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沃斯基精要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人们习惯将自己对事件的信心作为决策的依据，因此做出的很多决策都是非理性的，会导致严重的错误。20世纪蕞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阿莫斯·特沃斯基，毕生致力于描述人类思维会以怎样的方式违背理性规则。他与丹尼尔·卡尼曼共同提出的“前景理论”，将心理学研究应用了经济学领域，揭示了人类非理性的经济选择，从而开创了行为经济学这一全新领域。

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凭借与特沃斯基的合作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特别在颁奖词中介绍了特沃斯基在这方面的非凡贡献。卡尼曼说：“这个奖本来应该颁给我们两个人。” 本书包含特沃斯基一生的14篇精华之作，颇具影响力和可读性，能够充分体现特沃斯基思想和研究的特点。美国知名财经作家迈克尔·刘易斯提到，他发现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很多思考已经为自己的知名作品《魔球》奠定了基础。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也在卡尼曼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借助这类作品，“启发式和偏差”这一颇具创造力的概念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产生了深远影响。

卡尼曼称，很少有学者的作品可以在其去世几十年后还未成为历史文献，而是作为经久不衰的知识贡献重新出版。阿莫斯就是其中一个。如果你想了解特沃斯基的全部思想，《特沃斯基精要》 。

前 言 纪念阿莫斯——迈克尔·刘易斯

引 言 认知与决策科学领域的灯塔——埃尔德·沙菲尔

第1章 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

第2章 外延性推理与直觉推理：概率判断中的合取谬误

第3章 相似性特征

第4章 前景理论：风险决策分析

第5章 理性选择和决策框架

第6章 个体患者和群体患者医疗决策之间的差异

第7章 不确定状况下的思考：非结果主义推理和选择

第8章 无风险选择中的损失厌恶：参考依赖模型

第9章 偏好与信念：不确定条件下选择的模糊性与竞争力

0章 对小数定律的信念

1章 证据的权重与自信程度的决定因素

2章 模糊厌恶和相对无知

3章 支持理论：主观概率的非外延性表征

4章 基于推理的选择

后记 特沃斯基是天生的决策理论家——丹尼尔 · 卡尼曼

阿莫斯·特沃斯基？知名行为科学家、心理学家。多年来专注于人类决策领域的研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风险决策和理性选择。

  ？1961年，获得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学士学位；1965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博士学位。1978年，特沃斯基加入了斯坦福大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职业生涯。1980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3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1984年，同时获得了古根海姆奖与麦克阿瑟天才奖。2002年，特沃斯基被广受欢迎的心理学期刊《普通心理学评论》评为“20世纪蕞具影响力的100位心理学家之一”。

  ？特沃斯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蕞重要的学术搭档，二人合作多年，共同提出的前景理论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基础，对经济学、心理学、医学、法学、公共政策等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1996年，特沃斯基因转移性黑色素瘤去世。2002年，卡尼曼凭借与特沃斯基合作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由于诺贝尔奖不会授予已经去世的人，所以特沃斯基未能获奖。卡尼曼获奖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觉得这是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奖项，我们是十几年的‘孪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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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对回归的误解 假设有一大群孩子都接受了两个等效版本的能力测试（我们可称之为测试1和测试2）。如果研究人员从测试1中挑选10个表现优异的孩子，让其参加测试2，会发现他们在测试2中的平均表现有些令人失望。与之相反，如果你是从测试1中挑选10个表现 差的孩子参加测试2，会发现他们在测试2中的总体表现要 好。将上述情形推广开来，我们可以假设有两个变量X和Y，它们有相同的分布。如果挑选一组人，他们在X变量上的均值偏离了 k个单位，那么他们在Y变量上的均值的偏离程度一定小于k。这些观察结果说明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均值回归，这一现象由英国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 在一百多年前 提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均值回归的例子。例如，父子的身高、夫妻的智商，以及一个人连续多次考试的成绩等。但是，人们并没有形成对于这一现象的正确直觉。首先，在很多必然会出现回归现象的领域，人们并不期待看到它。其次，当人们意识到了回归现象的出现时，通常会得出荒谬的因果解释（Kahneman & Tversky，1973）。我们认为回归现象仍然是很难捉摸的，因为它与人们秉持的“结果应该在 程度上代表着输入信息”这一信念无法兼容，所以结果变量的值应该和输入变量的值一样 。

    意识不到回归的重要性会带来致命的后果，正如我们在之前提到的各种现（Kahneman & Tversky，1973）。在一次有关飞行训练的讨论中，有经验的飞行教练发现：如果在学员顺利降落后对其进行表扬，他接下来的表现通常都会不好；而在学员艰难降落后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他下一次的表现则会有所提升。因此飞行教练得出了结论：口头奖励对于训练来说没有好处，而口头批评则是有益的。这与 的心理学原理 相悖。飞行教练的这一结论并不可靠，因为存在均值回归现象。与其他重复性测试一样，即使飞行教练对学员 的训练不作反应，后者在一次糟糕的表现后通常都会有 好的表现，而一次出色的表现之后往往也会出现表现变差的情况。仅因为飞行教练在学员表现好时表扬了他们，而在表现糟糕时批评了他们，飞行教练就得到了错误且有潜在危害的结论：惩罚比奖励 有效。 因此，不理解回归的意义会让一个人高估惩罚的效用而低估奖励的效用。在社会互动，如有意识的训练中，表现好时通常才会得到奖励，而表现差时往往会受到惩罚。因此，仅通过回归分析就可预测，表现 有可能在惩罚之后有所提升，而在奖励之后有所下降。人类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得到奖励之后表现下降，在受到惩罚之后表现提升，这些都只是偶然事件。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这种偶然性。事实上，回归在决定奖惩结果中的作用 隐晦，似乎没有引起这一领域的学生的注意。

    可得性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通过回忆起一类或一件事的难易程度来评估这类事件发生的频率或可能性。例如，一个人可能会通过回想自己熟悉的人突发心脏病的情况来评估中年人突发心脏病的风险。类似地，一个人在预测某种投资行为失败的概率时，可能会通过想象这一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来进行评估。这种判断启发式被称为“可得性”。可得性是评估频率或概率的有用线索，因为一般来说，与频率较低的类别相比，人们 容易回想起频率较高类别中的案例。然而，可得性也会受到频率和概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依赖可得性会产生预测偏差，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其中的一些偏差。 实例的可检索性产生的偏差 当一类事件的发生频率要根据其实例的可检索性来判断时，在发生频率相等的情况下，人们会认为其实例 容易被想到的类别，比其实例 不容易被想到的类别 大。研究人员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展示了这一效应的影响。被试听到了一份包含知名人士的名单，名单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随后被要求对这份名单是否包含 多男性进行判断。每组被试听到的名单内容不同。在一些名单中出现的男性比女性 知名，而在另一些名单中，情况恰好相反。但每一组被试都错误地认为由 知名的人物组成的类别中包含的男性 多（Tversky & Kahneman，1973）。

