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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需要，根据国家人事部*制定的《1997年全国职称英语等级考试大纲》（《大纲》）的精神和要求，我们编写了《全国职称英语等级考试模拟试题集注》这套丛书，旨在帮助考生在全面复习之后进行自测，检查复习的效果并提高应试的能力。n鉴于新大纲把今后的考试分为五大类：综合类、人文类、理工类、财经类和卫生类，我们根据这一分类编写了五册书，每类各成一册。每册共汇集了十套模拟试题，并配有答案和注释。本套丛书严格按照《大纲》的要求精心设计、编写，力求做到紧扣大纲、选材广泛、考察全面。题型、题量、难易度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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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讯言 发布时间：2019-02-22 16:42:11

  定价虚高，每本内容其实都只是一本小册子，内容也并不精致。

• 作者：清风effle 发布时间：2023-11-04 14:02:20

  在本书中，作者与我们一起探讨了很多优秀的教育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作者告诉我们，一个合格的老师不仅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

• 作者：或者是znn 发布时间：2015-08-31 00:12:17

  唉……现在的旅游书

• 作者：大大大白菜 发布时间：2012-11-06 10:30:25

  不好，不推荐，哗众取宠

• 作者：M 发布时间：2011-11-04 20:07:31

  2010年11月第1版

• 作者：[已注销] 发布时间：2015-06-10 19:50:44

  略琐碎，不够系统

• 【转】吴震丨邓艾民《传习录注疏》评述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20 00:37:08

  作者简介：吴震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此文为吴震教授应陈来教授之邀为邓艾民先生《传习录注疏》所撰写的评述，原文载于《中国学术》第10辑）

  治哲学者须稍通“汉学”，从把握经典文本的知识入手，才能打下扎实的学术根基，这应当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涉及经典的注疏则是一门专且深的学问。一部具有学术分量的注疏体著述，对于我们理解经典的义理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但这又是一门吃力不讨好的学问。在我们的印象中，它是近代以前清代考据学家们所推崇的治学方法。所谓“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戴震语），听起来确乎是“至理名言”，但做起来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令人望而却步。而在当下，受学术功利主义等风气之影响，不惟从学者不屑于“回到经典”，甚且有些出版商对此类考证性专著的出版亦往往兴趣淡然。于是，此类注疏体专著也就日渐稀少。

  近读北京大学已故教授邓艾民先生的遗著《传习录注疏》，不禁为之心头一震，令我有“久违”之感。据书首所附陈来先生《序》，邓先生撰述此著，距今大约已有十七、八年了。正确地说，是在1983年，邓先生因病住院期间最后完成的，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晚年遗著。当然，这部专著绝非一时之作，事实上是邓先生集数十年研读宋明理学的结晶。

  如所周知，《传习录》是王阳明的一部语录体著作。自从其问世以来，对其下注作疏者，可谓代不乏人。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二十年以来，除了邓氏此著以外，已故旅美著名学者陈荣捷先生曾将《传习录》译成英文出版，该英文本即是《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的前身，后者由台湾学生书局刊行于1983年。据邓书卷首所付杨祖汉先生《传习录注疏序》所言，邓先生似乎得见其前者而未见其后者。将陈书与邓书两相比较，可谓各有所长。总体而言，陈著长于名物考证，详于介绍历代各种主要《传习录》的评注文献，但对《王文成公全书》（以下简称《阳明全书》）所收的阳明其它文字与《传习录》中的观点有何理论关联，却未免缺乏整体性的考察，这当然与陈著的着力点在于收集各类评注而不在于心学义理之分析有关。邓著在《传习录》各版本的把握以及在名物出典的注释方面虽稍逊色于陈著，但邓著的最大特色在于将《传习录》与《阳明全书》作了严密的对照比勘，同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互有思想关联的条目展开了统一的考察和探讨，这就为人们从整体上把握阳明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根据笔者读后所获得的初步观感，邓著此书的主要目的也许并不在于对《传习录》作章句训诂式的注解，而是企图结合文本的考察，进而从思想义理的角度对《传习录》作严密的解读。故通过阅读邓氏此书，不仅有助于我们掌握有关《传习录》文本的基本知识，而且可以使我们在《阳明全书》文本话语的背景中去了解阳明思想的整体风貌。可以说，具有这样一种特色的《传习录注疏》实为历来注本所不多见。

