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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阿梦 发布时间：2020-11-04 11:47:27

  在这里，意大利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现实地狱的样板间。幼女、少年、土地，尊严、荣誉、自由，所有可以被剥夺的都被奴役、变卖、宰割。零碎的故事，破灭的国家，亡损的人民，这一场可怕至极的噩梦。我们不能吃那被称作鱼，被煮熟的女童。但却可以吃那战败国的，抽象的人吃人。“他们打败了我们，把我们丢到淤泥里，令我们受尽羞辱，但是我没有权利那我们的耻辱开玩笑。”

• 作者：ebsand 发布时间：2016-03-11 22:17:12

  可以做范文

• 作者：夕颜 发布时间：2024-04-19 06:10:28

  故事节奏可谓一泻千里，当人为之奋斗理想破灭以后，毁灭的意象就像一辆脱轨的列车狂奔在德意志的伤口上。

• 作者：Joy 发布时间：2021-04-16 15:04:43

  保育园里有这本书的原版，大娃知道内容所以先用中文给我讲了一遍，八九不离十！

• 作者：我是你爸爸 发布时间：2021-12-28 07:02:33

  经典

• 作者：栗子有毒 发布时间：2023-12-10 12:08:38

  写成这样意料之中，人们怀念他，不是因为他的资历 不是因为他的学历 也不是他的能力，是他的道德风范。是别人对他施予了善，他牢记在心一生都把这种善带给周围大众。他的一生正如他的名，他的字。

• 精彩的推理短篇集

  作者：暗夜大佬 发布时间：2020-07-04 13:04:40

  精彩的推理短篇集

  大山诚一郎的小说注重本格诡计。说实话，在现如今日本的推理作家中，大山是为数不多坚持本格不变的作家之一。像是之前一直标榜自己写本格的岛田庄司，总是在作品中加入一些本格之外的东西，比如他就经常被读者吐槽灌水，到了后期也开始关注社会问题，更倾向于社会派。就连我们比较熟悉的东野圭吾也是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总有一些关于人生、社会思考的东西加入到作品当中，已不再是纯粹的本格解谜类推理小说了。

  而大山诚一郎则完全不一样，从已经读过的作品，如《字母表谜题》《密室收藏家》《赤色博物馆》等等。他的作品以短篇为主（长篇仅创作过一部，即《假面幻双曲》），因为是以本格解谜为主，又不会过多的渲染解谜之外的内容，比如说男女之间的情爱，社会、人生问题思考，或者是加入炫学等。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说他的作品是很难撑得起一部长篇的，而写成短篇却恰到好处，作品中也都是满满的解谜干货，读来不会拖泥带水。

  大山的作品很多都是推理小说中的“安乐椅侦探”模式。所谓的“安乐椅模式”，就是指身为侦探角色的人，并不会亲自去现场调查、走访，只是靠别人的讲述就可以推断出事件的真相。

  大山作品的“套路”也很有意思。当事件（即谜题）出现的时候，警察就出场了，然后调查过程中警察总是撞上墙壁陷入死胡同。去询问相关的嫌疑人，表面上看起来也是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这个过程让读者随着这些警察的调查发现事件是没有漏洞的，这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然而，当事件转述给侦探听，侦探却能在叙述里面发现了一个很微小的矛盾之处，而这个矛盾之处就是切入点。我们在前面的阅读过程中，往往都会将这个微小的矛盾给忽略过去，有人可能稍微敏感一点会觉得微小的矛盾之处这里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但是好像都情节上也说得过去，因此不把它当一回事。而侦探则将这一点像捉虫子一样给捉出来，再通过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不合理之处，展开了一番新的推理。这番新的推理几乎可以把之前警察的整个推理（或者是他人得出的错误推理）给完全推翻，甚至有的连我们认为的作为“公理”一般的推理大前提都全部推翻掉，从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让我们突然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然后，大山再通过侦探之口做出如同潮水一样滔滔不绝的推理，这些推理都不是随随便便很敷衍的推理，都是很符合本格推理逻辑的，而且会将书中所给出的线索全部回收，让人眼前不断一亮。通过这样的操作，大山让自己的推理小说焕发出了一种别样的魅力。如果是初看推理小说的读者，想要选择入门级的推理小说，那么大山诚一郎的作品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本《绝对不在场证明》也同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本格推理短篇集，书中主打的是“不在场证明”。书中的侦探是一个钟表匠。涉及到“不在场证明”总和时间有关系，而钟表匠就是和时间打交道的，所在大山把侦探的角色分配了给了钟表匠，而且还将之设定成长相可爱讨喜的女孩子形象。在县警搜查一课工作的一名刑警，每次遇到难解的谜题都会来咨询她。而她通过刑警的叙述都能够很快发现突破口，从而推理出真相。

