一旦彻底放弃了对生活的幻想和抱负，他的精神生命便立刻终止，所剩下的只是行尸走肉而已。正是因此，每个人在生活中其实都经常面对着精神畸变的可能，这种悲剧的“基因”是永远无法克服的，人们所能做到的只是谨慎地维持理想与现实、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因而任何人都没有嘲笑和轻视埃里卡的资格，因为这种平衡在任何一瞬间都有可能被打破。从人类把自己的精神与肉体分离开来，或者说从人类作为人类而存在的那一刻起，这种悲剧的“基因”便种了下来，我以为从此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埃里卡基因”，而耶利内克和《钢琴教师》也必将因这一命名而不朽。

  　　

  　　

• 【转】石瑊：真伪与醇疵——《孔子家语》的悬疑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19 10:35:13

  【作者简介】石瑊，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導師孫欽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现任职于岳麓书院。研究方向爲中國古代的文獻與思想學術史，近期主要關注《白虎通》與東漢政治思想、《孔子家語》與“鄭王之爭”研究。著有《清代〈孔子家语〉“王肃作伪说”检讨》（福建教育出版社）。

  原文载于：《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

  

  清代“《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再检讨

  8.4

  石瑊 / 2022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作为文献辨伪史上的两桩公案之一，《孔子家语》的辨伪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马昭的“增加”说，王柏的“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及清人的“王肃伪作《家语》”。而这三种不同形态伪书说的产生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伪者以辨书籍之真伪为名行辨义理之醇疵之实。好在近几十年间，随着一批与传世《家语》相似的材料的出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世《家语》之真伪以及“王肃伪作《家语》”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之中，有两部书因为十分重要却又来历可疑，引得后人聚讼纷纭，形成了文献辨伪史上的两桩公案。这两部书，一是传世《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一是传世《孔子家语》十卷。《古文尚书》贵在五经之内，地位远较《家语》为高，但因为先秦典籍多所引用，而汉儒经说经注亦见保存，所以要对此传世之作二十五篇进行分辨甄别，尚属有迹可循。因此，此《伪古文》二十五篇现在一般认为是东晋梅颐所上，非复先秦旧籍。而与之相比，《家语》的情况则更加特殊。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下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这是《家语》在历史上的最早记载。但此后该书的流传线索中断，以致后人从两汉文献之中，竟再也找不出另一条与之直接相关的记录。待王肃推出由己所注《家语》，则已迟至三国魏明帝时期。王肃注《家语》十卷四十四篇即后世流传之本。此本与《汉志》二十七卷本关系如何，因为可供比较的线索实在太少，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定论。但由于二者卷帙有别，《汉志》本《家语》堙没无闻，而王注本的出世又相当突兀，传世《家语》可以说先天存有疑点，后人一般不认为它就是《汉志》著录之本。所以颜师古在其下注云“非今所有家语”，而《四库全书总目》亦称“此本自肃始传”。

  如果说传世本的卷帙与来历原本就足够惹人怀疑，那么王肃对此书的推崇，则引起了更大的争议。汉代经学，郑玄是集大成者。他以古文经学为底，调入今文经学，对诸经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一代通学，在当时和后世尊奉者甚众。而经学史上，王肃是郑玄最主要的反对者。史书记载“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馀篇”（《三国志·王肃传》）。王肃与郑玄学术的差异主要集中在礼学仪制上，但礼学仪制本是实学，讲求的是证据。汉儒议礼，聚讼纷纭，原因就在于去圣久远，无所据依，倘若经书、孔子留有明文明言，那么自然也不会有这些问题产生。王肃称其“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孔子家语序》），想要挑战郑玄，说服时人，改易风气，实非易事。正当苦恼之时，《家语》一书的获得似乎让他的学术命运迎来了转机。

