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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咖啡加牛奶 发布时间：2024-04-19 18:57:58

  可以

• 作者：看不见的城市 发布时间：2014-08-30 23:10:26

  不腹黑会死星人的吐槽集大成之作。

• 作者：壁虎漫步 发布时间：2022-06-29 12:31:03

  这本很有教育和科普意义，还不错啊，呜呜呜我二十几岁人儿了追更到现在

• 作者：Elact 发布时间：2016-04-10 00:56:09

  一种人生哲学体系。

• 作者：心仁 发布时间：2021-11-28 13:45:34

  尽管翻译在军事专业术语上略有小瑕疵，但整体作品准确而生动地描述了在美国混乱的阿富汗战略中努力求生的战士们的英勇之战。可惜，仍是徒劳。。

• 作者：牙牙 发布时间：2010-10-10 15:44:47

  读过另一版，改了个名叫《世界科学技术通史》

• 我花费了如此多时间，我很惭愧。

  作者：keke藕 发布时间：2010-04-14 02:40:11

  我不会推荐这本书。

  虽然我还是坚持把496页认真看完了，因为我有精神洁癖。

  实际上。

  建议阅读方式：迅猛的略读每章开始部分浅显易懂的“卡耐基金言”就好，因为主体内容没有任何的详尽解释或深入阐述。时间把握在两个小时以内。

  建议阅读人群：18岁到20岁及从未想过想要尽力认识自己的人，成熟的孩子可以在15岁左右阅读，可是那个时候在初高中学习没时间读这种“工具书”，所以还是不要读了。再说在不该圆滑的时候领略一下不成熟挺好的。

  建议阅读前提：你需要做一份类似营销的临时性交际工作，或者你发现你身边的所有人都讨厌你而你感到惶恐和痛苦了，或者你发现你嫉妒你身边那个如鱼得水的人了。注意，这本书完全不能帮助你认识到人性的弱点，更不能帮助认识自我。

  说下我不推荐的理由：

  1.该书属于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不属于地球毁灭前几年的中国。这导致了两点：一是许多观点甚至是基点已经落后；二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的躁动发展大背景为该书确立的“高效率”的教条式立场很令人反感，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有人在身后抽着鞭子指令明确的告诉我们怎么过才叫做幸福，我们也许更想被含蓄安静的揭面纱。比如，他会告诉你为了走出孤独忧虑的人生为了获得“幸福感”要遵守“消除心中的忧虑”这个原则，他无情的反对人类的自怜情绪，认为始终走不出悲伤绝望或忧虑就是不可原谅的失败，他除了直接又严厉的命令“你不能一直保持忧虑，否则你会被社会被大众抛弃”之外，并未尝试性的告诉我们什么是“忧虑”，“忧虑”从何而来，为什么会产生“忧虑”。倘若忧虑真像卡耐基说的那般是人类的敌人，那如果如此不了解敌人，凭什么靠一句命令就能战胜它？当然我想卡耐基是解释不了这些的，我甚至怀疑他由于个人理解力及层次问题对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洛•达斯的一段发言当作佐证材料完全用错了地方。

  2.篇幅冗长，废话连篇，结构不合理，逻辑性太差。总结一下该书的主要观点，不会超过500个字，他却整了个44.5万字，除了引用大篇幅的案例而且是重复作用的案例之外，还有很多废话，比如他举例一个人的唠叨有多烦人时，可以把那些烦人的唠叨话写个两大页甚至更多，细到“强尼要蕉蕉，强尼拉拉”这样的描述。一共十篇，看看这些篇题：第一篇 与人相处的基本技巧，第二篇 平安快乐的要诀，第三篇 如何使人喜欢你，第四篇 如何赢得他人的赞同，第五篇 如何更好地说服他人，第六篇 幸福的家庭生活，第七篇 如何使你变得更加成熟，第八篇 走出孤独忧虑的人生，第九篇 不要为金钱和工作烦恼，第十篇 远离疲劳，保持活力。敢问这些篇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哪？是同质并列关系还是递进关系啊？是为了不完整的交代人生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么？如果是这样，那请问第四篇和第五篇的区别在哪啊？第八篇和第九篇又是个什么关系嘛？在更细一层的章节机构上就更加混乱了，第二章讲了关于疲劳，第十章又反复的讲，重复之处简直多如牛毛，不是简单的重复，是基于整个框架都没有逻辑，因此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在围绕一句话转圈圈，讲了几十万字还是在讲那一个观点。

