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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雪绒花》是一本绘本集，全书收录了十多篇绘画作品。

由于市面上的绘本比较多，但这种以绘本集出现的绘本却比较少。短小精悍的故事加上不同的绘画风格，使读者耳目一新，且每篇文章的绘画作者都是不一样的，在视觉上给读者以新奇的感觉，大大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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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橘子·雪绒花》是一本绘本集，全书收录了十多篇绘画作品。

由于市面上的绘本比较多，但这种以绘本集出现的绘本却比较少。短小精悍的故事加上不同的绘画风格，使读者耳目一新，且每篇文章的绘画作者都是不一样的，在视觉上给读者以新奇的感觉，大大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 作者：耿宁 发布时间：2022-11-07 20:41:56

  再深入些就好了，挖掘到老年心理更微妙的地方

• 作者：hensher 发布时间：2022-03-08 21:42:59

  陈教授的书永远都是那么有水准！既然是说源头，自然主要还是探讨隋唐以前的制度了

• 作者：kayoko 发布时间：2020-02-15 10:33:40

  就是同义词，但是没有给辨析只有例句

• 作者：离魂记 发布时间：2022-08-23 00:19:01

  迷狂/沉郁中维持平静 轻微的 恰到好处的幻觉 不至于失语的幻觉 非宗教性与宗教性的幻觉（封面图太丑……好看的没有选进去）

• 作者：枕流 发布时间：2017-03-24 11:15:51

  凡事不宜刻，若读书则不可不刻！凡事不宜贪，若买书则不可不贪！

• 作者：牧之 发布时间：2022-04-16 18:02:58

  名曰全身穴位，奇经八脉除了任督二脉都没有讲，也无下针方位，害我还要再买一本。

• 言论自由的边界

  作者：何太痴 发布时间：2011-12-23 16:55:26

  乔治•奥威尔把“自由”一词解释得浅显易懂，他说，“自由，至少意味着这样的权利：别人不想听，你照样可以说”。但这终究不过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述，布鲁诺•莱奥尼认为，“自由是、并且可能首先是一个法律概念，因为自由必然涉及一整套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旦进入到法律层面，“自由”这个词语将被刨根问底地探究其内涵与外延，再也不可能像奥威尔说得这般轻松与简单了。

  安东尼•刘易斯的《批判官员的尺度》，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这一里程碑案件为引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一副时间跨度长达两百年的美国言论自由司法史画卷。“故事的开头很普通”，《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收费广告，指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方存在种族歧视的不当行为。主管警务的市政专员以该广告所载内容不实、构成对其个人的诽谤为由，在种族歧视气氛浓厚的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纽约时报》提起诉讼，请求天价赔偿。身为资深记者与两届普利策奖得主的刘易斯，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深谙读者心理，在用了五章的篇幅娓娓讲述《纽约时报》在阿拉巴马州各级法院的困兽之斗后，卖起了关子，笔锋一转将读者拉回到一百八十年前的美利坚立国之初。

  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是联邦主义者与州权主义者之间的一场鏖战。联邦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州权主义者则希望更多地保留各州的主权，每一个宪法条文之中，处处留有这两派人士角力与妥协的痕迹。州权主义者提出，作为批准宪法的条件，应立即制定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的修正案，而这一条件也为联邦主义者所接受。宪法生效后，詹姆斯•麦迪逊将各州提出的124份修正案整理成12条，各州于1791年批准了其中的10条，即为现在的美国宪法第一至第十修正案，并因其立法宗旨而被称为《权利法案》。但是，正如宪法其他绝大多数条款一样，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表述是含糊不明的。哈佛法学教授泽卡赖亚•查菲，被誉为美国“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第一修正案学者”，他曾经断言，第一修正案的“起草者们对于他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根本没有十分清晰的观念”。安东尼•刘易斯也坦承，找不到起草者们关于第一修正案的立法意图的有价值的讨论。被公认为美国最伟大的法官之一的勒尼德•汉德，甚至认为“宪法条文仅是一种告诫，而非命令”。在近200年的时间里，这个第一修正案中所谓的“不得立法（make no law）”，在法律界一直有着极大的争议。最极端的观点是，make no law就是不准立法，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当然，这个观点过于偏激，不可能为政治家与法律人所接受。然而，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什么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律约束，在何种程度上构成第一修正案中所谓的“限制”（abridge）？据此，安东尼•刘易斯提出了法官们萦绕于心的一个问题：法官在面对具体案件时，究竟应该如何对第一修正案做出解释？