  七篇故事中并没有涉及很复杂的时刻表诡计，反倒都是很日常的时间上的小诡计，有一些还涉及了我们思维上的盲点。虽是推理作品，但并不烧脑，读完总结起来也不会感觉特复杂。这本书就是这样一本类似小品文的作品集，其推理切入点和反转都是非常有看头的，是不会让人失望的。

  这部作品已被拍成了日剧，通过日剧的改编，补足了一些大山过于专注于本格解谜，而对于人物描写的不足。我想，有了日剧的加持，这部大山作品中所设定的可爱的女主角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吧。

  期待着大山诚一郎的另一部作品《字母表谜题》也能早日引入到中国，那同样也是一部让人拍案叫绝的作品。

• 李更老师书评：

  作者：思适斋中小学生 发布时间：2022-10-28 21:17:11

  本文首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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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Nc6q0PDTpDACloWegT98-Q

  《校勘学大纲》面世三十五年了，并且有了它的第三版。明年初春，选修 “校勘学”的同学们将不再需要去复印教材，也是这门“古老”课程的一个“新气象”吧。

  细数过往，才忽然意识到，1988年春夏间懵懵懂懂坐在教室里听倪老师讲授“校勘学”时，竟是这部教材的发硎新试；而不知天高地厚地从倪老师手中接过这门古文献学“看家”课程，并与《校勘学大纲》相伴而行，也已二十七年之久，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的半程。无疑，与这部书的缘分会伴随我学习、学术与教学生涯的始终。

  刚刚过去这三十五年，正是信息爆炸与研究转型相叠加的学术繁荣期，与新材料相伴生的新认知、西方的理论方法，如一波波大潮不断冲刷着中国传统学术，也使得大量成果隐身为华构之下的基石、或淘洗殆尽。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新出简帛古书令人目不暇接，海内外收藏机构“养在深闺”的包括诸多古写本在内的早期善本，也随大规模影印和古籍数字化进程变为学者触手可及的寻常物，与此相伴随，堪称“革命性”的新观点、新思维让古文献学这一古老学科同时具备了高度的时尚性。岁月荏苒，学术日新，《校勘学大纲》在北大古文献“校勘学”课堂上的“雷打不动”，似乎成了带有几分特异的景象。自非“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甚至也不在自己预期之内——此书以其独有的引领学人审视、思考、分析的科学逻辑，和启发无尽思辨的魅力，自然而然留在它本来的位置。

  校勘学概论性著作的常规范式，是通过知识和现象让学习者了解古书中的问题及其由来、何种材料可助解决及如何获取，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程千帆先生《校雠广义·校勘编》、王叔岷先生以细密与深度见称的力作《斠雠学》，均是如此。而《校勘学大纲》，则将相关知识纳入一个建立在科学逻辑基础上的理论框架——理论本身并不深奥，但借助这种基本逻辑，可以实现以简驭繁，获得认识古书、面对其中纷繁复杂的分歧与混乱时抓住问题关键、深入探索、妥善解决的方法和路径。

  毋庸讳言，与偏重于知识、现象、以例证新鲜生动见长的校勘学著作相比，《校勘学大纲》的理论性，及主要取自清儒先秦秦汉经典古籍校勘的例证，使之略显晦涩。若非沉潜其中、以同样的理性思维追踪其理路，贯通理论与例证间的内在勾连，而仅仅作为一般性阅读，甚至会感觉枯燥乏味。然而，也正是此书所特有的理论创新，使之作为引领未来从业者从学生到学者、整理研究者的津梁，具有独到的优势。食髓知味，自能领略。本文亦以此为叙述角度。