  《孔子家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迹的纂集。题目标一“家”字，颇有孔氏家族内传的意思。而王肃谓此书得自其弟子，孔子第二十二世孙孔猛，似乎也对此有所印证。王肃获此宝书在手，称其圣人实事之论，与之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足以证明其观点与孔氏无违。由此，王肃收罗各种证据，条理其观点，撰集《圣证论》一书，集中对郑玄的学术进行质难。很明显，书名“圣证”，王肃就是要以《家语》中的圣人言论作为核心证据来为自己张本。此书一出，当时的为郑学者多不以为然，孙炎、王基等都有辩驳。而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当属在朝廷主持下，王肃一派与马昭等为郑学者的直接辩论。从今天留下的文献来看，马昭面对王肃引“圣证”来质难郑学时，其基本策略是通过比较，强调郑学证据在可靠性上更胜一筹。如《礼记·檀弓》里为同母异父兄弟服丧的问题，郑玄同意经文中子游服大功的观点，而王肃引《家语》所载孔子语“继父同居者，则异父昆弟从为之服；不同居者，继父犹且不服，况其子乎”，认为情况当分两种。马昭反驳云：“《家语》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习礼，从之不亦可乎。”（《通典》）这实际是说，《家语》非经，未可轻信，而子游从孔子以学礼，是以其说郑玄据之。

  但这里有一条例外，《礼记·乐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注“其辞未闻”，而王肃则据《家语》和《尸子》的记载补出了这一段歌辞。对此，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礼记正义》）在此，马昭没有按照他一贯的策略反驳王肃。原因是这不是涉及经文理解的是非问题，而是《南风》歌辞的有无问题。当王肃据文献补出郑注说无的歌辞时，马昭是无法通过列举己方证据，进行比较加以反驳的。此时，马昭若坚持要维护郑学，那么其唯一出路就是直接否定王肃证据的有效性。不过具体视之，王肃所举两条证据的效力并不相同。《尸子》，《汉书·艺文志》归杂家，不属于儒家典籍，不具备补充解说经文的资格。这一点马昭很容易就能反驳，故曰“杂说，不可取证正经”。《家语》则不然，其中歌辞因出自孔子亲口，便自有权威，岂容凭空否定。此前马昭称《家语》固所未信，乃在于经文有明证可据，然而其属意子游，尚且要设之以疑问语气，婉转申说，此足见《家语》“圣证”之功效。作为一个尊信郑学的儒者，一方面不能承认郑注有失，另一方面亦不能否定孔子的言论，马昭的处境尤其尴尬。这时强调《家语》中《南风》歌辞来自王肃增添，并非真正的圣人之言，正是消解这一证据的有效性，从而间接反驳王肃质难的唯一办法。

  通常，人们把《礼记正义》里马昭的话视为《家语》辨伪的滥觞。马昭的“增加”说，即认为《家语》有部分内容源自王肃掺入，可算《家语》伪书说的第一种形态。但可惜的是，马昭对其“王肃增加”的观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而根据上文的分析，他在此处的反驳近乎辞穷，只是希望借此否定《家语》的“圣证”性质，来达

  到维护郑学的目的。换句话说，“王肃增加”与“固所未信”在他的反驳中具有某种等价性，马昭在意的不是《家语》一书的真伪，而是书中内容是否真的合于义理。

  在郑王经学论争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家语》一书的性质并未再引起较大的争议。相反，晋代以降至于隋唐，学者写书注书，对《家语》多有利用。直到南宋，因朱熹注《中庸》引及《家语》，有关争议方才波澜再起。朱熹本人对《家语》的见解相当通达。他说：“《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又说：“《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朱子语类》）朱熹认为传世《家语》乃由王肃所编，但其内容却是渊源有自，没有经过改易。但他也提到其书“不纯”“多疵”，这是承认《家语》在义理上有不足，从而把该书的性质真伪与义理醇疵区分开来，对于认识与利用《家语》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因为这样的认识，朱熹在《中庸章句》里，仍然有选择地采用了《家语》的一些内容进行注释。

  然而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却不认可这一做法，他专门写有一篇《〈家语〉考》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文章里，他说：“《家语》之书，洙泗之的传也，不幸经五变矣。一变于秦，再变于汉，三变于大戴，四变于小戴，五变于王肃。洙泗之流风余韵，寂然不复存”，“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在王柏看来，历史上原有孔门的传之《家语》，此书在义理上精醇无比，但其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一再发生变动，传世《家语》只是王肃所编。朱熹也说王肃编《家语》，但却没有讨论此前是否另有别本《家语》及其性质的问题；而王柏则对王肃编《家语》的观点进行了细化，指出了取材来源、编纂方式以及托名孔安国的行为。只是这些说法是否立得住脚，则大有疑问。传世《家语》的确与《左传》等书有大量互见内容，只是这些究竟是相互并行的同源材料，还是《家语》袭自后者，王柏完全没作考虑。而一旦《家语》在内容上的承袭有所疑问，则其“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的编纂方式更无从谈起。王柏之所以提到“托名孔安国”，主要是传世《家语》存有一篇疑似孔安国语气的序文，他认为这是王肃托名所作。有趣的是，虽然王柏认为传世《家语》系托名编纂而成，按理便不应轻信其间文字，但他所谓的《家语》“五变”之说，恰是借助了那篇“孔安国”序言及其后的“孔衍”上书的内容，又加以想象敷衍而成。回头来看，王柏在说起王肃编《家语》时，用一“意”字恰反映了他对此问题的轻率态度。整篇《〈家语〉考》乃为纠正朱熹以《家语》注《中庸》而发，因此他在文末点明：“以古《家语》正《中庸》，其词甚悫，其义甚明，奈不可得而见也。以今《家语》正《中庸》，终恐有所未安。”由此可以说，王柏的着意点乃在于由论述传世《家语》非孔门的传来消解此书在义理层面任何应用的可能。

