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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Saltiness 发布时间：2016-06-21 22:06:25

  售价是不是太夸张了？！一本128，一共十本

• 作者：韧勉 发布时间：2020-01-21 15:44:52

  如今的学术研究极其追求范式性质的体系化研究，这是西方科学研究体系的产物。中国古代传统学问，却很少纯粹阐述理论，本书使用了理论性很强的“方法论”为题，这似乎不大像方法论之类的著述。不过这正是校勘学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离开了实例的依托，校勘学便无法阐述。王瑞来先生以宋史研究事例作注，以这本古籍校勘学术札记为本，以丰富地校勘案例归纳总结古籍校勘方法若干理论的探讨，校勘古籍需要有几分近乎苛刻的怀疑意识。点画之间的是非，有时难以一目了然，判断则需求证版本以外的文献为佐。然而，改动原文，再多的文献佐证也用不上，只需版本依据。无版本依据，明知其误，也不当改，只可于校记志疑。

•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5-29 19:06:47

  泰戈尔诗集双语经典珍藏版，四色印刷，追求质量的极致。

• 作者：noname 发布时间：2017-08-09 21:52:04

  笑到流泪，既猥琐又温馨

• 作者：不好吃 发布时间：2013-01-27 19:11:20

  ！！！！！！！！！！！！！！！！这样的教程 觉得美

• 作者：yanxiao1st 发布时间：2017-10-09 21:08:15

  图片比电视还恐怖。记得小学时有一部这种片子，其中一集是翼龙的，还有拍摄方讲解，拍摄时候最大的麻烦就是草，恐龙时代是没有草或者没有这么多草的。

• 两面自律之镜

  作者：qingfan 发布时间：2010-02-27 11:54:06

      1. 约翰·伯格的读画法

     艺术创作本身依赖个人性灵，评论倘若再如此，或许容易有空对空的轻浮发言，或许充斥即兴观点和个人口味，或许没有与历史和传统建立联系，似乎将成为不安全的阅读经历。最近邂逅约翰·伯格《抵抗的群体》和《毕加索的成败》，发现这正是隶属于“绘画世界”的文字，裹挟着智慧、鞭策、探询与生命力。读后充满感慨，我想大约没有人比他更懂“画”了。

      约翰·伯格在书里谈论的是这一类绘画：传统意义上基于感觉的“画”，从人们开始捕猎、在山洞刻画对捕猎对象感知的那一刻开始诞生。特征是首先与人的主观感觉相关，不大包含已然丛属于某种理论（譬如极少主义），需要被阐释释放内涵，纯粹变为质感或理念呈现的实验性绘画。而画题所涉及的范畴，在于画画的人面对纷乱世界，扪心自问之后的选择。

      我从书里发现这样一个读画公式：解读和绘制一副好的作品，其魔法都在于“进入”。目的是为了进入绘画本身，体验画中人物所体验。人们有时把这种经验称为“通感”或“移情”，但约翰·伯格没有这样简单定义自己的发现之途，他巧妙地绕开笼罩在绘画作品上的文字名词，极善于用贴切的感觉分析一幅绘的感觉缘起。而关于画题的选择，检验标准在于，内容是否能很好地承载作者感情。我想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倪瓒选择三段式山水声明不食人间烟火，徐渭选择泼墨荷花张扬个性狂狷；而倾向于做小住宅设计的建筑师，因为容易关联传统文人营造生活环境的行为，超越当代令人不悦的匠人身份。

