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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錫瑞（1850—1908），字鹿門，湖南善化人。光緒八年中舉，後絕意仕進，以講學、著述終老。皮氏精治《尚書》，考證經文，彰顯奧義，于“伏學”尤具暢微抉隱之功；兼攻“鄭學”，深究古禮，疏通兩漢今古兩家經注傳箋，一以扶翼西京微言大義之學；晚年融貫群經，創發大義，出入漢、宋、今、古之間，以其治學主張和成就，使今文義例之學、典制之學和經世之學融爲一體，成爲清代今文經學的集大成者之一。《經學通論》一書，既是皮錫瑞個人一生經學研究的晚年定論，也是他全面總結古代經學、開啓近代經學通識教育的精品力作。因此，這本深入淺出的經學教材，自刊行以後長盛不衰，迄今仍是引導人們進入中國經學殿堂的入門讀物，乃至被列入高校文科院系研究生的必讀書目。此次新校，以思賢書局刻本爲底本，以《皮錫瑞全集》本爲工作本，參考多方成果，逐條核對引文，後出轉精，宜于閱讀。

易经

论变易不易皆之大义

论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论重卦之人当从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以为文王

论连山归藏

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

论易至孔子始着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书

论卦辞爻辞即是系辞十翼之说于古无徵

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

论传经之人惟易最详经义之亡惟易最早

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

论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

论孟氏为京氏所传孟学亦间出道家

论郑荀虞三家之义郑据礼以证易学者可以推补不必推补爻辰

论费氏易传于马郑荀王而其说不同王弼以十篇说经颇得费氏之旨

论王弼多清言而能一扫术数瑕瑜不掩是其定评

论以传附经始于费直不始于王弼亦非本于郑君

论宋人图书之学亦出于汉人而不足据

论先天图不可信朱子答袁机仲书乃未定之说

论胡渭之辨甚确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而明

论黄宗羲论易取王注与程传汉之焦京宋之陈邵皆所不取说极平允近人复理焦京之绪又生一障

论近人说易张惠言为颛门焦循为通学学者当先观二家之书

论象数已具于易求象数者不当求象于易之外更不当求数于易之先

论焦循易学深于王弼故论王弼得失极允

论焦循以假借说易本于韩诗发前人所未发

论假借说易并非穿凿学者当援例推补

论易说多依不当崇信伪书

论易为卜筮作实为义理作孔子作爻辞纯以理言实即羲文本意

论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

论汉人古义多不传汉碑可以引证

论筮易之法今人以钱代蓍亦古法之遗

书经

论尚书分今古文最先而尚书之今古文最纠纷难辨

论汉时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译语各异

论伏生传经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当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当数书与大誓

论古文增多十六篇见汉志增二十四篇为十六卷孔疏篇数分合增减皆有明文

论沿书伪中作伪屡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则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伪一则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伪

论伏生所传今文不伪治尚书者不可背伏生大传最初之义

论伏传之后以史记为最早史记引书多同今文不当据为古文

论伏传史记之后惟白虎通多引今文两汉书及汉碑引书亦皆汉时通行之本

论古文无师说二十九篇之古方说亦参差不合多不可据

论禹贡山川当据经文解之据汉人古义解之不得从后起之说

论五福六极明见经文不得以为术数五行配五事当从伏传汉志

论古文尚书说误以周官解唐虞之制

论古文尚书说变易今文乱唐虞三代之事实

论尚书义凡三变学者各有所据皆不知专主伏生

论卫贾马郑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则学术久而必变一则文字久而致讹

论庸生所传已有脱漏足见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说亦不可信

论百篇全经不可见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学者当讲求大义不必考求逸书

论书序有今古文之异史记所引书序皆今文可据信

论马郑伪孔古文书序不尽可据信致为后人所疑当以史记今文序为断

论二十九篇皆完书后人割裂补亡殊为多事

论伪孔经传前人辨之已明

论焦循称孔传之善亦当分别观之

论宋儒体会语气胜于前人而变乱事实不可为训

论伪孔书相承

论伪古文多重复且敷衍不切

论孔传尽释经文

论尚书有不能解者

论伪古文言仁言性言

论王柏书疑疑古文

论刘逢禄魏源之解尚书多臆说不可据

论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皇极经

论尚书是经非史史家拟尚书之非

论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

诗经

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

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文亦未尽可信

论关雎为刺康王诗鲁齐韩三家同

论关雎刺康王晏朝诗人作诗之义

论四始是孔子所定仪礼

论班固云关雎哀周道

论毕公追咏文王太姒之事

论魏源以关雎鹿鸣

论四始之说当从史记所引鲁诗

论三家亡而毛传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

论毛传不可信而明见汉志非马融所作

论以世俗之见解诗最谬毛诗亦有不可信者

论毛义不及三家略举典礼数端可证

论三家诗大同小异史记儒林列传可证

论诗序与书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

论朱子不信毛序有特见魏源多本其说

论马端临曰

论乐记疏引异义说郑诗非必出于三家

论毛序或以为本之子夏

论十五国风之次

论迹熄诗亡说者各异

论诗齐鲁韩说圣人皆无父感天

论生民玄鸟长发

论鲁颂为奚斯作商颂

论正考父与宋襄公年代

论郑谱郑笺之义知声音之道与政通

论先鲁后殷新周故宋见乐纬三颂有春秋存三统之义

论左氏传所歌诗皆传家据已定录之非孔子之前已有此据

论赋比兴豳雅豳颂皆出周礼古文

论南陔六诗与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内

论诗无不入乐史汉与左氏传可证

论诗至晋后而尽亡开元遗声不可信

论诗教温柔敦厚在婉曲

论三百篇为全经不可增删改窜

论风人多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辞

论鸟兽草木之名

论郑笺朱传间用三家其书皆未尽善

论孔子删诗是去其重三百五篇

三礼

论汉初无三礼之名仪礼

论郑君分别今之仪礼及大戴礼小戴

论三礼之分自郑君始郑于仪礼

论郑注礼器以周礼为经礼仪为曲礼有误臣瓒注汉志不误

论郑注三礼有功于圣经甚大注极简妙并不失之于繁

论汉立二戴博士是仪礼非礼记

论段玉裁谓汉备礼不备仪礼

论礼所以复性节情经

论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说

论邵懿辰以逸礼为伪与伪古文书

论古礼情义兼尽即不能复而礼不可废

论礼虽繁而不可省即昏丧二礼可证

论古冠昏丧祭之礼士以上有同有异

论后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

论仪礼为经礼记为传

论言理不如言礼

论郑樵辨仪礼皆误毛奇龄

论熊朋来于三礼独推重仪礼其说甚通

论聘礼与乡党文可证礼经为孔子作

论读仪礼重在释例尤重在绘图

论宋儒掊击郑学实本王肃

论王肃有意难郑近儒辨

论古人行礼有一定之例九拜分别不厌其繁

论古礼多不近人情后儒以俗情疑古礼所见习谬

论古礼最重丧服六朝人

论王朝之礼与古异者

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从阮元之言为定论

论古制不明由于说者多误

论三礼皆周时之礼不必聚讼当观其通

论周官改称周礼始于刘歆武帝尽罢诸儒即其不言周官之证

论周官当从何休之说出于六国时人

论毛奇龄谓周官不出周公并谓仪礼

论周礼为古说戴礼有古有今

论郑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

论郑君以周礼为经礼为记其别异处

论周礼在周时初未举行难行于后世

论周官之法不可行于后世马端临文献通考言之最晰

论郑樵解释周礼疑义未可信为确据

论周官并非周公未行之书宋元人强补周官更不足辨

论礼记始撰于叔孙通

论王制月令乐记非秦汉之书

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

论礼记所说之义古今可以通行

论记记文多不次若以类从尤便学者惜孙炎魏徵之书不传

论郑注引汉书引谶纬皆不得不然习礼记者当熟玩注疏其余可缓

论宋明人疑经之失明人又甚于宋人

论古宫室衣冠饮食不与今同习礼者宜先考其大略焦循习礼格最善

论礼记义之精者本可单行王制与礼运亦可分篇别出

论六经之义礼为尤重其所关系为尤切要

论大戴礼记

论经学纠缠不明由专据左传周礼二书轻疑妄

论礼经止于十七篇并及群经当求简明有用不当繁杂无用

春秋

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论春秋是作不是钞录是作经不是作史杜预以为周公作凡例陆淳之甚明

