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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大丈夫、奥叔叔 发布时间：2010-03-02 22:47:30

  我的

• 作者：做梦的 发布时间：2019-02-23 14:57:34

  内容概括：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企业中层管理者如何用好人。

• 作者：乐心 发布时间：2017-08-21 15:56:38

  很有教育意义。 非常适合女孩的青春期。

• 作者：呀咦 发布时间：2024-02-17 00:02:59

  兴趣 好奇心 坚持 失败 做自己 成就的喜悦

• 作者：二班的小班长 发布时间：2022-04-21 14:18:13

  都是编者自己的内心独白

• 作者：吸濡之鱼在江湖 发布时间：2016-01-06 14:16:55

  很快就浏览完了。三观很官方的游记，不停地赞地方官和活佛。文笔一般，也没怎么深入涉及藏传佛教的知识，只是书末附了篇史料梳理性质的考究木里香根活佛名号的小札记。

• 孤独的成分、原因和对孤独者的改善建议

  作者：清晨 发布时间：2023-02-04 17:02:11

  一、什么是孤独？

  孤独感并非一个精神病学诊断，它可能包含如下成分：痛苦感受、对陪伴和亲密的渴望、被迫隔离的感觉，混合着被拒绝的感觉、不完整感、绝望感，痛苦的怀旧感。

  孤独感根植于自我异化的状态，我们感到我们并非自己、不全是自己，或者自己的一部分被撕扯掉了。

  二、孤独的危害是什么？孤独对个人而言有正面效应吗？

  这取决于孤独是原因还是结果。如果自体足够整合，即内部客体关系足够强壮，那么孤独就是创造、勇气以及新的关系的成因。如果自体被拒绝、残酷和羞愧摧毁了，那么孤独就是其结果。

  三、是什么导致了孤独？

  从表象上来看，孤独来源于人类那种来回摆荡的需要：我们为了摆脱孤独而寻求亲密，但出于对丧失自我的恐惧，我们又逃离这种亲密。

  按照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阶段理论，如果我们在“关系”“自我界定”两个精神生活的维度上发展受限，如缺乏稳定、有益、亲密的人际关系，或者自我界定失当（较低的自尊感，对自我评价较低，感受不到自己被重视），就可能产生孤独感。

  更进一步，孤独可能源于早年的自体发展创伤所导致的无法忍受的焦虑和抑郁。它是一种复杂的情感状态，孤独可能指示着对依恋的丧失。

  在我们孤单的时候，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看看我们内心跟谁在一起。如果我们感到与自己内心的客体相疏离，那我们就可能感受到孤独。

  四、如何改善孤独状态？

  综合多位作者的经历和观点，以下方式可能对改善孤独状态有所帮助：

  1、写作。遣词造句本身就具有镇静的功能；而写作过程中所产生的语言，会产生陪伴的效果，我们在此过程中的孤单感可能会得到缓解。

  2、创造。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我们的创造活动，去参与这个世界、与他人完成对话。

  3、“客体澄清”。如果我们的孤独感来源于人际关系，可以尝试去认识、解释我们的潜意识防御、压抑和冲突，对人际关系及关系客体的特定反应进行解读，借此帮助我们发现自己适应不良的性格特点。

  4、哀悼丧失。如上所述，孤独可能指示着对依恋的丧失。对此，我们需要确认并哀悼这些丧失以及与之相连的抑郁情感，完成自我的整合。我们可以真实地回顾和回忆对于依恋的记忆，让那些与那段关系有关的感觉复苏，重新体验。

  5、“见证”。这个词是针对于治疗师而言的，对于普通人或孤独者，我们也可以试图让自己感受到自己在掌控生活，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感受到自己在被他人所认识、见证。

• 朱学勤：“凌伊先生”（记朱永嘉）

  作者：何以 发布时间：2013-04-17 09:28:07

  朱学勤：“凌伊先生”（记朱永嘉）

  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头目有点像本地人了。大军压境，立受招安，检讨、揭发、输诚，要什么给什么，哪有一点暴戾之气？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习气。可见左派们在这个城市活动多年，就算把握政权也呈悬浮状，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稳地面，一接地气，终被软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还是市民软化革命？纷纷扰扰中，文件传达越来越多，心猿意马，昏昏欲睡。忽听一句大黑话，让我眼前一震、内心一惊。那文件说，王张江姚被捕后，“上海帮”群龙无首，居然有人在会议室倡言：“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这句话成为“暴动”铁证，此后在文件中反复引用，也像刀刻一样在我心里30年，不能忘却。须知说话者并不是军人，竟是一介书生，从复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学家，大概是读历史读多了，1976年竟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说完后，北京方面不动声色，允许他按原定日程访问日本。归来落虹桥机场，下机即逮捕，入狱14年。