  与马昭“增加”说强调部分内容的掺入不同，王柏一则强调《家语》在历史流传中的一再变动，二则强调传世《家语》乃王肃编纂并托名孔安国。这可看作《家语》伪书说的第二种形态。由此以降，明人何孟春、郎瑛等论述多不脱此范围。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清初姚际恒处。

  乾隆时期，随着学坛复古风气的发展，汉学研究得以复兴。作为汉学的代表，郑玄及其学术在当时受到了特别的推崇。由此，王肃对于郑学的攻击以及《孔子家语》在这中间发挥的作用，重新成为了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昔日王肃著《圣证论》以质难郑学，马昭未能悉数化解其挑战。清人尊郑学，不能容忍王肃的挑战，势必需要有所回应。但他们却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圣证论》已散佚，王肃难郑的具体意见已难于知晓，是以他们无法直面王学的质难而给予回击。这时，转而在王肃立论的主要依据——《家语》上动脑筋，成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况且传世《家语》素有疑问，又曾遭马昭、王柏等人质疑，只是未得彻底揭发。因此，若能在前人基础上对此书作进一步研究，以证明此乃王肃完全伪作，其中内容必不足以征用，而王肃对郑玄的相关质难亦随即消解。

  因此，这一时期的《家语》辨伪在问题意识和论证方法上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梁玉绳序《家语疏证》云：“忆乙未冬仲，翟晴江丈馆衡下，雠刊杭先生《道古堂集》。夜永酒阑，论及王肃撰《家语》难郑氏，思欲搜考以证其讹，因握笔互疏所岀，十得五六，旋各罢去。荏苒十有九年，不遑卒业，而晴江亦殁久矣。”此处叙述颇为典型，足以反映当时学坛对待《家语》的态度。所谓“王肃撰《家语》”，即以《家语》为王肃之著述。王肃对于此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增添者或编纂者，而是创作了其中的内容。学者间论及此事，心有戚戚。而在此共识之下，搜考线索证其讹谬倒成为了一种炫耀博学、相互角力的游戏。至于最终的证据是十得五六，还是更多，反而不重要了，毕竟结论先已有之。

  当然，认真者总是有的。在乾隆三十至六十年这30年间，学者范家相、孙志祖先后独立完成了《家语证讹》与《家语疏证》两部全面讨论王肃伪作《家语》的专著。这两部专著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文本间比较分析的方法来进行论证，即将《家语》与《左传》《荀子》等书进行比较，找出其中所有大同小异的文本，将他们的相同之处归结为王肃抄袭，而不同之处则归结为王肃篡改。同时，他们这种穷举式的文本分析，对应的正是王肃伪造全书的立场。范家相云：“王氏所注《家语》，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讥其‘杂而不纯’。疑者但知其增加旧说，未有全指其伪者。”范氏称先儒但知增加，“未有全指其伪者”，即暗地里夸耀了他们对《家语》认识的“发展”。而这一“发展”与清人检验论据的动机，紧密相连。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若将《家语》与他书视作平行文本，是无法推断出诸书之间的承袭和改易关系的。而范、孙二人之所以有此结论，实源自他们预设了《家语》晚出伪作的立场。而此立场又恰是他们所需证成的观点，所以从逻辑上说他们的研究是一种循环论证。所以当有人，如陈士珂，预设了与辨伪者相反的立场，以同样的方法著《孔子家语疏证》，证明《家语》非后人伪作时，辨伪派人士无法正面反驳，只得称其书“反谓《家语》为诸书所本，强词夺理，殆亦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之流”（《郋园读书志》）。另外，即使可以确定时代先后，清人的文本分析最多只能证明文本的差异源自改易，却无法指明改易者是谁。马昭的“增加”说既缺乏证据，也只是就局部内容而发。范、孙二人将所有的“改易”都与王肃关联上，无疑又存在过度推衍的问题。同一时期的官修学术巨著《四库全书总目》在《家语》提要下，以同样的方法，举一例证明《家语·公冠》袭自《大戴礼记》，并称“其割裂他书，亦往往类此。反复考证，其出于肃手无疑”。《家语证讹》与《家语疏证》，尤其是后者，自问世起，便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好评。有此二书，再加上官方结论，则当时学术圈的整体认知不难晓矣。因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孔子家语》辨伪公案至“乾隆中叶问题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只是经过分析，范家相们的研究方法存在着逻辑误区，并没有证成他们的结论。