  《权利法案》的立法目的，正是为了驯服联邦政府这头怪兽，将公权力关进笼子。但是，尽管第一修正案开宗明义即确立保护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宪法原则，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之间的政争，却导致了1789年《防治煽动法》的出台。检察官们据此对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论大举兴讼，从根本上架空了第一修正案，成为早期美国压制言论自由的象征。万幸的是，政治家们很快就从这一司法乱象中清醒过来，1800年大选后杰弗逊总统上任，赦免了所有因该法入狱的人。此后，国会又陆续决定退还受该法惩处者的罚金。然而，历史总是会出现轮回。连续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紧张局势，以及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导致《防治煽动法》在一百多年后，得以改头换面，以《防治间谍法》的面目再次出现。但法律人的深刻反思也已同时展开，霍姆斯、布兰代斯、汉德，这三位伟大的法官以其丰沛的学识与超人的智慧，对于言论自由的司法规制范围，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们的努力，与以查菲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界一起，日益改变了司法界与舆论界对言论自由含义的理解，增进了民众的宽容度。然而，通过压制言论自由打压政敌的做法，并未就此绝迹，其余绪甚至迁延至今。在安东尼•刘易斯看来，直到本书初版时的1992年，“四十多年来，政客们都靠指控政敌对共产党过分软弱赢取选票”。

  本书中这凭空插入的五章历史追溯，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没有这些政治教训与学术反思，就不会有《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判决中，对第一修正案的伟大意义振聋发聩的阐释与重申。正是因为这些历史积淀，各个面向的教训反思才一如涓涓细流，在本案中得以交汇，这个判决的历史脉络才能清晰呈现在读者面前，最终成为一座司法史上的丰碑。作者的巧妙章法和良苦用心，在此毕露无遗。

  完成了这项历史梳理工作后，安东尼•刘易斯终于开始继续讲述《纽约时报》在联邦最高法院的绝地反击。深知此案重要意义的判决执笔者布伦南大法官，为使本案能如“布朗案”一般，达成全体大法官的一致意见，在最高法院内部做了大量协调工作。九位大法官均是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在政治哲学、司法理念上多有歧见，甚至针锋相对。布伦南周旋其间，想就本案取得一致意见，其所遇阻力之深重，自不待言。他既要照顾到激进地要求赋予批评官员言论绝对豁免权的布莱克、道格拉斯和戈德堡，又要念及“州权主义的伟大捍卫者”哈伦二世的妥协可能。为了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即使是工于修辞的布伦南，也对判决书八易其稿，最终方能获取全体大法官的认同。

  哈伦二世大法官在本案中的态度，尤其耐人寻味。沙利文案不但涉及第一宪法修正案，还关系到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美国基本政体问题，即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权力界限。《权利法案》制定之初，其授权对象或者说限制对象，仅限于“联邦议会”，对各州并无拘束力。美国宪法史学家利维曾明确指出，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把调整言论和出版方面的专属管辖权保留在各州手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权利法案》不能适用于各州，即使认定《纽约时报》的广告在言论自由保护范围之内，联邦最高法院仍然无权推翻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这一局面，在1868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通过以后，才出现了改变的可能。第十四修正案规定，任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过，第十四修正案在制定之初，并不适用于前十条修正案。正是由于约翰•马歇尔•哈伦一世大法官的大力呼吁，主张第十四修正案要求《权利法案》亦同样适用于各州，最高法院才从1925年起逐渐修正自己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第十四修正案以及哈伦一世大法官的努力，《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结果会截然不同，美国的言论自由司法史，也当然不会是今天这幅面貌。令刘易斯大感意外的是，哈伦二世大法官在本案中放弃了一贯的州权主义保守立场，即使是其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布莱克和布伦南，在对此深表欢迎的同时，也惊讶不已。笔者不禁揣度，乃祖在拓展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适用范围上的巨大贡献，或许正是哈伦二世转变立场的关键因素。

