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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刘镁硒：刘瑾《诗传通释》的撰述体例与解经方式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1-14 13:29:58

  来源 | 《诗经研究丛刊》 ( 第二十八辑 )

  摘要：元儒刘瑾的《诗传通释》以阐发朱熹《诗集传》为宗旨，广征博引前人成说与经典史料，将朱熹前后期诗学观的发展流变完整呈现并为之疏通，是元代辅翼《诗集传》著作的集大成者。《诗传通释》在关照整个诗经学史的基础上，往往能够破除门户之见，突破朱子学说藩篱，主要通过独特的撰述体例与解经方式得以完成，在诗经学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研究价值。

  元儒熊禾曾言：“秦汉以下，天下所以无善治者，儒者无正学也。儒者所以无正学者，《六经》无完书也。《六经》无完书，则学不可得而讲矣;儒者无正学，则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牵补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在他看来，儒者的寿世功行，皆指向以备明《六经》，达治道之理。元儒谨承宋学衣缽，尤为推重朱子，正是基于朱子对此理的一以贯之。然朱子之业未竟，正如熊禾所言：“考亭夫子集正学大成，平生精力，在《易》、《四书》。《诗》仅完;《书》开端未竟，虽时之门人九峰蔡氏，犹未大畅厥旨。《三礼》虽有《通解》，缺而未备者尚多，至门人勉斋黄氏、杨氏，粗完《丧》、《祭》二书，而授受损益，精意竟无能续之者。若《春秋》，则不过发其大义而已，岂无所俟于来学乎？当吾世不完，则亦愧负师训多矣。”如此，则元代学者最为重要之学术理想，便是继承朱子之志，疏通其已成之说而补备其未成之书。

  朱子学将经学作为阐发义理之根柢。作为宋代诗经学扛鼎之作的《诗集传》，开启了全新的《诗经》阐释时代，元代整体上并没有跃此格局。在现存元代十部主要诗经学著作中，大部分是为羽翼《诗集传》而作。如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在《诗集传》每段集传后附以作“附录”与“纂疏”。许谦《诗集传名物钞》秉承朱熹的格物学，将《诗集传》中的名物——疏解，在此基础上兼论诗义。朱公迁《诗经疏义》则是以《诗集传》为纲领，简要对其进行注解。虽然整个元代诗经学总体上来看仍属于宋学发展的守成期，但并非一味恪守学派藩篱而毫无可取创见。例如梁益《诗传旁通》便是对《诗集传》的疑难阙略旁疏通之。

  《诗传通释》是元儒刘瑾晚年肆力治《诗》所成的著作。该书将朱熹传注从头至尾详加疏解，故谓之“通释”。将“通释”定名于诗经学著作，为刘瑾首创，其中蕴含刘瑾希望融汇贯通、梳理调和各家说法之意。综观《诗传通释》，或渡漏补缺，或深入生发，或存疑诘难，在元代众多诗经学著作中可谓集大成之佼佼者，对同时期以及后代的诗经学研究都产生了影响。例如元代朱公迁的著作《诗经疏义》，其弟子于明代为其作增补辑录而成《诗经疏义会通》，无论体制上还是内容上都对刘瑾《诗传通释》有大量的模仿吸收。明代胡广编纂《诗传大全》，更是对刘瑾的《诗传通释》全部钞录。清人惠周惕《诗说》引刘瑾之说并赞“其言甚伟”。

  刘瑾的《诗传通释》，在《诗集传》的基础上综合了前代诗经学的重大成就，从形制与内容两方面对《诗经》的阐释作出了突破性的尝试。本文选取形制为切入点，深入分析《诗传通释》的阐释方式。

