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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风尘 发布时间：2019-07-19 16:35:14

  读得顺畅且感动

• 作者：vivo 发布时间：2008-10-13 22:30:32

  吴学昭声名狼藉，不过此书尚堪一读。里面有一些编校粗疏之处，比如p.252 A gain in your wit中的gain成了qain，p.285 Jane Austen成了Jane Austin（前面也出现过，拼写是Austen），p.319 Essays in Cricism【Criticism】。p.262的mapnt等拼写肯定也有错误，懒得去查何以致此。

• 作者：徘徊客 发布时间：2024-04-22 04:34:04

  谏书

• 作者：nothing传叔 发布时间：2017-02-09 20:07:41

  平装版只得2星，裸脊、软封套、再生纸，最讨厌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内容又是比概论还要概论，简称：概概。用最讨厌的事后诸葛亮的口吻，天真地问道：为什么是西方世界最终赢得了胜利？？？沈志华懒得理会，并扔过去一吨前苏档案。。。

• 作者：susieflower 发布时间：2013-06-19 15:48:17

  对这套书的喜爱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几乎每一册每一页每个角落都有小细节小表情值得玩味。好玩！开心！

• 作者：一只番茄 发布时间：2022-05-06 14:42:47

  积极的心态的确很重要，一点不鸡汤。

• 对世界的巨大沉默唱一首复调

  作者：B 发布时间：2020-10-12 15:12:20

  此文删节版刊载于《财新周刊》2020年第35期：

  http://culture.caixin.com/2020-09-05/101601686.html

  “旅行很少在我们认为的地方开始。”

  我一直很喜欢《失落的卫星》里的这句话，一度想把它放在封面上，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后来想了想，是一种读古早旅行文学的随机感。

  最早的旅行文学和小说并不分家。“小说”（novel）一词原先无虚构之意，和“新闻”（news）并无太大区别，多带着一份惊奇的新意。而旅行文学正寄生于未成novel的novel中，小说家或游记作家将亦真亦假的故事写入书中，强调它们来自异域，完全属实。《鲁宾孙漂流记》一开始不叫《鲁宾孙漂流记》，叫《约克水手鲁滨孙·克鲁梭奇异的冒险故事，记述他如何在海难中幸存下来，孤身一人漂流到美洲海岸，在靠近奥鲁诺克河口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上生活了二十八年，最后如何不可思议地被海盗所拯救。由他本人书写。》。

  旅行文学兴起于殖民时期，书写者往往是代表文明的西方征服者，书写对象则是信息闭塞、相对落后的异域。

  《亚洲腹地旅行记》开头，斯文·赫定在雪山上急速前进，“随时都有被抛入万丈深渊的危险”，下一页，险些被沙皇的宪兵捕获，又一夜，油田起火，亮如白昼，人们彻夜在屋外等待火势结束。写到这里，游记才到第八页。

  帝国的旅行者就这样被抛到隔绝之地，追求“万丈深渊的危险”，以肉身安全换故事，内销给未见世面的本土读者。这种对他者的凝视容易滑向妖魔化和标签化，滑入帝国-他者的对立叙事逻辑中，猎奇、冒险和征服长期成为旅行文学的基因。

  “为什么要去哪里？那里什么都没有。”面对爱斯基摩人纯真的发问，二十世纪初的旅行家罗伯特·佩里还是一心往前，只为当上第一个抵达极点的人类。

  在抵达极点后，他以另一种纯真作答：“极地如今是我的。”

  如今，极地是任何人的。

  旅行在技术层面上变得更为容易。怎么会不知道旅行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转地铁，订机票，买门票，打卡，带上坐标的朋友圈，紧迫的停留时间倒逼出笃定的路线，到处是毫无破绽的行程攻略。

  若非有病毒，人们可以抵达任何地方。出门的障碍物，一是如病毒般快速传播的信息——ins和vlog让你身体不需要在场就能进行云游；一是病毒般毒害身心的信息——假新闻和刻板印象告诉你世界很糟糕，此地最美好。我们极易失去对异域的好奇和想象，世界从此一分为二：被消费的和被遗忘的。

  旅行作家要面临的危险，也不再是“万丈深渊的危险”，而是被同质化的景观。刘子超很早便意识到了这点：在旧作《午夜降临前抵达》中，他避开布达拉上被印制成商品的卡夫卡，钻到烟雾云绕的地下小酒馆。（在此预告下，《午夜降临前抵达》将于明年年初推出新版，会新增若干篇幅。）