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

论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据其说足知古时二帝三王本无一定

论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当竞争之时尤当讲明春秋之旨

论春秋素王不必说是孔子素王春秋为后王立法即云为汉制法亦无不可

论春秋改制犹今人言变法损益四代孔子以告颜渊其作春秋亦即此意

论春秋为后世立法惟公羊能发明斯义惟汉人能实行斯义

论梁在春秋之后曾见公羊之书所谓一传即公羊传

论公羊梁二传当为传其学者所作左氏传亦当以此解之

论梁废兴及三传分别

论春秋兼采三传不主一家始于范宁而实始于郑君

论春秋借事明义之旨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

论三统三世是借事明义黜周王鲁亦是借事明义

论春秋有现世主义有未来主义在尊王攘夷而不尽在尊王攘夷

论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无惧

论春秋一字褒贬之义宅心恕而立法严

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

论获麟公羊与左氏说不同而皆可通郑君已疏通之

论春秋本鲁史旧名墨子云百国春秋即百二十四宝书

论汉志春秋古经即左氏经左氏经长于二传亦有当分别观之者

论左氏不在七十子之列不得口受传指左传疏引严氏春秋不可信引刘向别录亦不可信

论赵匡郑樵辨左氏非邱明左氏传文实有后人附益

论贾逵奏左氏义长于公羊以已所附益之义为左氏义言多诬妄

论左氏传不解经杜孔已明言之刘逢禄考证尤详晰

论左氏传止可云载记之传刘安世已有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一之说

论杜预解左氏始别异先儒尽弃二传不得以杜预之说为孔子春秋之义

论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不当信刘歆杜预反以邪说诬春秋

论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读者宜加别白断以春秋之义

论左氏所谓礼多当时通行之礼非古礼杜预短丧之说实则左氏有以启之

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必欲强合为一反致信传疑经

论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郑二家分左右袒皆未尽得二传之旨

论春秋必有例刘逢禄许桂林释例大有功于公羊梁杜预释例

论日月时正变例

论三传以后说春秋者亦多言例以为本无例者非是

论啖助说左氏具有特识说公得失参半公大义散配经文以传考之确有可徵

论啖赵陆不守家法未尝无扶微学之功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

论公传义左氏传事其事亦有不可据者不得以亲见国史而尽信之

论刘知几诋毁春秋并及孔子由误信杜预孔颖达不知从公以求圣经

论刘知几据竹书以诋圣经其惑始于杜预唐之陆淳刘贶已正其失

论春秋家左传家当分为二如刘知几说

论孔子作春秋增损改易之迹可寻非徒因仍旧史

论宋五子说春秋有特见与孟子公羊合足正杜预后以后之陋见谬解

论断烂朝报之说不必专罪王安石朱子疑胡传燕疑公故于春秋不能自信于心

论据朱子之说足证春秋是经非史学春秋者当重义不重事

论杜预专主左氏似乎春秋全无关系无用处不如啖赵陆胡说春秋尚有见解

论春秋一字褒贬不得指为阙文

论经史分别甚明读经者不得以史法绳春秋修史者亦不当以春秋书法为史法

论春秋权衡左氏及杜解多精确则未得其旨

论吕大圭以后世猜防之见疑古义宋儒说经多有此失

论黄泽赵汸说春秋有可取者而误信杜预仍明昧参半

论赵汸说春秋策书笔削近是孔广森深取其书而亦不免有误

论王正月是周正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朱子已正之

论三传皆专门之学学者宜专治一家又各有所从入

论俞正燮说春秋最谬乃不通经义不合史事疑误后学之妄言

论春秋明王道绌诈力故特褒宋襄而借以明仁义行师之义

皮錫瑞（1850—1908），字鹿門，湖南善化人。光緒八年中式舉人，後絕意仕進，以講學、著述終老。皮氏精治《尚書》，考證經文，彰顯奧義，于“伏學”尤具暢微抉隱之功；兼攻“鄭學”，深究古禮，疏通兩漢今古兩家經注傳箋，一以扶翼西京微言大義之學；晚年融貫群經，創發大義，出入漢、宋、今、古之間，以其治學主張和成就，使今文義例之學、典制之學和經世之學融爲一體，成爲清代今文經學的集大成者之一。皮氏力主“通經致用”，通達古今之變以救濟時艱，見證並參與晚清湖南新政的曆史進程。他既是清代今文經學史上的一位關鍵人物，也是晚清變法和湖南改革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吳仰湘，1970年2月生，湖南省溆浦縣人。1988年考入湖南師範大學曆史系，至1999年畢業，先後獲曆史教育專業學士學位、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學位、中國近代史專業博士學位。2000年進入武漢大學曆史系博士後流動站工作，2002年加入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研人員行列。2006年晉升教授。曾以項羽、呂後、蔣百裏、皮錫瑞、朱一新、王闿運、王先謙等人物研究爲中心，在各種期刊、集刊、著述或兩岸學術會議上發表秦漢史、近代學術史、湘學史、經學史等論文30余篇，並出版《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嶽麓書社2002年1月）。整理出版《皮錫瑞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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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後世《禮樂輿服志》之類

《唐書》、《大衍歷》議云：

鬲平當以為鬲津。

近儒说《易》，惟焦循、張惠言最善。其成書稍後，《四庫》未收，故《提要》亦未及稱許，實皆學《易》者所宜急治。焦氏説《易》，獨闢畦町，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漢儒之長而去其短。《易通釋》六通四闢，皆有據依。《易圖略》復演之爲圖，而於孟氏之卦气、京氏之纳甲、鄭氏之爻辰皆駮正之，以示後學。《易章句》簡明切當，亦與虞氏爲近。學者先玩《章句》，再考之《通釋》《圖略》，則於《易》有從入之徑，無望洋之歎矣。張氏著《周易虞氏義》，復有《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言》《易候》，篤守家法，用功至深。漢學顓門，存此一綫。治顓門者，當治張氏之書，以窺漢《易》之旨。若欲先明義理，當觀王《注》而折衷程《傳》，亦不失爲《易》之正傳。

书籍介绍

皮錫瑞（1850—1908），字鹿門，湖南善化人。光緒八年中舉，後絕意仕進，以講學、著述終老。皮氏精治《尚書》，考證經文，彰顯奧義，于“伏學”尤具暢微抉隱之功；兼攻“鄭學”，深究古禮，疏通兩漢今古兩家經注傳箋，一以扶翼西京微言大義之學；晚年融貫群經，創發大義，出入漢、宋、今、古之間，以其治學主張和成就，使今文義例之學、典制之學和經世之學融爲一體，成爲清代今文經學的集大成者之一。《經學通論》一書，既是皮錫瑞個人一生經學研究的晚年定論，也是他全面總結古代經學、開啓近代經學通識教育的精品力作。因此，這本深入淺出的經學教材，自刊行以後長盛不衰，迄今仍是引導人們進入中國經學殿堂的入門讀物，乃至被列入高校文科院系研究生的必讀書目。此次新校，以思賢書局刻本爲底本，以《皮錫瑞全集》本爲工作本，參考多方成果，逐條核對引文，後出轉精，宜于閱讀。

• 作者：归洋 发布时间：2019-12-04 19:24:16

  更适合已经对经学问题有了相当的了解再读

• 作者：觀瀾小築 发布时间：2022-11-05 22:27:37

  我到底寫了哪個皿感詞導致書評被斃？其實就是想整理一下皮錫瑞的論證方法，包括矛盾分析、史料學、考古學、歷史語言學等等罷了，這還能被蔽？

• 作者：星圣 发布时间：2022-07-12 11:56:04

  皮大佬认为 经过清人的整理 仪礼最好读。。。。。。

• 作者： 发布时间：2022-06-30 12:55:31

  ……读完仍是觉得春秋卷最上。以及并没有让我对传统经学研究有所改观。堂皇华贵的空中楼阁。

• 作者：人間待審核 发布时间：2023-02-10 20:54:01

  所讀係全集本。鹿門嚴明公羊家法，所貴者無出入主奴之見，持論至當，亦善開示學者所從入，且文筆甚佳，極便入門。觀其所引，于清人著述見解頗深。清以前書，惟春秋學過眼最繁，他則止舉其著要者爾。

• 作者：CNBorn 发布时间：2013-06-29 15:34:11

  照片不错，文字浅薄

• 【轉】吳仰湘：皮錫瑞《經學通論》成書過程及初稿本述略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2-08 15:01:47

  原文载于《新经学》

  作者簡介：吳仰湘，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瀟湘學者”特聘教授。研究領域主要爲中國經學史、中國近代學術與思想史、湖湘文化史，致力於“皮錫瑞研究與著述整理”和“蔣百里思想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獻》《中國哲學史》《文史哲》《中國經學》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70多篇。

  

  《经学通论》光绪三十三年思贤书局本

  在清末新政中，因書院改制與科舉停廢，經學教育驟然陷入困境，“今學堂因功課繁多，往往偏重藝能，反輕聖教，經、史、國文，鐘點甚少，或且並無經學、國文”【1】。新式教育重藝輕道，已使經學課程名實難符，更有崇尚西學新知、宣揚革命排滿的激進派鄙弃經學，正如皮錫瑞所指摘：“近日邪說流行，乃謂中國欲圖富强，止應專用西學，五經四書，皆當付之一炬。辦學堂者，惑於其說，敢於輕蔑聖教，民立學堂，多無經學一門，即官立者，亦不過略存餼羊之遺。功課無多，大義茫昧，離經畔道，職此之由。”【2】長期從事經學教育的皮錫瑞，“思殫炳燭之明，用救燔經之禍”【3】，相繼撰成《經學歷史》和《經學通論》，爲新式學堂實施經學通識教育提供理想教材，並在民國以來產生廣泛影響，迄今仍爲經學入門必讀之書。