    除了熟悉度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实例的可检索性，如显著性。例如，看到房子着火对此类事故的主观概率的影响，可能比在当地报纸上读到火灾新闻的影响 大。此外，人们会认为 近发生的事件可能比较早的事件 容易发生。当人们看到路边有辆车发生了侧翻，那么对于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观概率会暂时提高，这可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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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人们习惯将自己对事件的信心作为决策的依据，因此做出的很多决策都是非理性的，会导致严重的错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阿莫斯·特沃斯基，毕生致力于描述人类思维会以怎样的方式违背理性规则。他与丹尼尔·卡尼曼共同提出的“前景理论”，将心理学研究应用了经济学领域，揭示了人类非理性的经济选择，从而开创了行为经济学这一全新领域。

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凭借与特沃斯基的合作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特别在颁奖词中介绍了特沃斯基在这方面的非凡贡献。卡尼曼说：“这个奖本来应该颁给我们两个人。”

本书包含特沃斯基一生的14篇精华之作，极具影响力和可读性，能够充分体现特沃斯基思想和研究的特点。美国知名财经作家迈克尔·刘易斯提到，他发现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很多思考已经为自己的知名作品《魔球》奠定了基础。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也在卡尼曼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借助这类作品，“启发式和偏差”这一极具创造力的概念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产生了深远影响。

卡尼曼称，很少有学者的作品可以在其去世几十年后还未成为历史文献，而是作为经久不衰的知识贡献重新出版。阿莫斯就是其中一个。如果你想了解特沃斯基的全部思想，《特沃斯基精要》不可不读。

• 作者：陆叁^罗盘 发布时间：2024-02-10 22:33:23

  mark 第一、二、六章

• 作者：Frank 发布时间：2023-12-25 14:43:24

  本书由《财富的起源》p64推荐。这是本书在豆瓣上的第一个书评。本书由14篇特沃斯基的经典论文组成，除了“前景理论”、“损失厌恶”、“决策框架”理论，惊喜的还有“相似性特征”理论，尤其是最后一段被《心理学评论》评为在120年间发表的最佳段落：“一篇文章就像一条鱼”这个比喻令我大受启发。

• 作者：supermemo 发布时间：2020-12-22 12:18:23

  哈佛商学院投资课

• 作者：春 发布时间：2019-12-28 16:37:33

  全是局面

• 作者：卡尔松 发布时间：2015-05-28 13:37:26

  33

• 作者：半半 发布时间：2010-10-04 08:57:14

  通俗易懂，有理有据，娓娓道来的一本心理学科普读物，相当8错

• 书札

  作者：躺倒斋主人 发布时间：2020-06-14 08:02:35

  导论

  技艺娴熟的农民

  本书勾勒了一个四川农村手工技艺从业者社区20世纪的社会变迁史。该村落地处成都与乐山之间的夹江县。

  夹江县，隶属四川省乐山市。是“中国西部瓷都”、“千年竹纸之乡”、“全国重点产茶县”、“中国核动力基地”。

  

  造纸是一项要求有高度技能的工作，而

  “技能”这一话题会以两种互相关联的线索贯穿全书

  我最为关注的是那些与生产相关的技能，些技能也许是

  技术性的

  （如何打浆、如何刷纸），也许是

  社会性的

  （如何给产品找到买主、如何与邻居相处）。

  除此之外，我也对那些可以被称为

  日常生活技能

  的内容感兴趣:尽管有战争、革命、极度迅疾的社会和经济转变，那些让夹江的造纸人得以存活下来，甚至有时候还能做到繁荣程度更甚从前的惯常策略。

  在全书中一以贯之的论点是，中国的

  革命

  —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政治上社会上和技术上的转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

  对技能、知识、技术掌控的再分配

  ，正如其对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一样；发生在20世纪的对技能进行争夺的结果是，

  技术掌控权大规模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一线生产者手中转移到管理层精英手中

  ，

  从女性身上转移到男性身上

  。

  在20世纪90年代，夹江人在祭奠已故亲人时

  焚烧仿制的城市户口本

  ，以此希望这会让他们来世免于再投胎为农民。

  社会组织与技能生产群体

  作为技艺载体的社会组织，是我们对农村社会组织研究中所忽视的

  “农民性”（peasantness）的模式

  两种类型的“去技能化” deskilling

  技能的本质

  我对技能的理解，深受两类文献的影响，尽管它们似乎都与社会历史学家所考虑的问题相距甚远。其一是现象学哲学；其二是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

  现象学哲学

  家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早已经指出，技能是人的条件的核心所在。我们存在于世界中的首要模式并非思辨性“穷理”，而是对周围环境进行有技能的、主动的、身体力行的介入。我们通常并不将外在物当作超然对象来沉思，而是对于周围环境提供给我们的行动机会做出即时性的反应。只有当活动流中断之时（在海德格尔那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中，是因为我们用来向墙上钉钉子的锤子坏了）我们才会意识到环境的“客观的”质性（锤子是一个有一定大小和形状的坚硬物品）意识到我们自身的存在作为超然对象。

  认知科学

  智能行动不需要发生在受限心智的中心式（信息）处理，而是出现于分布式的“频繁地穿梭于皮肤与头骨之界线之间的认知与计算过程。通过建立有更为扩展性的反馈回路它们从我们的大脑经由身体而到达身体的延伸部分（工具）和外部世界

  我们的确是在使用并经由身体和环境来思考。大多数心智过程都涉及

  “搭建支撑构架”

  ，也就是说，利用实体环境或者社会环境中的外在因素来增强或驱动生物性大脑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之能够解决那些没有受到强化的大脑不易解决的问题。

  比如，当我们将工作台上的工具以便于快捷行动的方式进行摆放时，或者当我们借用笔和纸来计算大数字乘法时，我们就是在“搭建支撑构架”

  在更宽泛的意义上，

  语言、文化和制度都可以被视为“搭建支撑构架”的手段

  ，这些手段通过

  将信息“卸载”给外部世界

  而减少大脑的计算负担:当大脑需要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时，已经有可资利用的现成形式。