     《毕加索的成败》写作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毕加索还活着，但约翰·伯格书里没有与毕加索直接面谈的任何资料，亦没有援引任何经典艺术理论（一般常见艺术论文引用贡布里希，而伯格却引用诗人洛尔迦讲述魔法），主要通过直接阅读绘画作品、对超自然风俗神话的追溯、对艺术市场的观察、以及分析他人采访资料写就。几乎可以说，《毕加索的成败》是依赖主观想象和缜密推理写成的一篇论文，也因此酣畅淋漓。或许在60年代革新氛围里允许不拘一格写论文，但放在今天，这样蕴含智慧的自由行文其实该是稀缺的。与90年代的《抵抗的群体》相比，年轻时文字密集犀利，年老时文字疏松温和，观点仍然集中在“感觉”、“进入绘画本身”，但开始将一些悬置的问题付诸神秘或宗教的原因。（让人感慨，当崇尚性灵的人开始衰老，是否意味着不可避免的任情与皈依）。

          

     2.两种自律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为一种说法所撼动，即文艺若不与历史产生联系，便是短命的。创作者或许可以在二十八岁之后苟延残喘仅凭青春期性情感觉捏造的形式，但轻浮无根，不能持久。而约翰·伯格的文字仿佛在宣告，面对这一审判时，绘画是可以被赦免的。因为绘画生就极深地扎根在个人性情与感觉的土壤中，而“善感”与年龄的增长和历史的关联没有必然的关系；而幸运的是，“看”是一种需要随年龄增长而发展的能力，这或许保障了纯粹依赖观感的文艺形式还有机会长寿。

     有了约翰·伯格这样的宽慰，是否能够判断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幅画了么？——西画里提香几近色情的人体，中国画里倪瓒的空灵山水。

     我隐约感觉到在这两种矛盾的背后，隐藏的是两种绘画秩序中截然不同的自律：西画中发展人体感觉的自律，中国画中发展居隐主题的自律。两种自律里，中国画的自律中，首先要求的是与历史的联系，关于感觉、性灵在绘画里的表达到明代才逐渐丰满，到董其昌“一朝直入如来地”时才使得这一自律不变为禁锢。西画的自律是关于观看、观察、一种现象学的体认，所以极有可能绕过智识与理论，仅仅依靠一种不被28岁前后分野、身体天生的知觉去探索与描绘。诗人在28岁之前的激情如果没有在此后与历史建立联系，则灵感死亡，题材失魂落魄，从此光阴虚掷。然而在绘画里，它却有正当的理由延续下去。

• 芬利的遗产——精英民主政治思考的四个问题

  作者：恐龙抗狼 发布时间：2016-08-10 00:18:08

  第一个问题，芬利(Finley)这本书的写作用意何在，是否如印象中很多思想者试图要回到古代？

  芬利尽管是古代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研究专家，但却拥有积极的现代问题意识，可以说他诸多的古代社会介绍都将服务于对现代民主政治进行对比分析服务，而作为开始他总结了现代民主社会和古代民主社会有若干方面极其大的差异，包括：

  1.经济的根本转型，现代商业社会存在各种超强的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对国家和民生产生举足轻重的位置；

  2.政治领域的专业化，政治活动开始大规模地朝向侠义的职业活动转化；

  3.官僚体制的惊人发展，本身为管理和服务社会官僚体制的衍生成为新的问题，以至于很多社会问题本身就是官僚集团内部的问题，在诸多决策和讨论中，人们发现甚至官僚集团的自治和稳定的必要超出了其集团本身的职能目标。

  本书卷一末尾明确地论断，【在这些条件下，与雅典这样的小型单一、面对面的社会进行任何直接的比较，都是荒谬的；建议甚至梦想我们可以在现代城市或国家中重构公民大会作为最高决策结构也是可笑的。】p.26

  卷一末尾的两段话是本书的概要与导言，他谈到那种梦想回到古代，在现代城市或国家中重建公民大会的思路 ，“那不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选择，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选择”，而这种思考被激发的原因则是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诸种痼疾，尤其是政治冷漠。“公众的冷漠和政治无知是今天的基本事实，没有任何疑问”。他在古典意义的公民教养的思路下展开，以试图阐明古代民主政治高度的公民参与何以可能，他凭借扎实的古代历史知识为我们读者充当了很好的向导。