  14年后，轮到我在复旦念博士，不幸读历史，专业也与“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听这位史学前辈。一般来说， “文革”垮台者在本单位都有坏名声，不是搞特权，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个例外，听不到有幸灾乐祸，言者多为惋惜，间或还有同情。他本来是功底深厚的明史专家，1948年入党，曾任复旦历史系总支书记，1964年，组织该系几个青年讲师讨论“李自成晚节不忠”、“农民战争史”、“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起名“罗思鼎”(螺丝钉)。华东局正要组织反修写作班，闻讯遂将这个小组合并，搬进上海西区李鸿章为爱妾购置的“丁香花园”，集体笔名“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他在“丁学雷”统领历史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却未搬进上海西区，住复旦老房子，拿讲师工资。姚 文 元在北京有急事，电话打到复旦家属区，门房老头去他门前喊，他赶过来接，差一点误事。姚才知道“宣传部长” 家里没电话，赶紧指令有关部门给他装上。1974年周恩来四届人大组阁，曾点名要他进京任科教文卫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长，张春桥不放，拿于会泳顶替，后者“怀仁堂事变”后自尽，可谓替他一死。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会常委，1 976年被揭发有“巴黎公社言论”，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狱外就医，门开处，迎头撞见陈伯达，遂知陈为隔壁邻居。刑满释放回复旦，发200元生活费，不恢复公职。当时说定即此封顶，再不增加，十几年内物价翻几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为止，生活费不足千元。他出狱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见，缘悭一面。又过十一二年，他关注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托人带话，问愿不愿见？这才有了机会。记得是个大热天，他穿磨薄了的老头衫，手执蒲扇，满头白发不显老，眉宇间隐隐有大气，确实是前辈，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辈。

  此后冬来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询问。林立衡一行来上海，我请老先生出来聚餐，戏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让你们两个冤家见见面？”宾主尽欢，众白头共话天宝当年。当时在四平路，离空四军军部不远，老先生忆旧说“文革 ”中他有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姓李，不关心革命化却鼓吹现代化，江湖上薄有名声，林立果闻言，就在空四军军部召见。听一番现代化宏论，“太子”大悦，传令特招，纳入麾下。军装刚上身，“9?13”事发，那人剥下军装进隔离室，此后销声匿迹。宋德金先生1962年毕业于 吉林大学历史系，曾调入毛家湾任秘书，“9?13”后隔离清查10年，出来后曾任《历史研究》主编，那时已退休，随行来沪。闻老先生此言，补白曰：他召入毛家湾只是读文件，林寡言少语，深浅莫测。他与林面谈时间最长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准备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专题汇报大国如何现代化。我闻宋氏言遂有补白之补白：30年后今天，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入中南海讲史，给第四代领导人讲的也是这个题目，《人民日报》刚发新闻，头条头版。

  还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园”，昔日禁苑今已开放为营业性餐馆，门庭若市。老先生30年后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刘亚楼死在哪一栋楼；戴厚英如何获“小钢炮”外号；秀才加班，夜餐为一碗光面；中日建交，周恩来来沪传达毛泽东与田中角荣谈话，突然说要请客，在座者每人发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贤也在，两人相互补正口述史，也有意思。老先生说，大约1 974年前后，毛 泽 东想读庾信《枯树赋》，传谕“丁学雷”点校呈送。他在这栋楼内加班加点，点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一句，已感觉毛内心苍凉，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徐景贤说，“9·13”事件后，张春桥在上海试行“破资产阶级法权”，徐让市革会财政组拿出方案，发现此事经济上行不得：干部人数、生活待遇相比进城之初的供给制，已经发展出汽车、洋房、司机、保姆等一大摊，如欲恢复供给制，财政负担将比薪给制高出数倍，不堪重负。遂悄然搁置。徐最后一次进京见张，后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6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3句话、6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

  我曾不止一次问老先生对“文革”看法是否有改变、怎么改变。他是史学家，又为海瑞罢官、巴黎公社“历史问题” 入狱，倘有兜头反思，一定打通古今、大彻大悟。第三次问，他正回忆“文革”中“巴黎公社”来龙去脉，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划：“一条是西洋进来的意识形态，一条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两条线一条都不能少，交叉处，能找到‘文革’定位。” 交往深入后，也能问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历史观不喜欢巴黎公社，也不赞成“ 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还是敬重他当时敢言之勇气。不料他回顾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对我不薄呵！”这句话再次让我震惊，原来士为知己者死，这就不是1948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难怪他到我seminar给研究生讲秦汉制度，携一蓝布包袱入，坐定后一层一层揭开，最里一层才是讲义，学生问“文革”起源，他要从殷周讲起。一研究生事后惊叹：“这是活在当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风！”