  不待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阳明学的思想有一通盘了解。正如我们从邓先生的另一部力作《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所看到的那样，邓先生对阳明思想的内在义理及其演变之过程，有精当切实的了解和较为全面的把握。按陈来先生的说法，读了《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之后，“使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之叹”。❶恐非虚言。在此不妨举几个例子。譬如，《传习录》卷上第13条所载阳明的“五经亦史”说，邓氏指出该说与朱熹的经书观不同，对后世影响甚大，章学诚便是其中著名人物之一，与此同时，邓氏注意到了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纪》（《阳明全书》卷七）中的“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一语，指出阳明“晚年的观点又有变化”（第44页）。的确，参之阳明晚年所言“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阳明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可以推知，阳明晚年更为注重从良知心学的立场出发，强调“六经之宝，则具于吾心”（《稽山书院尊经阁纪》）的观点。显然，这与后来章学诚等人从历史角度来审视儒家经书的立场是有所不同的。又如，关于阳明早期的知行合一说，邓氏特意揭示出阳明晚年的《答友人问》（《阳明全书》卷六），指出该书所云“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的观点，不见于《传习录》卷上，是阳明“晚年对知行合一说的深入阐发”（第156页）。这类提示不仅可以使我们透过《阳明全书》来解读《传习录》，同时对于我们了解阳明思想的前后变化也是很有助益的。

  邓著的另一重要特色在于他的视野从阳明学扩展到了阳明后学。也就是说，他通过对王门各主要弟子的著作及其思想的了解，进而观察王门弟子对《传习录》有何评论或新的阐发，由此向人们“立体”地展示阳明学的思想展开之进程。从其引用的王门诸子的著作来看，其中包括王畿、欧阳德、邹守益、聂豹、陈九川等人的文集。如所周知，由于奉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等原因，这些著名的阳明大弟子的文集无一例外地被清朝考据学家剔除在《四库全书》之外，造成了这方面资料流离失所的后果。由于第一手原始资料难以寻找和查阅等客观上的原因，造成了长期以来对阳明后学的思想不够重视以及缺乏系统研究的状况。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状况也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可以说，邓氏此著注目于王门诸子对《传习录》以及对阳明思想本身的理解和阐发，对于开拓人们的研究视野，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就此而言，可以说邓著在陈著之上。

  举例来说，譬如针对阳明的“知行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第132条），后人大都没有注意到阳明弟子欧阳德曾经表示过不同的见解，他指出：“谓之并进，谓之交修，犹有二也。二则不能无先后也。若无物不实致其知，无时不实致其知，则一而已。孰为知焉？孰为行焉？而何先后之可言哉！”（《欧阳南野文集》卷一《答傅石山》）邓先生认为，王阳明用“并进”二字有失“斟酌”（第154页），而欧阳德之说正可作为佐证。需要说明的是，阳明讲“知行并进”，出现在阳明晚年（嘉靖四年）的《答顾东桥书》当中，共有五处。看来，“并进”二字对阳明来说，似非一时之失考。然而也应注意的是，阳明在该书中是以“合一”联结“并进”来讲的，并没有着意强调知行属于一种“并进”之关系。较为合理的解释也许是这样的：“并进”二字在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那里，本无独立的重要意义。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并进”与“并行”仅一字之差，讲知行“并进”，的确会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知与行毕竟分属“两事”，故而两者是一种“并行”而非“合一”之关系。若此，则诚如欧阳德所批评的那样，未免“犹有二也”。因为按照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思路，朱子讲“心与理一”，下一“与”字，便已有割裂“心与理”为二之嫌。显然，欧阳德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一思路。由此亦可看出，邓氏所见非常敏锐，诚有以也。❷

