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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啐！！！ 发布时间：2010-05-03 08:03:46

  原书重要译文好。

• 作者：playarx 发布时间：2022-04-20 13:14:36

  语言类专业同学可以先看这个再学数学，不过可能还是外文版同类书籍更好读

• 作者：tet 发布时间：2023-09-03 02:29:22

  确实经典

• 作者：卡萨不懒卡 发布时间：2011-05-25 23:41:39

  早年LES文就是天雷

• 作者：银阁铁器 发布时间：2020-04-19 18:55:12

  在多看书城批量下载投资书，整出了这本乱编书，点进去浪费了时间

• 作者：1046871536 发布时间：2021-04-06 15:55:03

  毛主席一心为国为民，精神思想是我不可及的，只学习认真做事

• 对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一点认识

  作者：开怀一杯 发布时间：2013-06-20 18:21:36

  　　钱币学，顾名思义，就是一门研究钱币的学问。其研究的是钱币的文化内涵，属于文物考古学的一部分，是人文学科。货币史，是研究货币的经济规律的学问。其目的是总结货币流通的经济规律，属于经济学，是社会学科。但二者又难免交叉，如果以知识论来解释，二者有相同的“所”，即研究对象——钱币，但要在同一个特殊找普遍，就因“心能”的区别而区别这个与那个，即人受经历的影响。[ 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

  　　恰恰彭信威先生是一位“心能”完备的人物，因而就诞生了一部涉及中国古钱币方方面面问题的著作《中国货币史》。而这一事件，发生在古钱学向钱币学发展的过程中。[ 戴志强：《钱币学概述》，《中国钱币》2010第3期]从名称可以看出，这本书主要是讲货币史的，但关于这本书与货币史，我们不讨论。这本书与钱币学，则是我们探讨的主要问题。

  　　此书每一章分为货币政策，货币购买力，货币研究和信用和信用机关四节，其中与钱币学关系最为直接是第一节货币政策和第三节货币研究中的钱币学部分，此书最先提出了“钱币学”这个名词。卡普兰指出，“彭将中国的货币历史纳入到中国古代的普通知识和政治史”。[ [德]傅汉斯，译：王小龙：《德国汉学家评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江苏钱币》2011年第4期]无可非议，彭信威应该是首位以文字形式讲述，而非以钱谱形式收录，来呈现中国钱币历史的学者。这与沈从文“常识”的研究方法相似。[ 《野人献曝》，北京出版社，2005年]虽然这部书不以古钱学为主要内容，但文字形式讲述，必然涉及到古钱学很多专门问题，这必然与1940年5月创办的《泉币》杂志关系紧密。因此，此书也代表了当时古钱学界很多主流的观点。所以，也必然会被考古材料推翻和证实。

  　　例如第一章第一节第三部分，其认为半两钱币应该为始皇治下开铸，但考古材料证实，应该是在秦惠文王二年就开始铸造。[ 朱活：《谈巴蜀秦半两》，《考古》]

  　　关于引用日本学者的观点讨论汉代笵铸的方法，由陕西出土的祖范和铜范母来看，这部分是正确的，但时代应该更早。

  　　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大历元宝的部分，此书认为大历元宝是私铸钱，但是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发现了大历元宝的铸造遗址，可以推断大历元宝是官铸而非私铸。而敦煌出土的文献材料也能证实，“开通元宝”这一讲法很可能存在过，而非作者绝对否定的说法。[ 唐石父：《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而南宋钱“纯熙元宝”的出土，也是书中涉及不到的。这主要因为时间的问题。

  　　不过，从殷墟出土材料、“沈郎钱”等问题的讲述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考古出土材料也是十分关注的。

  　　最令人叹服的恐怕还是作者大量类比国外材料，这一份语言能力，恐怕今天的学者也没有多少能够相比的。

  　　作者在绪论中提出，研究钱币学，要将实物材料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要将货币史和钱币学相结合，要懂中国钱币学和外国钱币学，要了解中外文化特征。不将目光局限于一点，这与张光直所讲的考古学家的素养多么一致啊！[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虽然戴志强先生将1954年就提出了钱币学及学科建设看法的此书归结为“这当时只是少数人的认识，个别学者提出的学术观点，并没有引起钱币学界和货币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同二]但考虑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能忽视此书在80年代后钱币学脱离古钱学局限成为科学学科所起的作用。

  　　最后，要提一点题外话，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对整个钱币学的影响，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就可见一斑，在《考古学卷》中，中国古代钱币一条的参考书目为丁福保的《古钱大辞典》和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这一条目可以说就是对《中国货币史》一书每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综合。可以说这本书开拓了钱币学研究者的视野，奠定了中国古钱币研究的新局面，即促成了钱币学的形成。曾有学者赵鼎新在其网络公开课中开玩笑，评述钱钟书的研究为“二流计算机”。[ 超星公开课：赵鼎新《社会变迁理论》]虽然这是玩笑的话，但《管锥编》一书延续了乾嘉学派的“述而不作”的方式。网络数据库的应用大大提升了研究人员的文献能力，即研究者有了新的工具。15世纪培根《新工具》指出，自然学科发展在于工具对人感官的拓展，如今看应该适用于整个科学研究。均切论的方法普遍出现于现今这个时代的研究，那么下一步，就是进一步的整合。