  本文主要根據皮錫瑞日記和《經學通論》初稿本，對《經學通論》成書過程試作還原，對初稿本面貌及其價值略作評析，冀能有助於深化皮錫瑞晚年經學思想的研究，增加對《經學通論》及晚清經學教育的理解。

  《經學通論》的撰、刊經過

  皮錫瑞在其日記中【4】，詳細記載著《經學通論》各卷撰擬、添改、刊刻的情況，爲後人復原全書生產過程提供了翔實資料。茲據皮錫瑞光緒乙巳、丙午、丁未各年日記，摘取其中緊要信息，分述如下【5】：

  （一）撰作初稿

  皮錫瑞在乙巳年（1905）十一月廿一日記載：“連日檢書籍，《經學提綱》一書似不難成，須先閱《皇清經解》《續經解》二書，擇取摘出，加以論斷，有暇即可錄出，特需鈔胥之費，而刊板費尤重。”次日又記“錄《經學提綱》一條”，從此開始撰寫新書，稱作《經學提綱》【6】。在十二月的日記中，他不斷記下“錄《易》”一條或二條，初八日又專門記載：“考《易》義，見阮福引《繫辭》四條，以《繫辭》爲卦辭、爻辭，後世所謂《繫辭》者乃其傳，孔門弟子所作。此說如得一真珠船，可爲子作卦辭、爻辭之證。《史記》自序引《繫辭》則《易大傳》，亦其證。”翌日又記“將《繫辭》一條錄出”，此即《易經通論》第七篇。十七日皮錫瑞高興地記載：“錄《易》二條，駁宋人先天之說甚暢，要非予一人之私言也。”這兩條即《易經通論》第十七、十八篇。十九日又說：“錄《易》二條，似略備矣。”二十七日再說：“錄《易》二條，大約此一經略具矣。”《易經通論》至此成稿，約計18篇。

  丙午年（1906）正月二十日，皮錫瑞明言“錄《經學通論·書》一條”，已將書名定作《經學通論》，並開始撰寫第二卷。此後他多次記載“錄一條”或“錄二條”，至二月初八日記“錄一條，《尚書》粗畢”，《書經通論》成稿，計有18篇。

  皮錫瑞接著在二月十一日記：“閱《詩古微》，頗有心得，改《史記》‘周道缺’爲‘商道’，未免強古人以就我。”所說見於《詩經通論》第八篇，可見他已著手編撰第三卷。他在三十日明言“錄《詩》學一條，以此經尤難明也”，《詩經通論》開篇即“論《詩》比他經尤難明，其難明者有八”。三月初四日又記：“錄《詩》四條，解《關雎》自謂有把握矣。”《詩經通論》第三至六篇均論及《關雎》，與此相符。至四月初八日記“錄《詩》一條，《詩》粗畢矣”，《詩經通論》成稿，共25篇左右。

  《春秋通論》始作於四月十三日，十八日特記“錄《春秋》二條，用《公羊》說，解以平正之詞”，顯示出對《公羊》學說的偏重。閏四月初二日又說：“錄《春秋論》。……《公羊》義有可疑者，如鄫季姬、單伯淫子叔姬、叔術妻嫂之類，皆不見於董子書，或後師附益之說也。”此處對《公羊傳》某些記載的疑惑，在《春秋通論》第三十八篇有所體現。至十一日“錄《春秋》一道，畢”，翌日又“補《春秋》一篇”，可知《春秋通論》已成，約計有20篇。

  皮錫瑞在閏四月廿一日記“改《詩論》一條”，緊接著說：“檢《西河集》閱之，其特識真可佩，而如士昏禮之舅姑迎婦，則誠如百詩所云私造典禮矣；廟制多一遷廟，亦未是。恨古人不見我，誠然。”此處對毛奇齡禮學的批評，部分見於《三禮通論》第三十八篇，可見他又在準備編撰新的一卷。隨後在廿八日記“錄《禮論》一條”，從此正式編撰《三禮通論》。皮錫瑞五月十七日還說：“錄《禮》二篇。覺心力不給，然此書不可不成，成此書後當靜養也。”可見頗耗心力，但仍堅持撰作。至六月十八日記“論《禮》粗畢”，《三禮通論》約成30篇。

  皮錫瑞從創擬《經學提綱》到撰成《五經通論》，前後不到八個月，可謂神速。其實當時他還要在湖南高等學堂、湖南中路師範學堂等處授課並編寫講義，無法將全副身心用於《經學通論》。如丙午年四月初五日記載：“到師範，講二小時。歸錄《詩》一條，未畢。燈下閱《揅經集》，說‘頌’字極是，而以《肆夏》爲詩，似非。”九月十六、廿七日又記：“錄講義二道，續《通論》二篇。”“錄《易》一道，二道未完。到高等，講二小時。”皮錫瑞日夜不懈、奮力撰述之勤苦情形，於此可見一斑。

  （二）添改、增補

  皮錫瑞在撰寫各卷初稿時，就不斷進行修改、補充。如丙午年正月十二日記“連日在轎中看《困學紀聞》，有可入《經說》者”，翌日“補入數條”，《易經通論》有4處引述《困學紀聞》，應即此次所補，此處“經說”實即數天後定名的《經學通論》。又如七月十二日“閱宋人經解，大都得失參半，亦有可補入《通論》者。……以鄭樵說補入《通論》”，此次所補可見於《書經通論》第二十九篇。

  對《經學通論》初稿，皮錫瑞最重要的修改有二：一是爲各篇添加題目，二是對各卷增補篇目。前者發端於陳慶年，據皮錫瑞四月十一日記載：“下午善如來，取《書論》閱之，云須立題目，加圈點，分段宜短，乃便人閱。段有可分，有不可分，惟題目可立耳。”五月十五日又記：“善餘還書來，以爲宜分段目，列標題，甚是；圈點仿西河，可不必。”【7】陳慶年所提建議中，皮錫瑞認爲“列標題”最合理，稍後即付諸行動，如五月十九日記：“錄《禮》一篇。爲《易》《書論》做題目，甚不易。”廿四、廿五日又記：“爲諸論添題目，未完。”“爲《詩》《書論》補題。”他在編撰《三禮通論》的同時，抽空對《易》《書》《詩》已成各篇費力補擬標題。對各卷內容的增補，則始於六月十八日，皮錫瑞當天記載：“論《禮》粗畢，補《易》二條。”完成《三禮通論》初稿後，立即補作《易經通論》二篇。此後他陸續撰文，對各卷大作增補，如八月初一日“續作《通論》一道”，十月十四日“補《書》一條”，廿九日“補《詩論》二道”，十二月十三日“補《禮論》二道”。據日記所載，增補工作集中在六月下旬至八月上旬、九月中旬至十二月下旬，各卷新增篇目，約計《易》7篇、《書》10篇、《詩》13篇、《春秋》11篇、《三禮》20篇，另僅載《論》《通論》而不能確知屬何經者14篇，共計75篇左右。

  以上《經學通論》初撰稿及續補稿合計，約有186篇，與刻本209篇相較，僅差23篇。皮錫瑞日記中對《經學通論》撰作情況的記載，可謂細緻入微。

  （三）謄抄、刊刻

  《經學通論》各卷陸續成稿後，皮錫瑞隨即請人謄錄，爲後續刊刻作準備。他在丙午年二月十六日記“校《易》一過”，二十日又記：“劉璞山來，以《易》一卷付之，使人鈔。”可知《易經通論》一經初校，就交付鈔胥。他在三月廿二日再記：“校所錄《經學通論》，其後半行書，更以《書論》付之，屬勿行草。”此《經學通論》實指《易經通論》，可見謄錄已畢，另將《書經通論》付抄。此後類似記載不斷，如四月初三日：“唐某又錄《書》義一卷來，付洋弍元，並《詩》義一卷使錄之。”六月十二日：“抄字人送《春秋》一卷來，字太不工，取洋乙元去，計尚須找半元。檢存款票銀有四百五十，尚不彀也。閱所鈔一卷，伊又攜《禮》一卷去。”可見除《春秋通論》未記付抄日期外，其它四卷書稿付抄、抄畢均有明確記錄。

  對於編撰新書，皮錫瑞起初憂心鈔錄費錢，刻貲更是不菲，但成稿甫及一半，主持湖南思賢書局的王先謙即慨允刊刻。他在四月初十日記載：“葵園後至，云《經學歷史》已發刻，《經學通論》成，許並刻。四年未刻書，積貲多矣。”王先謙接下來還對《經學通論》書稿逐卷加以批閱，滿懷感激的皮錫瑞在八月廿五、廿六、廿七日連續記載：“葵園看完《易》一卷，批示送來，亦甚難得。”“得葵園送來已閱《通論》一卷，批示甚細，乃致函，屬其餘詳批。”“葵園送來《書論》。”九月初十、十六日又欣喜地記載：“葵園來書，極恭惟。”“葵園來函極恭惟，有胸羅衆家、掌運千古之語，屬即送交手民。”王先謙甚至迫不及待，緊接著兩次登門催稿，見於皮錫瑞廿七、廿九兩天的日記：“葵園來拜，略及學務，屬將《通論》先交一、二卷。”“葵園來，索刻《通論》。”此時《經學通論》尚未完全定稿，只好分卷交付思賢書局發刻。