  再如，邓氏在注释“天泉证道”（《传习录》卷下，第293条）时，除了引用王畿的《天泉证道纪》（《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一）、邹守益的《青原赠处》（《邹东廓文集》卷一）这两篇较为著名的文章以外，❸还特别注意到了钱德洪的一篇文字，即《复杨斛山》。向来，史家只注意到这样一个方面：钱德洪在“天泉证道”之际，以阳明“四句教”为“定本”，从而反对王畿的“四无说”。据此以为，钱德洪在思想上与王畿格格不入。但是，历来对于上述钱德洪《复杨斛山》这篇重要书信未加注意。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了解到钱德洪在“无善无恶”问题上与王畿其实并无根本分歧，甚至在某些方面，钱德洪的见解表现出其对阳明“四句教”的旨意有深入切实的把握，可补王畿之不足。❹应当说，邓氏特意将钱德洪的这封书信表出，对我们了解钱德洪的思想具有启发意义。❺

  不过，关于阳明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天泉证道”，邓氏所注亦有尚不完备之缺憾。既然对王、邹、钱三者作了介绍，或应再介绍一下聂豹和陈九川的相关观点。事实上，阳明后学中“归寂”派的思想人物聂豹与“现成”派的王畿在思想上的争执虽异常尖锐，但他不惟对阳明的“四句教”，甚至对王畿的“四无说”，均有赞同之词。从历史上看，聂豹的观点实在不可忽视。令人难解的是，刘宗周与黄宗羲疑“四句教”是出自阳明门人之杜撰，却未能注意到聂豹的言论。同样，梁启超以为“天泉证道”是王门分化的主要原因（参见《节本明儒学案》），《饮冰室丛书》第六册所收），也没有注意到聂豹的观点。若以聂豹之说为据，再参之以欧阳德、陈九川等人在“无善无恶”问题上的观点，那么刘、黄、梁的说法则另有考察之余地。❻至于陈九川在“无善无恶”问题上的观点，深受王畿影响亦极明显。❼若能对此稍作提示，则刘宗周、黄宗羲之疑可以释然矣。不仅如此，甚且还可以引伸出一个重要结论：“无善无恶”问题并非是导致阳明后学诸派分歧的关键因素。

  尽管邓氏此著在引用他文注解《传习录》之时，或有失当之处，特别是对《传习录》下卷部分的注亦有再充实之余地，❽此外，对古籍版本及国内收藏情况未作说明，在运用之际似亦有混乱之处；❾但总的说来，诚所谓“瑕不掩瑜”，邓艾民先生的《传习录注疏》完全可与陈荣捷《详注集评》相得益彰，不失为一部考辩严谨、义理性强的注疏体学术专著。

  注解：

  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页。

  ❷其实，在朱子的知行观当中，已有“并进互发”说，如朱子曾说：“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朱子语类》卷十四）“知与行须是齐头做，方能互发。”（同上书卷一一七）“穷理涵义，要当并进。”（《朱子文集》卷四十五《答游诚之·二》）与阳明同时的罗钦顺亦指出：“致知力行工夫要当并进。”（《困知记》卷上）如邓氏能够注意到这些言论，则更能有力地证明阳明讲“知行并进”确实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顺便指出两点：一，陈荣捷在《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中，对“并进”说未作任何评注；二，关于欧阳德在阳明学史上的地位，日本学者荒木见悟曾有这样的评价：“若要理解阳明，南野思想是一必不可少的参照系数。”（《欧阳南野解说》，载《阳明学大系》卷五《阳明门下·上》。东京：明德出版社，1973年，第34页）反观国内学界，有关南野思想的专题研究至今尚未得见，亟待补阙。

  ❸按，《青原赠处》记阳明“四句教”之首句为：“至善无恶者心”，与《天泉证道纪》（包括《传习录》等）所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异。刘宗周（亦含黄宗羲）根据《青原赠处》，怀疑“四句教”为阳明门人之杜撰。个中详情，可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第八章。又，《东廓文集》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未知邓氏所据为何种版本。据笔者所见，今存明隆庆年间所刻“安成佑启堂藏板”《邹东廓先生文集》，《青原赠处》在卷二而非卷一，现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5册所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刻本亦如是。

  ❹比如钱德洪将阳明“无善无恶”说与阳明反对朱子学的“定理”观这一问题联系起来进行了考察。由于本书评的篇幅所限，这里不必赘述。请参拙文《钱绪山の思想について——王龙溪·罗念庵を通じて》，载京都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中国思想史研究》第十九号，1996年12月。