  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 2本，那时也开始重印，周恩来在京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寄。知道这些情况后，我问他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会想到出版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时有指示，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姚布置到我这里，指示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1000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后一番话触动我心底，回家与妻子说：“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结善果，侧面播下的读书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发芽。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记他的，这是他的收获。”妻子当年也读那些书，劝我将这层意思向老先生点破，也好让他有个安慰。不料他听了以后无所动，似乎无啥稀奇。

  他是无锡大户人家出身，半个世纪前在复旦读书就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并不在意这些。1976年巨变，下狱前开除党籍公职，母亲却在同一年落实政策，得一笔退款，写信问需要什么，他回信说：“里面有点冷，送一套棉毛衫裤，加一套二十四史。”此前他为革命治史，或为伟大领袖点校诗赋，无暇细读二十四史，这一次有的是时间了，却无力购置。于是“剥削阶级”母亲出手，用“落实政策”退回的“人民币”，给“革命逆子”购置“二十四史”，向铁窗内邮寄。二十四史太沉，从上海提篮桥转狱去秦城，狱卒搬书发有怨嗔：“你这是孔夫子搬家，除了书，还是书!”更滑稽的是，那一年他进提篮桥，复旦中文系老教授贾植芳因胡风一案平反出狱，一进一出，居然是同一间牢房，贾先生特意关照他所熟悉的狱卒，要善待这位刚进去的狱友。这些事发生在1976年，可与《基督山恩仇记》开头媲美，一起一伏，一进一出，颠扑如戏。我历来认为本国上世纪史最为生动，且将那些真人真事如实道来，毋庸虚构，即可把19世纪巴黎文人那一点小说滥情比下去。他听后也是心不在焉，似乎所有思维细胞都已经历史化，不给文学留下空间。

  他的人性柔情这一面，是我在夏天去偶然看见的。天热，他门前有一棵树，他坐树下翻阅书报，一方凳，一竹椅，一壶水，一副老光眼镜。树影摇曳，有三五只野猫来脚下寻食，他竟有耐心起身喂食，口中还喃喃有语。我看那盆猫食，是煮熟的，可见他日日如此，每天下午都在等这群老朋友来见。冬天去，野猫不见了，陋室内堆满古卷，老房子年久失修，1930 年代日本人留下的木结构，门窗皆漏风。室内只有两张老式的学生床，下一层留出床沿当座位，上一层书摞书，摇摇欲坠。主客对坐，也是隔一张学生桌，青灯黄卷，冷风嗖嗖。我扛不住冻，大衣不能脱，他穿棉裤棉鞋，也不说冷，数着刚完稿的古籍点校本，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是《淮南子》，60万字，那是《唐六典》，100万字，还有20万字长序。可以了吧？可以啦，比那时好多了！”他说的“那时”，是指丁香花园学雷锋，为领袖点校大字本；还是秦城铁屋为自己读二十四史，一读 14年，终于读出历史深处的滋味？

  前年他心脏动手术，医疗费沉重。此前我多次起念，请他来seminar给研究生讲讲他的史学，满肚子学问还有阅历，不说太可惜，也好以此理由开列讲课费，略尽心意。每次提，每次都被他拒绝，怕给我惹是非。这一次他终于同意了，我们父子俩很高兴地去接。路过1976年他初次被关押的军营，我让儿子等一等，陪他从围墙边踱过去怀古。隔一条小河，他辨认出那间房子，笑微微地说：“不就是那排灰营房吗？没变，没变。当时从虹桥机场押进这个大院，他们要保密，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团部！每逢“八一”，我要领队来慰问，熟门熟路。上海我是第一个关进去的，编号为01 。”说完用食指在空中画圈，圈里画“1”。

  原来又转出一层历史，凡有历史处，总要戛然而止。预定讲一个学期，结果只讲了一次。但也留下了一处痕迹：那次讲完秦汉古制，学生领来讲课费，我签字，也须请老先生签字，他却为我顾虑起来：“签名恐有不宜，会给你留下麻烦的。” 我说也是，你也不在乎笔名多少，刚才提到那个“01”就不错，新开一个吧？老先生展颜一笑，大笔写意，就签两个字：— —“凌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