  一、《诗传通释》全新的撰述体例

  汉代说诗有四家，最后仅保存了《毛诗》，郑玄为其作“笺”，传至唐代，孔颖达等人秉承“疏不破注”的宗旨作《毛诗正义》，毛传郑笺的阐释权威，一直统领至宋方被打破。欧阳修的《诗本义》始肇质疑汉儒解诗之端，此种精神开启了整个宋代疑经变古的风气。朱熹的《诗集传》是这种精神的集大成者。他首先注意到三家诗与毛诗在解诗上的不同，进而怀疑《诗序》的作者和内容，因此他综合各家解说，并参以史料，开始《诗集传》的写作。在研读各家成说的过程中，朱熹渐渐领会到读诗要还其本意，不能只拘泥于训诂，于是精练观点，把各家成说化为己用。朱熹这种由繁入简的做法，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对经典的充分掌握，在他之后的学者，往往无法超越，只能釆取朱熹早期的做法，广泛征引前人成说继而殿以己意，如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严粲的《诗辑》，辅广的《诗童子问》。与宋代相比，元代学者除了引用经史相关的著作，还开始采除《诗集传》外朱子的其他著作进行解经，如胡一桂的《诗集传附录纂疏》，就将《朱子语类》也作为参考资料，吸收到《诗经》的阐释中来。刘瑾的《诗传通释》作为元代诗经学集大成之作，更将《四书或问》等朱子著作中有关《诗经》的部分都加以引用。在重要的十七部诗经学著作之外，刘瑾旁采他书二十六部，引用材料范围非常广阔，基本涵盖了经学、文学、史学各个方面，这是在前代未曾达到的，同时期的其他诗经学著作也无法与之相比。在材料的运用上，刘瑾颇能广泛吸收前说。既重视汉代毛诗家学说，同时又兼取三家诗说，吸收了汉唐的注疏训诂方面的精华，以锐利的眼光选取了宋代诗经学最具代表性的几家。在材料的去取上，刘瑾颇能破除门户之见，广泛地观照了整个的宋学体系，除朱熹及其门人，对其他学派的学说都多有参照，这种不囿于家法世传固守成说的体例，综合运用材料所呈现的开阔格局，前代不曾达到。

  《诗传通释》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纲领，位于卷首，又分为《纲领》与《外纲领》。开篇为朱熹《诗集传序》，继而节录朱熹《诗序辩说》中自作的序言部分，紧接着是朱熹的《诗传纲领》，朱子其他著作中的相关言论以及众家成说也以双行夹注缀入传文之中。《外纲领》是刘瑾在结合前说的基础上，选取他认为比较重要的诗经学问题，归纳总结，以小标题分别论述而成，包括诸国世次图、作诗时世图、诗源流、章句音韵、诗乐、删次凡六则，并将《诗传通释》中所引用的诸书、诸儒一并列出。

  第二部分为正文二十卷。分卷与《诗集传》相同。在收录《诗集传》全文的基础之上，把朱熹《诗序辩说》中小序辩说分置于每首诗的末尾，将各家说法以夹注形式穿插于集传之中，自己的理解用“愚按”“愚谓”字样附于其后。

  整部《诗传通释》共参考学说了六十余家，随传文敷衍开来，让读者可以对《诗集传》中体现的重要思想引发重视，而对其中言之不详的地方有进一步的认识与深入的思考。由一书而对朱子以后诗经学总体观照。因此，《诗传通释》在体制上可谓继往开来，对整个诗经学史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诗传通释》引用诸儒诸书

  刘瑾以朱熹《诗集传》为底本，引用其他诗经学著作共十七部，汉代引用《毛传》和《郑笺》，唐代引用孔颖达《毛诗正义》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宋代引用了刘宇《毛郑诗折衷》，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辑》，李迂仲、黄实夫《毛诗解》，严粲《诗辑》，段昌式《诗说》，辅广《诗童子问》，王应麟《三家诗考》，董鼎《诸子诗说》，彭执中《诗说拾遗》，元代引用了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和陈栋《诗经句解》。从刘瑾主要使用的诗经学著作方面可以看出，除根据自己的学术传承，选择了董鼎的《诸子诗说》、胡一桂《诗集传富绿纂疏》、陈栋《诗经句解》这三部代表双湖学派的诗经学著作之外，对汉以来的各家各派都有所择取。对毛诗家学说采取重视态度的同时兼顾三家诗说，吸收汉唐注疏训诂上的精华，锐利选取了宋代诗经学多家学说。不仅注意到欧阳修《诗本义》所代表的宋学风气，更是注意到苏辙《诗辑》独立于道学与王学之外的特殊性，在朱熹代表的废《序》派之外，并取尊序派的吕祖谦、折衷派严粲之说。

  在重要的诗经学著作之外，刘瑾旁釆他书，《周易》用古注与程朱之说，《尚书》用集成，三礼取今文的《仪礼》和《礼记》，《春秋》则并用三传，《四书》用集成，同时参考《国语》、《史记》、《两汉书》、《隋书》、《通典》等史学著作，吸收《家语》、《庄子》、《荀子》三部先秦诸子著作，引入《楚辞》，广泛征引《本草》、《輝雅》、《说文》、《广韵》、《切韵》、《考索》、《考古图》等训诂音韵学著作，同时还征引《列女传》和《孔丛子》。基本涵盖了经学、文学、史学各个方面。

