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季 黄冈小状元·寒假作业 六年级数学 通用版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六年级数学/黄冈小状元寒假作业》是《黄冈小状元作业本》延续到寒假假期中的作业本，是学生在假期中温习功课，积累知识的辅导。本书栏目设置新颖，寓教于乐，帮助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同时，充分发掘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从生活中学，在生活中用。每天练习15～20分钟，陪伴学生度过快乐假期。适用于各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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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六年级数学/黄冈小状元寒假作业》是《黄冈小状元作业本》延续到寒假假期中的作业本，是学生在假期中温习功课，积累知识的辅导。本书栏目设置新颖，寓教于乐，帮助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同时，充分发掘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从生活中学，在生活中用。每天练习15～20分钟，陪伴学生度过快乐假期。适用于各个版本。

• 作者：低端 发布时间：2010-03-15 22:46:33

  对达尔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 作者：名字是AI起的 发布时间：2010-06-13 19:37:49

  打死我也做不了淑女了！

• 作者：风非影 发布时间：2008-04-29 15:04:24

  有点小悬疑，等后续

• 作者：水仙已乘鲤鱼去 发布时间：2022-08-17 17:10:56

  没啥意思，基本上只罗列了一些现象没有深入分析。要说优美深刻，还得文学大家，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多人选择了向虚拟现实的魅力屈服，寄情于自我幻想，这纵然不切实际却更能与人安慰。

• 作者：星河~努力煮粥 发布时间：2014-08-14 17:18:25

  1780年，六世班禅在北京因天花去世。英国人借机派遣使团，从印度、不丹前往西藏，吊问上一世班禅，祝贺下一世班禅。此行并未被拉萨方面的达赖知悉。最终英国访问者所得甚少，但作为少有的从西藏旅行回到西方的外国人著述，这本书打开了西藏的一扇窗口，给予了后来者许多指导。

• 作者：方方土君 发布时间：2013-08-14 14:53:14

  20130814读完。自从这本书出了就在各种场合各种人的嘴里听到“大数据”这三个字，我真的很怀疑究竟有几个人真的研究过，更别提那种把大数据当做金科玉律奉为神明的人。还是作者很实在，写了厚厚一本书，最终在246页之后，交底：大数据只是一种资源与工具，它告知信息但不解释，它指导人们去理解，也会引起误解。它只不过是过去的现实投影——洞穴里的古老壁画，而且还只是对过去残缺不全的信息统计，用这些信息推出的预测跟猜在概率上区别不大。大数据绝对不是答案，只是参考，在国内估计更多的用来事前忽悠、事后吹嘘、搞砸后推卸责任。数据不会说谎，但人性复杂。

• 【转】韩凌：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洛克“中国笔记”手稿述略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1-30 16:42:17

  摘要：

  牛津大学博得礼图书馆藏洛克“中国笔记”手稿为洛克暮年亲笔手书，此前从未公开发表。该笔记以“礼仪之争”为背景，以中国人的信仰为中心，具体讨论了“中国的宗教”“中国的神学、理、太极”“精神和人类灵魂”等13个主题。“中国笔记”手稿为洛克思想研究和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珍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献价值。本文介绍了“中国笔记”手稿的来历、现状、内容，并对该手稿的性质、写作时间和知识来源进行分析研究，力图将这份全新史料全面而立体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关键词：

  约翰·洛克 “中国笔记” 手稿 “拉夫雷斯档案”

  相较于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1638—1715）的《对话》和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的《中国近事》《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等作品，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仅两次明确提到中国。在17、18世纪欧洲思想家对中国的巨大热情映衬下，洛克一直被认为对中国不感兴趣。正如美国学者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所说：“莱布尼茨着迷于中国这一现象让人吃惊并且值得我们关注的理由正在于它与同时代的同行对中国的索然无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经验论者’的洛克，怎么会对非欧洲世界的经验如此无动于衷？”