  哎。

  当然我没有资格去批评卡耐基以及他的作品，毕竟我不是“卡耐基”，我默默无闻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如他那般“成功”，所以整体上还是抱着学习为主的精神记住那些可以记住的东西吧：

  简单的总结，该书496页只表达了一句话：“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先施于人”。

  从两个角度阐述，都在从事社会活动的前提下，一是个人的发展，如何使自己“平安快乐”；二是与人相处，如何使自己左右逢源。顺带解释了一点夫妻间的相处。

  个人的发展方面，要点在于：时常进行自我批评，要善于自我暗示（当然是好的方面），不去担心未知（未发生的不好的结果），经常休息消除疲劳（卡耐基似乎认为疲惫和忧虑是人生最大的威胁），不喋喋不休怨天尤人，接受既定事实的困难并改变，正确理财。总之就是头也不回的保持前进的步伐。

  与人相处方面，要点在于：站在他人的角度着想而不是奢望别人为你着想，只当面赞赏绝不当面批评他人，鼓励他人多表达其兴趣点使自己成为好的倾听者使其感到优越感，实在要下命令时把对方当做已经满足了自己的要求，大度的原谅他人的侵犯或者批评并且不回应，微笑，记住他人姓名。总之就是顾全他人的面子。

  夫妻关系同样如此：自己少说话而让对方说，不批评而是赞赏对方，注重细节。

  我忍不住还是想说，按照我的理解，此教条的执行指向一个很会自我安慰且拥有虚伪的人际关系的人。

• 我们将如何相聚

  作者：吃饱了撑着才 发布时间：2017-12-15 19:13:53

  “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文派”, 2015.12.7）

  失去想象力的城市

  四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袭击了小城阿赫兰。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法属区背对着热带的大海，宛若一片陆地丘陵中的沉睡者。人们在闷热的空气中工作、恋爱、死去，乏味的生活与娱乐的生活，都与其他现代城市无异。

  然而当老鼠以奇异的死法陈尸街头、楼道、乃至人们的房间里，小城的安宁逐渐被打破。城门被封锁，焚尸炉挂起，人们从恍惚不介意到觉醒，从惊恐到孤独，从忧伤到麻木，似乎只剩下绝望。

  阿赫兰的官员、医生、记者、公务员、神父、通缉犯、老人、妻子和小孩，都处在这一片死神毫不留情，人人孤立无援的境地里。但在他们当中，却有一些人不甘绝望，而是以各自的方式竭力抵抗着那无法抵抗的一切，在蝼蚁般的处境中树立为人的尊严。

  这是医生里厄、记者塔鲁共同记录的历史——当然也是阿尔贝·加缪讲述的故事。1940年6月，法国人被迫在贡比涅车站向德国签署了投降书。在沦陷区滞留半年后，加缪带着妻子远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他“遇见”了小城阿赫兰，以及这场神秘的鼠疫。

  无需怀疑，巴黎沦陷与流亡他乡的经历促使加缪以“鼠疫”来象征

  法西斯

  的浩劫：人们忽然与同胞相隔绝，成堆死去，却不知这一切为何而来又何时能去。疾病与战争的最大差别在于，执行死刑的不再是大自然，而是人们最为熟知的自身。

  但隔绝、死亡、流放、和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并不仅仅只属于法西斯的岁月，战争有其终始，并有其土壤。加缪寓言的隐藏涵义是，阿赫兰这座不起眼的“现代城市”本身就是