  我们建立的反馈回路可以包括进其他人

  。

  事实上，很多认知活动都是社会性分布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世间物品之间进行结构性互动的结果。

  正如人类学家、认知学家埃德温哈钦斯（Edwin Hutchins）所说的那样，

  我们太高估个体心智在认识论上的能力了

  。

  对真实世界（哈钦斯的例子是决定海军舰艇的位置）的认知经常是分布在行动主体的网络当中的，睿智的表现并非单单出自诸多单个心智或者心智群体，也出自于将这些心智关联成变通性的、强有力的体系所采用的那些依文化而构建的方式:在他给出的例子中，这些因素是舰桥上军官的空间位置、这些军官之间的任务分工、对标准化信号的使用，诸如此类。

  沿着同样的思考线路，简·莱芙（Jean Lave）和爱丁纳·温格（Etienne Wenger）认为，要理解实践性的、日常的知识是如何生成的，合适的地方是那些“

  实践共同体

  ”那些持续追求某种共同活动而留在一起的小型的、非正式性的群体

  这样一来，技能的所在之地既非在封装严密的心智中，甚至也不在作为“在体知识”之容器的身体里，而是存在于有技能之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界面当中。

  这“不是单个体作为生物生理性实体所拥有的特质，而是一个总体关联域的特质，构建这一关联域需要有生物有机体的人一不能消解的身体和心智存在于结构繁复的环境当中。这种将技能视为遍布在关联域当中，而非安全地储存在个人身上的观点所带来的影响，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会体现得越发清晰。

  这一理论可以解释，

  夹江的造纸人如何在中断了将近二十年以后从散落在自然、社会和象征环境中的信息中让其技艺得以重生。

  这些信息来自诸多方面，如上了年纪的实践者所具有的身体记忆；竹林、作坊、工具的布局；关于谁应该做何种工作、如何组织工作团队、如何在性别和代际之间分派工作、如何同亲属与邻居进行合作等问题上的共同设想。

  支撑这一切的是一种对于社会与符号世界那种共有的、不言自明的、实在的理解，这指导着造纸人让他们的生意再度复兴。这些信息广泛地扩散在各种异质的介质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国家从来没有能够成功地将夹江造纸技能移植到夹江之外的地方

  :尽管造纸人对这一尝试积极支持，在夹江特有的社会的、文化的、物质上的支撑结构之外他们的技能无法成功地被复制。

  一、　定位技能

  造纸技术

  造纸人说要经过72道“手脚”（九乘八，是个幸运数字），造纸业的核心技艺流程表中列出了20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又囊括若干小步骤

  简要分为两个部分:

  “蒸活儿”

  ，依据季节变化将竹子和其他纤维物做成料子（碎纤维）的季节性工序；

  “抄纸活儿”

  ，全年皆可进行的将料子做成纸浆，再将纸浆变成纸的工序。

  “制料段”工作在五六月开始，主要是砍伐嫩竹，这时的竹麻纤维长而且韧性好。如果伐竹时节推后，竹纤维就会变短且易碎。竹子的生长状况很大程度上依赖肥料和劳动力投入，房屋附近的竹子通常都用低土墙围起来，而且不让里面有杂草。但大部分竹子都生长在小山丘上，距居住地较远，很难给它们施肥或除草。夹江地区使用的两种最常见的竹子品种是白夹竹和水竹。它们的生长周期在五十年到六十年之间，每一轮生长周期的尾段竹子会开花，中间的竹茎—“马根”会死掉。存活的侧根形成新竹茎，几年以后收成就能恢复正常。这个过程被称为“换头”。竹子开花的年头，造纸坊会蒙受严重的损失。但是，与人们普遍认定的情况有所不同，同一品种的竹子并非一定会同时开花，也不是所有开花的竹子都会枯死。那些没有鲜竹可用的造纸作坊可以转而使用外地来的“竹麻”已经干了并劈开的竹子，在当地市场上可以买到。

  伐竹

  要求丰富的经验，因为头年、二年、三年的竹子每年都要有固定一部分被砍掉，才能确保它们持续再生。收获之后，竹子被劈开、切段、浸泡在水里。在夏天的高温下，竹子外皮开始烂掉，所剩的只有竹子茎中纤维质性的“肉”。几周过后，竹子被漂洗，与石灰混在一起，再浸泡两周。然后，这些竹子被放进篁锅（见图4）里煮上六七天。等蒸气凉下来一天后，一组男性工人上到篁锅顶部，用长长的杵杆捣“料子”。竹料纤维因受热以及石灰的作用而变松，必须得趁热将其分离出来，时间久了分解的木质素会变硬，纤维也会黏在一起。

  木质素

  （ Lignin）是一类复杂的有机聚合物，其在维管植物和一些藻类的支持组织中形成重要的结构材料。木质素在细胞壁的形成中是特别重要的，特别是在木材和树皮中，因为它们

  赋予刚性并且不容易腐烂

  。植物的木质部（一种负责运水和矿物质的构造）含有大量木质素，使木质部维持极高的硬度以承拓整株植物的重量。

  

  “料子”被一层一层地从篁锅里用抓料耙搂出来摊在铺着石板的地面上，被人用长木棍或者锤子锤打。下一步是，在池塘里或山涧里洗纤维物，将上面的石灰和木质素洗掉（篁锅总是设在离水源近的地方）。

  洗过的“料子”会再被放回到篁锅里蒸第二次，要放些草碱或者碱灰配制的碱液，连蒸五个昼夜，然后再次入水清洗。等到碱液被洗净后，纤维的颜色退去，“料子”变成白色，蓬松如棉絮一般。此后将“料子”打堆成“饼”来发酵数周。

  篁锅（“篁”形声。字从竹从皇，皇亦声。“皇”意为“大”。“竹”与“皇”联合起来表示“大型竹园”）

  

  与季节性的“蒸活儿”不同的是，“抄纸活儿”（包括打浆、抄纸、刷纸和整纸）全年都可进行。每天早晨，打浆工从打堆的纸料中割下方，和点水，光脚踏踩大约一个小时。第一次漂洗后，加入漂白剂，静置一小时，让纤维再次脱色，然后进行第二次漂洗。

  这时，纤维对于造纸来讲还是太长太厚，需要被

  打成浆

  。传统上这个工作是用脚踏纸臼（当地人称之为“碓窝”）来进行，有点像捣米用的杵臼。打浆人踩下木槌的控制杆，纸臼的锤头就抬起；脚松开控制杆，锤头就落入盛满纸料的臼窝中。就这样反复舂捣，直到“料子变成纸浆