  而在新作《失落的卫星》中，刘子超踏上不同的道路，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作为一个外来者“超越偏见地观察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就是亚欧大陆的中心，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的所在地。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五个斯坦国过于陌生，但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就在西邻，我们却很少提及，将之笼统称为“中亚”或“中亚五国”。北边是俄罗斯，西边是中国，东边是欧洲，当下中亚如一个黑洞般被包围着，也被遗忘着——如刘子超在播客“忽左忽右”上所说，中亚是世界文明辐射的极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隐含着早期旅行文学的福利：这里未知且神秘，布满令人激动的随机感，等待着被发现和书写。

  况且，中亚的历史并非一片空白，波斯人、蒙古人、中国人、英国人、俄国人都曾试图征服这里，留下独特的印迹。红色幕布刚从这片土地上被撤下——十月革命后，中亚五国先后建立苏维埃政府，成为苏联的加盟国，直到90年代前后苏联的崩溃——露出光秃秃的大地，和帝国留下的苏式美学奇观。

  以至于多年后，刘子超在阿拉木图天山郊游时，仍能偶遇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天文台，“曾经是苏联第二大的天文观测点，拥有放大率高达六百倍的天文望远镜。只是从苏联解体后，由于缺乏经费，就渐渐趋于荒废。如今，天文台的大门紧闭，只能透过铁丝网看到一面巨大的雷达反射镜。”

  

  天山上的天文台

  我在网上搜到了这座天文台，它孤独地耸立在草原上，如同误闯入地球的太空造物，等待着有人把它带走。这种时间留下的玩笑不止一个，布满中亚，贯穿全书。在乌兹别克斯坦，刘子超寻找着咸海的踪迹——这座曾经世上第四大的湖泊，如今已经萎缩成原本面积的十分之一，背后是改造自然、创造现实的荒谬计划。在哈萨克斯坦，一座进行过四百五十六场核试验的前苏联核爆场被改造成收费高昂的观光景点，刘子超乘坐的观光车却在至今仍辐射超标的景点途中抛锚——另一个附赠的苏式笑话。

  当踏上中亚的土地，这些科幻小说中才存在的巨大沉默物体（Big Dumb Object）是最先浮现的前景，令人恐惧又忍不住注视，并投入浪漫且错位的想象。这种对他者的误读容易分岔成两种书写路径，一种是西方时尚界对后苏联美学的文化挪用，演变成“poor but cool”式的空洞口号，另一种是苏俄转播式“后现代时期独有的、对曾经设想过的未来所进行的挽歌性书写”（孔德罡语），唯有冷峻的物体和观念，没有真实的人——后来，在俄罗斯摄影师Danila Tkachenko专门拍摄前苏联遗迹的“禁区”（Restricted Areas）系列作品中，我又看到那座遗落在天山的天文台，它在一片虚幻的大雪中反而显得神秘和崇高，仿佛回到昔日的乌托邦。

  某种程度上，刘子超的旅行和写作，试图避开对他者的猎奇，劈开这幻象般的冰雪，揭示历史的错位。

  

  RESTRICTED AREAS / Danila Tkachenko

  身处不乏核爆场和咸海等奇观的中亚，刘子超很多时候更喜欢离开充斥猎奇眼光的观众席，绕到历史的后台，和被遗忘的戏外人对话。于是，他没有去加加林飞向太空的起点拜科努尔，而是去了加加林从太空归来的疗养院，这家疗养院没有名字，连Google地图上都无法搜索到。

  疗养院坐落于伊塞克湖南岸的一座小镇，刘子超形容它如马尔克斯笔下的“星期二午后的小镇”。但马尔克斯用一把“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的枪来打破小镇午后的呆滞，眼下这间疗养院似乎还停滞在过去：传达室，看门大妈，军官雕像，70年代风宿舍楼，小礼堂，还有“苏联时代的价格”。

  这不是仿古的道具或伪造的片场，桌上的拨盘电话的确能唤来修灯泡的师傅，哪怕是半小时后才姗姗来迟的苏联作风，“穿着灰色工装背带裤，戴一顶卡其色鸭舌帽，留着两撇小胡子，简直就是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电影中走出来的”。诡异的是，这里的人也遵循着上个世纪的时间节奏，吃饭、运动、疗养都按照固定时刻表进行，人们同一时间出现在集体食堂，吃着一样的食物，就连服务员的表情，都“具有社会主义的一致性”。