  从型塑今日美国的媒体生态角度而言，无论赋予《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多么重要的意义，都是不为过的。但是，诚如刘易斯所言，“沙利文案只是开始，绝非终点”。何帆也在译者序中赞叹，刘易斯虽然身为媒体人，却在本书的最后几章，对涉嫌诽谤和严重侵犯隐私的媒体行为加以深刻反思，实属难能可贵。本案并没有最终解决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问题，其后数十年，这一问题在不同面向上日益延展，出现了更多的新的司法难题。在言论自由与诽谤法和隐私保护之间，能否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引发了无数的争议，不断考验着法律人的智慧，至今也未能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默多克的传媒帝国新近爆出的窃听丑闻，也恰恰印证了作者前述反思的重要意义。

  布伦南大法官在该案判决书中写道：“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它显然有权得到宪法保护”。何帆在译者序中也提到，主审广州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案的巫国平法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答：“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进步的社会，都应当充分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我国对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现状，显然不容乐观。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都曾出台规范性文件，但若干掌权之士滥用公权力打压异议言论的违法行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有变本加厉之势。但我们同样看到，中国并不缺乏睿智、勇敢、进取的新闻人与法律人，值得我们“当街起舞的时刻”，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

• 以生命保护你说的权利

  作者：荃玖 发布时间：2006-05-04 14:52:27

  柏杨先生当年的《丑陋的中国人》着实让国人郁闷自醒了一番。

   数十年后，柏杨先生的旧作的再次于大陆面市（此书曾于1986年在“未经柏杨先生授权，也分毫未取”的情况下出版，不过柏杨先生还是“衷心感谢”的。此等行为余秋雨先生的态度则不然，即使说有好话，也是反话大于正话。）也必然会引起重新思索。

  　　 柏杨先生自述道：“此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板，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在监狱写作，在李敖身上也有过，这曾让我以为台湾监狱的待遇定是不赖，是一个“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地方。但至看了这段话，方大悟，对这两位先生的精神之深渊，意志之顽强佩服不已，隐约感到了古人之气息，特别是于柏杨先生的丝丝思考之中，不见丝毫埋怨和诅咒，平静如大川。同时也多少感慨同在那个年代的大陆文人们，就算连牛棚都未进的文人们，也还谈的上什么创作呢？只有在几十年沧桑后回忆。文人们的精神意志相近，怕是思想的压抑不可相较，呜呼。

  　　 于我之看，《中国人史纲》颇有以往未听未闻的别样角度思考。选取几点以觞大家。

  　　 一、文化大酱缸

  　　 书中言：“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由弱小到兴盛再到衰败的过程，特别是单一发展方向的事物。当中国文化选择了儒家，理学的作为单一方向的时候，一方面源源的给予中国人哲学思想，但一方面慢慢讲路越走越窄。前者智慧决定了后者的悠久，但后者终决定了它的衰亡。这也着实解释了柏杨先生所言的“广泛探讨多元选择和自由竞争”之重要性。认识到这，今日我们在回味这些文化之时，更将注意它的悲剧命运。以及今日的对伏尔泰的“虽然我不赞同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以生命保护你说的权利”的理解和宽容，在任何时代都是我们最需要的。

  　　 二、三个大黄金时代

  　　 第一个大黄金时代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代。分裂产生了“新的社会秩序，是一个人的权利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决定于他的祖先成分。”于是乎“《春秋》孔丘对鲁国史重予编撰，目的不在于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在用于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这个可怜的老人企图用精神胜利的法宝来否定现实。”