  接下来纸浆被运到抄纸棚里。抄纸棚是露天的，中间有个巨大的长方形砂岩舀料池/

  纸槽

  （俗称“槽子”）。抄纸匠往纸槽里的水中加人满满一两勺纸浆，再加入一些滑水（用特定植物炮制而成），防止纸浆结块。接下来将这些混合物快速搅拌，直到其颜色和浓度如牛奶一般。

  纸槽

  

  纸张是由

  纸帘

  来成型的，纸帘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由细竹条做成的弹性竹片，上面刷着漆，缠着丝线、马鬃和钓鱼线。另一个是帘床（由较硬的木质条框以承托竹片）。抄纸匠伸直手臂握住帘床，俯身将纸帘浸入槽内。他在水中拖拽纸帘，将它从槽中水平提起来，同时左手抬起帘床，让余水滤出，竹帘上形成一层纸膜。接着，抄纸匠再舀一点浆液在纸帘的右下角，抬起右手微微左斜，让第一层纤维和第二层纤维错综交织。然后，把纸帘放在纸槽边，去掉将纸帘固定在框子上的长木条:把纸帘放到一张桌子上。这样纸就“横躺”下来了，粘有湿纸的纸帘反扣在纸板/桌子上；提起纸帘，此时纸板/桌子上就留下了一张柔软且潮湿的纸。同法继续抄捞，后一张放在前一张上一天下来，抄纸匠可以抄出数百张纸接下来这沓湿纸会被放在纸榨上，纸榨由两块重木板、一个杠杆、一条绳子和滑轮组成。压制纸张时，纸榨的压力要逐渐增加。如果纸被压得太快，水存留在纸堆中形成水泡，这会引起纸张裂开。

  刷纸的准备工作在晚上开始，这得等到抄纸人把纸从纸榨上取出来之后。这时男人们已经人睡，女人们用镊子将软软的纸揭开，铺在桌子上，每十张一“叠”。第二天早晨，这些纸叠被搬到屋外的特殊“晾纸墙”上或者专门为此目的建造的烘干棚中。单张纸被从纸叠中揭下来，在墙上用硬刷刷平。为了节省空间，纸一张张覆盖在一起，十张一吊。几天以后，纸完全干透，纸吊如同厚纸板一样，这样就可以拿下来了。接下来就是再次分张、捋平、分类、清点、切割、折叠和包装。这些工作统称为“整纸”工序，通常是由老人来做或者妇女在处理其他事情中间的空档来做。

  造纸的劳务量需求

  劳动的性别分工和代际分工

  抄纸——男性工作

  抄纸匠每天在潮湿的抄纸棚里要呆上十到十二个小时，手和胳膊长期浸泡在纸槽中。抄纸在气温接近冰点的寒冬也在继续，直到纸槽结冰时才会停止。夏天到处都是蚊虫以及腐烂的纸浆的味道，高温使得纸浆凝固，让抄纸变得困难。冬季的几个月里抄纸人经常咳血，因为作坊里太阴凉，因为频繁举起帘床造成的肺部损伤，也因为不断抽烟。纸帘本身并不重，但每次抄纸匠将它从水中取出还得连带举起约八公斤重的水，这个动作要每天重复五百到一千次。

  刷纸——女性工作

  将柔软的湿纸刷在晾纸墙上

  这里的女性身高很少有超过1.6米的，她们处理的纸张长度几乎和她们的身高相等。刷纸的上半部分时，她们必须得踮起脚尖伸直胳膊，深吸一口气将纸吹在墙上，然后再弯下腰去刷纸的下半部分。这个动作每天要重复五百到一千次。刷纸人的工作时长甚至超过抄纸匠，从日出持续到深夜。

  家庭劳力的补充、培训和管控

  雇工的招募、训练和管控

  劳务交换与互助原则

  公开和保密

  除了配方之外 没有什么是保密的

  性别与技术的宗亲控制

  夹江造纸业的技术定位

  技能不能单看成是单一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财产

  。

  尽管每一种可识别的技能都一定会存储在大脑和身体里，但是

  技能

  （如同其他认知活动一样）

  的延展会超越头骨和皮肤”而进入物质性、社会性和符号性环境当中

  。

  技能的合适位置在于整体性的

  “关联场域”

  （field of relations），每当一个技能在身的人进入一个结构性环境当中，技能的“关联场域”就会被重组。

  在夹江造纸这一个案当中，这一场域包括造纸的践行人、他们的工具、作坊和机器也包括人为和自然的环境:不

  是人为种植却靠人类定期修剪的竹林

  ，

  纸坊附近引入浸泡池和纸槽的山涧溪水

  ；最后，这一场域也包括那些能让人们一起工作、让他们的技能得到再生产的社会性制度安排和理念。

  在造纸上，这样的分置技能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生产六尺（97×180cm）或者八尺（124×248cm）的大张纸。抄纸的是两到四个人组成的小组，他们的动作在缓慢的、有韵律的舞蹈中同步。社会性分置的技能也存在于围绕着纸槽的持续性工序，这时打浆人、抄纸人和刷纸人要紧密合作；在季节性的蒸锅工作中，换工的邻居群体构成了第二个技能再生产团体。

  总而言之，

  造纸业的技能

  过去是、现在也是

  具化在践行者的头脑和身体里

  ，

  嵌入在自然和人为的环境中

  ，

  分置在不同践行人群体中

  的。同时，技能也

  嵌入在社会关系中

  。在某种意义上，

  技能就是社会关系

  ，因为造纸区内那么多每天的社会生活。从家庭生活到邻里关系——都围绕着技能及其再生产而进行。

  二、　夹江山区的社区和宗族

  居住区

  绝大部分迁入夹江县的人都称自己的祖先是湖北人，特别是麻城县孝感乡人。

  只有能表明自己的祖先是第一个占有某块特定土地的人，才能获得定居权。

  在元明和明清两次朝代更迭时期，孝感人都被勒令外迁，因此，称自己的祖先是孝感人无异于表明自己的祖先是最早移民到夹江县的那批人。

  马村石氏的家谱对于两个定居过程的描述:明万历年间始祖自湖北麻城孝感乡入蜀，川口处父亡，母祖携三子历艰辛至乐山绵竹铺定居，置田桑而生。为避兵患，将其子分汪冯石三姓，立祠堂谱碑，约立三姓永不通婚矣。后清康五年，吾石氏祖贤、学、彩三兄弟，离别绵竹铺同怀纸技，移居今祖屋山。始置林地诛茅成宅，垦茶荒亦兴纸业