  鼠疫杆菌

  的携带者，哪怕是它的和平岁月，它日复一日的乏味运转。

  在罪恶法西斯的背后，或许就是一座座

  失去想象力的城市，特别是对于痛苦、贫困和他人的实在认识。

  

  阿赫兰的居民似乎只能想到自己。起初，老鼠成群暴毙街头，这种瘟疫先兆原本关乎全城，但却只被视作是“门房”的职责范围，连政府的“公务员”都承认事不关己；而当瘟疫开始蔓延，人们唯有通过媒体每日报道的“数字”去想象他人的死亡，公众的情绪完全被宣传资料所主导。他人，社会，一亿人，对这样的个体而言是无法想象的。在这里，加缪（医生里厄）的见地简直是针针见血：

  历史上大约发生过三十次大规模的鼠疫，大约造成一亿人死亡。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像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大夫忆起君士坦丁堡那次鼠疫，据普罗科庇记载，当时一天死一万人。一万死者相当于一家大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有必要这样作比较。你们去五家电影院门口，把出来的观众集合在一起，把他们引到城里的广场上，然后让他们成堆地死去，那时就可以看得清楚些。

  不仅如此，政府机器的运作也基于一套抽象的流程，缺少对现实的感知。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莫过于：火烧眉毛之际，政府仍坚持必须确认灾情是“鼠疫”才可以采取相当的措施，然而在沉寂多年变异多样的鼠疫杆菌面前，确认“鼠疫”是“鼠疫”就如同确认“母亲”是“母亲”一样毫无意义。

  或许爱情可以拯救这种想象力，但可悲的是，大多数人的爱都只是循规蹈矩的习惯，或者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迅速褪去了光晕。

  缺少对现实把握/想象的另一面，是

  纯粹理念

  的轻松胜出。一些看似宏大的理念，赋予人们的是高远而冰冷的臆想，它们唤起的是英雄主义，但也是战争，

  是对一个国家乃至族群的死刑

  ；而一些看似较小的理念，譬如司法，赋予社会以稳定运转的秩序，它为之代言的是“公正”，但也是判决，

  是对一个人的死刑。

  其实并不奇怪，也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理念倒比现实更为真实，按下毒气室的按钮并没有那么难。

  当然，大多数阿赫兰的居民对城中潜伏的

  鼠疫杆菌

  一无所知，他们背对着永无安宁的大海，过着五天上班挣钱，周末娱乐花钱的日子；而意识自己身负细菌的人，要么是罪人（书中的柯塔尔），要么是

  “局外人”

  ，即被迫的或自愿的，流放于社会之外。

  鼠疫爆发后，阿赫兰的居民发现一切生活习惯被迫中断，亲人、爱人早已关山永隔。人们可以一起坐在剧院里看戏，却会因为台上演员的忽然病发而四散奔逃。这是一群没有出路的囚犯，相互隔绝、孤立无援：

  “在孤独达到极限时，谁也不能指望邻里的帮助，人人都得忧心忡忡地闭门独处。”

  

  谈论起孤独与荒诞，人们往往想起的是加缪的《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说：

  “今天，母亲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确定。”

  人与世界的疏离感可以如此之大，以至于至亲的死亡成为了一个无法理解的遥远事件。但是在这场鼠疫中，加缪似乎并不甘心让“死亡”在冰冷中沉寂，而是呼唤某种反抗。

  提起反抗，我们又会想起《西西弗的神话》。西西弗日复一日地推石上山，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自己注定的失败。据说生活的意义就蕴藏在这个posture里，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孤独英雄的形象。

  《鼠疫》的主角则是一支小小的防疫志愿队，医生、记者、神父、公务员、漫游者和其他的普通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并肩战斗到鼠疫消失的最后一刻。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复杂的加缪：活下去的关键词不是孤独和英雄主义，而是诚实、热爱、与人们在一起。

