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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卡诺 发布时间：2009-01-31 01: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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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年逝 发布时间：2012-05-18 19: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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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Ecthelion 发布时间：2019-11-30 14: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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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拯救是互相的！

  作者：徐海江 发布时间：2019-04-18 23:02:07

• 魏忠贤和东林党为何都热衷生祠？

  作者：万有引力 发布时间：2022-04-04 13:21:31

  转载自学术那些事儿公号，作者：郑渝川

  原贴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BCtNj3nWicw36l4FqATYA

  历史上最著名的生祠是供奉大太监魏忠贤的。天启六年（1626年），全国许多地方都建造了供奉魏忠贤的生祠，甚至伫立在帝陵和京师孔庙旁，其规模几乎比得上帝王的宫殿。据《明史》记载，有人甚至写文章吹捧魏忠贤高过孔子。

  魏忠贤主导明朝政治的时间只有短短七年，而其彻底击败政敌东林党人的时间正是在天启六年，并获阉党众人的拥戴，以生祠显现其功勋。但次年，魏忠贤就倒台自杀，那些富丽堂皇的生祠就这样成为了笑柄。

  

  魏忠贤的例子，前后对照如此强烈，以至于后来的人们将生祠本身定义为一种荒谬的——至少也是有悖常理的存在，象征着虚假的名誉、不道德的个人崇拜。就像是进入现代以后，仍然有官员在高升后，不惜组织编演“万民伞”、“十里相送”一类的“剧目”。

  美国历史学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美国明史学会前会长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在其所著的《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一书中提到，魏忠贤其实并非明朝唯一被建立生祠的人，而生祠也不注定就是邪恶而荒谬的。在明代，献身于地方建设的官员、取得了重要军事成就的将领，往往会在其生前就被人供奉于生祠。东林党人强烈反对建设魏忠贤生祠，但也支持自己的同事的生祠，理由是被纪念者卓有政绩。

  《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书中指出，明代的生祠超越了基本的二元对立：“存在与超越、纪念与崇祀、德行与灵性、生存与死亡”。生祠调和了人与神、仙的界限，具有明代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征，是对儒家政治观念的系统性体现，即统治者将治理权力委托给官员，官员作为受托人应当关心民众的生活，使之安居乐业，而民众回报官员的方式就是以生祠等各种程度的赞赏（也包括前面提到的万民伞、十里相送等），来提高官员的政治声望。

  

  任何美好的价值观念都可能获得正确的应用，也完全可能被虚伪地借用。

  东林党人在内，明代中后期各个政治派别各自组成的小集团，其中官员获得的生祠数量相当之多，这与当时的政治崩坏相对应，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讽刺。相较而言，稳定时局的魏忠贤，至少并不比其政敌糟糕。

  《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这本书认为，

  生祠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解读明代政治，那就是搭建起平民参与政治的空间——民意形成一种重要的价值考量，生祠意味着民众承认官员的履职，从而间接肯定帝国的统治。

  明代政治框架明显不同于之前的宋代、唐代和汉代，经由明太祖朱元璋的设计，允许平民参与。朱元璋甚至为平民提供了举报、逮捕官员（扭送至京城）的途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元璋是为没有科举功名的平民开辟了言路，但这个管道最终是被具有科举功名的生员们利用，由此在明朝中后期构成了所谓的公论空间，生祠正是展现公论的载体。

  《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根据史料详细介绍了明代生祠的基本情况，包括其资金、位置、活动、数量、源流、合法性、礼仪。在明代，生祠有的规模很大，接近于大型的寺庙，也有的相对较小。其规模和布局，与遗祠、神龛、庙宇极为相似，格局也与学校、府衙、庭院、宫殿基本相同。其空间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意味着生祠可以建在任何地方，也可以由过去的寺庙等建筑改建。生祠中的礼仪活动也基本上按照祈祷、跪拜、叩首、供奉香烛和食物等方式来进行。明代后期进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人都详细记载了这类信息。

  按照《大明律》，生祠的建立需要至少满足四项条件：切实的政绩，官员不得在任，朝廷的允准，独立的资助。这其中，要求官员在职时不得立祠，很明显是避免官员蓄养民望，继而建立自己的武装从而发展为地方割据势力。

  一旦生祀的官员去世，其灵魂就会进入所谓的崇祀经济体系，与孔子、老子、观音菩萨在内的儒释道三教神灵一道接受人们的供奉，需要满足祭祀者叩求的降雨或止雨、灭虫、驱盗、平叛、治病、生育、预防瘟疫，还有科举及第等。如果某个祈祷没有得到回应，请愿者就会去另一个寺庙尝试，倘若得到回应，就会来烧香还原，供奉更为丰盛的祭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分布较广（分身更多）的神灵，从概率上更可能“满足”其信众的愿望，从而获得香火回报。民众叩拜神灵，遵循着这样一个相当现实的逻辑。

  虽然生祠以及官员死后的祠，具体的设立和运行逻辑，而今看来荒诞不经。但在明代，包括官员和民众在内，都高度重视这一体系，不仅因为这是明太祖设立的祖制的一部分，体现出民心所向，而且这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官员的所为，官员必须有所成绩，离任后通过民众设立的生祠来获得政治荣誉，这种荣誉可以帮助官员晋升，并将之政治地位累积为家族声望——当官员组成小集团，把持从朝廷到地方的民意舆论，甚至不惮于频繁挑战皇权时，前述制约机制就悄然失效了。

  魏忠贤的生祠，毫无疑问是很不恰当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他并非惠及一方的地方官，而为之设立生祠的人均是阉党成员而非百姓，这就破坏了明代长期通过生祠得以体现的意识形态伦理。但阉党的政敌东林党授意在地方为本集团成员建造的生祠，其实与魏忠贤的生祠毫无二致，也是政治运作的结果，二者都可视为对民意、天命的恶意篡改，累加起来，当然是明朝气数已尽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