  一、以最清晰的概念引领学人进入“校勘学”这一领域

  在“校勘”的名义之下，有意或无意地以今律古、以己度人，替古人出修订本，是校勘之大忌，也是从古至今最难解决的问题。而它与科学校勘之间的界限，也最难划清，不仅波及古今校勘实践，甚至学术名家的探讨中亦可见淆乱，时下新的教材和概论性著作同样不能尽免。这不仅让初学者易生困惑，就学术本身的发展而言，也不无恶性循环的风险。

  《校勘学大纲》开篇即明确指出，校勘“不可替古人修改文章”[1]，强调“校勘古籍的目的和任务是存真复原，努力恢复古籍的原来面貌，提供接近原稿的善本”[2]。它解决的是、且只能是古籍流传中的讹误和变形。这一概念也成为所有全书理论、方法的根基。

  二、以方法论为核心建构理论框架，让抽象理论成为可把握、可操作的原则

  校勘是一项工作、一种实践，校勘学则是这一实践的章法，也因之成为一门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理论梳理如果仅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同样会失去意义。还记得倪老师曾说：“校勘学的基本理论非常简单，两小时即可说完，但隐藏在古籍文本背后的问题，则纷繁复杂、难以穷尽。”思想、学术、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文学审美，乃至各种游离于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商业运作、技术处理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国古籍流传演变的复杂历程，造就了“静水深流”的古书文本，也决定了“校勘学”这门学问所要提供的不仅是材料和工序，更要包括看待每一部书、每一个问题、每一则材料、每一道工序的方法，作为指导学人举一反三，有效认识古书、发现问题并予以分析解决的立足点。可以看到，《校勘学大纲》不仅有“从方法论而言，校勘的一般方法的实质就是比较分析和科学考证”[3]这样高度抽象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在其整个体系之中，梳理了用怎样的材料和理论知识来比较、分析、考证，也着重回答了，对于比较、分析所得，如何识别其价值意义，怎样才算科学考证。

  《校勘学大纲》在学术理论上的特色与价值，同门师兄日本学者桥本秀美在《日文版前言》《〈校勘学大纲〉感言》中已有精到表述，珠玉在前，毋庸多赘。如其所言，“古籍的多层构成，其实正是古籍问题的核心，前人对此颇多关注，然而从未有人做过如此清晰的理论爬梳”[4]。“古籍重叠构成”的理论，是此书最具特色的理论创新，堪称经典。阐述这一理论的第三章“古籍的基本构成和校勘的基本原则”，即其理论架构之核心。

  从方法论的角度，作为这一理论起始点的“古籍的基本构成”同样值得关注。“透过各种古籍的具体内容和表达形式，它们基本上都是由一定历史时代的知识和一定历史时代的语言文字所构成的”，虽然“这样的基本构成只限于原著原版的古籍，只适用于完整保存流传至今的原著原版古籍”[5]，对绝大多数古书而言仅仅在理论上存在过，但这一概念轻轻巧巧地将我们的视线从书籍“白纸黑字的物质事实”转移到其作为信息载体的深层特质。这里，《校勘学大纲》采取了类似于建模的方式，将书籍的本质清晰解构，为认识其初始状态提供了一个可触摸的原点，使建立可供观测的坐标系成为可能。而在这个坐标系的映衬下，流传过程赋予古书的包括文本、立说及其交互影响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偏离，便有机会逐渐浮现并清晰起来，所经历的时代叠加于古籍内容、文字的新元素，也因之呈现为可以识别、可能离析的“层次”。也可以说，这一理论是借助虚拟模型以说明实际问题，不仅“基本构成”是如此，用为“经典古籍复杂重叠构成”之例证的《诗经》历代整理，其考察亦始于“首先假设《诗三百》的《诗经》是孔子编定的”[6]。而这种“示意图”式的模型，将古籍传世文本的由来与实质这一“古籍问题的核心”以清晰可触摸的形式展示出来，为学习者清醒认识古籍的流传演变，把握传世古籍“历史改订的定本”之实际性质，透过或纷繁或简单的表面现象厘清其内在规律，判断问题的特点和成因，进而找到解决思路，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立足于此，校勘工作的对象、界限变得具体而清晰。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校勘学大纲》论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存真复原”，如何有效地实现古籍校勘“存真复原”的宗旨和原则。“存真复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执行的理论与直观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替古人修改文章”的校勘误区，不攻自破。