  神父的两次布道：从末日审判到孩子之死

  阿赫兰人的宗教态度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从前的星期日，海滨浴场都是弥撒活动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换句话说，信仰并不能比娱乐更多地促使人们走到一起。

  鼠疫爆发后，既有的公共组织似乎都不再可信，而宗教的热度似乎重新点燃。人们蜂拥而至教堂，只为聆听一次神父的布道。毕竟祈祷也没有坏处，奇迹或许出现也未可知。听众们揣着这种混杂实用和希望的心态望向神父，但神父帕纳鲁则让他们失望了：

  “我的兄弟们，你们这是罪有应得。……正直的人不会害怕它，但恶人却有理由发抖。在世界上这座巨大的粮仓里，毫不留情的灾害将打击人类的麦子，直至麦粒脱离麦秸。”

  这是帕纳鲁的第一次布道，在他的描绘中，整座城市都成了一个打麦场，而死神则执着鞭子站在高处，带着不容质疑、且无法抵抗的力量笞打着负罪的人群。人们能做的，只有“别在意那一天天的悲惨景象和垂死者的哀号，仍然向上天倾诉基督教徒的爱慕之情。其余的事上帝自会安排。”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这番布告并没有唤醒他们的宗教感情，只是向他们确认了一种囚禁生活：此刻你已经是彻底地孤立，没有人能帮得到你，只能等待死亡降临。如果人们不再祈祷、不再反抗、那要怎样度日？

  小城中有一位老哮喘病人，靠一大笔钱轻松活到75岁。他“从未对任何事情感到过兴趣”，每日的生活内容就是“数鹰嘴豆”，每装15锅，就意味着他该吃饭了。他的宗教信念是：人在前半生走上坡路，在后半生则走下坡路。走下坡路时，每一天都不再属于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可能被夺走。既然你哪一天都干不成事，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也不干。

  但对于此时的神父帕纳鲁，祈祷仍然是有意义的，在黑暗中仍存在“一切痛苦深处的永生之光”和上帝“坚持不懈变恶为善的意志”。

  但是正因其虔诚，所以有挣扎。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虔诚的教士阿廖沙遭遇了圣人尸体的腐烂，于是走入尘世的泥土中寻求答案，帕纳鲁在面对同胞之死时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志愿防疫队。在那里，他遇见了令《卡》中伊凡无法释怀的同样问题：无辜孩子的死。

  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红肿的眼皮下涌出，顺着他铅灰色的小脸流淌起来。发作一阵之后，他精疲力竭，蜷缩着他那骨瘦如柴的双腿和胳臂，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折磨，孩子身上的肉已经消失殆尽了。这时，在这张惨遭蹂躏的床上，病孩儿的姿势让人想到奇异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为什么至善的上帝，会对一个无辜孩子的死无动于衷？”

  因为这个问题，伊凡成为了无神论者，帕纳鲁也在“全信”与“全不信”之间百般煎熬。一方面，他认为“或许应该去爱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他又偷偷写作《神职人员是否应该求医问药》的论文，并做了第二次布道。这一次，他说“孩子的死”不能再被理所应当地接受下来，而是“受辱者心甘情愿的屈辱”；他不接受毫无作为的等待，而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尽力做一些好事。”

  神父死于一场奇怪的热病。在被死亡击败之前，神父被其他的什么打败了。但正是打败他的东西——来自亲眼所见和亲身体会，让他做那个“留下来的修道士”，和信仰各异的人们站在一起，为拯救生命而努力。

  记者朗贝尔：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帕纳鲁是少数拥有真诚信仰的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鼠疫发生前后，个人的利益或幸福，远比宗教教义更令人感兴趣：“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如别离和恐惧，但人人都继续把自己操心的私事放在首位。”