  　　 第二个大黄金时代于大唐王朝。它的来临，原因为“一是人口大量减少，荒芜的肥沃田地举目皆是，谋生较易；二是太久的战争使人厌恶战争乐意于和平安定。……另一原因是李世民大帝和他政府正确方向的领导。……向理性屈服是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大帝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样高度智慧的认识。”

  　　 第三个黄金时代，是向来饱受人们批评的清朝。“它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们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国绝迹了很久。但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代，这一百余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几乎是明王朝承袭下来中国领土的3倍。”

  　　 于我之见，所有黄金时代或多或少都源于思想的交融。第一次思想的载体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第二次以民族盛多，贸易繁忙为载体；第三次以土地广饶，众多少数民族交往，同属一家为载体。思想多样性的举足轻重可见一斑。于是乎，由此及彼可推，今日若建立一个思想融合之大同社会，第一步，当为“大狗要吠，小狗也要叫”；第二步当为“虽然我不赞同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以生命保护你说的权利”。繁荣之道，莫不离此。 三、对于清王朝的重新认识（上一点提到，但有必要详细解释）

  　　 提起清，就不得不提起明。明王朝作为少有的几个黑暗至极的王朝，却受着正统的尊敬，安享着来自四方的愚忠，不能不让人愤恨。正如柏杨先生之言“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灭，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瞻，我们庆幸它的覆灭。……如果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可以肯定的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变成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民族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割了一百五十余平方公里）中国仍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几乎大3倍，使中国有翻身的凭借。”所有的错，往往都推在一个人身上，但这不过是为自己洗脱罪名，丝毫不能解决问题。几乎所有人都对割地耿耿于怀，但所谓中华并非一个严格具体的地理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精神。如此执著于一方薄土，不如痛定思痛，将精神发扬光大，方永成恒。

  　　 在明王朝仓皇逃离之时，“满洲人带来了秩序和和平，而且以生龙活虎的冲击力，为中国创造了第三个黄金时代，将疆土汹涌地膨胀，除了像嫁妆一样，把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并入中国版图外，十七世纪合并外蒙古，十八世纪合并‘世界屋脊’，并开拓八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几乎是明王朝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三倍，使中国的疆域达一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六大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共聚一堂。

  　　 中华人必须永远感谢这个一度被称为侵略者‘鞑子’的满洲人，没有他们，中国只是一个明王朝时那种中等的农业国家。”

  　　 清王朝作为新血液注入早已沉淀的中国文化大酱缸，我们不能漠视它所带来的清新，至少是统治层中。且如：“其一，宦官时代从此成为绝迹，无力再现。19世纪末期，虽有1、2个如安德海、李莲英之辈，很有势力，但性质上是个别的，不能结成一个集团。其二，清王朝296年，共有12个皇帝，12个皇帝中将近2/3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1/3也都属中等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如此的帝王，是应该有一番研究的。他们是如何教育，选拔的？是如何通过文化的撞击而产生火花的？以生物遗传的理论解释，可以将世袭帝位比喻成遗传和变异：一个家族的一代代的帝后人，沿袭着相对稳定的风格，喻之为遗传；但每一位又有迥然不同之处，喻之为变异。清王朝的独特之处，于遗传，取消了嫡长子继承帝位，改为优胜劣汰；于变异，由于前提是优秀的后代成为遗传的主体，加之文武双全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之中弱肉强食的教育方式，变异也选择了优良之处，摈弃了怪异之处，一扫“正统”的腐朽之气，迎来了康乾盛世，迎来了第三个黄金时代。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被侵略，用马列主义解释，是落后封建制度不敌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力根本问题，可以想象，如果换为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结局又会如何？

  　　 以上3点，简介于大家，以此可以窥探这部80万字的“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大作。这血，一是来源于柏杨先生的艰险创作，二是来源于感慨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和百折不挠。这泣血的历史，不是教我们悲观，而是告诉我们，“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山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仍昂然矗立在那里，从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

  转载自《中山商报》4月13日 作者荃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