  下一步的“科学考证”也是如此。第四章在分析介绍“陈垣的四种校勘方法”，梳理“校勘考证的理论依据”“校勘考证的材料依据”之外，特别从“校勘考证必须有科学的依据”的角度加以论述，就校勘考证的方法与依据，做出了独具特色的审视。不仅以“查考取证的材料必须审核可信”、“查考取证的理论必须正确无误”对“科学依据”作出界定，更强调指出“校勘的目的和任务是存真复原，恢复古籍的本来面貌。校勘范围的考证，主要是调查核实原稿的文字形式，原则上不涉及原稿的内容是非和文字正误。校勘者不必对被校勘古籍原稿内容是非表态，也不需要对被校勘原稿本身的错别字负责。……论证原稿内容是非和文辞正误，是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基于“校勘的考证，一方面限于被校的古籍范围，另一方面又随着被校的古籍进入专门的知识领域；一方面限于文字形式的考证，另一方面又随文字进入内容的考证。正是这样的矛盾统一，使校勘具有综合调查核实的特点。换句话说，校勘所需要的证据，包括旁证在内，往往不限于本书不同版本的范围，还必须进行多方面的查考”的实际问题，《大纲》引入了“内证”、“外证”这一组概念。从证据与原书文本之关系入手，区别校勘资料、理由在考证中的地位和证据力量，作为校勘方法、校勘依据在考证中“科学”运用的重要辅助。提出：“就校勘一种古籍而言，考证范围可分为书内和书外两大类，一般以书内考证所得为内证，或称本证；以书外所得为外证，或称旁证。对校法、本校法所得为内证，他校法、理校法所得为外证。……内外证的关系是，内证处于主要地位，起决定作用；外证地位次要，其作用从属于内证。一般地说，内证因外证而确定，外证因内证而落实。”[7]应该说，这组概念本身并非纯出创新，《校勘学大纲》在内、外证概念的阐释和使用上，亦未实现完全自洽，甚至与“版本依据”“理论依据”时见交错。但无疑，将其引入校勘学并用于审视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校勘材料，以解决如何看待比较所得、怎样才算科学考证这一关键问题，是兼具警示意义与指导意义的新思路。将区分哪些是古书曾经有过的面貌、哪些仅是后人的意见；哪些是作者时代可能对文本和内容发生的影响，哪些是古书走过的路上飘落的灰尘或雕琢的花朵，作为“去伪存真”的第一步，也具有为学习和实践开启一条明确可循之有效门径的实际效果。虽尚未尽善，但足以让即将走入丛林的年轻人，左手有了一个指南针，右手有了一把砍刀。