  这个故事的诸多细节，例如从孝感赶往四川途中的千辛万苦，开基祖的离世，对于兵役的恐惧，实际上都表明这次迁移不是发生在繁盛的万历年间，而是在混乱的明清之际。

  而对于兵役的恐惧看似能解释改姓氏的问题（独子不用服兵役），

  但真正的原因更可能是汪氏、冯氏和石氏三家实际上就不是亲兄弟，而是为了寻求相互保护而团结到一起的移民

  ，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因而用虚构的血缘关系来加强彼此之间的纽带

  禁止相互通婚，承认共同祖先，

  为方便起见，共同祖先的姓氏干脆没有。

  保甲制

  袍哥会

  宗教组织

  暴力与权力

  造纸地区的亲属关系

  夹江的正式亲属组织

  辈分顺序

  亲属关系派上用场

  夹江山区的亲属关系

  对血脉继嗣的不强调

  ，是系统性的。

  不管是在家中祭祖，还是上坟祭祖，大家

  祭拜的只是生前和自己交往较多的先人

  ，其他的均以“历”一并涵盖，集体不具名参拜中国倒是有诸多记录直系血统的方法，如家谱、石碑或墓碑上的碑文、坟墓的位置，但

  没有一种方法是用来强调直系血亲的

  。

  墓碑和碑文目的在于记录字辈谱而非血脉分支即使是家谱，也不一定含有直系血统信息:石氏家谱（现已失传）列出了二十字字辈谱，但并未指出个人的直系血亲。

  仪式上宗族更强调辈分的横向关系，而非血缘的纵向关系。【按：宗族为了加强合作而存在，并非真的要遵从儒家理想中的嫡长支派】

  这种“横向主导”模式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了两个结果

  首先，它

  遏制了特权宗族支系的形成

  ，防止他们将资源垄断为己用

  其次，这种模式

  为宗族中的所有成员（或者认同辈分的非宗族成员）建立了纽带

  ，以便达成多样化的目的。

  夹江造纸区也并非完全没有形成血缘分支的情况:据石姓老人的回忆，18世纪末石家出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石万顺，他给子孙们留下了许多田产和一间大宅子。及至孙辈，人称“七金”（孙子为“金”字辈）。他们以石万顺的名义建立了“清明会”，每年清明祭祖时都举办宴会这个单独的仪式或许能为石万顺的孙辈缔造与宗族中其他人区别开来的身份特征，但他们同堂兄弟使用的辈分名是一样的，在将石氏家族凝聚起来的权利义务关系网中，他们仍是不可脱离的一环。

  重要的是，

  技艺

  比土地或其他有形资产对

  槽户

  来说更为重要，

  不允许被单支血脉垄断

  。石氏和很多其他家族一样都将造纸技术视为祖先留给后辈的共有财富，而不是具体留给哪一房哪一脉的。

  技能的共同体

  三、 阶级与贸易

  “大户”：石子青的作坊

  阶级与拥有土地

  市场

  虽然大部分纸运出夹江时都还是半成品，但仍有一部分是在本地染色或印刷的。

  民国时期，夹江县城里有40—50座

  染纸坊

  ，也被称作“红纸作坊”，虽然他们可以将纸染成各种颜色。

  染纸坊还能够在纸上印出散开的金黄色斑点、锡纸涂层或者在纸上呈现虎皮纹路。

  贴扎店

  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冥币和丧葬物品的巨大需求而产生的。在这些店铺里，纸被折叠成各种仿银锭、钱串的形状，印上对神的请愿或者祈祷，为逝者量身定做的衣服和鞋子，或将纸贴在竹子做成的架子上做成房子轿子、家畜，或其他会在葬礼上烧毁而陪逝者进入阴间的物品。

  贴纸店也做文具（信封、信纸、账簿、请柬）、风筝、灯笼和纸玩具大约有20家小印刷店生产新年时用来装饰墙壁和门框的年画、门神和对联。商业出版社还印刷儒家经典、历史书、教科书如《三字经》和《孝经》年历、戏剧集（夹江地区的明新堂印刷厂就出版了50多本）民歌集（山歌）、神话故事和通俗小说。

  到1949年，夹江地区已经有10座现代化机器印刷的作坊为成都、乐山、宜宾的企业印刷广告。

  最终，造纸业刺激着其他

  相关产业

  的发展。在夹江市区内有大约10家作坊生产

  画笔

  、16家生产

  油墨

  ；另外，造纸业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筛子生产者生产

  抄纸用的筛子

  、铁匠生产锋利的

  割纸刀

  、泥瓦匠生产

  捞纸用的槽和盆

  ；此外还有

  包装公司

  、

  船务代理

  和

  竹子、苏打进口商

  等。

  信贷看法

  从收割竹子到把成品纸运送到市场，一个完整的

  生产周期

  需要耗费

  三个月的时间

  。

  几乎所有造纸作坊都向经销商借款。

  民国时期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资料

  将造纸业中的信贷安排——当地人称为

  “预货”

  或者

  “下槽”

  ——视为一种

  极端的剥削形式

  在槽户看来

  ，信贷几乎可以说任何类型的

  信贷

  都

  意味着安全性

  :债权人不太可能切断与债务人的信贷关系，还贷总是可以重新协商或推迟。

  负债意味着有业务，真正不幸的是那些被认为信贷风险很高而借不到贷款的人，他们被迫出售自己的现货在公开市场不带人情地进行现货交易。

  “预货”流程

  纸张生产者把纸张样本带给潜在的买家

  买卖双方协商价格和交货时间

  经销商提前支付现金，以实物偿还

  多数情况下，槽户的纸张都不能完全还清预付金

  熟人之间

  不收取利息

  生人之间的月利率大概在6-9%，比30％的商业贷款月利率要低得多

  槽户

  并

  不预收现金

  ，他们可能会向纸店或特定供应商

  赊账

  购买苏打水、漂白剂或者其他原材料（很多纸店也出售原材料）。

  违约或推迟还款的槽户将承受失去获得借贷的风险，因此很少违约

  但如果违约，并不能强迫坚决不偿还欠款的债务人还钱

  竹子、漂白剂、苏打水和粮食的花费来自

  商业贷款

  钟崇敏在1943年的一项研究中估计，每个大槽户每年需要投资12690元，这个数目还不包括家庭劳动力的成本。这其中大约25％是用于购买竹子，15％用于购买苏打水和生石灰，20％用于购买漂白粉，0％用于雇用劳动力，剩下10％是折旧和其他小笔开支，夹江共有2937个大槽，一年的需求总量大约3700万元。