  除了主要的诗经学与其他专著之外，刘瑾还广泛引用了几十位学者的学说，他将自己书中釆纳过观点的儒者姓氏都明确道出：欧阳修、二程、张载、苏辙、王安石、曾巩、范祖禹、吕大钧、吕大临、谢良佐、杨时、刘器之、陈少南、陆佃、李迂仲、黄实夫、胡安国、刘执中、胡旦、胡寅、张拭、吕东莱、林之奇、陈傅良、李宝之、真伯量、陈安卿、蔡模、赵顺、潘时举、饶鲁、王日休、陈埴、项安世、严粲、濮斗南、熊禾、刘辰翁、何士信、张学龙、彭执中、胡一桂、董鼎、陈栋。由此可见，刘瑾不是只引用了朱熹及其门人之说，而是广泛地观照了整个宋学体系。

  （二）“通释”体与《外纲领》的首创与学术渊源。

  正因为刘瑾以继承疏通为其治学宗旨，因此综合了各家著书的方式，最后形成了独特的通释体。这种独有的成书体例是刘瑾在前人著述方式的基础上加以综合贯通的产物。《诗传纲领》与《诗序辩说》置诸卷首，源于宋代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和辅广《诗童子问》二书。所不同的是，辅广引朱熹辩说，并未引用朱熹全文，而是在小序的注释中归纳总结朱熹的观点。刘瑾则把朱熹观点全部录入，将《诗序辩说》的第一段放在卷首，而小序部分的辩说拆开分别附于每首诗的诗尾，这样，便形成了以诗传纲领为纲、诗序辩说为目的体系。

  “通释”体例的最后定型，源自刘瑾预设了一个思想学术体系的大背景，认为在这个大背景下，对《诗集传》疏通能全面反映朱熹思想精髓。因此，刘瑾认为有必要在诗卷开头就将朱熹的思想作一个综合性的概括，他选取了朱熹早期的《诗集传序》、中期的《诗传纲领》以及晚期的《诗序辩说》。除此之外，刘瑾认为有些问题朱子未作明确说明，但在他看来是关乎正确理解诗旨的关键，因此，他独创了与《诗传纲领》并立的《外纲领》。

  宋代学者说诗，往往将当时关注的诗经学问题列于著述卷首，刘瑾《诗传通释》的《外纲领》部分对于诗经一系列问题的论说，皆从宋人说诗体制中化用而来。《作诗时世图》的构想，构思上吸取了欧阳修《诗本义》的做法，内容则根据朱熹《诗集传》中对每首诗的论述进行归纳总结，将三百篇按照商、周历王的时间顺序一一归类，能够定篇者言“某王世”，只能大概判断时间的言“某王后”，没有判断创作年代的归到“时世未详”一类。在每段时期内的诗篇，按照风、雅、颂的大类归纳，大类下面，又把风、雅区分为正变，以便读者在读诗之前就对这个问题有一提纲挈领的认识。《作诗时世图》这种定篇观念，元代以前没有明确地提出，即便是有所论述，也是散见在诗篇的解释之中，刘瑾的诗篇定世是诗经学史上的首创。虽然他在《外纲领》中只是总结了朱熹《诗集传》对各诗篇时世的论述，但在通释行文中，刘瑾将经文分组对比，能够得到与朱熹不同的看法，实为诗经学史上将断代系统化的开端。《删次》、《诗乐》、《章句音韵》，则受吕祖谦《读诗记》启发。其中，《删次》在吕氏《读诗记•删次》的基础上补充了朱子及张雷叟《考索》之说；《诗乐》一则个别地方对吕氏学说作了补充和修改。吕祖谦等前人对于基本问题的关注多以杂论形式出现，像刘瑾这样将六则他认为最基本的诗学问题合而为一确为首创。

  总之，《诗传通释》中体现的这种逻辑清晰、形制整齐的“通释”体撰述体例，以及《外纲领》补充引领全书的形制，是刘瑾试图在《诗集传》的基础上建构圆满的阐诗体系、为后人阅读《诗经》提供一个完备范本所作的创新之制。