  因而在鼠疫期间（其他灾难降临的时候也是如此），规章和法律的边界被冲破，盗窃案的数量开始上升，小城的访客，或是那些与爱人分隔两地的居民，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冲破政府的戒严，阿赫兰的大门时不时响起枪声。

  朗贝尔就是一位与未婚妻分隔两地的记者。他从巴黎来到阿赫兰，只为撰写一篇有关阿拉伯人生活的稿件。自然，在鼠疫发生之初，他仍然保持无忧无虑、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模样；然而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隔离处境，回到爱人身边的愿望就超越了一切。

  为了逃离这座死亡之城，朗贝尔与政府交涉了无数个来回。在官方渠道行不通的情况下，他得到了通缉犯柯塔尔的帮助，希望能够从黑道朋友那里找到机会。

  与一般人不同，朗贝尔对“个人幸福”有着近乎信仰般的坚持。这位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并且目睹过战败的记者说：

  现在，我知道人可以建立丰功伟绩。但如果他不能具有强烈的感情，我对他就不感兴趣。

  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那很容易，而且我听说那已经造成大量死亡。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

  对于朗贝尔来说，“幸福”或“爱情”并不是凡夫俗子微不足道的追求，而是对“为理念而死”的反叛，是在英雄主义夺走千万人生命的时候，守护最为脆弱的个体尊严。

  小城的志愿防疫队，起初在朗贝尔看来，也是这样一种抽象理念的产物。他可以深爱自己的妻子，但无法对这些异乡人产生感情；他可以理解人对亲人施以援手，但无法理解为公众谋福祉：后者似乎已经背离了爱情，进入了理念的领地。

  事实上朗贝尔的逃跑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尽管中间有许多意外环节，但是他身边的阿赫兰人（除了政府的办事人员）都在鼎力相助，罪人、“坏人”、以及他以为的“为理念而死”的医生，都认可“追求个人幸福”是无可置疑的决定。

  但就在计划成功的前夕，在距“幸福”一步之遥的地方，这位原本已经被判死刑的记者忽然动摇了。在这短暂的、用千辛万苦换来自由时刻，他选择留下来，参加医生组织的志愿防疫队伍。

  是什么，迫使一个人甘愿离开自己的爱人，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呢？

  事实上，里厄医生的处境和朗贝尔很相近。鼠疫爆发之前，他的妻子就因肺病离开了阿赫兰，独自一人在外疗养。在特殊时期拥有特殊权利的他，十分清楚这可能就是永别。饶是如此，也一步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医生并非见多了死亡便铁石心肠：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答案是同情心。同情心并非某种想象之物，或是抽象的自我感动。里厄在向朗贝尔解释时说：这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所谓诚实，或许不过是眼见他人痛苦时摸摸自己的良心：

  从四面八方传来低沉的呻吟或尖声的叫喊，汇成一首单调的哀歌。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刺眼的强光下缓慢地走来走去，光线是从带铁栅栏的高高的窗洞射进来的。在这闷热得吓人的大厅里，朗贝尔感到难受万分，而且他很难认出正躬身站在一个哼哼着的病人身边的里厄。大夫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两个女护士从床的两边按着病人，仿佛在让他受五马分尸的极刑。

  而一旦亲眼所见，（他）人便不再是一种理念，置身事外也就不可能：

  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无论神父还是朗贝尔，他们纠结的共同点都在于，无法亲眼见证他人之死而无动于衷。无论同情心也好、诚实也罢，这种无法消解之物让澄明的信仰变得模糊而焦灼，也让自我坚固的堡垒变得一触即溃。

  医生、圣人和普通人

  志愿防疫队最初是由医生里厄和检察官之子塔鲁发起的，事实上，《鼠疫》这部灾难编年史就是由他们共同撰写而成：加缪让里厄做了历史的叙述者，在主线之外又不断引用塔鲁的日记作为补充。