  造纸区的市场和社区

  四、 从匠人到农民

  纸匠与清朝的国家

  清代的工艺控制和自我管理

  民国初年利益代表模式的变迁

  1936—1937年和1941—1942年的粮食危机

  帝国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崩溃”

  从进口和出口的数字汇编中可以看出，张进口量呈上升趋势，从1891年的6吨到1931年的1116吨；但

  纸张出口量

  也同样呈

  上升趋势

  ，

  主要出口到满洲

  ，那里祭祀用纸的需求量大。

  整个20年代，出口额是进口额的2—4倍；1933年，日本侵略东北引发了抵制日货运动，纸张出口额飙升为进口额的24倍。

  槽户——改革的阻挠者

  自上而下的改革

  自下而上的改革

  五、 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造纸人，1949—1958年

  工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国家

  造纸业重组：规划与当务之急

  1951年夏天，工业厅成功掌握了造纸业的最新信息，包括作坊数量、染缸数量、竹林占地面积以及就业情况。工业厅当即为造纸业的转型起草详细的计划。

  粮食-纸张关系

  。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救济粮送进造纸地区起，

  “以粮换纸“

  一直是国家为造纸业拟定的政策主线。工业厅的首要目标是多收纸少收粮，至于技术进步或所有制改革，那都是第二层考虑。这就意味着从纸张生产的种类到销售渠道，国家都必须加强控制。20世纪40年代末，许多四川的造纸商都转向生产纸钱和廉价书写纸；新闻用纸占纸张总产量的比重降至不足1％。政府认为，纸坊不仅纸张生产质量不合要求，也不愿把纸卖给国家收购单位。20世纪50年代初，私人用纸需求迅猛增长。中高等院校、行政单位的采购部门都背着国家贸易机构直接向作坊买纸。工业厅指责造纸人“如果生产者单纯为了追逐高利，忘了社会的需要和国家的任务，是一个严重的偏向”。要是造纸商拿了国家的粮食或资金贷款，这种指责就更显刺耳。工业厅认为，既然接受了国家救济，作坊就更有义务按政府定价把纸卖给国家收购单位。1953年，国家禁止私人贩卖纸张，但国家的管控能力显然阻止不了黑市的迅猛发展。与此同时，纸张成为国家专营物品，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关闭粮食市场。以上种种举措，一方面加强了国家对造纸业的影响力，造纸商开始依赖国家粮食局；另一方面，国家也担起了让夹江县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人口填饱肚子的职责，而历史上夹江是依赖市场上来自邻县的粮食。这种向农村“返销”粮食的做法不被看好，夹江县当局一直面对要减少依赖外来粮食的压力。然而，夹江县的情况并非特例:鉴于农村地区大量的非农业劳动力，1956年前国家收购的粮食有一半都销往农村地区。国家鼓励这些地区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或是手工业

  专业化和集体化。

  第二个当务之急与粮食-纸张关系直接连在一起，那便是克服传统浩纸业“一般槽户多系半工半农、分散落后”的局面这就要求将

  槽户

  与

  农民

  有所区分，前者

  要不断加强专业化才有资格获得国家的粮食供给

  ，而

  后者则被认为能自给自足

  。但是，

  只要在农村家庭当中造纸和农业糅合在一起，这种区分就不可能实现。

  意在用于产出纸张的粮食被拿来养活家里非自立人口:年岁太大或者太小的人口，没有技能无法在造纸作坊中工作的人。在某些个案当中，宝贵的国家粮食被用来养猪。政府之所以强调合作化和集体化并不是因为它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手工造纸业还谈不上规模效益，在集体作坊里把几个纸槽并在一起并不能带来什么而是因为这能加强国家对粮食、劳动分配的控制，同时也可以杜绝家庭作坊中典型的“偷工减料”现象【典型的斯科特式态度】

  技术变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信，除了外向型的手工艺品如景泰蓝和刺绣，

  “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发展”。

  正如毛泽东在一次对手工业工作指示中说的那样:“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王国’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这可看做是毛泽东在给手工业合作社下命令，让他们抓紧时间进行机械化改造。但这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如果合作社能从国营部门拾得一些废弃的器械或是自力更生添置机械，政府就会称它们为机械化工厂，这可是众人觊觎的称号，这些工厂也会被纳入国营部门，但这一切都得靠自己来完成。机械化改造并不是夹江造纸业的发展方向。一旦机械化，国营部门为数不多的资金补贴就要被打散，原材料和市场的抢夺也会更加激烈。但

  手工造纸业已经逼近技术临界点，倘若机械化不到位，要推动造纸业的继续发展，能做的非常有限

  。因此，毫不奇怪，出现在工业厅文件中的技术革新措施几乎如同马后炮的想法。

  工业厅专家

  们抓住两个重点:

  提高纤维产量

  和

  缩短生产周期

  。为了完成目标，专家们决定采用腐蚀性更强的化学物质，用烧碱代替土碱。这样一来，竹子更易制浆，浸泡和蒸煮时间也缩短了，但纸品品质下降了当然，这样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

  技能移植

  。工业厅还有一个议程一一有计划地改变造纸业的空间布局。夹江县现有的造纸业规模已经超过其自然资源的承载力:造纸使用的三分之二的竹料和几乎所有的谷物、土碱、烧碱都是从周边城镇调度来的。从国家规划者的角度来看，与其把谷物、竹料成包成捆地运往技术发达的夹江县，不如把夹江先进的造纸生产技术移到四川省边界谷物、竹料丰富的地区。所以，不像其他造纸地区在扩展，夹江县的造纸业规模先是保持不变，然后再慢慢缩减。但是，国家的规划者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移植工艺技能知识与从苏联引进技术是不一样的。

  造纸地区的土地改革

  向集体造纸过渡：1952—1956年

  1956年，夹江县108个手工业合作社并成31个大型“造纸生产合作目的的社”。

  一般一个村庄一个高级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平均有140名工人

  所以，有这样造纸合作社的村子如今在同一地理范围内有两个合作社单元，各自有其社长、经济预算和管事人。

  用槽户的话说，就是

  “工农分了家”

  由于造纸收入远高于农业，所以每户家庭只可以挑一个人进造纸生产合作社一这个人经常是给家里带来最多收入的人。

  一个无意之中的后果是，将“工人”和“农民”分开的那条线出现在村子里和家庭中；另外一个后果是，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加剧了，因为绝大多数能干的男人加入到造纸合作社，而高级农业合作社则包括了妇女儿童、老人以及没有技能的人。

