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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的内容末尾吴晗的两篇文章：朱元璋的统治术（吴晗）、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吴晗）。

论绅士（费孝通）

论“知识阶级”（费孝通）

论师儒（费孝通）

论皇权（吴晗）

论绅权（吴晗）

再论绅权（吴晗）

论士大夫（吴晗）

论天高皇帝远（袁方）

皇权下的商贾（袁方）

论王权与兵（全慰天）

论“家天下”（全慰天）

论绅权（胡庆钧）

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胡庆钧）

从保长到乡约（胡庆钧）

绅权的本质（史靖）

绅权的继替（史靖）

朱元璋的统治术（吴晗）

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吴晗）

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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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自己想逃避的对象是一件需要极机警的动作。官僚是奴才，“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这角色是不易当的。他们不能全部怠工，一旦给皇帝识破，就会斩头。于是他们得行使出两套面目，在执行向平民要钱要人时得特别卖力，把整个政治的担负转嫁到平民身上，使自己所掩护下的亲亲戚戚都可以豁免。但是一旦平民被逼到铤而走险时，首当其冲的却又是这些人。天纵神明是不能错的，官僚成了替罪羊。卖劲也不好，不卖劲也不好。在这里，中国官场中，经了几千年的磨炼，虽则已有种种传统的“宦术”，但是做官并不是一件太容易而没有风险的事，宦海也可没顶。

…

传统社会里的大家族就是这种团体。全族人合力供给一个人去上学，考上了功名，得了一官半职，一族人都靠福了。在朝廷里没有人，在乡间想保持产是困难的。像顾亭林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改换了朝代，宁可闭门读书，简从旅行，但是为了安全和保障还是不能不派他外甥到朝廷里去侍奉异族。他这种做法，其实在逻辑上并不矛盾。中国的官僚并不是分享政权的，他们和政权本来是处于敌对的地位。侍奉它，就在软禁它，逃避它，并不改变其敌对的地位。这是美国社会学家孙末楠所谓敌对的合作。外甥做官，保障了舅舅的安全，甚至可以使舅舅能安心去下革命的种子。在他们看来可以毫不矛盾。

中国传统的官吏并不认真做官，更不想终身做官；打防疫针的人决不以打针为乐，目的在免疫，和免了疫的康健。中国的官吏在做官时掩护他亲亲戚戚，做了一阵，他任务完成，就要告老还乡了，所谓“归去来兮”那一套。退隐山林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时，上边没有了随时可以杀他的主子，周围是感激他的亲戚街坊，他的财产有了安全，面团团，不事耕种而享受着农业的收益。这是“衣锦还乡”的景况，是中国专制政治之下的特权人物的享有。他们决不冒险去觊觎政权，他们的孩子都不准玩着“做皇帝”的游戏。他们更不想改革社会制度，因为他们一旦把皇权的威胁消除了，或推远了，他们就不...

知识分成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技术知识和规范知识本是相关相联的，但是规范知识和文字一旦结合而成了不事生产者的独占品时，它和技术知识脱离了。这样一脱离，技术也就停顿了。

传统社会里的知识阶级是一个没有技术知识的阶级，可是他们独占着社会规范决定者的威权，他们在文字上费工夫，在艺技上求表现，但是和技术无关；这也是一个传统社会中经济上的既得利益的阶级，他们的兴趣不是在提高生产，而是在巩固既得的特权，因之，他们着眼的是规范的维持，是卫道的。眼睛里只有人和人关系的人，他不免是保守的，人和人的关系要安排到调协的程度必须先有一个安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眼晴里只有人和自然关系的人，单就技术上打算的，他不免是不肯停的，前进的，要变的；在经济，在效率上讲，那是没底的。技术的改变使人和人的关系不能不随着改变，于是引起不断的社会的变动，变动中人和人可能得不到调协，发生冲突，增加生活上的痛苦。