  《經學通論》各卷書稿交付刊刻、寫樣本與校樣本覆校的情況如下：

  《易經》卷：皮錫瑞十月初一日函致王先謙，“將《易論》送栞”，十二日即收到第一批寫樣本：“葵園送《易論》來校，無書，校十紙，攷廢龜論出唐李華。”皮錫瑞覆校時，還就廢龜論的倡導者作了補充，見於刻本《易經》卷末篇。廿三日“葵園送《易論》，校一過”，寫樣本至此全部覆校完畢。十二月廿九日，“葵園送來《易論》，已栞成，覆校一過，刻頗好”，翌日續校，校樣本也覆校完畢。

  《書經》卷：皮錫瑞十月廿四日記述“校《書論》，當繼刻”，翌日又說“校《書論》一過，更加刪改”，可知是付刊前的校改，但此後未記何時送交王先謙發刊。十一月十五日“《書論》上卷送來，爲校一過”，廿四日又“校《尚書》半卷”，兩次所校應即上卷和下卷的寫樣本。皮錫瑞同樣未記刊成日期，至丁未年五月初一、初四日“覆校《詩》《書》”，推知已是檢對校樣本。六月初七日“致葵園，以《詩》《書》二冊呈繳”，則校樣本全部覆校完畢。

  《詩經》卷：皮錫瑞十一月十八日致書王先謙，“以《詩論》付之”，十二月十六日“覆校《詩論》上卷”，可知付刊書稿及覆校寫樣本均指上卷。十二月十七日皮錫瑞又說“以《詩論》並《春秋》送葵園”，此《詩論》應指下卷書稿，但下卷寫樣本的覆校時間失載。皮錫瑞丁未年五月初一、初四日兩次覆校之《詩論》，應指校樣本，並於六月初七日與《書經》卷校樣本一起送交王先謙。

  《春秋》卷：書稿於十二月十七日付刊，至翌年三月初一日“葵園送來《春秋論》，攜至公所閱一過”，廿三日又記“到公所，校《春秋論》一過”，可見《春秋》卷的寫樣與校對費時較久。皮錫瑞八月十四日記述“葵園送來《三禮》《春秋》刊本，爲校閱之”，十六日又記“校《春秋》一過”，完成校樣本的覆校。

  《三禮》卷：《三禮》部分成稿最晚，皮錫瑞未記付刊日期。他在丁未年四月十七日說“校《禮論》一卷”，五月初一、初二日又記：“校《禮論》一卷，增數行，而二卷續處又須做數行。”“增入二百餘字，使《禮》各爲卷，與諸經一律，不分上下。”應該是對寫樣本作了較大調整，將原來的上下卷合成一卷。八月十四日王先謙送來《三禮》卷刊本，皮錫瑞隨即覆校，十八日“校《通論》畢”，並於當天送回。

  皮錫瑞另在丁未年正月初三日“擬作《經學通論自序》”，兩天之後“錄出序文”。隨著《經學通論》各卷相繼刻板，九月十八日“葵園送《通論》來，屬書籤”，全書告峻。十月間，皮錫瑞又兩次函致王先謙，“請催開刷《通論》”。十二月初九日，“葵園來書，寄《經學通論》一部”，終於在丁未歲末問世。

  綜上所述，《經學通論》的成書過程可表列如下（日期均爲舊曆）：

  

  細檢《經學通論》編撰、刊刻的經過，還有以下兩點值得一提：

  第一，皮錫瑞撰書，依次爲《易經》《書經》《詩經》《春秋》，最後爲《三禮》，刊刻也是先《易經》，次《書經》《詩經》，再《春秋》《三禮》。《經學通論》刊成後，卻以《春秋》卷殿末。今《三禮》卷第五十一篇言及“《左氏》不可盡信，如‘君氏卒’‘曁齊平’‘衛宣烝夷姜’之類，皆失實，說已見前”，但批評《左氏》失實之說，其實在刻本最後一卷。又末篇“論《禮經》止於十七篇，並及群經當求簡明有用，不當繁雜無用”，由評析歷代禮學得失，進而講論治經要旨，篇末還說：“今科學尤繁，課程太密，即上智之士，亦不能專力治經。是以大義不明，好新奇者詆毀舊學，至有燒經之說。故作《通論》，粗發大綱，俾學者有從入之途，而無多歧之患。條舉群經之旨，冀存一綫之遺，觀者當諒其苦衷，而恕其僭妄。以敎初學，或有裨益。若贍學淵聞之士，固無取乎此也。”實際是爲全書所作總結。若不明瞭《三禮》卷最後殺青的事實，就會質疑《經學通論》最後兩卷倫次失序。

  第二，皮錫瑞記“《詩》義一卷”“《禮》一卷”付抄後，仍在續撰《詩經通論》《三禮通論》，因此當時交付謄錄的書稿實是上卷。丙午年四月廿一日“校《詩論》，未畢”、閏四月初二日“下午校所錄《詩論》”，應指《詩經通論》下卷初稿。六月廿六日“唐姓交《禮論》一卷”，正指《三禮通論》上卷，而皮錫瑞七月十四日抱怨“所鈔三《禮》不送來，可惡”，八月初二日又說“抄《論》來，校一過”，則指《三禮通論》下卷。至於十一月十五日說“《書論》上卷送來”，十二月十六日又記“覆校《詩論》上卷”，均指《書經通論》《詩經通論》的寫樣本，既明言上卷，則必有下卷。可見，《書經通論》《詩經通論》《三禮通論》從初稿到發刊，一直分作上下卷，但最終在刊刻前作了調整，一律不分卷【8】。這一重要變動，直接見於丁未年五月初二日對《三禮通論》寫樣本的處理，“使《禮》各爲卷，與諸經一律，不分上下”。在此前後，他又多次覆校《詩》《書》校樣本，直到六月初七日才返归王先谦，應該也是對原有分卷作了改动。

  《經學通論》初稿本及其價值

  皮錫瑞《經學通論》有一批稿本存世，記錄有部分篇目的修改情況，因而彌足珍貴。對這些文稿細作研讀，並與刻本比照互參，能從文本層面進一步展現《經學通論》成書的若干細節，對於校正刻本訛誤也能有所裨益。

  （一）存世七冊稿本概況

  現藏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的《經學通論》稿本，裝訂成5冊【9】，書根標冊數，內葉分欄，四周雙邊，雙魚尾，版心下端印“松雲閣”【10】，所有框線、魚尾、文字均爲紅色。半葉9行，墨筆行書，每行24至30字，夾注小字雙行。各冊第一頁留空。正文前後篇換葉，自爲起迄，無頁碼。各冊正文葉內容有異，略述於下：

  第一冊正文葉首行頂格寫“經學通論”，第二行退格將近行底寫“善化皮錫瑞”，第三行退一格寫“易”，第四行頂格寫“論變易不易皆《易》之大義”，爲《易經》卷第一篇。此後各篇均有標題，依次是：《易經》卷第二十五、二、四篇，《書經》卷第十二、十三篇，《春秋》卷第五十一、五十三、四十九、五十、四十八篇，《詩經》卷第三十三、三十二篇。合計13篇。

  第二冊正文葉首行頂格寫“經學通論”，第二行退一格寫“書”，第一、二行行線中下端添“善化皮錫瑞”五字，第三行頂格寫“兩漢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先……”，實爲《書經》卷首篇首句，但無標題，又較刻本多“今古文之分”五字。此後各篇同樣無標題，根據內容依次爲《書經》卷第二至九、十五至二十四、十一、三十三篇。合計21篇。

  第三冊正文葉首行頂格寫“經學通論”，第二行退一格寫“詩”，第三行頂格寫“《詩》爲人人童而習之之經，而《詩》比他經尤難明……”，爲《詩經》卷首篇首句，無標題。此後各篇亦無標題，根據內容依次爲《詩經》卷第二至十、十二、十四、十五篇，另有2篇不見於刻本，知爲定稿時刪棄。合計15篇。

  第四冊正文葉首行頂格寫“經學通論”，第二行退一格寫“禮”，第三行頂格寫“三《禮》之名，起於漢末，在漢初但曰禮而已……”，第二、三行行線頂格添標題“論漢初無三《禮》之名……”，實爲《三禮》卷首篇。此後各篇均有添加的標題，依次爲《三禮》卷第二至七、三十至三十六、九、十篇。合計16篇。

  第五冊正文葉首行頂格寫“經學通論”，第二行退格將近行底寫“善化皮錫瑞”，第三行退一格寫“春秋”，第四行頂格寫“《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爲《春秋》卷首篇首句，無標題。此後各篇同無標題，根據內容依次爲《春秋》卷第二至七、二十二至二十四、二十七、三十至三十二篇。合計14篇。