  二、《诗传通释》独特的解经方式

  （一）诗篇互见

  为正确理解诗意，刘瑾认为应把每首诗歌放在完整的三百篇中方可进一步观照，因此，他在解诗中尤其重视“诗篇互见”的方法。例如《小雅•节南山》第五章：“昊天不佣，降此鞠詆。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阕，君子如夷，恶怒是违。”刘瑾通释道：

  此诗后章言“不吊”、“不平”，《正月》言“天之机我”、“天夭是标”，《十月之交》言“天命不彻”，《雨无正》言“降丧”、“疾威”，《小旻》言“旻天疾威”，《小弁》言“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巧言》言“昊天已威”、“昊天泰忧”，以及变大雅《板》言“上帝板板”、“天之方难”、“方蹶”、“方虐”、“方慵”，《荡》言“疾威上帝”、“天降悟德”，《瞻卬》言“不惠”而“降厉”，《召旻》言“疾威”而“降丧”，皆与此章言天之意同一致者，其诗人之情性有同然者欤?

  将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大雅中的《板》、《瞻卬》、《召旻》几首诗联系起来，认为这几首诗都是体现“天人合一”之理的，作诗之人既然能明天人合一之理，那么肯定也是性情端正之人。这样，就把这几首诗相似的地方提炼出来，让读者在未阅读后面诗篇的时候先有一个大概的认识，真正阅读到这些诗篇的时候能够把握其宗旨，前后勾连，互相发明。“诗篇互见”不仅仅是作为理解诗歌旨意的手段，也为刘瑾美刺说及作诗时世的判断提供了依据。

  （二）引申过渡

  在通篇行文中，刘瑾将通释体巧妙运用，一般先引用他人说法，作为过渡，再接上自己的引申，最后将诗意引向与朱熹不同的理解之上。例如《小雅•鹿鸣》篇，朱熹《集传》：

  《记》曰：“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盖其所望于群臣嘉宾者，唯在于示我以大道，则必不以私惠为德而自留矣。呜呼！此其所以和乐而不淫也欤？

  刘瑾先引用他人成说作为过渡：

  辅氏曰：“言人若以私意为惠，而不本归于德义，则君子不肯自留处也。今其所望于群臣嘉宾者，唯在于示我以大道，则群臣嘉宾之受宴也，决非以其私意而不顾德以自留处也。故曰：’此其所以和乐而不淫也欤？’”

  原本朱熹只是说君子希望群臣嘉宾给自己讲述大道，而“不以私惠为德而自留”的主语则言之不确，刘瑾则引用辅广的解释，这句的主语确定为群臣嘉宾，把朱熹这段话的意思变成了：君子燕享，是希望群臣嘉宾给他讲述大道，受宴的群臣嘉宾不以私意留处，将大道讲给君主听，这样，上下便都归于道，即便和乐也不淫。

  辅广已经将君守道阐发为君臣都合于道，刘瑾则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引申：

  愚按：陈潞曰：“《记》言人有私意于我，而不合于德义之公，君子决不留之于己也。故引诗言不留私惠之义。”

  将重心更偏向了接受宴饮的群臣嘉宾，认为“私惠”是他人给予的，如果不符合“德义之公”，君子决不能接受。这样，就把朱熹原本“唯在于示我以大道”的对于君主的要求，巧妙地转移到“不合于德义之公，君子决不留之于己也”对臣子的要求之上了。

  （三）勾索诗法

  刘瑾在解释诗篇时，非常注重诗法。例如《小雅•采薇》篇，刘瑾将第一章分为私情、公义两部分：

  “不遑起居”，则勤苦矣；“曰归曰归”、“靡室靡家”则悲伤矣。此所以叙其私情也。一则曰“稔犹之故”，二则曰“签犹之故”，又因风以公义也。

  私情与公义交织反复，所以能够深深地打动读者。在诗篇的第二章中，关于作诗者的心态，刘瑾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描摹，引用辅广的《诗童子问》言：

  此章言其在路之情，故曰“忧心烈烈，载饥载渴”。凡人在道路时，饥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归路之情，亦曰“载渴载饥”。“我戍未定，靡使归聘”，言我行犹未至戍所，则固无人可使归问其室家之讯也。戍者勤苦之情，大概最切者有四:一则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则有不遑启居之劳，三则有载饥载渴之苦，四则有不得其家音信之忧。故此诗于首两章备道此四事以慰之。