  三、理论框架下的知识呈现

  相较于独有的理论创新，“校勘学史”、“校勘通例”两部分是所有校勘学概论性著作的共有内容，但在前述理论架构之下，《校勘学大纲》依然特色鲜明。

  其第二章《校勘的历史发展与校勘学的形成建立》，简要叙述了先秦至近代古籍校勘的历史情况，及与校勘实践发展相伴随的自发理论意识、自觉理论探讨。若云所采主要史实与其他同类著述并无太大出入，其“史”的动态眼光，包括对不同时期历史信息存留方式、不同类型史料的特质、不同校勘主体及整理目的与校勘面貌的关系、时代学术对古籍整理的实际影响诸方面冷静而科学的审视，及综合的立体分析，则堪称独到。例如，从存留于《吕氏春秋•察传》与古谚中的有关“鱼鲁豕亥”的记载，敏锐地提取出 “先秦学者已经重视文献典籍的文字语句的错误现象，并出现了校勘，注意错误的原因，采取谨慎的态度”，也同时提示“这些记载是零散的。只可说明个别现象，未足以说明先秦学者校勘文献的发展程度和特点”[8]。考察刘向父子整理宫廷藏书，则指出“由于他所校书籍不存，难以总结他的校勘经验，无法具体评价他在校勘学史上的成就”，但依据传世校书叙录及相关记载所呈现的工作程序、工作内容及对讹误规律的初步归纳，则可知“刘向在校雠史上具有开创地位，在校勘学史上也具有开创校勘程式意义的代表学者的重要地位，使校勘的历史成为有迹可循”[9]。而东汉以降，“古籍整理和校勘的学术成绩，日益通过学者和藏书家的著述体现出来”[10]，汉末三国时期，“较之刘向父子校雠皇宫藏书，其校勘业绩不唯有记载可寻，而且有具体记载见诸著作”。“古籍存在的各类错误，致误的各种原因，分析的方法和判断的依据等，大体都已触及并提供了许多具体类例，应当说，归纳总结校勘学理论的条件已初步具备。”[11]而魏晋清要务虚的时代风气带来的存异空间；南北朝时期小学发展与校勘的互动，及与古籍异文被重视相关联的校勘趋向独立的迹象；唐代集权统一带来学术上集成归一及大规模文献整理的同时，对校勘的相对忽视；宋代与雕版印刷盛行相关联的校勘实践、成果形态的变化及与此伴生的理论探讨……无不从细节上捕捉学术演进的蛛丝马迹，将古代校勘与校勘学发展融入中国古代思想学术演变的宏大背景，让“史”的叙述不再是机械的知识堆累。不仅眼光独到，也有助于学生从更高层面认识中国古代的校勘传统与传世古籍的曲折历程，在前人功过得失之间了解校勘之学的内在规律。这不仅在当时别具一格，其深度至今亦未见整体性超越。而且，当我们将这些历史梳理置于《校勘学大纲》的总体理论框架之下时，还可以发现，它同时也为初学者掌握“古籍重叠构成”理论观点提供了直接的知识基础。

  校勘通例是我国传统校勘学发展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从清儒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后序》总结62条，到台湾学者王叔岷《斠雠学》多达122条的细密梳理，二百余年间，学者各出机杼，可谓积淀深厚。《校勘学大纲》继承了王氏父子以降古今学者的相关探讨，但与此书其他部分一样，并不停留在从知识层面对讹误现象、讹变规律进行梳理和呈现，而是将其置于“存真复原”原则之下，作出深层解读。强调“校勘的正误准则并不与内容是非、字体规范完全一致”，“内容正确的文字可能是校勘必须订正的误字；对原稿内容错误的厘正，属于考据的任务，不是校勘的职责。不合规范的文字也可能是不应订正的文字，对古籍进行正字法的订正是违反校勘原则的。由于普及而对古籍文字作便读的改变，是传播文化的时代需要，不是校勘学研究的课题。但在实践中，把握校勘的正误准则，往往容易偏向以内容的正确理解作为勘误的标准”。指出“如果有说服力地说明致误原因，往往排除主观臆断和任意妄改”。并在这一前提下，推出“分析致误原因、归纳各类校勘通例是校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之所在，即科学地区别校勘考证与其他考证，确保所解决的问题是古籍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从操作层面，有效地划清了古籍校勘与“替古人修改文章”之界限，也再次强化了“存真复原”这一根本原则，并将其落到实处。

  与此相关，于校勘通例亦未采用平铺细分的全景式呈现。其所列仅42条，若以细密、详赡论，自非优长。甚至直观而言，各类明显不均衡，详略尺度不一，眉目难称清晰。其首类“误字通例”，在“字形致误”“语音致误”“文义致误”三个小类下，分别列有“古文形似而误”至“缺字致误”计十条、“改借字为本字”至“改字合韵致误”计八条、“不明文义致误”至“以误字改误字”计六条，总计二十四条，尚属条分缕析；而其后“脱文通例”分四小类十条；“衍文通例”“倒文通例”则分别为五条、两条，实际相当于小类，细节现象仅通过例子呈现，不再立为条目；“错简通例”更是一以论之。换言之，“误字通例”占据全部条目之太半，以下各类“概括性”呈现递进式增长，侧重归纳。细品其内容组织的内在理路，是在默认学习者具备相应类推能力的前提下，将古籍致误原因与讹误现象之间近于排列组合的情形，进行了前详后略、减少重复的处理。既便于提高教学效率，也利于学生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古籍讹误的来龙去脉与分析方法、考证思路，不至过多地耽于现象的迷宫。