  细绎清代辨伪者的文本分析过程，则不难发现他们暗藏在辨伪活动背后的经学思维的实质。翻开清人的疏证，不难发现他们在发掘传世《家语》“伪造之迹”的同时，总是在不厌其烦地暗示其内容的不可信。但是书籍之真伪与内容记载之真伪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并不能无差别等同。从文献学上来说，伪书一般是指创作年代失察、作者认定失实或者书本内容不同于原书的一类书籍。而所谓内容记载之真伪则是指书籍内容所

  记是否符合历史真实的问题。伪书中，固然有内容出自后人虚造，所以常常不合史实的情况。但是如果后人在作伪过程中，选择了可信的史料，本着如实的态度创作内容，那么则伪书里也可能存在着与历史真实相合的内容。相反，一本作者明确、年代归属清晰，内容未经后人改动的书籍也有可能会因为作者虚构、失察、讳言等诸多原因记载了不符合历史的内容。

  《孔子家语·相鲁》“而西方之诸侯则焉”一句，《家语疏证》辨析云：“案‘西方’，《史记》作‘四方’，是也。肃但求异于一字，改为‘西方’，而注云：‘鲁国在东，故西方诸侯皆法则’，亦太近纤。司马贞《史记索隐》反据以为说，何也？”《史记》称“四方”是泛指；《家语》因鲁国在东，故曰“西方诸侯”，亦通。两者小异，应属于记载异辞，完全不影响读者对于文意的把握。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家语》作‘西方’”，同时引王肃注，不过取相近记载发明《史记》之文。而孙志祖认为此处经过改动，不足以补正《史记》，从而将书籍之伪与内容记载之伪等同了起来。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清人的疏证，便可发现他们判定《家语》不可信，往往缺乏深入的考辨，只是简单利用经籍的权威性来得出结论。如《家语》“孔子之楚”至“无祭者乎”一节，《家语证讹》云：“本《说苑·贵德篇》。圣人之祭，何等郑重。乃欲以弃粪壤之物受之，以进祖考，何以为圣人？不经尤甚。”范家相以《家语》记孔子受腐鱼以祭祖的行为与经书所见孔子态度不合，便认为不可相信。其实，经书中孔子形象及其思想是否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一个需要慎重探讨、仔细研究的问题。而《家语》中孔子的行为与其对待祭祀的郑重态度是否完全冲突，也是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范家相对这两个问题避而不提，简单地认定《家语》所记“不经尤甚”，实际上是以经籍的权威性作为“信”与“不信”判断标准。又以前举“而西方之诸侯则焉”而论，即使有些极度简单的疏证从表面上看仅止于辩驳异文而无甚深意，但是细思之下，似乎仍不难发现其中所表现出的经学思维方式。此处《史记》虽不是经籍，但早已经典化。清人多称史迁著书上继《春秋》，深于义法，考信必于六艺，叙事多本经传。又谓作《孔子世家》，乃据素王之说，推尊孔子，下笔曾反复斟酌以尽善。是故，《世家》之语相较于《家语》，仍有着类似经籍的权威性，不可轻改。

  因此，清人的疏证工作，实际是由论证《家语》是伪书，进而否定其内容记载的真实性，而他们的判断标准和思维方式却是利用经籍的权威性来勘验《家语》。在这过程中，由古书辨伪到史料甄别再到与权威经籍相勘验，问题被置换了两次。所以说范家相们疏证工作的实质是一种经学活动，其最终目的是想要说明传世《孔子家语》不合于深具大义的经籍文献，不具备充当经学证据的资格。

