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军作战与训练思想教程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作 者:陈学惠主编 页数:236页 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简介:军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 外国军事研究部硕士研究生教材:本书包括外军作战理论和外军训练两篇。上篇介绍了5个国家军队作战理论的概念、体系和基本观点；下篇介绍了4个国家军队的训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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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作 者:陈学惠主编 页数:236页 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简介:军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 外国军事研究部硕士研究生教材:本书包括外军作战理论和外军训练两篇。上篇介绍了5个国家军队作战理论的概念、体系和基本观点；下篇介绍了4个国家军队的训练情况。

• 作者：WhisperHeart 发布时间：2016-06-03 11:34:52

  很好笑! 而且英文很地道!

• 作者：羽瀬宮亜 发布时间：2010-12-21 00:04:12

  其实读的是1963年的内部读物版

• 作者：冷眼旁观 发布时间：2017-12-05 00:11:46

  不是泛泛而谈的论文，确有研究和独到见解，对相关领域的投资有借鉴价值

• 作者：nothehe 发布时间：2021-11-16 20:31:54

  假期看的，放了好久在那儿突然想起了真算是过去的我给当下自己的惊喜。博士可爱，真可爱！

• 作者：摩訶曼陀羅 发布时间：2023-06-09 20:55:09

  有校对错误！76页“汝又何為以帠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当作“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 作者：小狗硬糖 发布时间：2020-11-21 16:59:04

  好可爱的书！不仅所有颜色示例图片都超级好看，而且真的学到很多适合自己的简单的配色选色原则。春天和夏天果然最适合我了。

• 对樽本照雄先生的回应之回应

  作者：齐物秋水 发布时间：2020-04-04 19:25:04

  前些天，读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先生的著作《林纾冤案事件簿》，颇受启发，但于书中部分内容也非毫无疑问，便随手写了几句短评：

  “先说一个疏漏，林纾《赂史》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于《东方杂志》，有‘出人意表之外’句，陈独秀一九一九年六月在文章中用此句，表面看似乎时间有错差，但林纾投稿至《东方杂志》自然是在七月之前，六月或五月甚至更早，杂志的编者杜亚泉胡愈之素来和新文学站在一边，和陈独秀有交往，或许早在林稿发表之前就告知陈独秀内容，因之，陈可引用。时间线或可如此解释，其后，周作人、钱玄同、鲁迅先后引用，广为人知。再评价本书，这是日本学者的一个成功翻案，中国研究者为何做不了，或为成见所囿，不疑，也或少数研究者已看出破绽，但做此研究，等于诘难新文化运动诸先贤，挑战健在的国内现代文学研究及翻译研究的学术权威，就吓得缩了回去，反而让日本学者写了去。”

  这几句话写于一月三十日，未想到有友人没几天发来一个链接，是樽本照雄先生于二月二日在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网页对我的回应，对樽本先生于学术之认真深感钦服，不过我不谙日文，且疫情期间困居家中犯懒，未立刻了解内容。今日才起意想弄懂它，承蒙好心的懂日语之友邻帮我译出大意，使我明白了樽本先生之意，概要如下：

  “陈独秀、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批判了‘最初写出“出人意表之外”的是林纾’。但是由上所见，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反倒比林纾（说这句话的）时间要更早了。比起这个，我想从林译中找出实例来证明，这是我那个时候的希望。

  齐物秋水氏这样说明了这个矛盾。关于陈独秀在比1919年7月（林纾发表文章）更早的6月使用了‘出人意表之外’的事情。

  齐物秋水氏的广播日文翻译（略）。原文见下：（略）

  我看到这个，很惊讶。可以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齐物秋水氏的说明是这样的：《东方杂志》的编者杜亚泉在杂志发行之前给陈独秀看了林译。杜亚泉能给商务印书馆关系者之外的陈独秀看吗？可以这么做吗？我一时难以相信。或者说难道杜亚泉事先仅仅是把‘出人意表之外’这句告诉了陈独秀呢？林纾的中文译稿原稿中出现了‘出人意表之外’这样奇特的表述，（杜亚泉）这样赶紧告知了陈独秀，会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杜亚泉就成了陈独秀的耳目了。这样真的好吗？这么说来，陈独秀一周后的和周作人写了同一件事，又该怎么解释呢。这就成了，周作人也一样，读了林译的原稿。没法这么想。（这样的话）就只是（周作人？）盲目附和了陈独秀，没有自己去确认实例。这也是我想包含在一起说明的地方。