  ❺惟感不足的是，邓氏所用《钱绪山遗文》是据《明儒学案》本。其实，钱德洪的文集虽已亡佚，但是周汝登《王门宗旨》所收的钱德洪遗文远较《明儒学案》详甚。该《复杨斛山》一书，即是一例。两相比较，黄宗羲对该书中颇为重要之内容作了删除。关于“钱绪山遗文”，日本学者吉田公平所作的辑佚工作，堪称详备（参见吉田公平《钱绪山解说》，载《阳明学大系》卷五《阳明门下·上》。东京：明德出版社，1973年）。

  ❻参见《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答戴常伯（即幽居答述）》，同上书卷十一《答董明建》。尤其是后者，书中提出了与王畿的“四无说”颇为相似的观点。近代以后，最早注意到聂豹之说（就王门四句教而言）的似是日本学者楠本正继，他在1937年所作的博士学位论文《陆王学派思想の发展》（收于《楠本正继先生中国哲学研究》，东京：国士馆大学附属图书馆，1975年）当中，提到了《答戴常伯》一书，但没有作进一步的展开论述。

  ❼ 参见《明水陈先生文集》卷一《答聂双江》等。

  ❽试举两例。譬如《传习录》卷下第319条注⑥引王畿《书先师过钓台遗墨》一文，似应移至《传习录》卷下第316条“严滩问答”条下，更为恰当。又如《传习录》卷下第307条注，引聂豹《困辨录》一文，其中有“便自能”云云，或当移作《传习录》卷上第72条之注。理由有二：一，聂豹所说“便自能”，是为其“立体以达其用”的“归寂说”张目，未可视作是对阳明“人之本体，常常是寂然不动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传习录》卷下第307条）之善解也。二，欧阳德曾经指出聂豹的“便自能”说的理论依据即是阳明的“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来顺应”（语见《传习录》卷上第72条。按，引文与原文略有异同）。顺便指出，欧阳德对聂豹此说有严厉批评，参见《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四《寄聂双江·三》。

  ❾譬如，邓氏在《传习录》卷上第99条注⑥中，引用了朱得之《稽山承语》。然而在同上卷中第170条注中，却引《明儒学案》中的《朱得之语录》，其实该条语录见诸《稽山承语》第10条，且后者较前者详甚。未知何故不直引《稽山承语》之原文？该《承语》附刻于闾东《阳明先生文录》卷末，从邓氏该著多处（如卷下的第205条及第219条等等）引述闾东本以补他本之不足等情况来看，邓氏似尝亲睹闾东本。若是，则对《稽山承语》盖亦熟知矣。顺便指出，陈荣捷的《详注集评》似是依据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得知闾东本以及该本所附《王阳明先生遗言录》，然却未知《稽山承语》。

• 成熟中的八零后一代

  作者：不知道读什么书 发布时间：2017-01-20 17:38:20

  说起读书这件事，似乎与已在工作中的我相离甚远。阅读量早已被黄易、微信推送以及各种知乎专栏所代替。碎片化的信息接收渠道，使得能在更短的时间获取更直接有效的内容。就像前几天跟朋友吃饭说起来的，我本身就是一个实用型主义者，一旦效应价值没有那么凸显，可能便会被抛弃或者扔掉，但是根基没有打牢终究会吃大亏。于是，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小小的目标，增加阅读量，不仅仅是为了强大自己的内心，更多的是让自己人生路上能够充分思考，不要急功近利。

  翻了翻豆瓣读书，决定读一读木城的《生于一九八四》。这个年长我五岁的作者，显然已经在而立之年已立。作为具有鲜明时代背景的80后成长的一代，作者拥有很多时代的烙印。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中规中矩的家庭教育，以及不走捷径的人生道路，其实也使得其在日后的成长中少了现实中屌丝们的坎坷。书中涉及最多的人物便是陈一然，这个从小是邻居，童年是同学，青年是知己，成年后是伙伴，注定之后的一生互相影响支持。他们性格上互补、智商与情商相辅相成，家庭环境也让他们能拥有更加坦然、笃定与宽广的胸襟。