  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另藏有《師伏堂經學雜記》稿本3冊【11】，書根標冊數，內葉與《經學通論》稿本相同，各篇文字也自爲起迄。其中第一冊收文24篇，主要是皮錫瑞癸卯（1903）年在湖南師範館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所編講義原稿，另有書札、譜序、呈文；第二、三冊所收各篇內容並不雜亂，實爲《經學通論》初稿，具體情況是：第二冊16篇，均在各篇首行邊框外添加標題，依次爲《三禮》卷第十三至十六、二十五、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三、二十、四十至四十三篇。第三冊14篇，前11篇無標題，根據內容依次爲《詩經》卷第十七至二十五、三十七、三十八篇，後3篇有標題，依次爲《詩經》卷第二十八、三十、十三篇。

  以上七冊稿本中的《經學通論》，各篇標題存在顯著不同，有三類：第一類，《經學通論》稿本第二、三、五冊各篇，《師伏堂經學雜記》第三冊前11篇，均無標題；第二類，《經學通論》稿本第四冊、《師伏堂經學雜記》第二冊各篇，標題均爲添補；第三類，《經學通論》稿本第一冊各篇、《師伏堂經學雜記》第三冊後3篇，均原有標題。皮錫瑞自丙午年五月十九日起補擬篇題，可見現存這些文稿分屬不同時段：第一類屬較早成稿（《經學通論》稿本第三冊第三至六篇均論《關雎》，《皮錫瑞日記》丙午年三月初四日記“錄《詩》四條，解《關雎》自謂有把握矣”，二者相合，此4篇確屬第一批文稿），第二類爲稍後的修改稿（不過各篇正文的成稿時間仍同第一類），第三類最晚成稿（其中《經學通論》稿本第一冊《春秋》卷第四十九篇“論《春秋權衡》駁《左氏》及杜解多精確”云云，皮錫瑞在丙午年八月廿七日明載“劉原父《春秋權衡》論《左氏》甚佳，錄之”，此篇正屬後期補作）。後兩類文稿上，時有“夾行”“夾行小字”“另起”“從此起”“從此止”等提示抄胥的眉批，第三類16篇文稿中仍有9篇（《詩經》卷4篇、《春秋》卷5篇）出現較多的文句增刪，可見均爲擬付謄抄之稿。因此，這批稿本應定作《經學通論》初稿本。此外，《經學通論》稿本第一冊所收有《易》《書》《春秋》《詩》四經，篇次也雜亂無章，與皮錫瑞分經撰稿、付抄、發刻的記載完全不符。至於《師伏堂經學雜記》，不僅誤將《經學通論》30篇專題文稿歸入“雜記”，第三冊還將分屬不同時段的《詩經通論》文稿混在一起。據此可知，這七冊稿本並非皮錫瑞書稿原貌，應是皮錫瑞辭世後，家人整理其遺稿，未細檢內容，匆促裝訂而成。

  《經學通論》七冊初稿本的基本情況，可見下表：

  

  顯而易見，《經學通論》初稿本的篇數及其次序，與刻本相差較大，說明皮錫瑞後續不僅對內容作過較多增補，對篇次也作過較大調整，而現存各卷初稿篇數與皮錫瑞日記所載也有差異，說明原稿有些篇目在裝訂前已散佚。如日記所載《易經》卷文稿與現存初稿相差20多篇，現存4篇成稿時段屬第三類，則較早時段的文稿應已散佚。再如《師伏堂經學雜記》第二冊所收第二十七篇論古代明堂、太學，力譽阮元學識精卓，但仍有瑕疵，“特以爲太學在城內，與《王制》不合耳”，稿本“不合”下有小字注“辨見後”，可知皮錫瑞當時另撰有一篇，專門辨析古代學制（即刻本《三禮》卷第二十八篇“論古制不明由於說者多誤，小學、大學皆不知在何處”），但現存初稿中並無此篇，無疑已在裝訂前佚失。

  （二）從初稿本看《經學通論》的修改

  現存100多篇初稿，每篇都有文字或語句增刪、變換、移動的痕跡，爲後人探究《經學通論》從初稿到定稿的變化提供了豐富細節。初稿本中的變動，大多屬即時性修改，諸如糾正失誤、潤飾文句、添加例證，少數屬後續性修改，往往對文稿作較大變動，關涉內容調整、材料增補或語意變化等。如《詩經》卷第二十篇“葢笙詩本有聲無辭，如金奏、下管，皆樂歌而非詩”【12】，“聲”字原作“義”，文意有誤，因此隨即旁改糾正。又如《春秋》卷第三十一篇刻本有一句：“然《左氏》記載誠善，而於《春秋》之微言大義實少發明，則陸淳《春秋纂例》嘗言之矣。”【13】句中“陸淳”初稿本原作“趙匡”，皮錫瑞從旁作了改正，爲即時性修改，而“實少發明”四字，初稿本原作“全不相關”，應是後來定稿時所改。現存初稿中，《詩經》卷變動最大，尤其《經學通論》稿本第三冊第六、九、十三篇均論述如何解說《關雎》之義，與第三、四、五、七、十篇多有交叉、重複，經與刻本對照，發現第九、十三篇全部删弃，第五篇自“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分出（眉批“子曰以下另起一篇”），与第六篇後半部分組合为一篇（即刻本第六篇），其前半部分也被刪削。皮錫瑞曾在丙午年九月初三日記載：“得葵園書，付《詩論》來，云說《關雎》太多，又有意測，似宋人。其言甚是，當刪去之。”這些文稿的刪省、合併，顯然是接受王先謙批評後所爲。皮錫瑞在日記中另載修改《經學通論》某些篇目，也能在初稿本中得到印證。如四月十二日載“《列女傳》‘太姒’一條可補入《詩》，記之”，刻本《詩經》卷第五篇最末有夾行小注：“《列女·太姒傳》引《詩》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徽音’，不引《關雎》，是《魯詩》不以《關雎》詩屬太姒之證。”【14】初稿本無此夾注，可見皮錫瑞根據日記提示，後來增添此注。又六月十五日記：“閱《雕菰樓集》，有可采者。林昌彝襲其說而沒其名，可鄙。”《師伏堂經學雜記》第二冊所收《三禮通論》第四十三篇初稿，引述“林昌彝曰：《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長段文字，並作案語“林氏於三《禮》軒輊太過……”，“林昌彝”三字旁改作“焦循《禮記鄭注補疏序》”，案語“林”字旁改作“焦”，根據日記所載，可知皮錫瑞發現林昌彝抄襲後，即對文稿作了糾正。

  經對照，《書》《詩》《春秋》《三禮》各卷多篇文稿中，均有過內容上的重大調整，往往初稿中有大段文字被刪除，但主要內容尤其核心文字出現在下篇或後面某篇。以下試舉三例：

  例一，《書經》卷第九篇論馬、鄭古文《尚書》說解多不可據，在“今馬、鄭注解猶存其略”下，初稿有一大段：“今考其說，多不可據。如以羲、和四子爲《周禮》六卿，不爲司天之官，而治天文與治民事之官制亂。二十二人，馬不數皋陶而數四岳，鄭不數四岳而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而九官十二牧之官制亂。‘若時登庸’，馬云‘欲用以代羲、和’，遂啟孔疏求賢而薦太子之疑。‘揖五瑞’，馬曰‘公、侯、伯、子、男所執’，《白虎通》圭、璧、琮、璜、璋之義遂失。‘同律’，鄭以爲陰呂陽律，誤用《周禮·典同》之文。‘四罪’，鄭以爲‘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未免王肅進退失據之譏。‘弼成五服’，馬、鄭皆曰爲方萬里，亦致王肅《書傳》無稱之誚。‘于今五邦’，馬、鄭不以爲遷殷後作，以爲商、亳、囂、相、耿而不數殷，與‘于今五邦’之數不符。‘沈潛剛克’，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其說慘刻，非王者之道。‘罪人斯得’，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王肅以爲橫造，江聲謂荒誕不可從。‘其在祖甲’，馬、鄭皆曰武丁子帝甲也，與今文以爲太宗不同，與《國語》以帝甲爲亂君亦不合。鄭注《成王征》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不知踐奄在致政後，致《多士》《多方》編次皆亂。《君奭》，馬、鄭以爲周公既攝政致太平，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似以小人之心度召公，不知是公居攝時作。此皆馬、鄭《尚書》傳、注之不可據者也。”此段不見於刻本，但其中關於“羲和四子”“揖五瑞”“同律”“弼成五服”者見於第十二篇初稿，關於“羲和四子”“若時登庸”“四罪”“于今五邦”“罪人斯得”“其在祖甲”及《成王征》《君奭》的內容，基本上移入第十三篇初稿並成爲主體內容。此爲初稿本各篇之間發生的內容調整。

  例二，《春秋》卷第二十七篇初稿篇末說：“《左氏傳》創通於劉歆，昌明於杜預，二人皆不忠不孝，正孔子《春秋》所誅者。故自歆有章句，預有集解，不但《春秋》經爲所亂，即《左氏傳》亦爲所亂。歆，楚元王之後，其父向極言劉氏、王氏不並立，歆背父而助莽篡漢，劉逢祿以凡例爲歆增竄，故凡例有可疑者。預，杜恕之子，其父不附司馬氏而幽禁以死，預背父而助司馬篡魏，爲司馬懿之壻。焦循作《左傳補疏序》，謂杜預爲司馬氏飾，並爲己飾。《釋例》於弒君‘稱君，君無道也’一條，亟揚其波，於鄭伯‘射王中肩’之類，曲解其罪，非止諒闇短喪倡爲邪說也。”此段文字在刻本中消失，卻出現在第二十八篇後半部分【15】。究其緣由，第二十七篇專論杜預解《左氏》“別異先儒，盡棄二《傳》”【16】，而第二十八篇一並批駁劉歆、杜預，此段文字與下篇主旨更合，因此整體移入，並略作改寫。此爲初稿本與刻本之間內容有所調整。