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不能明白西洋也有一套所谓精神文明的。西洋的历、数、哲、理都比我们自己的强，这套东西，在纯粹理论方面，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能接受的。以我个人所熟悉的社会科学说，穆勒、斯宾塞、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名著很早已有严复的译本。这些理论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洋现代文明的理论基础，但是当这些理论传进中土，却并没有激起工业革命。这说明这套理论一定要和现代技术配合了才发生作用，一旦脱离了技术，只成了一篇文章罢了。——知识分子不能看重西洋文化的理论或是技术，他们同样地并不能把握住两者的关联。他们不能这样，因为他们生活所倚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把知识分化了的结构。

中国知识分子受着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的拘束，使他们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担当领导的责任……现代的知识阶级有了不加以实用的技术知识，但是没有适合于现在社会的规范知识。这种人物在社会里是...

师儒和政权的关系曾有着这一段演变的历史。最初是从政统里分离出来（三代以前政统与道统结合，所谓王道），成为不能主动顾问政事的卫道者（行藏与等待，而非冲突）。这个不能用自己力量去维护自己利益的中层阶级，在皇权日渐巩固和扩大的过程中，曾想过藉传统的迷信，去约制这随时可以侵犯他们利益的皇权（天人合一），但是在中国显然没有成功。于是除了反抗只有屈服。士大夫既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他们降而为官僚，更降而为文饰天下太平的司仪喝彩之流……绅士只是以屈服于政权谋得自己安全和分润一些“皇恩”的帮闲和帮凶而已（官员通过进入官僚系统获取庇佑。既是利用皇权获得特权，也通过不当行使政权来软禁皇权），在政治的命运上说，他们早就是个失败者了。

桑巴特有一句名言说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人们由社会权力获取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才能由财富取得权力。何以我们传统的商贾，不能摇身一变，由财富取得权力？打破由贵而富的僵局？绝对的皇权，贵贱的分层，贱商与商贱，也许是其中最为基本最为主要的一个原因。财富在权力之下，谈什么保障，发展更是不容易了。

当中国被西洋的经济政治的扩张力量带进现代世界时，在社会上握着威权，指导着“在下者”应当怎样应付环境的人物，就是我在上面所分析的知识阶级。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不自现代始，印度文化曾经有力地进入过中土，但是这种外来文化并没有引起社会结构上的紊乱，也许是因为所传入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熟习的那一套，象征性的、文字的、思想的那一套。他们明白怎样去应付，怎样去接收，怎样去加以汉化。可是现代从西洋所进来的那一套却不同了。工业革命之后所发生的那一套西洋文化是以自然知识和技术作重心的。那恰巧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外行，不只是外行，而且瞧不起的那一套。

陶渊明是够得上清高的标准了，他有着诗人的天才，有着独到的风雅，可是他尽管这样，还是勉强去折过腰的。如果折腰不是必要的话，他何必不早一些在田园里负锄往来呢？这是中国社会所不许可的。如果他真的看不起官职，他不去折腰，最可能的他已成了折臂翁了。折腰和折臂之间的选择，使人体悉了非做官不可的原因。

书籍介绍

增补的内容末尾吴晗的两篇文章：朱元璋的统治术（吴晗）、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吴晗）。

• 作者：Submarine_ 发布时间：2021-12-27 02:18:40

  真是见字如见人，读完吴晗的几片就知道这帮所谓⬅️翼知识分子什么德行。。被z也是宝应

• 作者：断断 发布时间：2022-08-07 08:16:52

  希望自己读过，也能有很多收获。

• 作者：li异质co奇葩 发布时间：2015-09-19 00:52:47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中央集权皇权专制的历史的提纲挈领的总结和分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前途的认真深刻的反思和关怀。特别适合在今天满屏幕都是粉饰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和文韬武略的电视剧之时，去认真的品读。中国的漫长的皇权帝制时期可不是值得简单自豪和骄傲的，那是无数的奴隶和无尽知识分子精英的鲜血，以及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时的黎民百姓的涂炭所维系的漫漫黑暗的历史。如果你不去读史书，而是看现在所谓的古装剧，那么你得到的也许是非常荒谬和错误的中国古代历史和历史观。