  顾凡作为作者的原形，是书中的主人公，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当然也是幸福的一代。当然作为80尾出生的我，至少童年里还是经历了与作者类似的场景，滚铁圈、扔三角、丢沙包，而不是如今的手机与ipad。千禧世纪头几年的时候，第一次在新闻中看到飞机可以撞大楼的情形时我竟然会悲愤、第一次看了有中国男足参与的世界杯那种代入感、以及放了两个月假好像还是不知道SARS到底与我有何关的懵懂年代。顾凡的经历，其实也是乃至整个八零后共同记忆的年代，回想起来，新世纪的那几年依然历历在目。

  作者如愿的进入到自己的理想大学，在大三的时候他曾经有退学的念头，父亲对他说的话，“不管现行的的教育合不合理、躲不躲得掉，你都已经上了贼船了，勇敢直面现实才是男人的表现。半途而废当逃兵，只能说明一个人的软弱无能。”这简短的激励，不偏不倚，没有太多的宣泄和不满，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面对挫折和人生的基本价值。

  在进入联想这个500强制造业的大熔炉里的时候，有人说这部分是作者洒鸡汤的一部分，不过我倒觉得这一部分是真实的教你如何从初入职场的新人到快速成长为能够独挡一面。从学习各项技能、到如何完成各类业绩指标，再到快速进步时期，最后能够独当一面挑起大梁。起初的五年，应该是所有人都必须要迅速学会进步的五年，因为这时你还年轻有活力，这时你要的还不多。当你35岁的时候，很自豪的说你有了8-10年的经验时，千万不要被反过来证明你只是同一个经验用了8-10年。在人生最好的年纪，已经具备了该有的知识体系、说话办事能力，思维方式也基本成型，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我看来就是要不断的去开拓新鲜的疆土和领域，不断地尝试自己的极限。现在的父辈们，大部分依然留存着那个年代在工厂、企事业单位、机关里以贡献就是半辈子的印象，而现在如果抱着这种态度其实与坐等退休没什么区别，而事实却是没等你退休也许就失业了。

  这也让我，回想起我的第一份工作一家外企快消类500强企业。也是我对工作认知最为深刻和成长最快的一段经历，虽然时间甚短。作为新人，常常会因为没有经验而出现看似愚蠢的做法。回想起一次次被外国老板用英文骂，却是一次次成长的经历。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这位老板一样直面指出自己的问题与不足，而后成为工作中的亮点与突出。

  顾凡离开联想之后，进入到了360这个传说中的流氓软件始祖公司，其创始人的价值观让周鸿祎成了其人生导师。的确，在还没有那么成熟的年纪，能遇到一个个性鲜明而且价值观被自己认可的人作为导师实在值得庆贺。而入职的讲话，则是这一期醍醐灌顶的来源。他鼓励员工积极创业，而不只是做自己的一份螺丝钉，鼓励所有有能力的人能快速挣到自己的第一桶金，并能够迅速的成长。

  而作为某省生长之子的陈一然，一毕业就能站在比别人更高的舞台。凭借其过人的情商在自己的领域也做的风生水起。虽然父亲处于中国社会金字塔塔尖的位置，但是依然能够通过开车斗气这种小事教导处大道理。那些人之所以混蛋，是因为背后有一对混蛋的父母的长期默许与纵容，而中国自古以来就缺少一种意识就是公共意识。而父母则是教导不要事事追求完美，因为完美不能持久；保持精神上的贵族，这样才能扩宽胸怀、格局以及眼界。陈一然在这些教导中又一次的成熟与成长，拥有着比同龄人更加宽广的格局。

  在即将而立之年，顾凡和陈一然这对掉地就在一起的兄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成立了投资公司，也成为创业伙伴。而老王作为两人的创业投资人及长辈，给予了足够的空间和支持。而每个人都有其生存的法则，多数行走于江湖之人都要会武术即你所拥有的一技之长。像文中所说，要么成为专家、要么成为杂家。成为专家就去读万卷书，去闭关、去独处；成为杂家，就去行万里路，去社交、去折腾。而当人们还在认为80后是垮掉的一代的时候，我们作为80后已经开始默默的拿起了社会传递过来的接力棒。而日子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要扯掉标签，踏实前行，才能为社会所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