  事实上，洛克对中国的关注并不局限于已刊作品中的只言片语。近期，英国学者安·泰尔博特（Ann Talbot）博士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得礼图书馆（Bodleian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Oxford）收藏的“拉夫雷斯档案”（The Lovelace Collection of the Papers of John Locke）中发现了洛克亲笔手写的关于中国的笔记（本文称之为“中国笔记”）。这些从未公开发表的手稿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洛克对中国的关注不输其他启蒙思想家，更为17—18世纪“中学西传”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珍贵资料。本文拟从“中国笔记”手稿的来历、现状、内容三个方面对洛克“中国笔记”手稿做简要介绍，并对该手稿的性质、写作时间和知识来源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将这份全新史料全面而立体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一、来历

  1704年10月28日洛克逝世。根据遗嘱，他的全部手稿由彼得·金（Peter King，1669—1734）继承。彼得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律师，1725年出任英格兰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并获英王乔治一世授予男爵头衔，是第一代金男爵。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洛克手稿一直是金家族的私人收藏。1829年，第七代金男爵出版《洛克传》，公开了洛克手稿中的《人类理解论》初稿、书信、日记、摘录簿等大量内容，洛克手稿首次进入公众视野。1835年，第八代金男爵威廉·金（William King，1805—1893）与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的独生女结婚，新娘的母亲是曾经的拉夫雷斯（Lovelace）男爵家族的后代。1838年威廉·金被授予“拉夫雷斯伯爵”头衔，至此，金家族改称“拉夫雷斯家族”，于是洛克手稿成了“拉夫雷斯收藏”。

  时间进入20世纪，当时的拉夫雷斯家主为人高调。1932年，为纪念洛克诞辰300周年，彭勃思公司（J.& E. Bumpus）在伦敦举办名为“洛克的藏书和手稿”的展览，公开展出了部分拉夫雷斯家族收藏的洛克藏书和手稿原件。这次展览使拉夫雷斯家族名声大噪，然而由于经办人的疏忽和当时的条件所限，很多手稿和图书在展览后丢失或损坏，这对洛克藏书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二战期间，当时的拉夫雷斯伯爵将洛克的大部分手稿和一部分藏书寄存在牛津大学博得礼图书馆躲避战火。在随后的数年中，牛津大学克拉伦登出版社聘请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哲学讲师W.冯·莱登（Wolfgangvon Leyden，1911—2004）博士对这部分藏书和手稿的内容和重要性进行了详细考察。莱登博士于1946年向牛津大学学术委员会（Oxford University Committee）提交了考察报告。基于该报告，1947年博得礼图书馆正式以5000英镑的价格从拉夫雷斯伯爵手中购得洛克的几乎全部手稿和部分藏书，并正式命名为“约翰·洛克书稿拉夫雷斯档案”，简称“拉夫雷斯档案”。1953年，博得礼图书馆又购得洛克写给彼得·金的165封信，一并收入“拉夫雷斯档案”。

  博得礼图书馆购得“拉夫雷斯档案”后，立即进行了分类、装订和编码。在此过程中，图书管理员菲利普·朗（Philip Long）编写了《博得礼图书馆“拉夫雷斯档案”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根据《总目》，洛克手稿主要分为书信和笔记两大类：书信有近3000封，其中除了洛克收到的书信外，还有约150封洛克所写回信的草稿；各类笔记有1000多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账目，其次是书单、图书目录和神学、医学论文，再次是关于货币、经济、殖民地和政治史的文章，数量最少的是哲学手稿。洛克共有38本日记和笔记现存于世，时间跨度长达50年，“拉夫雷斯档案”收藏了其中的大部分。“中国笔记”手稿就保存在其中一本哲学和神学笔记当中。在本文之前，其内容从未公开，非常珍贵。

  二、现状

  洛克“中国笔记”手稿现藏于牛津大学博得礼图书馆的珍本部（Rare Books Room），档案编号为“B. L., MS. Locke. c.27, ff.178—212”，即“拉夫雷斯档案”c类第27本第178—212页。

  该档案为大对开本，封面和封底为砖红色布面硬纸板，书脊为深红色软牛皮，书脊上方印有金色的“神学与宗教”（Theology and Religion）字样，书脊下方印有金色的“MS. Locke. c.27.”字样（见图1）。该档案边角磨损较为严重，但内部手稿保存状态良好。档案内共有285页手稿，由数本笔记和众多散页装订而成，故纸张尺寸不一。