• 作者：熊不卷 发布时间：2021-04-01 19:23:34

  《论“家天下”》和《绅权的更替》两篇启发最大。要更好理解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内容应该需要读一读《乡土重建》里面论绅权的文章。感觉华南学派似乎也有相近的讨论主题。想看的书又又又变多了orz

• 作者：往生咒 发布时间：2020-02-01 16:03:15

  我觉得只有费孝通和吴晗写的能看。

  吴晗的个人倾向太明显，后来被迫害至自杀也是能预见的，可惜

• 作者：野山 发布时间：2017-12-31 08:55:43

  发现社会学是一个好东西，费孝通先生在解读中国古代社会时，让人对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有种霍然开朗的感觉，虽是一家之言，却是有理有据。

• 皇权与绅权：打给文化恋尸癖患者的3记耳光

  作者：复合维生素 发布时间：2015-12-28 17:31:25

  1. 中国自有皇帝以来，统治权即高度集中——除了分裂割据时期，即使分裂时，每个割据政权内部也是高度集中的——不曾存在一个地方（尤其是基层）绅权可以抗衡乃至独立于皇权的时代。官僚与缙绅们的所谓权力，唯一的来源是皇帝的授权。而这个授权既然是可以授出去的，也就是可以收回来的。当然，皇权并不一直等同于皇帝或皇族掌权，而是指皇帝在法统上所拥有的权力，这个权力亦可落于外戚、权臣、宦官之手。而皇帝、外戚、权臣、宦官，都要掌控中央政府，才能把持皇权，因此中国帝制时代的总体趋势是中央集权的加强。“中央集权”与“皇权专制”之间关系微妙：二者并不等同，中央集权之时可能皇权受到相当的限制；但中央集权程度越高，则地方绅权之“自治”越不可能。即使东汉至魏晋的士族鼎盛时期，士族也必须依靠或曰把持中央权力，才能保住自家利益。一个“士族”若在高官显宦的层面出现一两代人的断档，就会没落。且最终士族完全覆没于手握兵权的军阀们，而李唐赵宋自马上夺天下后，继以科举制控制了仕宦之路的门槛，杜绝了新士族的产生。虽然宋代士大夫的“阶级自觉性”高涨，乃至喊出“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口号，但实际上宋代的中央集权程度远迈往昔。说这些是要说明：中国的帝制时代，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统一国家内的地方自治，尤其不可能出现由不掌握武力的绅权主导的“地方自治”。似欧洲那样的商人或贵族自治的城市、城邦，在帝制中国时代根本不具备内生的条件。

  2. 那么，所谓“政权不下乡”、乡绅抵制乃至驱逐流官、乡绅主持村规民约呢？这些固然是真实甚至普遍存在的，但需明白：第一，政权不下乡，概因政权没有下乡的需求，而非没有下乡的能力。帝制中国的中央政权对基层只有榨取皇粮国税与役丁的欲望，而回报以最基本的治安保障（避免大规模匪患），这两样都不需要精细化的管理。县令只要按数收齐了粮税与役丁，并不需要去管税赋摊派到个人头上时候是不是公平的——除非因为过度的不公而引起反抗。政权主动下乡，反而要去承担那些调解纠纷、养老育孤、修桥补路一类的责任；而主动下乡所能动员起来的额外的资源，甚至未必能弥补这样做所需的额外成本。但政权不下乡不等于“乡下”就拥有自治权。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当政权因为某些原因而要加大对资源的榨取时——比如营造大型建设项目、对内对外战争等等——地方并没有说不的权利，甚至想讨价还价都不得，而这本来是真正的自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二，乡绅抵制乃至想办法驱逐朝廷派来的流官，靠的不是“乡”而是“绅”，即不是靠组织地方民众抗议、请愿，而是靠缙绅这一身份背后庞大的官僚关系网，自上而下地施压。单就地方官与本地士民的权力关系来说，地方官拥有压倒性的权力，可以在自己被授权范围内为所欲为（甚至很多时候稍微越界也没事）；但当本地某家乡绅背后是更高层的地方官乃至朝中大佬，或可以动员起御史言官的时候，强弱就可能易位。所以这说到底还是官场内斗，而非官民之争，更不是地方自治运动的表现。帝制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官民之争——除非这“民”已经揭竿而起。而地方官与有背景的乡绅之间，总体来说是合作与分赃占主流，矛盾冲突为次要。在这种地方权力与利益的分润中，下场的不是现任官员，就是卸任官员或高官、京官之亲友门生，而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工、商，向来是没有资格参与，也没有代言人的。第三，村规民约，或者说“乡约”充其量只是在政权不承担民众福利与公共责任之背景下，由具有一定道德担当的乡绅发起与主持的基层自救、互助行为罢了，其本质上是内敛的，同样不是向皇权争取自治权的运动。而即使是这样一种形式的乡约，尽管如今被文化恋尸癖们推崇，仿佛就是中国内生之公民社会，其实也是既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而广之，也没有在时间上有机传承的。蓝田吕氏乡约在当时就困难重重，嗣后虽然得到皇权的褒奖与鼓励推广，但实际是变成了道德劝化、风俗敦励，而不复起先的社区守望相助之精神。