  根据齐物秋水氏的说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杜亚泉，向文学革命派密告了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有极大贡献的林纾。反复这么说的话真的好吗。笔名是齐物秋水的人是谁我并不知道。但是这么写的责任是在齐物秋水氏。

  2018年10月12日，别的笔名‘业是吟诗与看花’表示，自己就是在中国读了超过百册林译的张治。可是，（这个人）却没能在林纾1916年6月以前的著作中找到使用了‘出人意表之外’这一说法的实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本人没有做出任何发言。于是这次的齐物秋水氏出场了吗。至少，齐物秋水氏也一样不能指出实证在哪里。说到底也只是推测。

  我也拜托了别的研究林纾的中国学者。一年多了，我们也没有答复。”

  我非学者，只是抽闲读几本书而已，有时会在这个读书平台上写几句意见，多为随手而写，未必经过精密的研究后慎重其事地写什么学术评语，忽得到日本学者如此郑重其事的回应，是很有些感动的。那便将自己的疑问较详细地写出来吧。

  我原本写出的几句话，自然是一种推测，本就用了“或许”等词。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何不如胡适之般“大胆的假设”呢？

  樽本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出鲁迅《说胡须》一文里“出乎意表之外”乃开钱玄同的玩笑云云。试看鲁迅的原文：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记起长安，记起我的青年时代，发出连绵不断的感慨来。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子，挂着许多印画，有李二曲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决然地说：‘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

  诚然，他们的胡子确乎如此翘上，他们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但假造中国皇帝的肖像而必须对了镜子，以自己的胡子为法式，则其手段和思想之离奇，真可谓‘出乎意表之外’了。……”

  这与钱玄同何尝能扯得上半点关系呢？樽本先生非要说鲁迅是“从日本人假造中国皇帝的肖像的话题，联想到在日本留学的旧友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名义捏造了论文这件事”，这实在太过牵强，饶的弯子过多，殆近胡适之所言“猜笨谜”，落入为翻案而强扭的境地。首先，鲁迅不会在一九二四年挖苦钱玄同，这时他们的关系尚好；再有，对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事件，鲁迅终其一生也未表示负面意见，一九三四年所写《忆刘半农君》，还把此事件作为刘半农的功绩之一，他怎么会在别处影射钱玄同造假呢？这是不符合鲁迅的态度的。

  鲁迅用“出乎意表之外”这几个字，不必简单事情复杂化，绕那么些弯子是无用的，就是很简单，他在用“今典”。

  一九一九年《每周评论》第二十四号，陈独秀之《对于日使照会及段督办通电的感言》中说，日使照会文字已有“实在‘出人意表之外’（林琴南先生用语）”，陈独秀在一篇与林琴南无关的时事文字中特意点出其名字，从常理而论，他一定是在什么地方见到林写了这几个字，否则有何必要写，那不是授人以柄么？其后在《新青年》同仁中传开，成为一个“今典”，周作人、钱玄同、李大钊、鲁迅先后都在文章里使用。对于樽本先生说的周作人“盲目附和”陈独秀，我是不赞成的，——一九一九年之《新青年》诸位同仁，对陈独秀之人格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么？

  那陈独秀究竟在什么地方见到林琴南的这几个字的呢？这是很难查找的。已有人指出林纾的确写过这句话，在一九一九年《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七号载林纾与陈家麟同译《赂史》中——“汝尚不知斐托老威迟之为人恶极祸稠，有出人意表之外者”。不过这一期杂志出版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而陈独秀之文发表在同年六月，存在时间差，那就不太对了。但陈独秀言之凿凿，我不认为他在撒谎，那他到底在何处看见的呢？于是，作了在短评中的那个推测，——仅为推测，若有实证就不是推测了。

  如今，我修正原本的推测，陈独秀得知林琴南之语，不是通过杜亚泉，因其时二人正在就东西文化问题论争，打笔仗正酣，不会有私下的书信往来。陈独秀获知此语或有别的途径，具体如何，他当时没留下记录，只能靠后人的考证了。