  在《后记》中，倪老师曾这样表述本书的内容：

  我国从古至今的校勘成就很高，成果极其丰富；校勘学理论的探索和总结，在根本原则、各类通例及校勘方法等方面都已有许多规律性的概括。本书不仅在校勘例证资料上大都取自前人和今人的校勘成果，而且在校勘学理论上也都汲自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自己无多发明。它只是著者依照一己的陋见，将所知的古今校勘学成果作了系统的归纳和条理的表达。[12]

  《校勘学大纲》虽然同样继承了“释例”这一校勘学传统讲授方式，作为阐释“根本原则、各类通例及校勘方法”的主要辅助，但校勘例证与“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已通过“系统的归纳和条理的表达”，成为其理论框架下的有机整体。也正是这自云“无多发明”“一己陋见”的梳理和组织，使这部书具有了不同于校勘学著作常规范式的独特格局。或者也可以说，《校勘学大纲》以独有的方式，架设了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校勘学”课程，使相关知识和方法在科学逻辑之下更为清晰和切实，并相应地，造就有方法论的“人”——理性的整理者和研究者、冷静而清醒的阅读使用者。

  四、与“受众”的高度契合

  倪老师是一个长于思辨的人，对此，刘宁师妹在《古典诗文心解》后序《思辨是学术永恒的活力》中有精到的表述。这一特点在《校勘学大纲》，即体现为前文所述的理论性。

  思辨，是倪老师作为学者审视、思考、解决问题时，其思维方式的特点，同时也是北大的传统，以及很多青年学生的共性。与此相关的，就是这部教材与“受众”的高度契合。

  如前文所涉，将对受众思维特点、学习能力的评估，及在有限时间内最大限度实现教学效果的需求纳入考虑范围，亦是《校勘学大纲》重要特点之一。换言之，这部书具有“教材”的高度自觉且能落到实处，而它的理论性特点与紧凑精炼的内容组织，非常适合头脑中带着无数个“为什么”、有着强烈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有志于古文献学的高校学生。

  以北大古文献专业为例：首先，由于生源优势，同学们有最扎实的基础、最好的综合素质和极强的领悟力，进入大学的专业学习之前大都全面发展。因从小接受科学思维的教育，“科学精神”已根深蒂固，并不因身为“文科生”而有所妨碍。同时，相较于中文系其他专业，这些年来，选择有“文科中的工科”[13]之称的古文献专业的同学，在思维方式上往往更侧重于务实、求真，有重思辨、肯钻研、喜欢寻根究底、不惮挑战复杂疑难的显著特点。与此相应，知识性、一般理论亦不能满足、或不足以充分开发他们探寻真相的好奇心与潜能。而从拆解复杂问题入手，《校勘学大纲》偏重科学逻辑的探索考证的眼光和分析考辨的思路，则可与他们原有的问题意识和科学精神轻松接轨，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其探索欲望，并将之导入古文献学这一对他们而言还十分新鲜的领域。《校勘学大纲》所提供的方法论，可以说为学生提供了一双审视的眼睛、一个分析探索的利器，使他们有机会发挥其强大的逻辑思维和文献爬梳能力，去追寻问题的由来、找到源头，认清性质，尝试恰切的分析解决。因此，他们所能到达之处，也就不限于此书的知识与深度。

  可以说，校勘始于文本比勘，但并不终结于此，每个与文本相关的问题背后，连接的都是对书本身及其生命历程的无尽探索。从根本上把握如何看待古书、古书文本及文本差异，找到异文的来踪去迹，探究古籍的来龙去脉，是更高层次研究的入口。这一探究过程中，得自古代典籍深层问题的文献意识，也可以为这些未来的从业者在真正进入“古籍整理研究”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之时，建立起慎思详辨的底色，有效避免表面化与简单化。它指向的是高素质、有后劲的未来学术人才。

  作育英才，亦因材施教，也是这部教材始终不衰之重要原因。

  五、以倪还倪

  客观而言，三十五年前的《校勘学大纲》在材料与信息上存在滞后，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甚至不可避免会影响其中的部分观点。对此，桥本秀美师兄《日文版前言》中亦已有清晰叙述。