  3. 文化恋尸癖们幻想了一个田园诗一般的“乡绅主导之地方自治”的美好过去，且哀之悼之，甚或期望死灰复燃之。前面已经说了这样一个乌托邦是不曾存在过的，而现在可以说，即使存在过，或即使乡绅们有过什么正面的意义，如今也是不可能复建的。当近代的、工业化的西方与传统的、农业的中国碰撞后，有识之士就已经知道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换言之，中国或亡国而沦为殖民地，或救亡而重获新生，无论哪种结局，都不可能再保存原本的格局。而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一场社会革命显然已是不可避免。社会革命所推翻的不只是一个旧政权，而更是从生产力、社会阶层、治理模式、文化与精神等方方面面，都要来一次颠覆式的变革。生产力上，要从依靠人力、农业，转向依靠机械、科技之力，依靠工业与商业；社会阶层从地主与农民的两分而变得更多元，增加了产业工人、不同利益诉求的资本家，以及日益壮大的城市知识阶层；相应的，合格的政府治理也不能再是简单的收税抽丁、维持治安，而更多了主动的规划国民经济、规范公民行为、协调社会关系、提供基本福利等等内容；在文化与精神上，无论掌权者再怎么不情愿，总归是臣民意识渐消、公民意识渐涨，自由、平等与民主哪怕是作为口号也不得不喊了。这样的社会革命之下，乡绅阶级的经济根基（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政治根基（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分润权力）与文化根基（适应帝制社会的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之伦理）通通倒塌，皮之不存则毛将焉附？甚至在这个社会革命仍在进行中时，自清末开始，乡绅阶级就已经萎缩了。一则是科举制终结，近现代中高等教育普及，当官的道路不一样了，即使乡绅的子弟仍可优先接受新教育、担任新官僚，但正是这新的教育、新的政治让这批乡绅子弟不再愿意回到乡村，不再愿意承担与主持乡土社区的事务，他们宁可将家小迁入城市，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谋取新的利益；二则是现代国家为了动员更多的资源，势必要推动政权下乡，且力争要打破乡绅在乡村中赖以立足的土地所有制度与宗族制度，建立更为垂直、直接的统治，而主导这种变革的现代国家政权，无论操之于国共哪个党派手里，都是以远比古代社会更为强大的武力为其后盾的，是乡绅们无法抵抗的；三则，在帝制时代尽管皇权以其法统垄断了统治权，但儒学之道统至少还能保持一种半独立的地位，即皇权无法直接干涉对四书五经的解读，儒学的“圣统”从周公、孔子而至于朱熹，不以皇权好恶而转移，最多做到朱元璋那样出一个删节版的《孟子》，但中国的社会革命之一特点就是法统与道统（三民主义也罢马列主义也罢）合一，执政党同时拥有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解读权甚至是创设权——xxx思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无不是“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因此在帝制时代能够以教化之权影响民众的乡绅或曰绅士们，已然是连这最后一块阵地也已丧失了的。