  例三，《三禮》卷第四十二篇“論《王制》爲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自“鄭注皆以殷制解之，正與《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相合”以下，初稿本寫道：“特鄭君未明言《王制》爲素王之制，故見其與《周禮》不合，故無以釋後儒之疑。自漢以後，古文盛行，今文師說中絕，說《春秋》者專據《左氏》以駁《公》《穀》，說《禮》者專據《周禮》以駁《王制》，一聞素王改制之義，皆瞋目扼臂以爭之，於是六經之義不明，孔子刪定六經爲後王立法之旨沈霾終古。國朝昌明漢學，漸推漸著，近人乃知《王制》一書即素王所改之制，發前人所未發。於是《禮》與《春秋》二經，始有可通之機；《王制》與《周禮》二書，亦無淆雜之患。治經者得此要訣，可以事半功倍，如昭青天而覩白日矣。竊謂治經讀注疏者，當從《禮記》始；讀《禮記注疏》者，當從《王制》始。《王制》體大物博，乃孔子所定素王之制，以治後世之天下者。其法簡便，比《周禮》之繁重者爲易行。學者誠能通曉其義，仿用其法，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足以甄殷陶周矣。”此段對《王制》性質的認定及與《周禮》優劣的比較，在刻本中得到強化，不僅篇幅遽增，語意也大變，對《王制》推崇更高，並借此暢發《公羊》“素王改制”之義，與皮錫瑞隨後有意改定《王制注疏》而撰作《王制箋》，在學術思想上一脈相承【17】。此爲初稿本與刻本之間內容不斷深化。

  綜觀皮錫瑞對《經學通論》的眾多修改，從內容到形式，還有以下幾點引人矚目：

  斟酌篇題：皮錫瑞在日記中特別提及補擬篇題“甚不易”，現存多篇初稿即有標題改易之跡，雖僅一二字的增刪、變換，卻足以見出篇題頗費斟酌。如《書經》卷第十二篇標題“論古文《尚書》說誤以《周官》解唐、虞之制”，“誤”字屬添加，批駁之意流露無遺。又如《三禮》卷中，第二十三篇標題“論古人行禮有一定之例，拜禮分別，不厭其繁”，“拜禮”後改作“九拜”，與篇中內容更相切合；第三十二篇標題中“不知《儀禮》十七篇乃孔子所作，不可詆毀”，“作”後改爲“定”，一字之別，文意大異。

  增加例證：皮錫瑞往往隨文增添例證，或後續補加注文。如《書經》卷第八篇論《白虎通》“多載今《尚書》說”，旁添“陳壽祺曰：《白虎通義》用今文《尚書》”，並眉批“夾行”，是援陳壽祺以立說；《詩經》卷第三篇引述兩漢諸家言論，分析《魯詩》解《關雎》爲刺周康王詩，其中《漢書·杜欽傳》一條材料爲旁添，第二十篇論“六笙詩本不列於《詩》，故《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漢書》皆”三字爲旁添，則屬增補證據。又如《三禮》卷第五篇論鄭玄《三禮注》“注極簡妙，並不失之於繁”，皮錫瑞案語原引《檀弓》經、注文字作對比，指出“鄭注止數十字”，卻使當時情事歷歷如繪，稱贊“其文法如此簡妙”，後來又在此例前以小字旁添一段：“《少牢饋食禮》經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學記》《樂記》二篇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祭統》三篇經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皆注少於經。”增加這些數字作爲例證，言簡意賅，鄭玄注經精簡之妙更爲突顯。

  明晰條理：如《書經》卷第一篇論及“今古文以《尚書》爲最糾紛難辨者”，分別叙述《史記》引《書》究竟是歐陽今文抑或孔氏古文，漢代古文《尚書》有孔氏壁書、張霸百兩篇、杜林漆書本，以及歷代有關古文《尚書》的真偽之爭，從初稿上可見，皮錫瑞在敘述中依次增添“此難辨者一”“此難辨者二”“此難辨者三”，立即變得條理井然。又如第十七篇論述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學者當講求大義”，撮述各篇大義及其內容要點，繼以“觀此，知……”作闡述，諸如“《堯典》見爲君之義……觀此，可以知作史本紀之法矣”“《西伯戡黎》見拒諫速亡、取以垂戒之義。觀此，知天命不足恃，而人事不可不勉矣”，極其扼要、清晰，而據初稿本，29處“觀此，知……”全爲旁添文字，由此可見修改之效。

  凸顯觀點：皮錫瑞每作評議，習慣以“案”字領起。從各冊初稿本中，發現“案”前往往從旁添入“錫瑞”二字（不過偶有遺漏）。也有將“愚案”“愚謂”“竊謂”改作“錫瑞案”，或將引出評議文字的“然”“而”“不知”等改作“錫瑞案”，或徑直補入“錫瑞案”。這些細微增改，反映皮錫瑞後續修改時有意突出其一家之見。少數文稿本有“錫瑞案”，並無添改痕跡，可知此類文稿撰作時間稍晚。還有多篇初稿並無“錫瑞案”，刻本中卻有此三字，應爲皮錫瑞定稿時所增。由此細節，更見《經學通論》屢經修改，決非一蹴而就。

  校核引文：今人點校古籍時覆檢引文，每見文字、語意出入較大，認爲前賢引書多憑記憶。但從《經學通論》初稿本中，發現引文時有校正，推知皮錫瑞必定核過原書。如《易經》卷第1篇引董仲舒對策“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甚”字原脱，旁添；《書經》卷第十六篇引龔自珍《說中古文》“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余”原作“予”，旁改；《詩經》卷第四篇引《史記·外戚世家》“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紂”上原衍“而”，後刪；《三禮》卷第四十一篇引《史記正義》“《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次撰”原作“所作”，旁改。此類改動極多，其實於文意無關緊要，卻顯示皮錫瑞對所引原文的尊重。特別是《春秋》卷第二十三篇引《六經奧論》列舉八證力辨左氏非丘明，其中第七證提到“《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據《左傳》所載聲子史實，“齊”字應作“楚”，初稿已纠其誤，卻從旁回改作“齊”，並添夾注“當作‘楚’，此誤”，如此忠實原文，可謂嚴謹之至。

  （三）初稿本的校勘價值

  《經學通論》在丁未年十二月印成行世，皮錫瑞先在廿七日閑中翻閱，自覺“譌字尚少”，但第二天重閱一遍，發現“尚有誤字”。事實上，全書文字訛、脫、衍、倒者較多。商務印書館1920年依據思賢書局刻本加以排印，略有校正，中華書局1954年采用商務館原紙型重印，又校改了少數訛誤。此後，潘斌、周春健和筆者的整理本也相繼作過校訂，校勘質量得以不斷提高。但因《經學通論》除思賢書局刻本外，並無他本可供參校，以往校勘主要通過覆檢引文、細審上下文及根據相應常識進行判斷，多屬他校、理校，必有局限。因此，現存100多篇《經學通論》初稿，無疑可爲校勘提供寶貴參校。筆者2017年底至2018年初有機會查閱全部初稿本，得以對《經學通論》重作校勘，糾正刻本訛誤30多處（詳見中華書局2018年繁體版）。通過檢對初稿本，既能對原來覆檢引文、審讀上下文時發現的訛誤加以確認，還能分辨這些訛謬是作者之失抑或手民之誤，使原先的他校、理校變成對校，更爲堅確可信。如《詩經》卷第十篇“論三家亡而毛《傳》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駮辨明快，可爲定論”，篇末案語說“三家亡，毛《傳》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18】，“多信毛”句無主語，可據標題補“人”字，其實此案語原爲第十二篇初稿之首句，本有“人”字，則校補更有依據【19】。再如《三禮》卷第三十五篇引《鄭志》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皇考廟”【20】，顯然脫漏一廟，可據《禮記正義》校補【21】，而初稿本“曰考廟”下有“曰王考廟”，可見脫誤之咎不在作者。又第四十二篇論及《王制》建國、立學、稅民等制度，“鄭注皆以殷制改之，正與《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相合”，【22】“改”字於文不通，初稿本作“解”則文從字順，可據以校正【23】，刻工或因“解”“改”二字湖南方言讀音相近而致誤。