  这番转述听上去像DAU式的社会实验，但在刘子超笔下，反而透出一丝帝国落日的余温。一切始于1922年颁布的苏联劳动法，它规定工人每年有享受两周假期的权力，随后，休息权在斯大林时期被写入苏联宪法。随后十年，苏联新建1828间疗养院，响应列宁那句“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按照当时的法律，苏联公民可以通过名为putevki的抵用券就能免费享用疗养院。

  在一本名为《Holidays in Soviet Sanatoriums》的书中，作者Maryam Omidi走访了11个前苏联加盟国中，记录下39家仍在运转的前苏联疗养院。根据她的描述，随着帝国的腐化，疗养院偏离了为工人服务的首要目标，“实际上，最好的住处通常还是被那些有钱有权的人享受了。”

  

  刘子超和Maryam Omidi镜头下的中亚疗养院

  根据Maryam Omidi观察，在资本主义重新胜利的国家，比如立陶宛，疗养院中的苏联痕迹已经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更新潮的体验。而刘子超停留的这家疗养院，无疑还在照着苏联模式运转，西方式的spa文化还未来到这里，夜生活是在礼堂听完苏联老歌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喝伏特加。共餐的年轻人跟子超说，父母以前常来，如今轮到他们这一代了。

  与其是说一种继承，倒不如说是不同代际人的同步停滞，只有那对度假夫妇的儿子在做无声的抗议，他的T恤上写着“人间失格”。在加加林疗养院，这句日文也和黑泽明的话相呼应：“人能把卫星送进宇宙，可是在精神上却不会向上看，而是像野狗一样，只注意脚下，徘徊不已。”看来，除了作为战俘为中亚建造了宏大的社会主义风格建筑外，日本人在隐秘中与中亚人共享了精神上的荒诞感。

  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就从中亚发射往太空的。

  1957年10月4日，“斯普特尼克1号”（Sputinik，意为“旅伴”）在哈萨克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升空，开启了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21天后，这颗旅伴结束了短命的生涯，消失在太空中，但它早在发射的第一天就达成莫斯科的目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由强大的——领先于美国的——苏联发射。

  在当年的《共青团真理报》头版中，发射斯普特尼克被创作为一幅欢乐的卡通画，酷似赫鲁晓夫的地球父亲和远方的卫星之子隔空对话。卫星发射于哈萨克，但荣誉属于苏联，属于赫鲁晓夫，属于莫斯科。

  

  《共青团真理报》

  《共青团真理报》不会报道的是，这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三十年前正在经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饥荒，造成全国约38%人死亡——这些都被刘子超记录了下来。

  在加入大家庭以前，大部分哈萨克人以牧业和农业为生，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过着游牧生活。激进的社会改造使得人们放弃传统生活，加入集体劳动，走向饥饿，也走向太空。游牧和太空，正是这种错位的搭配，拖拽哈萨克人乃至所有中亚人过着往历史加速的荒诞生活。

  阅读《失落的卫星》，如同揭开一个巨大艳丽的俄罗斯套娃，每一层底下都藏匿着失落的真相：消费主义色彩的观光业底下是被粉饰的历史，宏伟的国家意志底下是被强暴的自然，伟大的卫星时代底下则是成千上万如野狗般徘徊的人。

  伟大卫星时代结束后，中亚五国相继独立，走上不同的道路，除了国门紧闭的“中亚朝鲜”土库曼外，其他四国在独裁和民主、宗教和世俗之间摇摆，但无疑都在争取走出困境，分到全球化的蛋糕。刘子超每到一处，与当下中亚人对话之余，也花费大量篇幅去回溯当地发展的时间线，如同搅动一滩死水，给原本简单直给的单线叙事拨出了一个又一个迷人的时间漩涡。

  如同年代戏的镜头要避开当代人手中的iPhone，我们可以想见，他如何在一片努力往前的土地中费劲地往后看。

  在刘子超拍摄的一张杜尚别街景照片中，我竟看到街头广场装饰着“I ❤ Dushanbe”的石雕，当地官员在落成仪式上说：“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的城市更美丽、更有趣和现代化。”的确，石雕给杜尚别带来米尔顿·格拉式的普世时尚，但也完美复制这句口号的空洞：何为杜尚别？为何要爱这个地方？❤的背后是什么？

  

  杜尚别街景

  面对简单粗暴的观光业话语，刘子超唱了一曲复杂的反调，他将书写这座中亚最发达城市之一的章节命名为：杜尚别复调。

  轻松的开头——“杜尚别”这个名字源自于阿富汗和布哈拉汗国边境的周一集市，接着笔锋一转——苏联人来了，带着钉子、玻璃、木材和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前来，曲子来到高潮——1929年，铁路通车，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杜尚别被重新命名为“斯大林纳巴德”——斯大林之城。