  

  图1 MS. Locke. c.27.档案外观

  “中国笔记”手稿位于该档案的第178—212页，均以黑色墨水书写在白毛边纸上，页宽约16厘米，页长约19厘米。每页均以竖向中线为界，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左侧用于书写正文，右侧用于标注和增补。每页的右上角均以拉丁文标明主题，并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标明该主题在文末索引中对应的类别，这一标识还同时出现在大部分手稿的左下角。此外，右上角的小标题附近还用铅笔标注了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应为档案装订时标注，非出自洛克之手（见图2）。

  

  图2 MS. Locke. c.27. f204

  三、结构与内容

  “中国笔记”手稿由书目、正文和索引三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MS. Locke. c.27.档案第178页，书目。该书目写在一张对折的八开白纸上，洛克先在白纸上用铅笔仔细打好了格子，而后用黑色墨水书写了书目（见图3）。该页背书：“China 01 Papers in the Controversie betwixt the Jesuits & other missionaries”（中国01关于耶稣会士与其他传教士之间争论的文献）（见图4）。

  

  图3 MS. Locke. c.27. f178

  

  图4 MS. Locke. c.27. f178v

  该书目的格式是洛克习惯的“摘录簿”（commonplace book）写法。书目右上角写着“China 178”，页面最上方从左到右按“A—Z”的顺序列出23个大写的英文字母（按照洛克的习惯，索引中不出现“I、U、W”三个字母），然后按作者首字母顺序将“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时间、页码”列在对应的条目下，如上数第一个书目：“Gobien, xEclairissement Bernard 00 Mar p. 352”，指“郭弼恩，《澄清》，Bernard出版，1700年3月，第352页”，列在条目G下。有些书作者不详，则按照书名首字母的顺序将相关信息列在对应的条目下。有些书未注具体的页码，应为全本参考。

  经笔者初步辨认，该书目共列出约37本书，其中大部分是“礼仪之争”中耶稣会士和其他修会传教士所写的论争性文献。大部分书名为拉丁文，少数几本为法文和意大利文。洛克在一些书名的前面加了“x”号标记，应为着重号。此外，洛克在书名中出现的“Tien”（天）、“Xangti”（上帝）、“Kingtien”（敬天）这三个中国哲学的关键概念下方加了下划线，以示强调。

  第二部分，MS. Locke. c.27.档案第179—211页，正文。“中国笔记”正文共33页，其中第180、182、184、189、198、206页为预留的空白页，而第187页背面书写了正面右侧补充内容的未完部分。因此洛克书写的“中国笔记”正文部分共28页，每页内容多少不一，共分为13个主题讨论中国的宗教和礼仪。

  第三部分，MS. Locke. c.27.档案第212页正反两面，索引。该页正面是主题索引，编号A—L（见图5）；反面是页码索引（见图6）。

  

  图5 MS. Locke. c.27. f212

  

  图6 MS. Locke. c.27. f212v

  四、性质

  从内容来看，洛克在“中国笔记”中共讨论了关于中国宗教的13个主题。其中，“中国的宗教”“中国的神学、理、太极”“精神和人类灵魂”“游魂和离魂”“上帝”“天”这6个主题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儒教的基本性质，并用西方哲学术语对儒教的关键概念——“天”“上帝”“理”“太极”——进行了阐释。“孔子”“地球、星体、山川、河流的守护神”“祖先”这3个主题则详细记述了中国人“祭祖”“祭孔”及其他祭祀（如“祭山神”“祭河神”“祭城隍”）的祭祀礼俗。“儒教”“偶像崇拜者、佛教”“道教”和“穆罕默德教”这4个主题则讨论了中国的儒教、佛教、道教及伊斯兰教的历史、基本信仰及其信徒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可见，“中国笔记”从西方基督教哲学的视角关注中国宗教的性质、概念、礼仪、派别等方面，系统而全面。