  “分家”也给管理人员造成困难。造纸生产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得不争水争地，争竹子燃料劳力和管理人才

  此外，在村子这一规模上的造纸合作社大而无当:每一个大造纸合作社都包括四到五个作坊，散落在不同的山上，社长发现自己不得不花很多时间走窄窄的山间小路从一个作坊跑到另外一个作坊。

  不足一年以后，这些大型造纸合作社在1957年被拆开成60个小型的“工农混合社”

  比如，

  远益合作社

  的作坊从四个砍到两个，有80个工人和二三百成员正如“混合社”这个名字所表明的那样，

  社里包括有技能的造纸人以及没有技能的工人，这些人在田里劳动，或者根据季节性的需要在作坊里干活儿。

  踏入国营部门

  合作社下的生活

  对技能的提取

  但是，“样板作坊”的技术并没有被夹江地区的作坊采用原因下面会提及。技术传播的方向主要是从夹江向外辐射的。工业局号召夹江人走向四川边远山区，帮助当地人们建立造纸工业。1958年到1961年，石兰婷在凉山的马边县度过“大跃进”的多数时间。她后来成为石堰的妇联主任。马边县人口稀少，竹林资源丰富居民大多都非汉族（主要为彝族）。

  马村有100多个志愿者响应政府号召，前往省界帮助那里的“兄弟姐妹”，石兰婷就是其中之。她依然记得在遥远的山区辛勤工作多年，但和夹江不同的是，那里食物充足，她的粮食甚至吃不完，要知道当时夹江人都在饿肚子。

  50年代末这种人口迁移政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次出现，这又是一场强调民众动员和志愿工作的运动。1976年，王玉兰被派到陕西协助建立造纸厂。和石兰婷一样，她也认为造纸基本技能的传授本身不难；她称，所有人在几个星期内就可以学会刷纸和抄纸。她们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种田的男女青年无法适应造纸的单调以及作坊中的严格规矩。

  她们和其他当地居民一样都认为，

  造纸工作所需的能力扎根在造纸区的“水土”中

  。

  传播活动没有顺利开展

  ，这一经验似乎也为这个说法提供了佐证，或许我们可以学术性地用

  “历史上形成的规范和社会结构”

  来代替

  “水土”

  这个语汇。

  专家说了算

  六、 “大跃进”、饥荒与农村的“去工业化”

  恢复……

  ……再次衰退

  对手工纸的需求

  挖竹根

  在生产队管理下的生活

  夹江的产业化和去产业化

  七、 家庭生产的回归

  回归到家庭作坊

  家庭作坊的巩固

  一个小型技术变革

  家庭、政府和技术变革

  石堰的纸张生产：一个案例

  改造过的家庭作坊

  雇工

  换工与互助

  八、 改革时期的纸张贸易和乡村产业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游击贸易

  石荣轩

  石胜新

  石威方

  彭春斌

  从“行商”到“坐商”

  商人与槽户的关系

  乡镇与农村工业化

  盲目发展：石堰的乡村企业

  乡镇企业发展的得与失

  行政和经济上的分化

  家庭工厂

  专有技术

  2000年以来的变化

  九、 加档桥石碑

  石碑

  对亲戚讲辈分

  中国后改革时代的亲族关系、职业和身份认同

  结语

  秦制的延续 专政的扩张 模棱两可 “暧昧地指出中国国家规划者对于民间组织的反感“

  斯科特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洛克式传统

  认为

  一切自由植根于财产权

  ，而财产权是由自主的劳动者经由一种古老的、部分已被消磨掉的

  “关系型”权利（“relational” rights）

  传统而形成的

  这种“关系型权利”取决于一个人在某个自我规范自我延续的社区、群体或者网络当中的成员身份。

  在中世纪的行会、“自由”（非庄园性质）村、农业或者原工业社区当中，个人首先不是独有的个人权利拥有者，而是可以向其他成员提出诉求的成员。

  这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让人获得实在权利（positive rights）以及再分配上的公正，其形式为有序的就业，受到保障的生计，“互助，宗教生活，社会组织，实际上是一个从摇篮到坟墓全包的文化”。

  成员身份也是人们赖以获得司法保护和政治代言的主要手段。

  当然，在中国找不到与“公民权”相对应的本土词汇，但是形成地方性行会、村落理事会、宗教组织以及其他群体的做法却有悠久的传统。这些群体进行自我规范，并且在面对国家代理人以及其他群体时为自己的成员代言。

  卜正民（Timothy Brook）将这类群体的形成称为

  “自组织”

  ，这一进程

  “自从国家的出现就已经在中国社会当中进行着，经常超出国家的视野，但是有时候也与国家在地方层面上的干涉协同合作

  尽管“位置”（ place）这一言简意赅的词汇用起来顺手，然而支撑这类“归依文化”的绝非仅为祖籍或者居住地而已。像

  夹江造纸人

  这样的

  群体

  ，

  是由多重的、松散地重叠在一起的范畴所界定的:居住地、职业技能、血缘、正式成立的行会或者宗教团体的成员身份

  。

  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这类群体最好被理解为

  “实践共同体”

  ，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共同致力的业务活动（往往已经持续若干代），对共有资源包括共有的技能、经验和知识的联合使用及管理。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作为一个有内在结构的同业群体，因为致力于一个共同的业务而彼此有关联并与其他群体有别——夹江造纸人被整合进晚期帝制中国的经济、政体、社会和文化当中。

  正如在萨默斯所讨论的那些行会以及原工业社区中那样，

  特定的地方性成员身份和归依并不妨碍这些人融入到更大的范围内

  。

  相反

  ，

  这是他们唯一有效的加入更大型整体的方式

  。

  只有当实行国家现代化的政府坚持直接地、不留任何余地地对民众进行整合时，“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才会变成问题。

  正如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多样性变成了不完美、不公正、错误，需要得到注意和疗救；在

  革命之后的中国

  ，为了民族和人民的更大融合，特殊的身份认同和归依受到压制。

  与此同时，

  那些在过去没有被标记出来的特殊差异，如今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必要的，并因此被夸大、被一刀切地强制实行。

  人变成了农村人和城里人，变成了农民和工人，经由阶级地位、户口、所属的农村集体或者城里的工作单位，人被绑定在其中的一个范围内，与另外的范围具有排他性。

  其结果是让夹江的槽户如今经历了马克思所形容的农民生活的情形“一成不变的生活条件”，这在他们此前的生活中则是没有的。

  共产党的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反农民的”。相反，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像马克思和列宁那样对“落后的”农民持蔑视态度，而是盛赞农民在道德上的卓越性。