  而对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回答，芬利谈到“关键问题是，在近现代条件下，这种情况是否是必要和可取的，或者具有雅典精神但不具其实质的新型公民参与是否需要被发明出来”p.26 ，在上世纪当很多西方的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达成某种共识，“民主变成了一种应被保存的制度，而不是寻求的目标”（Finley自己的归纳）时，芬利就对西方现代精英政治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以当时的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生活的终结，这或许是正确的历史判断，但未必是正确的政治判断。言外之意西方的现代精英民主依然存有其克服的缺陷，历史被终结的那一天尚未来到。

  无论Finley如何详尽的转述和引用古代思想家、历史学家的历史记述和立场判断，无论Finley自己对具体历史（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有怎样的澄清和具体判断，这些论述都试图用以说明古代民主政治到底如何运作，到底如何的民主政制形式确保了雅典高度的民众参与度，并以此为参考和想象如何培育“具有雅典精神但不具其实质的新型公民”的话题。

  第二个问题，芬利选择了哪些主题和切入点思考 古代政治以试图汲取思想资源给以现代政治启示？

  从章节名来看，芬利五章的标题

  第一章 领袖与追随者

  第二章 雅典蛊惑民心的政客

  第三章 民主、共识和国家利益

  第四章 苏格拉底及其后

  第五章 古典古代的审查制度

  从章节情况来看，芬利最为关注的是政治运作（无论哪种）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这个问题如此根本和重大实际上在两千年前古希腊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芬利称赞“所有古希腊作家都把需要政治领导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事情”p.31。

  第一章所涉及的核心对比是领袖与追随者的“分离”（现代民主）和不分离（雅典民主）

  第二章核心问题在是否应雅典帝国遭遇的各种政策失误责疚于“蛊惑家”。

  章中芬利回溯了若干思想者对雅典衰落的各种思考，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此分别提供了相似又有差异的判断。学园派尤其对城邦的政治分裂（或内讧，党派分裂）给予重视，并因此而成为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派别是最大的恶魔和最常见的危险。’派别’（faction）是传统英文对古希腊stasis的翻译……词典莫名其妙地忽略了它，这就是‘内战’或‘革命’”p.32 ，按学园派思想者的看法，雅典的衰落或者更具体的政策失误当责疚于各个平民领袖（历史-政治用语）或者“蛊惑家”（文学用语）对民众的煽动或者各个领袖所领导的派系内斗损耗。

  然而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芬利给出否定性的回答。芬利同其他古代史家（比如Kagen）等分享了相似但都不同于修昔底德和学园派的回答。“我们不能这样对待问题，即我们不能在表扬和羡慕两个世纪的成就的同时，否定蛊惑民心的政客——他们是政治框架的建筑者、政策的制定者；或者否定公民大会——蛊惑民心的政客是在公民大会中并通过公民大会进行工作的”p.50

  第二章的政治判断相当程度否定和忽略古代史家（如修昔底德）、古代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戏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对雅典的平民领袖/蛊惑家们的评判，“这些人和他们相似的其他人（目前对他们知之不多）能够长期支持一个或多或少持续而成功的纲领。忽略这个事实，或者忽略雅典赖以成为雅典的政治生活结构，是完全不合常理的，尽管人们追随阿里斯托芬或柏拉图的引导，仅看到政治家的个性，或者他们挫折和失败，或者有关一种理想存在的某些伦理标准”p.50

  第三章 民主、共识和国家利益 当中，芬利所面对的实际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国家理论，现代民主国家的行为决策被认为是某种“国家理性”（或国家理由）的抉择，不再是古代社会一种具体的、人格化、政治家处于政治德性而可以人为选择的结果，现代民主国家的运作实际上愈来愈趋于理性化，政治学也越来越脱离伦理学的话语。