  从结构来看，“中国笔记”前有参考书目，后有索引，正文分13个小标题，每个小标题至少占一页。其中，“中国的宗教”“中国的神学、理、太极”“精神和人类灵魂”“天”“孔子”“祖先”这6个主题后还分别预留了空白页。显然，洛克认为对这几个主题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应该还计划了后续的工作。另外，考虑到“中国笔记”原本就是由旧信纸装订而成，添加新页、重新装订是比较容易的，预留空白页似乎不是非常必要。因此，洛克很可能计划近期就对这6个主题的内容进行补充。

  由此可见，在博得礼图书馆将之与其他手稿装订在一起以前，“中国笔记”就是以“摘录簿”的格式写成的较为系统的专题笔记，而非随手涂写的随笔散页。洛克在“中国笔记”中系统研究了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并且预留了后续研究的空间。中国很可能是洛克更大学术计划的一部分。

  五、写作时间

  “中国笔记”属未刊手稿，写作时间不明。笔者推测“中国笔记”写于1702年前后，主要依据为该手稿的参考书目和所用的纸张。

  “中国笔记”的参考书目中列出约37本书。这些书的出版时间非常集中，除少数几本出版于1688年、1689年和1701年1月外，绝大部分均出版于1700年。因此，“中国笔记”的写作时间应该在1700年至1704年洛克去世之间。如果想获得更加准确的写作时间，我们可以从手稿所用的纸张中找到进一步的线索。

  仔细观察“中国笔记”手稿，我们会发现这些手稿所用的纸张均有不同程度的折痕、污迹或破损，部分纸张的背面还有信件或便签的全文或部分内容，有的纸张上还有清晰的邮戳或红色蜂蜡（见图7）。显然，洛克将当时所收信件的信封和信纸的空白处裁成相似大小（约相当于今天的B5尺寸），用于书写笔记。“中国笔记”手稿几乎全都写在这些旧信封或信纸的背面。我们可以从这些信封和信纸的发信时间推测出“中国笔记”更加准确的写作时间。

  

  图7 MS. Locke. c.27. f192v

  笔者找到的几处线索为：（1）“中国笔记”手稿第181页和第185页都写在信封的背面，两页所用信封的邮戳时间分别为1696年4月28日和同年12月24日；（2）手稿第207页和第211页均写在信纸背面，前者背面为1702年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写给洛克的信，后者背面为1702年洛克写的信件草稿。

  那么，结合从参考书目中推测出的写作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笔记”的写作时间为1702年前后。

  六、知识来源

  “中国笔记”的参考书目中列有约37本书，大部分都是“礼仪之争”期间论争性质的书，因此洛克为该书目背书：“关于耶稣会士与其他传教士之间争论的文献”。与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等早期启蒙思想家一样，洛克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礼仪之争”中驻华传教士发回欧洲的报道以及天主教各修会间关于中国礼仪的论争性文献。那么，对洛克而言，这些参考文献的重要性是否相同呢？答案就在“中国笔记”文末的索引当中。

  仔细观察档案第212页背面索引中所列的页码，我们发现很多页码的数字都很大，如主题“H.祖先”对应的页码为“3—6，43，11—115，117—118，219，221，229”，而“中国笔记”只有35页。显然，“中国笔记”索引中所列的页码指的并不是“中国笔记”本身。经过反复查找和比对，笔者发现索引中的页码与洛克藏书中的《华人礼仪史》（H

  istoria Cultus Sinensium）

  的页码吻合。因此，洛克撰写“中国笔记”时普遍参考了当时关于中国最经典和最新的著作，并最终选定《华人礼仪史》为直接知识来源。

  《华人礼仪史》是1697年阎当（Charles Maigrot，1652—1730）训令发布后，其欧洲代理人夏尔莫（Nicolas Charmot，1655—1714）编写的代表巴黎外方传教会观点与耶稣会在罗马进行宗教法庭辩论的文件合集。书中既收录了外方传教会士的证词，也收录了耶稣会士的证词。概因当时欧洲主流思想界对耶稣会的怀疑态度，洛克尽量规避耶稣会士的作品，转而选择体现“礼仪之争”双方观点的《华人礼仪史》作为“中国笔记”的直接知识来源。从“中国笔记”的内容来看，作为新教徒和经验主义者的洛克对天主教内部的教理之辨和路线之争不感兴趣。他努力在“礼仪之争”纷繁复杂又常常自相矛盾的文本中提炼出论争双方对中国宗教的事实性描述，而对论战双方所做的阐释都保持谨慎的态度。