  对于非虚构作家来说，写人早就成了非虚构作家最大的秘密。在传统和权力深深渗入个体生活的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正好隐藏着时间和权力的运作方式。

  大合唱式的社会主义阶段性胜利后，刘子超的焦点开始放低，从领袖之城到渺小的人，甚至更低：人脚上的鞋。优雅的挑衅开始了。

  “女人家里很安静，走廊的鞋架上摆着两双高跟鞋，但没有男人的鞋子”，从鞋的状态推测到一位陌生塔吉克女性的独居状态，“她要么离婚了，要么丈夫在俄罗斯打工”，如果是后者，这位丈夫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因为“大部分男人去俄罗斯打工，然后他们就离婚了”——这些事实背后的是更大的事实：塔吉克经济极度落后，是中亚最穷的国家，年轻男性经常被迫外出（通常是俄罗斯）打工，随后便滞留他乡，不再回国，连家庭也可彻底抛弃。

  

  刘子超镜头下的中亚女性

  塔吉克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破败的局面呢？另一些渺小的人——那个在巴扎外卖非法烈酒的老板，那个受到保守宗教观束缚却又想接触外人的萨娜芙芭——冒出头，他们说一些故事，露出历史的线头：苏联解体，五年内战，苏治下的文字改革，萨曼王朝被推翻——我们在乱麻中循着线路，追溯到一错再错的起点。

  线头也会延伸到未来，通过一个叫“幸运”的塔吉克男孩的爱情故事。女友即将离开塔吉克，投奔美国，而被抛下的幸运选择中国作为对抗：他正在学习中文，报读孔子学院，希望将来能到中国留学。这是一个影射出中亚处于中美俄大国间的角力夹缝中的绝妙寓言，也是当下世界形势的可怕预言。

  细节-个体-家族-事件-历史/现状/未来，刘子超用这种套娃式的写作，将杜尚别乃至塔吉克的复杂背景以平行时空般的多线叙事展开。相比天山上的天文台，鞋架上那两双孤零零的高跟鞋显得渺小，也更为真实。

  在“I ❤ Dushanbe”背后，刘子超捕捉到另一种爱，这也是这本书为什么一开始会被命名为《爱的卫星》。

  1970年，Lou Reed写出《Satellite of Love》。卫星升空却未完全离去，而是围着母星旋转，这个暧昧的意象被Lou Reed用于对一段感情的迷恋和徘徊，而在刘子超笔下，则成了一个贯穿时空的地缘政治隐喻：“苏联解体后，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它在全球化的边缘与大国的夹缝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我迷恋这种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而这种迷恋最终又转化为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不管愿意与否，我们一直被这种潮流裹挟着前进。”

  

  《失落的卫星》封面灵感：斯普特尼克

  迷恋转化为理解，这种带着共情和求知的目光，让他走出一条中间的路线：聆听和感受当下的中亚，尽可能客观和冷静，尽可能俯下身子，以至于能看到一双孤零零的高跟鞋。

  在回顾过去和反映当下的同时，他也在题记页埋下对未来的期许，引用了维克多·崔的歌唱，“我们要改变……改变……”，并以维克多·崔的死亡作为尾声——刘子超惯用的聪明手法——“路灯下的那伙人放起了音乐。……昔日的年轻人已经发福、谢顶、浑身赘肉。路灯下，他们轻轻扭动身体，小声跟唱。……他无法想象维克多·崔面对后来发生的一切：解体，寡头，腐败，还有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如今，世界依然支离破碎，但维克多·崔反抗的歌声仍然被小心翼翼地传唱，被隐晦地印在书页上，或许总有一天也会响彻在街头，就像当下的白俄罗斯——另一颗“失落的卫星”。

  参考材料：

  张德明，英国旅行文学与现代性的展开，《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3卷第2期

  张德明，英国旅行文学与小说话语的形成，《国外文学》2011年第2期

  詹宏志，旅行文学的两种书写，《书城》1992年12月

  Maryam Omidi, Holidays in Soviet Sanatoriums，2017

  Michael Khodarkovsky, ‘Look Up! Sputnik!’ 60 Years Later, New York Times

  孔德罡，现代神话学丨“苏俄转播”和21世纪中文语境俄罗斯文化拟像，澎湃新闻

• 永远的榜样

  作者：龙辰 发布时间：2021-07-06 16:2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