  德国人弗雷德里希·梅尼克（或译“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he)对国家理性的表述：“Staatrason(国家理性)是关于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国家的第一运作法则。它告诉政治家为了保持国家的健康与昌盛必须做什么。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全部力量只有通过允许国家以某种方式持续发展才能保持下来。国家理性为这种发展指明了途径和目标。国家不可能任意选择途径和目标……国家的‘理性’在于对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理解，在于从这种理解衍生出来的行动原则……对于每一个处于特定时刻的国家来说，都存在一种理想的行动路线，一种理想的国家理性。须知这正是政治活动家和历史观察家最为关心之处。” （《马基雅维里主义》）

  芬利在此章节的叙述和论证策略似乎有点模糊，在笔者看来他尽管挑战了“国家利益”“国家理性”（或译为“国家理由”）这个说法，但并未证成。芬利谈到“我再次转向具体的历史认识问题……即对外战争的问题。从来没有一次战争，人们对它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会具有普遍的共识”p.54 ，在这方面芬利具体举了古希腊世界最重大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例，在有关战争是否要开打方面并没有如现代人那样以所谓帝国的商业利益为导向，而且整个古代世界也从未有一位作家和剧作者曾经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探讨此战是否值得一打，即此战是否符合雅典帝国的利益。

  不过，在此芬利也并未全然否定，其实雅典帝国没有关于商业贸易方面的国家利益共识，并不能证成雅典人对帝国利益没有共识，雅典人必然不与现代人分享具体的关于帝国利益的理解，现代人重商业利益甚至以此为唯一，而雅典人或许重荣誉或宗教，而且对于绝大部分参战的公民而言，战争本身也意味着可以获取战利品的直接利益可能。或许对于参与是否要同拉起代梦人一战的决策时，雅典人只是没有预计到战争本身的巨大消耗。所以芬利写到

  “就决策机制而言，雅典人接受斯巴达的挑战，投入伯罗奔尼撒战争，或许可以认为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我们还必须考虑国家利益是否得到了正确估计”p.63。 所以，其实芬利的观点实际上是雅典对这场战争是未能准确地评估“国家利益”。

  关于后两章的讨论，让人稍许意外的是芬利十分特殊地考察了古代的审查制度，并将苏格拉底之死放到文明的自我审查的思路上讨论（第四章），尽管芬利给出苏格拉底之死的深层次原因是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害怕失去那种昔日雅典帝国下的民主生活方式。

  关于第五章，目前我依然不清楚芬利考察这种文明的自我审查同民主的探讨之间的微妙关系。

  第三个问题，古代民主到现代民主的“鸿沟”在理念上有哪些重大差异？

  {这个问题黄洋老师在《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一个系谱的建立》谈的比芬利更直白，归纳的也更加简练}

  此问题当为本书的最核心问题，比较遗憾的是芬利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进行理论的条理分析，芬利在本书当中主要抓的还是19世纪以来 精英民主的这套意识形态，以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对民主的理解为代表。

  许多精英民主的理论和践行着都可回溯及熊彼特此书对民主概念的重新界定（相对于古代民主的概念），芬利做了转引 ，在这种立场上 民主本身并未被定义为一种目的（telos）意义的存在，而是必要的过程和方法，真正的目的是在于产生一个强有力、有权威、被赋予政治合法性、能够调度重大社会资源的政府，进一步说民主这种方法并不必然地要求一种当下历史世界对自由和民主（虽然往往无法脱离）的价值实现，换句话说，自由和平等并不是民主之定义的组成要件。

  芬利并没有真正让人信服地反驳熊彼特的这套精英民主理论，尽管他耗费篇幅向我们说明在一个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的古代城邦——雅典，仍然将直接民主运作地很好，但是少数实例无法证成逻辑。相当多的关键要件需要进一步揭示，熊彼特式的民主理解的哲学立场也尚未被芬利完全挖掘。不容否认的重要事实，熊彼特实在地影响了很多西方的政治和思想精英，诸多的民主政治运作恰恰是在这种共识之下操作、完成、生效。作为有效（在历史实践上）产生合法、强大政府手段等方面，本来期待芬利谈出更多，但却不见其文本的更多学理探讨。