  但是，一些政策却否认农民能成为独立的、自觉的历史主体。

  正如斯科特（James Scott）让我们看到的那样，有着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现代主义政府在这一点上却同气相求:对历史发展而来的那些复杂，因而是暧昧不明的社会结构充满疑虑，它们的目标是以一个整齐划一的、透明的秩序来取而代之。

  在中国的国家规划者眼里，现代性在于理性地将经济划分为分割的、有等级序列的各部门，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排布它们并让部门间形成关联，以便能让站在体系顶端的人追踪并指导资源流向来穿越整个体系。

  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自组织”，尤其是那些行之有效的都会受到怀疑，因为已有结构的成功会威胁到预设中的高度规划理性。

  国家的视角，市场的嗅觉

  【国家瞎搅和】

  斯科特不光指出了国家里的同质化和客观化趋势，他也将国家与不大可能的世界一由拥有小额资产的工匠和农民不受制度性制约的世界相比照。

  斯科特提出了一种二元论观点:

  社会，扩展一下便是市场

  “

  是个人性和常识的所在地

  ，而

  国家是威权性实践和不切实设计的领地

  ”。

  和斯科特一样，我也聚焦国家的设想及其后果。

  像斯科特的阐述中的那些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一样，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倾向于将历史上发展而来的结构夷为平地

  （用毛泽东的说法，变成“一张白纸”）。

  夹江的乡村手工业被看作是一种工业的散漫生长，需要被铲除，被更接近设想中的理性经济形式代替。

  令人震撼的是，

  当时的政府在夹江推行政策的导向是渴求对称与秩序，各部门之间有整齐的分工，便于管理者能一目了然并掌控，而不是去考虑生产率、盈利性和效率。

  这种对纯粹形式的渴望以及与之相伴的对混乱的恐惧，导致了去工业化以及夹江山区的饥荒，数不清的人因此丧生，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那些把槽户同国家和社会连接起来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遭到了摧毁。

  相比之下，市场并非夹江造纸人的威胁。

  只要能从市场上买到粮食，只要能进入纸张市场，造纸生产就繁荣；一旦因为粮食短缺、战争或者国家监管等使他们进入市场的通道被切断，他们就遭受痛苦。

  不过，我提出这样的论点并资本主义下的去技能化虽然广度不足，但是深度有余。矛盾的是，非计划的、非协调的市场力量对人们的工作、生活的穿透之深，甚至超过最为雄心勃勃的、威权性质的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当仁不让的现代化者—自由主义、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取向的“后起国家”，殖民地管理机构、后殖民地政权试图通过禁止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或者强制他们转变“落后的”实践活动来使其国民经济发展提速斯科特以大量的案例表明，

  它们都严重地削弱了现存的社会结构，但是很少能成功地完成持久性的转型。

  这其中的

  一部分原因在于

  ，甚至

  最为激进的转型国家也很难在生产结点上改变社会关系和技术关系

  。甚至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它们在意识形态上持有的观点是，社会关系最终取决于价值是如何在工作场所被创造和被提取的。由于国家并不直接考虑利润，因而没有理由去做那些工业资本家常规性的、必须的事情:直接干涉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细节。

  布洛维

  曾经指出这种区分:

  国家可能会在意生产关系（经由这些关系，产品和服务的获取及分配），但是国家很少真去关注生产中的关系（这些关系描写了那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

  在四川，国家曾经两次涉入生产中的关系，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另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彼时，整个国家的用纸需求都非常之大，在可行的时间内发展机械造纸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导致政府转向手工造纸，并试图去理解生产技术，以控制造纸业的生产过程。

  民国政府从来没能做到有那么一点点成功的迹象，因为夹江山区的造纸人憎恨并且抵抗国家试图将技术控制从他们手中夺走的做法。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的政府成功地绘制和描写了生产过程，其成功程度之高令人惊叹。然而，当需要将这些知识放置到实践中时，共产党的干部几乎也和国民党的官员一样一败涂地。

  夹江轻工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总体上意图良好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开发了一些适合当地情形的简单而有用的技术事实上这些技术也受到了槽户的热烈欢迎，只不过延迟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并且是在集体经济体系解体以后。

  集体经济在改造生产技术方面的失败是注定会发生的。国家一心推行“以粮为纲”的政策（在“大跃进”之后这变成了真实的、紧迫的需要），囿于意识形态上的限制而反对任何不能直接服务农业的工业化形式缺少赢利动机，生产队的领头人得增加工作岗位，哪怕这会降低劳动生产率: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解释，为什么在集体经济下造纸生产在技术上处于停滞状态。

  另外一个也许不那么明显的因素也值得得到完全的关注:

  国家代理人

  （作为机构性主体，尽管未必是个人）

  没有能力来领会这些具有在体性（即存在于身体动作之中的）社会嵌人性技能的本质。

  在这一等级序列的所有层面上，管理模式是针对由无生命的机械构成的工厂或者车间式的，由单一的人门上而下来管理。

  历史上形成的生产结构作为才智分配的形式，作为有用的知识、态度和倾向的储藏地，国家对此给予的认可就更少。

  最为矛盾的是，

  政府强调劳动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一切正确的知识都来源于具体的实践

  （其理想类型是通过生产性工作来让事物转化）；但是，一个实践群体不光能再现旧知识和技能，也能创造新知识，这一点却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认可。

  欧洲和日本的历史学家发现，

  技术创造性和“机构丛”是连在一起的

  ，这些“机构丛”包括小型家庭企业，中间调停组织（行会、地方理事会、亲属网络），本地的非正规合作传统，互助，知识共享，这些经常都存在于强有力的手工业传统领域内。

  所有这些因素在那些

  国家规划者

  的眼中都是不存在的，他们

  倾向于将造纸人简单地看成是劳动力

  ，他们似乎没有能力看到，地方性知识储备也和造纸用的软水或者丰富的纤维植物原料一样，是一种地方优势。

  坚壁起来的公用资源

• 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一本好书

  作者：张于歌Rambo 发布时间：2019-07-28 18:20:08

  旧书不厌百回读，此书不旧且新。作者融理论与实务与一体，本书进行了明暗两条线的写作，以体系为明线，以实务问题为暗线，深入浅出的进行了分析，作者秉持务实的态度，不刻意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而是点到即止，把握的比较到位。作者不谈问题，不谈学说，只谈问题，此种态度难能可贵，对于比较法的引入，作者浅尝辄止，不吊书袋，对于其中个别涉及民法基本问题的论述，作者自有其观点，对于此，读者表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