   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

   戴志强：《钱币学概述》，《中国钱币》2010第3期

   [德]傅汉斯，译：王小龙：《德国汉学家评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江苏钱币》2011年第4期

   《野人献曝》，北京出版社，2005年

   朱活：《谈巴蜀秦半两》，《考古》

   唐石父：《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同二

   超星公开课：赵鼎新《社会变迁理论》

• 《化身》题解（摘自冀教版《费·陀斯妥耶夫斯基全集》张有福撰写）

  作者：Hz 发布时间：2022-07-03 18:01:05

  该作品最初发表于《祖国纪事》，1846年，第2期，附有副标题——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奇遇，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穷人》写成之后，1845年5月4日，作者在给大哥的信中说，他有很多新的想法。这想法中可能就有《化身》的构思，然而约在1845年夏季他才着手写作，直至1846年1月28日完成，四天后（2月1日）在《祖国纪事》上发表。别林斯基一直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部小说，1845年10月初，在自己家里组织了一次作品朗读晚会，屠格涅夫也在座。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了这部小说的最初几章并获得好评。然而小说发表后，却使别林斯基圈子里的人大失所望。关于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6年4月1日给兄长的信中也直言不讳。对《化身》不满的反应促使作者于1846年10月曾想对小说加工、改写。然而，一直到他因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事件被捕为止，都未能动手。从流放地回来后，1859年秋，他曾有意彻底改写《化身》，重新发表，但很快又放弃了这一想法。不过改写的意图仍然萦绕在他的脑际，1861-1864年期间他多次在札记中记下他改写《化身》的构想。从这些札记看，1861-1865年间，作者曾想增加一些新的复杂的思想的和政治性的内容。1866年夏或秋，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出新版文集第3卷时，才实现了改写工作。本卷收入的即是此次改写过的文本。这次改写放弃了1861-1865年期间的一些想法，着重突出原先故事的主线，删掉节奏缓慢和分散读者注意力的次要段落和情节。参考过去别林斯基等评论家们的意见，作者去掉过多的重复之处，将总标题下的副标题《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奇遇》改成《彼得堡奇闻》，删除章目下滑稽可笑的小标题，各章一律只用数码按顺序编排。果戈理称自己的《死魂灵》为长诗，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化身》的副标题改成《彼得堡奇闻》（“奇闻”一词的原文为позма，若直译则为“长诗”）可能与这一时期作家思考中的彼得堡题材有关。《穷人》与《化身》，在很多方面都与果戈理有关彼得堡题材的作品有联系。《化身》的主要线索是一个贫穷的小公务员潦倒失意的故事。他原想成为一位高官显要的乘龙快婿而飞黄腾达，然而在与社会地位高于他的竞争对手的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失败，从而丧失理智。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表现领域，通过戈利亚德金这个老实守法、胆小怕事的小公务员的形象，折射出一非常严肃的社会问题；屡遭上层社会排斥的戈利亚德金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无法排遣的危机感和恐惧感，进而幻化出一个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因而能够飞黄腾达的同姓同貌的势利小人——小戈利亚德金——的形象，巧妙地反映了俄国农奴制瓦解、资本主义发展前期人们被扭曲了的畸形心态。这是直接继续《狂人日记》的相似情景。其次，主人公戈利亚德金与自己幻影冲突的情景也已在果戈理《鼻子》中有其萌芽。小说中个别场景也是有意识地涂上了果戈理式讽刺的色调，如第1章中，主人公同仆人彼得鲁什卡有关马车的谈话与果戈理的《婚事》中开始的场景相近，而第4章开始关于舞会的描写，在风格上又与《死魂灵》第1卷第1章中省长的晚会类似。如同果戈理小说中的小公务员一样，戈利亚德金也是奥·伊·先科夫斯基《读书文库》和法·韦·布尔加林《北方蜜蜂》报的读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像果戈理一样，在小说中将对这个破抹布一样的人物虚幻精神世界的描写与对先科夫斯基和布尔加林的讽刺联系起来。最后，《化身》中很多人物的名字也可以追溯到果戈理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如彼得鲁什卡，卡罗利娜·伊万诺芙娜等等。人物的姓名也暗含意义，如戈利亚德金的词义就是“穷光蛋”，或者名字的拼写故意强调其滑稽可笑，如切夫切哈诺娃公爵小姐等。尽管在这许多方面与果戈理趋同，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有很多方面与果戈理并不一样，他使小说向虚幻的悲剧性方面发展，事件的展开富于动感，等等。