  将戍役之人微妙的心理变化细致地展现出来，从而更加突出了面对私情和公义之间的矛盾，诗人最后以公义为重的感人之处。这样不仅分析了诗人如何将内心的心理活动展现出来，更是隐含了刘瑾对于读者阅读此诗时的潜在道向。

  （四）还原语境

  刘瑾往往能抛开了宋人解诗的理学旨归，从经文的本义去探究诗篇创作之初的动机，褪去被后人无数次浸染的光晕，看到最质朴的初衷。在《小雅•六月》篇中，刘瑾继承了朱熹将此篇定为宣王时北伐之后的作品，从这个大背景出发，刘瑾吸收了辅广《诗童子问》中的论述，关注点投射到诗篇中所描述的参加宴会的人群身上，意识到此篇并非是宣王燕功臣的诗歌，而是吉甫在得胜归来后与朋友饮酒庆祝所作，理由就是攻伐猗血之时，方叔也立下赫赫战功，如果此篇是宣王为奖励所作，不可能只对吉甫大加赞扬而对方叔只字不提，从诗篇最后一章以吉甫文德为赞美的中心来看，这首诗也不纯粹是赞扬他的武功，因此，此诗应该是在吉甫归来后私自与朋友庆祝时候所作。《小雅•车攻》篇中，刘瑾将诗篇末章的作用与《楚辞》中的乱辞相提并论，认为“之子于征，有闻无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正是对前七章“撮其大要”，是“言其始事之整肃，终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不仅此诗如此，《车辖》、《公刘》篇也采取了这样的创作手法。刘瑾认为，在诗歌创作流传的过程中，诗人是有意将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加以记录讽咏，用以表达诗人明确的指向。因此《车攻》与下篇《吉日》的创作，就选取了“田猎”这一事件来记录宣王的复古中兴。在《吉日》篇末刘瑾指出，宣王的复古中兴当然并不只反映在蒐狩之事上，但蒐狩之事是最为凝缩见出“五美”（王赋、军实、师律、上下之情、综周之理）之具的，因此诗人选取了田猎之事赋诗言事，“以此推之，则其余可知矣”。在《小雅•沔水》篇中，刘瑾敏感地发现，此篇通篇并无“规宣王”之意，因此他超越前说，提出了新见解:《沔水》一诗，是为奉劝亲友兄弟停止战乱所作。虽然他没有进一步将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与西周末年为臣不轨相联系，但已经将此诗大大地向其本义推进。《小雅•鹤鸣》篇，历代被认为诗义最为晦涩难懂，刘瑾在通释之中引用前说，将经文层层剖析，“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是从“言”的角度告诫周王，言有善恶之分却无远近之别，因此为言要谨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是从“行”的层面对王劝戒，因行虽有显晦却无深浅，因此作为也要谨慎。“乐彼之园，爰有树檀，下同，其下维藤。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则分别从“信溺爱”和“信偏恶”两种错误的行为造成的偏颇进行告诫，讽劝王要去己之私欲。而明溺爱、偏恶，正是达到言行谨慎的具体做法。由前四句诗提出对王的要求，后四句诗则指出容易犯的错误和应该注意的问题，这样，刘瑾将《鹤鸣》这首诗的兴物作了很合理的疏解，诗义比《诗集传》要更加晓畅了。

  三、小结

  由上文可知，《诗传通释》并不是一味将朱熹《诗集传》作为不可逾越的圣典，而是通过刘瑾特有的解诗方式使其成为一部全新的诗经学著作。因此，这部书在元代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不仅仅在于此书全面呈现了朱学以其后的诗经学术流变，更在于刘瑾在诠释《诗集传》的过程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对朱熹的诗学观有所突破。刘瑾通过焕然一新的编纂体例的创造，将前代的诗经学观念不以门户之见通通加以综合疏通，以《诗集传》为基础，将朱熹诗学、经学、理学思想融汇于一炉，力求阐发朱子思想精髓。元代诗经学以刘瑾《诗传通释》为代表，客观上呈现出元代诗经学继承宋学并逐渐向汉学过渡的趋势，这条线索在明代经历了曲折隐秘的发展，至清代则大盛其道。长期以来，学者对这条线索发展变化都所有忽视。因此，《诗传通释》的深入研究对准确定位元代诗经学在整个诗经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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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除以零 发布时间：2018-07-20 22:4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