  《皇权与绅权》成稿于1948年，是费孝通、吴晗等人在清华大学的一个研修班课程上宣读与讨论的论文集。在那个时候，国共内战尚未决出胜负，中国也尚未脱离农业社会的基底，旧阶级、旧观念、旧精神仍在影响着绝大多数国民。而也就在那个时候，这些学者们虽然观点有所差异，却一致地认同：绅权在历史上不曾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地方自治与民众自治，绅权在新的中国——不论统治于哪个党派——也不可能复生。对比之下，今日动辄向实际上不堪回首的传统死胡同中寻找新出路的文化恋尸癖们之闭目塞听，是何等的可笑与可悲呢。

• 关于这部经典的三点侧记

  作者：没文化的韩 发布时间：2017-03-12 00:44:05

  这本书在研究生一年级时候粗略读过一次，时隔4载，再度读罢此书，有了更多的感受。

      第一，费孝通与吴晗的观点差异并不明显。 费老的观点郑也夫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归纳，那就是皇权的独享性、知识分子以及政统和道统。费老的观点虽然引申至先秦、秦汉，并精彩地解读了《论语》中的师儒道统思想，但其所描述的现象与士绅、皇权的关系仍然是明清时代的。其中，费老剖析的政治权利独享性、绅权的非近代性以及政统与道统的关系均直指明清时代的国家-社会特征。反观前十几年争论激烈的“市民理论”、“公共领域”等话题，费老的论述更加直接而实质。最近几年香港、台湾学者有重新重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意义的倾向，更是令我感觉费老主编的这部论文集的重要性。

      吴晗在书中的几篇论文论证详细，论述逻辑缜密，是一等一的论文，毋庸置疑。但是，吴晗的观点在本质上并不与费老相左。吴晗的论述时间尺度是两千年的，从贵族到士绅的转变，从豪门到草根的变化，从坐而论道到跪伏在地的退化，尽管正确无疑，但皇权依然并不随之逐渐强大。不论豪门、贵族还是进士、举人，只是皇权周围附属物的变化而已，并非皇权本身的变化。因此，在这一点上，吴晗与费老的相同点远大于差异。

      第二，士绅之所以是士绅的原因——知识。费老在士绅论述中强调道统的延续性与力量。其实，道统中所内涵对“礼”的规范与知识是其存在的核心。把握这个主干是区分士绅与非士绅的关键。具备知识的人在传统时代（主要是宋代以降）是持有“礼”的化身，是乡间中具备话语权的代表，也是享有经济、政治权利的群体。他们的行为可以进行多方面的讨论，因为他们本身就具备着多面的角色与多元的分层。他们是上层政权与村之间的连接环节，他们在其中作恶与施善均是正常且并不矛盾的表现。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士绅在明清两朝没有变化，明清易代对于士绅层的规训需要注意。同时，明代王府庄田在清代的覆灭也是理解华北社会变化的关键。 总之，士绅之所以是士绅，在于知识的独享性与政治上的特权性。那么，士绅所拥有的知识进入近代之后的变化，带给中国什么呢？

      第三，士绅的继替与中国后士绅时代的近代化之路。史靖的《绅权的继替》十分精彩，他看到了近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全方位差异。也由此解读了绅权的衰落原因。但1948年，他们不会想到，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40余年，近代教育的出现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弊端。真正的弊端在于“皇权”的借尸还魂，在这种弊端不除的基础上，所有的教育均无效。近代教育也会由此而变质，成为新“皇权”的附庸。可能，乡村再无士绅，但城市中官员的子弟依然会是官员，城市中的流浪者依然是流浪者。拥有知识与否已经变得不再是区别身份的要素，知识的光环退去时，权利与物质的无限扩张已经将社会带入无限的深渊之中。拥有知识的人不再显赫，无知的人登上高位。高位之人不再有传统时代的施善与教化责任。 传统时代是有问题的，但是现代社会呢？原有的问题是否真的被修正，新的问题是否又出现了呢？

      “邦无道，富且贵，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