• 转：闫红 《施耐庵是个技术派》

  作者：时间的玫瑰 发布时间：2014-05-22 19:20:22

  有次在某个饭局上，聊起《水浒传》，一个女同学说，她不喜欢这本小说，那些杀人放火的强盗们，哪是什么英雄好汉？

  这种声音听到过很多回，我记得我也曾经这样想，直到后来，我发现有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一个坏毛病，他们喜欢捉弄读者，不喜欢好好说话。以曹雪芹为例，如果不是他文字间设下那么多埋伏，后世读者何至于为“拥钗”还是“拥黛”几挥老拳？更不要说还有“拥湘”的周汝昌老爷子横插一杠子，恨不得曹雪芹转世，给个标准答案。

  就算转世，曹雪芹也不会给。我这么猜测。如果我是个现代派雕塑家，我会给曹雪芹的嘴角加上一只狡黠的烟斗。

  据说吴承恩也是这样，我的朋友陈思呈多次说，他也不是个正经人，不会给读者一句正经话。详细内容，大家可以自行百度，我这里说的是，写《水浒传》的施耐庵也不例外。

  没错，施耐庵口口声声“梁山好汉”，又说他们的旗子上打的是“替天行道”，但这些，都不过是作者打的马虎眼，也许他需要用这些正义的旗号，吸引对“是非善恶”有所诉求的读者入门，也许，他正是以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来跟读者开个大大的玩笑。

  若是首先设个道德门槛，梁山上的人大多与“好汉”无缘。最典型的是那个李逵，他救宋江劫法场，一口气杀了几里地，作者特地写他“也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用现在的话说，他同时袭击了平民。连晁盖都感到不安，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李逵不听他的，“一斧儿一个，排头儿砍将去”。这且罢了，等他们这一干人等逃到江边的庙里，只因庙门紧闭，他就到处去找庙祝，要把庙祝杀掉。

  作者像个好画家，一再皴搓晕染，写出李逵天性里的残忍。刚才这是大场面，写得概括，接着，梁山上的人活捉了那个揭发宋江的黄文炳，李逵将他开膛破肚，从腿上开始凌迟，炙烤下酒，真令人头发根都竖起。黄文炳固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作为大宋朝廷的公务员，发现宋江题反诗予以揭发，也是他的本分，李逵这样结果他，少了点人味儿。

  不过黄文炳到底与李逵有仇，李逵报复得凶狠点，也还有可恕之处，他最该天打雷劈的，是残忍地杀害了沧州知府那个四岁的儿子。

  虽然看《水浒传》时，习惯站在梁山人的立场上，觉得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但那位沧州知府却未见明显道德污点，而且，面对因为庇护雷横而被流放的朱仝，他流露出了明显的好感。

  他的好感是因朱仝的相貌而起。朱仝“生得不俗，面如重枣，美髯过腹”，这形象，跟关羽一个路子，厚道踏实，知府的审美里，也透着他的道德取向，起码是性情中人，换个贪官污吏，感兴趣的只会是真金白银。

  不但他对朱仝感兴趣，他四岁的小儿子对朱仝也平白多几分亲热，伸出小手，“只要这胡子抱”。小儿求抱，最是暖心之事，何况那孩子“生得端严美貌”，想来必是萌娃一个，但凡有点人心者，都不可能不生出些许柔情，难中的朱仝，应该更多几许感激。

  从此后，他见天抱着那个小孩溜达，对于一个囚犯，这是难得的自由。他口袋有钱，给那小孩买些梨枣之类，若是那小孩日后能长大，回忆起被这胡子扛在肩上的人生，想来十分温馨。

  但如我们所知，那孩子没能长大，十五天之后，梁山来人劝朱仝入伙，他不干，李逵把那孩子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当头劈成两半。作者特地写了那孩子那天的穿着打扮：“穿一领绿纱衫儿，头上角儿拴着两条珠子头须”，金圣叹都批注“写来可爱，便有活小孩在纸上写”。

  我觉得施耐庵是故意的，他故意要把那孩子写得栩栩如生，要读者憎恶李逵的兽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施耐庵其实是讨厌这个人物的吗？似乎又未必，许多时候，他描述李逵的率直天真，时常有。如此可爱的憨态，如此一来，有些读者不免迷茫，善恶是非标准在哪里？就不能学着点金庸，你看人家态度多么明朗，善恶多么清晰？虽然査氏也写到邪教里的赵敏，名门正派里的岳不群，也是让你能够一眼辨识出的。