  七、价值

  洛克是启蒙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作为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唯理论”（Rationalism）相对的英国“经验论”（Empiricism）的代表人物，洛克对中国的态度是启蒙时代欧洲中国文化观的重要方面，也是近代早期“中学西传”的重要环节。在西方思想史领域，洛克生平和思想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大家频出，硕果累累，然而洛克的“中国观”从来不为人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欧洲大陆“唯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备受关注，“莱布尼茨与中国”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而由于缺乏材料，同时期英国“经验论”被认为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洛克“中国笔记”手稿的发现同时填补了西方思想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献价值。

  从洛克哲学的发展来看，洛克在1699年12月出版的《人类理解论》（第四版）中首次将中国作为无神论社会的代表，以回应斯蒂林弗利特（Edward Stillingfleet，1635—1699）等人的挑战。虽然此后洛克再也没有发表著作，但他一直在笔记中撰写对《人类理解论》的进一步修改意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706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第五版）就是依据这些意见修改而成的。“中国笔记”的存在证明《人类理解论》（第四版）出版之后，洛克对中国的关注并未停止，甚至还在加强。他并不满足于“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这样的结论，而是试图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宗教和哲学。换言之，对于洛克来说，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无神论社会的例子，中国思想为洛克正在思考的“思考的物质”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正如张西平教授所说：“对中国学者而言，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最缺乏‘中学西传’的研究。首先，这里有文献搜集和解读的困难，对研究者有较高的语言能力要求；其次，‘中学西传’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进入欧洲思想史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16—18世纪（通常称为近代早期）中国与西欧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对18世纪欧洲思想文化的影响）比较重视，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相较于之前和之后，16—18世纪的中欧文化交流在媒介（以耶稣会士为主）、方向（以“中学西传”为主）等方面呈现明显的特征，因而学界普遍将这三百年视为一个整体，甚至常常用18世纪欧洲“中国热”来指代近代早期中欧文化交流。然而随着新材料的涌现和研究程度的加深，我们逐渐发现，这三百年的中欧文化交流史也是多层次的、渐进的过程，每个阶段均呈现不同的特点。以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学西传”为例，17世纪关注中国文化的主体是欧洲思想家，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的哲学；到了18世纪，欧洲社会各界均掀起了“中国热”，欧洲对中国的兴趣已从哲学转向了社会与文化。正如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所说：“在18世纪时，由于孟德斯鸠、伏尔泰和那些被称为‘哲学家’者们的活动，欧洲感兴趣的已不再是真正的中国哲学了，而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及其宗教、艺术和风俗了。”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相对于18世纪欧洲“中国热”，国内外学界对17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哲学交流史（尤其是欧洲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史）的关注明显不足。随着中国学者接触西文档案资料途径的增多和能力的加强，加上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愿意与中国学者开展合作研究，这个主题的研究大有可为。

  小结

  牛津大学博得礼图书馆藏洛克“中国笔记”手稿为洛克于迟暮之年亲笔手写的专题笔记。该笔记以“礼仪之争”为背景，以中国人的信仰为中心，具体讨论了中国哲学和宗教的13个主题，最终结论为“中国哲学既定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是‘万物一体’”。“中国笔记”的存在充分证明洛克不仅关注中国，而且这种关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还在持续升温。时近暮年的洛克以老练而锋利的哲学眼光切入“礼仪之争”纷繁复杂的文献，从中剥离出中国哲学和宗教的核心概念。对洛克而言，中国绝非用以反对天赋观念的“有道德的无神论者”那么简单，中国哲学为打破西方哲学传统的二元对立提供了全新的方向和可能。总之，洛克“中国笔记”手稿的发现必将补充和修正现有的研究结论，推动洛克思想研究和17—18世纪中西哲学交流史研究的发展。

  （韩凌：北京邮电大学）

  本文节选自《国际汉学》2018年第2期。

• 备勘

  作者：Leslie Shaw 发布时间：2015-08-06 16:5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