  在《化身》中发展了在《穷人》中蕴含的两个社会性的心理主题。其一是，贵族官僚社会将人贬低到肮脏破抹布的地步；其二是，与之相反，受到这种社会压制的、像破抹布一样的人的自尊心，他的做人的权利的意识，这种意识有时表现为病态的屈辱感和多疑。这两个主题在《化身》中有所深化。戈利亚德金既没有赢得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的心，又失去了在她家庭中做客的可能，于是突然感到自己地位的不稳。他想，他的职位不仅会被别人取代，他本人，即他自己的个性，也将被完全与他相似、却又比他更机敏、道义上比他更加聒不知耻的人所取代。这“取代”的悲剧性主题与另一主题，即与他良心受折磨的主题交织在一起，他感到，在道义上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有罪，在心理上他多少也与他所憎恶的《化身》相似，因此理应受到报应。他曾答应娶卡罗利娜·伊万诺芙娜为妻，但后来由于希望获得有利可图的婚姻，想娶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便背叛了前者。官僚社会中，像《化身》中人格分裂和人性丧失的写法在果戈理以及其他一些俄国作家和西欧作家中并不鲜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借鉴前人的经验。不过不同的是，他将《化身》中主人公的精神错乱归咎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化身》没有获得成功。这一事实作者本人也不否认。但是他始终认为，戈利亚德金这一人物的构思是新颖的，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地下室的典型”，他后来作品中人物心理的描述都与《化身》有联系，如《地下室手记》和1860-1870年间的作品，直至《卡拉马佐夫兄弟》，对“处于地下的”心灵处理得更深刻。《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噩梦”一章中，伊万同魔鬼谈话的场景就是如此。

  《化身》发表后，与别林斯基和“自然派”敌对的报刊群起而攻之。1846年2月28日的《北方蜜蜂》报上，Л.B.布兰特指责小说单调、冗长、令人烦闷；主人公从始至终精神错乱，尽做错事和蠢事；尽管作者竭尽全力，但写得毫不动人，也不引人发笑；尽是些重重复复的废话，等等。《莫斯科人》1846年第2期上，斯·彼·舍维廖夫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熟识的果戈理的人物。如果终于能将小说读完，那么会使人有一种晚上饱餐后产生最不愉快的噩梦的感觉。康·谢·阿克萨科夫也从斯拉夫派的立场对《化身》评论说，这部作品已经不是受果戈理作品影响之作，而纯粹是模仿之作，甚至不是模仿，而是抄袭。阿克萨科夫还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第一部作品《穷人》，才使人不顾枯燥乏味来读《化身》，想要在其中发现点什么，然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阿·亚·格里戈里耶夫从唯心主义的浪漫主义美学观点出发，认为“自然派”的根本祸害就在于在艺术中肯定小人物及其恶劣的奢望。《化身》正是这样的作品。他进一步说，《化身》不是文学的，而是病理学的、内科学的作品。

  《化身》未发表前，别林斯基就曾向读者推荐过它。1846年2月，又反击布尔加林《北方蜜蜂》报对它的攻击。后来又在同年3月号的《祖国纪事》上肯定了《化身》。1847年初，针对众多对小说的批评，别林斯基又进行了反驳。他承认，《化身》在读者中未获成功，其原因在于主人公的性格属于最深刻、最大胆、最真实的构想之列，这是俄国文学中只可以称赞的地方。在这部作品中，智慧、真理、甚至艺术技巧都是不可企及的，可惜作者不善于驾驭自己过多的能力。《化身》中的缺点也是《穷人》中已有的缺点。如果作者不惜把作品至少砍掉三分之一，那么作品的成就就将是另一种样子。说到作品的虚幻色彩时，别林斯基说，现时虚幻的东西只发生在疯人院，而不是在文学中，因此，这部小说不为广大读者认同就不是偶然的了。与此同时，瓦·尼·迈科夫在《祖国纪事》（1847年1月）上发表《略论1846年的俄国文学》一文。他从空想社会主义观点出发给予《化身》涉及社会、道德、心理等课题以很高评价。他说，《化身》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心灵的解剖学，这心灵毁于害怕个人利益在这个社会中受到损害。评论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深入到人的心灵，直视人的情感、思维等隐秘之处，以至给人一种深入分析物质化学成分的印象。

  1847年，有关《化身》的争论停歇了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写的作品再没有引起评论界如此强烈的关注。

  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文集时，没有收入《化身》。然而杜勃罗留波夫在《逆来顺受的人们》（1861） 一文中还是提到了它。作者认为，戈利亚德金的疯病是像破抹布一样的人对凌辱他和使他丧失人性的那种现实生活的一种最阴森可怕的抗议形式。杜勃罗留波夫认定，小说的主题是一个懦弱的、缺乏意志和没有文化的人的双重性，是他采取行动时胆怯老实与他精神上力求玩阴谋之间的双重性，在这种双重性的重压下，他的理智最终难免崩溃。评论强调指出，受现实生活中那些阴谋家获得成功的影响，在主人公头脑中就产生了幻觉，而分裂出来的小戈利亚德金不过是这些胆怯的和不坚定的幻觉的玩阴谋的幻影而已。然而，这一主题展现得还不够精巧，“如果好好加工，那么从戈利亚德金身上将会出现一个并非特殊的、古怪的人物，而是一个典型人物，这一人物的很多特征在我们很多人身上也能找得到。”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评论界再没有对该作品专门发表文章。19世纪80年代，首次出现专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它的评论。1920-1950年间，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作品中的哲学课题发生了兴趣，其中也包括对这中篇小说进行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