  从教学的角度说，补充知识、丰富例证并非难事，新鲜生动的来自出土文献和早期善本的例子，现在俯拾即是；完善、强化教材中的理论细节，并引导后续思考，亦属教师本分。加之“校勘学”的很多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本身仍是“开放的”，有时候，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方法和思路，学会思考和探索，要比给他们一个固化的结论，显然更重要，这也正是《大纲》的优势所在。这部书所提供的审视方法、思维方式，或云科学的方法论，正使之具有开放性，让学习者在学习的同时，渐具识别、质疑、乃至驳正的能力。学生在学习中所获得的能力，可用于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亦自可应用于学习的媒介——教材。事实上，包括排印讹误、引文版本、例证实质在内的诸多角度的问题，也同样作为认识书籍传写之讹、古籍实际状况、考证材料使用、清代学术深层特点的便捷例证，用于课堂上的切磋讨论，发挥其作用；对于理论上的未尽之处，同学们也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思考。

  此次整理，我有幸带着多年来和同学们一起使用旧版时所积累的问题参与其中（谨此致谢昔日学生袁媛、董岑仕、章沙非、金琪然提供系统查核考证资料与心得），并与责任编辑王应学棣达成了不作深度修订，而以校勘的方法和思路，订正前两版在排印、体例上的错误，不涉及书中内容，最大限度保留倪老师原著面貌的共识——借清人之言可谓之“以倪还倪”。以纪念一位底蕴深厚，诚于学术，思想颇具锋芒，正直磊落，谦冲包容的学者，也记录那个传统学术与新思维、旧文本与新发现不断交汇碰撞的、将学术推向勃兴的时代。

  还记得2000年前后北大出版社商议再版《校勘学大纲》，倪老师谈到自己的两个修订设想时眼睛里的光。其时随郭店楚简资料的刊布，“地不爱宝”时代正式开启，带来了对先秦古书及其文本问题的热烈讨论和全新认知，以及对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旧有出土文献之文本特点、校勘价值与问题的重新审视。倪老师始终关注着新材料与新问题，而将出土文献带来的信息革命纳入校勘学理论方法的思考，在当时无疑非常敏锐。而对清代对校学派、理校学派之校勘学理论方法论争的重新阐释，则涉及与古籍校勘目的、校勘主体学术追求相关的古代学术中“真”“原”概念的实际状况，直接关系到对经学乃至中国古文献学传统的把握，及与此直接相关的文本——校勘的局限和如何面对局限，称之“古籍整理的根本问题”或学术结点，毫不为过。天不假年，倪老师身后，我们没能找到未完的修订稿，失去了跟随老师再进一步的机会。或可慰藉的是，后一个问题在印入附录的倪老师晚年《“不校校之”与“有所不改》一文中，其思考可见一斑；而与倪老师未能开启的前一领域相呼应的是，他离开后的二十年间，出土文献的刊布与研究盛况空前，“写本学”“书籍史”也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从细节考察到宏观把握，学术研究日益推进，新观点、新认知令人振奋。而我们课堂走出的学生，也有一部分进入相关领域，尝试着更深更广的探索。当收到留学海外的学生“这两年我和做Book History的同学和学者讨论相关问题时，在比较中更加深感您讲的校勘学的精密及方法之善，确实是受益良多”的感想时，亦欣慰于倪老师虽未能完成自己期待中的研究，但《校勘学大纲》以“方法论”为根基的开放格局，科学精密的思路，使之具有超越自身时代的生命力，至今仍启迪着年轻的学子，让学术在年轻人手中继续向前。

  无疑，在今天和未来的新一代学者手中，在日益丰富的实践与后出转精的探讨中，校勘学的理论方法、体系建构将会不断被完善、被突破和超越。《校勘学大纲》亦终将完成它承前启后的使命，而它所承载、所投射的一代学人的学术底蕴与思想智慧，也会成为学术史长河之中一道曾经的、也是永恒的风景，它值得我们致以最大的敬意。

  作者：李更，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1] 《校勘学大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页。

  [2] 同上书，第97页。

  [3] 同上书，第114页。

  [4] 桥本秀美《日文版前言（摘译）》，同上书，第399页。

  [5] 同上书，第89页。

  [6] 同上书，第90页。

  [7] 同上书，第119—120页。

  [8] 同上书，第10页。

  [9] 以上同上书，第14页。

  [10] 同上。

  [11] 以上同上书，第22页。

  [12] 倪其心《后记》，同上书，第337—338页。

  [13] 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艾俊川学长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