  见证他人之死对于这二位来说都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塔鲁年轻时无意参观了父亲的一次庭审，罪犯被处以死刑，之后他又现场观摩了枪决。对死刑的憎恶使他离家出走，积极投身各种各样“与社会作斗争”的政治运动，但最终他发现，在这种政治形式的反抗中，他也免不了宣判另一些人的死刑。

  塔鲁发现自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安宁：

  在今天，即使比别人优秀的人们也免不了去杀人，或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我还意识到，在当今世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别人的死亡。不错，我一直在感到羞愧，这一点我心中有数，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处在鼠疫的包围中，我因此而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到今天我还在寻找安宁，我试图理解所有的人，试图不成为任何人的死敌，从而找回我的安宁。

  他选择通往圣人的一条路：依靠“同情心”来“试图理解所有的人”，“站在牺牲品的一边”，以此来反抗促人死亡，以及“认为杀人有理”的一切。

  至于里厄，这名工人的儿子在从医之前就已经体会过贫穷所带来的痛苦，在偶然选择这个职业后，他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忍受死亡的情景：

  知道吗，有些人就是不想死？您听见过一个女人在临终时大喊 ‘永远不要死！’吗？我可听见过。我当时发现我简直适应不了那种情景。我那时很年轻，以为我的憎恶之情是针对天地万物秩序本身的。自那以后，我变得谦逊些了。老实说，我一直不习惯看见人死去。

  无论是出于职责还是出于本心，“与死亡做斗争”都是里厄最直截了当的信条。这种斗争并不宏大，哪怕是在鼠疫这样的大事件中，他所做的其实也不过是坚守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日常劳动而已。

  加缪拒绝为这场灾难刻画什么英雄。在他看来，鼠疫最有力的反抗者，不是做出卓绝功绩的伟人，而是最平凡、最普通，在日常的劳作中活出生命的人。

  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谈谈另一种西西弗的形象。

  约瑟夫·格朗是一个在故事内外都不引人注目的小公务员，但加缪却视他为“在鼠疫中唯一应该树立的榜样”。

  一辈子没走出这一个街区，为结婚而辍学就业，最终成为一名日薪62法郎的政府临时工——格朗成天在办公桌前核实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是为某个年轻人编写清除垃圾税率的报告搜集材料，当然，后来，他也成为了防疫队一员。

  格朗最大的特点（或问题）是：永远缺乏适当的措辞，换句话说，他过于诚实，以至于心流与文字之间的鸿沟比一般人突出百倍。这个问题使得他无法索求更高的职位，也无法挽回失去活力的爱情。最终，在贫困生活、暗淡前途和餐桌沉默的夹击下，他的妻子和别人私奔了。

  饶是如此，在可怜的下班时间里，在一个毫无幻想的城市中，在一个没有丁点浪漫可言的公务员身份下，他却养成了一种近乎“高贵”的写作爱好：

  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风姿绰约的女骑士跨一匹漂亮的阿尔赞牝马，驰过布龙涅林苑繁花似锦的条条小径。

  这段落理应是一部伟大小说的开头，但是格朗却似乎只能停留在这里，为之耗费无数个夜晚，变换无数词语，只为离内心那份美好画面更近一些。命中注定他写不成鸿篇巨著，成不了名留青史的伟人。但在加缪看来，他拥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能够始终勇气百倍地保持自己美好的感情，使英雄主义恢复次要的地位，而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

  对于无数个这样的西西弗来说，失败是既定的命运。

  鼠疫并没有被志愿者防疫队消灭掉，和来时的不可捉摸一样，它只是在某个太阳重新升起的清晨自行消失。但更重要的是，阿赫兰人没有彻底被鼠疫“打败”，无论是死于细菌，还是死于自己的绝望。

  正是从那些决不投降的西西弗身上，加缪似乎发现了“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就如阿廖沙对孩子们说：“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最后是永远不要互相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