  筆者最近對初稿本細加檢核，發現刻本訛誤仍有數處漏校者，補述如下：

  《書經》卷：第五篇引《後漢書·杜林傳》“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 【24】，“難”字《後漢書》本作“艱”，初稿本也作“艱”，應校改。第七篇針對《漢書》所謂“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引述段玉裁之說，再作案語：“史遷從安國問故，《史記》所未載，不知班氏何據。若《史記》所引《尚書》，多同今文，不同古文。班氏所云，惟‘方六千里’同於賈、馬古文，‘思曰睿’與‘曰涕’同於馬、鄭古文。……皆不足爲《史記》用古文說之證。”【25】其中“方六千里”“思曰睿”云云，乃段玉裁爲班固所作辯護之詞，刻本作“班氏所云”，顯然有誤，初稿本實作“段氏”，當據以校正。第二十篇批評毛奇齡作《舜典補亡》：“采《史記》本紀之文列於其前，又取魏高堂隆《改朔議》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冠於篇首，以代二十八字。朱彝尊《經義考》所說略同。不知高堂所引乃《中候·考河命》文，見《太平御覽·皇天部》引。”【26】初稿原無“朱彝尊”句，爲旁添小字，同時眉批“夾行”，則此句本爲皮錫瑞添加的夾注，刻工卻誤作正文，當校正。

  《詩經》卷：第三十三篇列舉刺詩，其中“《匏葉》刺幽王”句【27】，據《毛詩序》，《小雅·瓠葉》为“大夫刺幽王”，刻本“匏”當正作“瓠”，初稿本已將“匏”字旁改作“瓠”。

  《三禮》卷：第十三篇論《儀禮》不皆士禮，“若祭禮，則《少牢饋食》《有司徹》爲大夫禮；《鄕飲》《射》，士、大夫所通行；《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爲諸侯禮；《覲禮》，爲諸侯見天子禮，並非專爲士設”【28】，句中“《射》”上初稿本有“鄉”字，刻本脫失，今應據補。同篇又引《士冠禮·記》“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然後解釋：“據此，則天子之子冠，亦用士禮，其後乃別有諸侯之冠禮。”【29】從天子之子冠用士禮，到其後諸侯別有冠禮，文意明顯相隔，中間跳躍過大。今查初稿本“亦用士禮”後，另行寫“五十命爲大夫，未有大夫而未冠者。天子、諸侯未冠而立，蓋亦用士禮冠”，直到行底，再另行寫“其後乃別有諸侯之冠禮”，文意豁然貫通。因此，初稿本此一整行文字，疑爲抄刻者脫失，今應校注說明。第二十一篇“論宋儒掊擊鄭學實本王肅，而襲爲己說，以別異於注疏”，篇末說：“宋人寡學，不盡知二家之說所自出，取王說之淺近，疑鄭義之博深；又以其時好立新說，鄭《注》立學已久，人多知之，王說時所不行，乃襲取之以爲己說。陳氏《禮書》大率如是，皆上誣前賢，下誤後學。”【30】初稿本於“陳氏《禮書》大率如是”一行有眉批“夾行小字”，即改成夾注，作爲“宋人寡學”的例證，又刪“皆”字，刻本均未從，今當校改。

  《春秋》卷：第三十二篇論《公羊》《左氏》之爭，言及鄭玄“雖先習《公羊》，而意重古學，常軒《左氏》而輊《公羊》，重其學者意有偏重，遂至《左氏》孤行”【31】，其中“重其學者”，初稿本作“承其學者”，較刻本爲優，當作校注說明。第四十八篇論經、史分別，引劉敞之說：“經出於史，而史非經也。史可以爲經，而經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産於石必也，而石不可謂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於沙必也，而沙不可謂之金。魯國之史，賢人之記，沙之與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筆，金之與玉也。金石必待揀擇追琢而後見，《春秋》亦待筆削改易而後成也。謂《春秋》之文皆舊史所記，無用仲尼者，是謂金石不待揀擇追琢而得，非其類矣。”【32】覆檢通志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春秋權衡》原文，兩處“金石”均作“金玉”，初稿本兩處同作“金玉”，可知屬抄刻之誤，應加校正。

  結語

  皮錫瑞身處晚清變亂之世，親歷經學教育由盛到衰的劇變，痛感“近世異說滋多，非聖無法，至欲以祖龍之一炬，施之聖經”，因此趁在湖南高等學堂講授經學之機，用心編寫《經學通論》，期使新學後生“能窺治經之門徑”【33】。在新舊教育過渡之際迅速撰成的《經學通論》，縱論五經流變，推闡經學要義，無不深入淺出，“不難使天下生徒皆通經術”【34】，不僅成爲新式經學教育的開創之作，而且成爲經學通識教育的經典之作，看似出乎意料。然而，通過翻閱皮錫瑞的日記，再研讀《經學通論》初稿本，深入了解《經學通論》從創始、撰寫、修改到謄抄、發刻、印行的完整過程，切身感受皮錫瑞的勤苦不懈、精益求精與謹嚴篤實，就會對這部看似快速編纂、實則精雕細琢的經學教科書充滿崇敬，不致信口雌黃，詆斥皮錫瑞“逞矯誣臆斷之能”【35】，卻自蹈淺薄不經之弊。

  *本文發表於《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五輯下。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皮錫瑞《經學通論》注釋與研究”（15ZDB010）的中期成果。

  【1】皮名振《皮鹿門年譜》，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100頁。

  【2】皮名振《皮鹿門年譜》，第101—102頁。

  【3】［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自序》，光緒丁未思賢書局刻本，第2頁。

  【4】皮錫瑞從光緒壬辰年（1892）正月初一留存日記，直到辭世之日，16年間從未間斷，記事翔實，史料豐富。日記原稿藏湖北省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根據縮微膠卷影印出版《師伏堂日記》6冊，2021年又出版《湖北省圖書館藏稿本日記四種》，其中第三十七至四十三冊爲皮錫瑞日記。中華書局2015年出版筆者所編《皮錫瑞全集》，其中第九至十一冊爲《日記》整理本，2020年又出版修訂本《皮錫瑞日記》4冊。

  【5】下文凡引皮錫瑞日記，隨文標出日期，不另注頁碼，以免繁瑣。

  【6】陳慶年丙午年正月十五日《復皮鹿門》談及“《諸經提綱》能以次編就，誠為曠代快事”，引見《橫山鄉人尺牘》八，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原無頁碼。陳慶年（1862—1929）字善餘，號石城鄉人、橫山鄉人，隸籍江蘇丹徒，肄業南菁書院，獲學政王先謙賞識，選爲優貢生。陳慶年後來又受知於湖廣總督張之洞，長年聘任武昌兩湖書院教習，編撰《兵法史略學》等講義，1898年撰《衛經答問》《衛教答問》，力駁“康學”。1905年，陳慶年經湖南巡撫端方邀聘，擔任省學務處提調，並一度代理湖南高等學堂監督，在長沙定王臺主持創建中國近代第一家公共圖書館。陳慶年在湘期間，與執教湖南高等學堂的皮錫瑞頗多交誼，皮錫瑞即受其囑托，撰成膾炙人口的《經學歷史》。

  【7】陳慶年丁未年九月初四日《與皮鹿門書》中，談及《經學通論》，仍強調“標題固不可少，若仿西河諸書，並加圈點，尤便後學”，引見《橫山鄉人尺牘》十，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原無頁碼。

  【8】按，《易經通論》篇幅最少，一直未分卷，《春秋通論》篇數最多，皮錫瑞卻未在日記中留下分卷的記載，他似乎是因《易》《春秋》兩經而將《書》《詩》《三禮》取消分卷，以使“諸經一律”。

  【9】《經學通論》稿本的著錄，見常書智、李龍如主編《湖南省古籍善本書目》，嶽麓書社1998年，第39頁。《經學通論》稿本已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參見湖南師範大學編《湖南師範大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8—19頁。

  【10】根據皮錫瑞日記所載，松雲閣爲長沙城內一家商號，主營紙筆文具等。

  【11】《師伏堂經學雜記》的著錄，見常書智、李龍如主編《湖南省古籍善本書目》，第39頁。《師伏堂經學雜記》同樣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參見《湖南師範大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16—17頁。

  【12】［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第38頁。

  【13】［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第52頁。

  【14】［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第8頁。

  【15】［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第47頁。

  【16】［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第44頁。

  【17】［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第72—73頁。按，皮錫瑞在丁未年二月初十日記載：“閱《王制注疏》，欲改定一過，以《王制》爲孔子素王之制，可解周與夏、殷之紛，不知書能成否。”翌日又記“奮志作《王制箋》，錄一紙”，最後在八月間成書。

  【18】［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第19頁。

  【19】［清］皮錫瑞著，吳仰湘點校《經學通論》，中華書局2018年，第171頁。

  【20】［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第58頁。

  【21】［清］皮錫瑞著，吳仰湘點校《經學通論》，第322頁。

  【22】［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第72頁。

  【23】［清］皮錫瑞著，吳仰湘點校《經學通論》，第339頁。

  【24】［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書》，第9頁。

  【25】［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書》，第13頁。

  【26】［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書》，第37頁。

  【27】［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第61頁。

  【28】［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第21頁。

  【29】［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第21頁。

  【30】［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第35—36頁。

  【31】［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第54頁。

  【32】［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第81頁。

  【33】［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自序》，第1頁。

  【34】［清］皮錫瑞著，吳仰湘點校《經學通論》，第98頁。

  【35】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自序》，《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3頁。按，對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中某些公羊學主張的批評，民國年間頗不乏人，本屬近代經學今古文之爭的餘波，但近年有人完全否定《經學通論》的主榦思想，實則眛於中國經學之真精神。