  可是，施耐庵有什么办法呢？世间就有李逵这样的人，又邪恶，又天真，甚至于，他的邪恶，正是出于他的天真，他没有那么复杂的头脑，像兽类般天然，也像兽类般残忍，施耐庵没有打算对他进行道德评判，他只想真切地描述出这样一种人格。

  是的，整部书都是这样。作者只是想刻画这样一种众生相。说善恶是非是没有意义的。官府固然鱼肉百姓，梁山人的“商机”也来自于那些无辜路人，而孙二娘上山之前，开在十字坡的人肉包子店，又曾要了多少无辜者的性命。看《水浒传》，最深的感触是，这个世界不会好了。若你混不到一官半职，又没有“梁山好汉”的体力功夫，就只能活在被他们夹击的恐惧之中。

  在这样的世道中，再说善恶毫无意义，一个过于聪明警醒的作家，不可能为任何一类人歌功颂德。唯一的路径，是做一个技术派，不谈道德，只说技术。

  所以，梁山泊主角们，都有若干场扬名立万的打斗，场场都被描写得那么精彩，而不像《西游记》里师徒遇到妖精，多是先打上一场打不过就去找观音的套路。鲁智深打镇关西，打得异彩纷呈，作者用声音、色彩、味道来形容那场景，正符合鲁智深又热闹又喜感的性格；武松血洗鸳鸯楼，一口气杀了张都监家包括马夫、使女在内的十五口，整个杀人过程，机敏、冷静，快意恩仇，让你不觉间顺着武松的感觉游走，忽略他滥杀无辜的道德瑕疵。

  技术派的手法同样用在大众心中的反面人物身上，像那个挑唆西门庆勾搭潘金莲的王婆，十足是个坏人，但你看她款款地对西门庆道出“捱光”十策，用现在的话叫做“泡妞宝典”，由不得不肃然起敬，真他妈的“最强大脑”啊，这是怎样一种人生经验的精华。难怪西门庆当时就叹服“虽然上不得凌烟阁，端的好计”，将她与长孙无忌、房玄龄们做比，而王婆后世亦有知音，黄永玉就曾在她的画像上题道：“王婆聪明，干啥都行。”

  技术派的作家是得意的，他不屑于提供低成本的道德消费，懒得满足低层次的道德诉求，而是凭借着外科医生般精准的技术，开出一条新路；技术派的作家又是悲观的，华彩的炫技之后，真的不需要任何解释，来解释这个荒谬的世界。

  牛逼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但有意无意的，施耐庵还是请来命运做帮手，帮他解释技术所不能完全解决的那种荒谬感。比如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这段孽缘，除了有王婆的“捱光十策”的推波助澜，最主要的，还是命运使然。

  都知道祸起潘金莲用挑帘子的竿子砸中了西门庆的头，但你要注意一下，会发现，是武松为了防止潘金莲红杏出墙，特意叮嘱她等武大郎一出门，就早早收了帘子。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武松的未雨绸缪，潘金莲还不至于这样不早一步不晚一步地跟西门庆遇上。命运在那儿摆着，人的努力只会显得徒劳。

  这样一说，似乎更为悲观，既然命运做主，其他的一切就不再有意义。但“命运”一词，亦有正面意义，不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吗？所以，当李逵天真邪恶如兽类，作者也给他安排了兽类的命运，他唯一的软肋是他的老母，作者就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母亲被老虎舐得只剩血淋淋的两条腿，他最信任的人是宋江，作者就让他死在宋江手上。而那些有温暖情怀的人，作者会有有意无意地庇护，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朱仝，他为人仗义，性情温暖，招安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升为保定府都统制，还有那个鲁智深，他虽也剪径，却从未当着读者的面杀过无辜者，最后含笑坐化，我理解为这是作者送给他的一份礼物。

  技术派加命运说，是我看《水浒传》的两个点。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水浒传》捧在每个人的手中，每个人的阅读总是与自己的体验阅历相关，每一个人的水浒传都应该被允许存在。当然，习惯了给人出标准答案的学者也许不这样看，但那已经与我的阅读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