  乾隆时期形成的“《家语》王肃伪作”的观点是《家语》伪书说的第三种形态。其核心乃在于强调王肃改易材料，伪造《家语》全书，因此其书内容不值采信。晚清近代以来，疑古风潮逐渐兴起并大盛，疑古派接受继承了清人的观点，这使得《家语》在文史研究领域长久地被弃掷不道。但现在看来，清人的疏证并不是客观的文献辨伪活动，而其最终目的乃在于消解《家语》作为王肃经学立论依据的合理性。

  回顾《家语》辨伪在历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可以发现有关此书真伪的争议总是同与之有关义理的争议相伴相生。不论是马昭的“增加”说，还是王柏的“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抑或是清人的“王肃伪作《家语》”，这些不同形态的伪书说产生的背后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伪者以辨书籍之真伪为名行辨义理之醇疵之实。换言之，他们预设了真《家语》必然是孔门的传而极富精醇义理的前提。而这又非为质疑《家语》者所独享，除开王肃取之以为“圣证”外，称颂此书价值者历代不绝。在儒教立国的时代里，一般士人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将这本名字带有“孔子”二字的书籍本身的真伪与义理的醇疵两分看待，实在是一个艰难的考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在清代也有清醒者，如陈士珂发出“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如《南华》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恶，时时有之。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陈诗《孔子家语疏证序》）的诘问，却和者寥寥；甚至其有意彰显诸书互见文字，以示《家语》内容有源有本的《孔子家语疏证》也长期被视为辨伪专著，而备受误解。

  近代以来，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体系的解体和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的现代文史学术体系的建立，使得客观探究书籍的真伪性质及其形成过程成为可能。而近几十年间，随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等一批与传世《家语》相似材料的出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世《家语》之真伪以及“王肃伪作《家语》”的问题。研究者们一方面意识到出土材料的发现可以证明传世《家语》与诸书的互见内容可能并非简单的承袭关系，而是一批共有的文本，他们可能存在某个共同的源头，却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演化过程。因此，传世《家语》应当可以脱去“伪书”的帽子，而进一步考虑孔安国编纂此书的可能，及其在儒学上的意义与价值。而同时，研究者发现，与出土文献、乃至《说苑》等书相比较，传世《家语》文本上存在着大量后代生成的痕迹，因此证明传世《家语》文本生成和定型的时代更晚，传统上以王肃为作伪者的意见似不宜轻易放弃。

  以上两方面的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也依然存在着局限性。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Geoffrey R. Elton）说：“历史研究并非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过去的当前痕迹的研究；如果人们所说、所想、所做以及所经历的事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么这些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当前的证据，而不是过去的存在这一事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些没有材料来回答的问题并不是问题”，“历史学家的方法有时促使他依据消失之物周围仍然存在的事物来重建它。不过限制依然是重要的，在实践中尤其如此。”（《历史学的实践》）分辨传世《家语》真伪的疑难在于，一方面除了《汉志》中二十七卷的著录外，我们无法找寻到更多的《家语》在汉代流传的线索，因此无以传世《家语》即汉代流传之本；而另一方面，比较分析的方法能找出文本演化的痕迹，却无法说明这些痕迹源自王肃。以当前的证据与方法，既然无法解决这一争议，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暂时将其搁置，而选择一条更为超脱的路径。

  在过去，像《家语》这类早期古籍的真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引得人们纷纷讨论，实源于人们对于书籍著作权的一种粗略认识，即一本书应该有明确的作者，可考的创作年代以及稳定的文本内容。但是，这样的观念往往只能反映后世个人的著述体例，用以匡范先秦至汉代形成的一批早期古籍则力有不逮。由于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以及研究的渐次深入，学者已经意识到早期古籍的形成往往需历经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这期间，它的内容的创作者可能不止一人，文本、篇章、编次都不是很固定；从最早的面貌到最终定本的产生之间，古书可能经过了多次整理。所以，以往那种“真”“伪”二分的判断标准并不适合用来说明早期古籍的性质，因而对这些古书著作权的追问，应当转换成对其形成、编纂、流传过程的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把握。事实上，利用相似的互见材料对《家语》进行严谨细致的文本分析，探索其形成与演化，已成为了当前《家语》研究的重要方向。

  有出土新材料以供利用，现代人得以比古人更加幸运；能够剥离义理的判断而客观分析文本，现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加明晰。由此以拾级，《家语》的悬疑或将逐步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