• 【转】吴仰湘：时代剧变下的经学教育——承前启后的经学教育家皮锡瑞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18-04-29 09:28:14

  今天只要提起皮锡瑞，人们就会想起《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这两部著作，是皮锡瑞为晚清新式学堂编撰的经学教材，一百多年来风行于世，堪称新经学教育的经典，也给这位矻矻穷经的学者带来经学教育名家的桂冠。

  皮锡瑞少时嗜好词章、议论，直到壮年才转向经学。他从训诂、名物入手治经，研读诸经注疏，进而精究今文《尚书》，同时疏证郑玄经注，至晚年融贯群经，创发大义。他一生著述等身，成就绝特，蜚声学林。章太炎曾称赞他的《尚书》研究“抱一家之学，钩深而致之远，上规平津，下模西庄”（《校经生》），夏敬观又表彰他的郑学研究“畅微抉隐，扶翼西汉今文之学，殆超越乾嘉诸儒而为清代经师殿后之一人。”（《善化皮鹿门先生年谱序》）总体而言，皮锡瑞治经虽然宗主今文，但始终坚持“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当党同妒真”（《今文尚书考证凡例》），能够融采众长，折中于是，因而学风谨严，持论平实。如徐世昌主编《清儒学案》，即以皮锡瑞“研精汉儒经训之学，宏通详密，多所发明”，专门设立《鹿门学案》，并评析他的经学特色是“博洽精审，亦能折中群言，无所偏激”，可谓公允之论。

  身为经学大师的皮锡瑞，同时也是晚清湖南教育名家。他因家计困窘，光绪十六年（1890）就远赴湘南，出主桂阳州龙潭书院讲席。两年后，得江西学政龙湛霖力荐，皮锡瑞获聘为南昌经训书院主讲，直到戊戌政变后才被迫离职。他教导院生“说经当守家法，词章必宗家数”，大力变革经训书院学风，“一时高才隽秀，咸集其门”（皮名振《皮鹿门先生传略》）。光绪二十八年（1902），久被禁锢的皮锡瑞趁着兴学风潮，受聘创办善化县立小学堂。此后，他相继执教于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长沙府中学堂，并一度担任善化小学堂监督，短期代理湖南高等学堂总理，兼任湖南省学务公所图书课长，为湘省新式教育鞠躬尽瘁，有“经师人师”之誉。

  参与新式学堂管理，以及多年讲授经学、史学、伦理等课程，促使皮锡瑞思考经学命运，积极革新经学教育。随着书院改制、科举停废，教育体制迅速更新，经学地位骤降，经学教育陷入空前困境：“今学堂因功课繁多，往往偏重艺能，反轻圣教，经、史、国文，钟点甚少，或且并无经学、国文。”（《皮锡瑞全集》第1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56页）新教育重艺轻道，已使经学课程名实难符，崇尚西学新知的激进派更公开鄙弃经学，皮锡瑞为此痛言：“近日邪说流行，乃谓中国欲图富强，止应专用西学，五经四书皆当付之一炬。办学堂者，惑于其说，敢于轻蔑圣教。民立学堂，多无经学一门；即官立者，亦不过略存饩羊之遗。功课无多，大义茫昧。离经畔道，职此之由。”（同前，第557页）为在新教育中突出经学的地位，他从改善经学课程设置、革新经学课堂教学、编撰新型经学教材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皮锡瑞曾向湖南提学使吴庆坻当面陈诉“各学堂不用经学之弊”（《皮锡瑞日记》，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653页），又奏请朝廷严饬各处学堂遍设经学科目，或增加课时，“凡学堂不教经学者，即行封禁；不重经学者，罪其监督、堂长，则圣教益以昌明，而所学皆归纯正矣”（《皮锡瑞全集》第12册，第557页）。他以修身、伦理本为儒经所常言，而新的课程体系却是三者分立，滋生各种流弊，因此主张将修身、伦理两科并入经学，“则圣经定于一尊，而歧途不至别出矣”（同前，第558页）。最值得称道的是，皮锡瑞身体力行，用心改进经学教学，舍弃烦琐破碎的治经旧法，只向学生讲解经书中的大义要旨，并以史事、时局作比证，做到深入浅出：“其教授时复不作艰深之论，以苦人索解，于阐明微言大义外，必取与现今时代情势相合与事之关乎政教者，反复发挥，以求通经可以致用”（皮嘉祐《师伏堂春秋讲义跋》）。皮锡瑞革新经学教育的成果，还直接呈现在三部经学讲义中，即思贤书局刊刻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以及在他逝世后由家人印行的《师伏堂春秋讲义》。其中宏观上借史立论的《经学历史》和具体指点治经门径的《经学通论》，上下千古，独具裁断，不仅对中国数千年经学加以全面总结，更为新体制下的经学教育提供了理想教材。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开篇指出：“凡学不考其源流，不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他分十个时代论述历代经学的嬗变，析其源流，辨其得失，尤其针对“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特意强调“立学必先尊经”，同时力言经学简明、有用、易学，表达了在新教育中延续传统文化慧命的强烈信念。意犹未尽的皮锡瑞，接着编撰《经学提纲》，稍后定名为《经学通论》。他在序中明言：“前编《经学历史》以授生徒，犹恐语焉不详，学者未能窥治经之门径，更纂《经学通论》，以备参考。”对于中国二千多年经学的源流、正变，《经学历史》作了一次纵向的回顾，《经学通论》作为续编，则从经学的内层作了更详尽的归结。它依五经分卷，各卷再按议题设篇，“条举群经之旨”，分别对《易》《书》《诗》《三礼》及《春秋》三传的成书、流传、义例、要旨，和历代注解、考订、诠释的得失，以及今古文、汉宋学分立互争的是非，作出简要梳理和精辟论述，还特别指示治《易》、通《书》、读《诗》、习《礼》、明《春秋》的方法，开列研读各经的书目，“俾学者有从入之途，而无多歧之患”，为初学者提供治经的基本理念、学问根柢与关键知识，企望“使天下生徒尽通经术”。《经学通论》议题鲜明，取材丰富，分之为209篇经学专题论文，合之则不啻是一部经学小百科。周予同认为皮锡瑞“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经学历史序言》），用来评价他的经学教育成就，确是深得要领。

  皮锡瑞晚年的经学教育，既凝聚了毕生研治群经的学术成果，吸取了南昌经训书院的教学经验，又因应着晚清的时代剧变，“思殚炳烛之明，用救燔经之祸”（《经学通论自序》），将纷繁复杂的古代经学加以清理、总结，含英咀华，化繁为简，形成提纲挈领式的专题论述，开启了近代经学通识教育的新路。民国以来涌现出一批经学通论或十三经概论性著述，纷纷效法或直接吸收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尽管有些经学教材后出转胜，但迄今为止，皮锡瑞这两部脍炙人口的经学讲义，仍是引导人们进入中国经学殿堂的入门读物，甚至被列作高校文科院系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作者：吴仰湘，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附】皮锡瑞《经学通论》注释与研究中期研究报告（摘录）

  吴仰湘：《经学通论》全新点校本，30万字，中华书局2017年5月精装出版

  《经学通论》既是皮锡瑞个人一生经学研究的晚年定论，也是他全面总结古代经学、开启近代经学通识教育的精品力作。因此，这本深入浅出的经学教材，自刊行以后长盛不衰，迄今仍是引导人们进入中国经学殿堂的入门读物，乃至被列入高校文科院系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1907年，《经学通论》由湖南思贤书局初刊，后收入《师伏堂丛书》、《皮氏八种》，并被多次影印。1920年，商务印书馆依据初刻本，添加句读，略作校正，以铅字排印，相继列入“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流传较广。1954年，中华书局采用《国学基本丛书》本纸型重印，以挖改方式校正了少数讹误。此校印本后来多次重印，海外各地亦屡有翻印，畅行至今。近些年来，对《经学通论》整理，又相继有潘斌选编的《皮锡瑞儒学论集》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周春健的校注本（华夏出版社2011）和本人主编的《皮锡瑞全集》本（中华书局2015）。

  此次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吸取以往各种整理本的长处，重新作了一次全面、精细的点校，先行出版以饷世。本次点校以思贤书局刻本为底本，以《皮锡瑞全集》本为工作本，从断句标点、覆检引文、比对异文、校正讹舛等方面，对《皮锡瑞全集》本中存在的误校、漏校等作了纠补，总计大小改动100余处，增补或改订校记20余条，使该书点校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可谓后出转精，形成《经学通论》行世百余年来最为精善的版本，使百年经典焕发出崭新的风貌。

  根据出版计划，全新点校本《经学通论》分繁体竖排和简体横排两种版式印行。此次印行饷世的是简体版，列入中华书局“中华国学文库”，首印6000册。下半年继出繁体版。全新点校本《经学通论》的推出，对于普及经学知识、推进经学教育，必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