  另一个重大差异 其实就是“民主”这个概念的思想史发展，芬利只是初步地告诉了我们其实“民主”在古希腊到19世纪很长一段世界都不是什么正面词汇，“在古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赞成平民政府，他们对自己的态度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解释，并提出了各种可供选择的建议”，而在20世纪“民主”和“民主的”却“已经变成了暗示对其所描述的社会或制度表示赞成的词汇”p.9 。芬利并没有在政治和思想史的角度充分阐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当中各个思想家和政治行动者对“民主”的重新阐释，尤其是未能把美国开国之父的联邦党人（诸如汉密尔顿、麦迪逊）对代议制民主的思考纳入，些许遗憾，在国内学者黄洋老师的文章中，对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关键转变倒是可以补充进来。

  【在现代西方世界，“民主政治”一词被劫持了，被用来表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与古代你雅典存在根本性不同的政治安排】，R.Osborne 《仪式、财政、政治：雅典民主的一个解释》

  而现代西方世界的民主的主要形态是代议制民主，杰斐逊在美国建国之初时即曾思考过这样的一种新的政治可能（或许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未曾充分想象也肯定未能给出系统的政治学理论说明），杰斐逊对此评价到【这种新的代议制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原则的确立，使得以前几乎所有有关政府结构的著述都变得毫无用处】（《杰斐逊文集》）

  此种代议制民主思想实际上在联邦党人内部也有一定的认识混乱，这样建立在民众基础但实际上统治权由被代议的精英所掌控的思路，汉密尔顿那里他很可能将其类比为古罗马的共和政体。

  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新世界变革在美国那里完成了若干政治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改变，芬利同样在书中转述到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的描述，美国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转变，从20世纪以来对全世界的巨大政治影响力 大大扩张了这样一种全新的民主话语，以至于民主几乎完全被认同为代议制民主，【可以说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实际上重新定义了“民主政治”】（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一个系谱的建立》）

  无论如何，摆在芬利和读者们前面的关键问题，恐怕也是本书作者希望揭示和激发读者思考的关键问题—— 为何现代的民主共识，即民主制是最好的政治组织形态，更进一步芬利还试图揭示在民主理论当中 实际的精英民主形态的民主理解又如何在背离古代民主实践的情况下 却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

  第四个问题 谈到古代民主问题的主题芬利为何会在书中扯到共和事情的罗马？

  如果说在《古代世界的政治》当中芬利将 古希腊城邦（主要是雅典）同古罗马（共和时期的罗马）并提，将其作为古代社会城邦政治一体或分享同一模式的话，那至少契合书名中的“古代政治”——无论是古代的民主社会还是共和政治。然而芬利在这本标题以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作为关键词的著作中却又提及到罗马，就必须要给出一些说明。

  要么是芬利自己搞错了，本来写以古代雅典为代表的古代社会状况某些问题（比如自我审查问题）写着写着居然滑到了罗马；要么芬利其实有自己的看法，要么将罗马的共和政体作为 一种“古代民主”同现代的精英民主做对比（但这显然不是雅典人对民主政制的理解，现代人对罗马政制倒完全有可能这样解读，尤其考虑到美国建国和民主政制当中各处闪耀的“共和特色”）。不过这两种猜测都没有什么文本支持，更倾向于芬利自己写作不克制导致，尤其这本书又是一个论辩性质文集，不是系统的思路展开。

  总体而言，此本书对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做了很不错的刻画，但在古代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分析方面却着墨较少，对最主要的精英民主政治的理论（以熊彼特对民主定义为代表）的批评也未有系统、立体的架构，不过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重思现代民主问题，芬利独具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