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近代公共文化秩序建构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本书以近代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创建为切入点，考察了晚清民国时期面对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构建公共文化秩序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书中选取了梁启超、夏鼐、张謇、冯陈祖怡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分析他们公共文化建设理念的形成以及实践活动，肯定他们构建中国近代公共文化秩序的筚路蓝缕之功，从而总结近代公共文化秩序构建的规律以及对当代公共文化秩序建设的启示。从中可见，中国近代公共文化机构的兴起、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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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以近代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创建为切入点，考察了晚清民国时期面对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构建公共文化秩序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书中选取了梁启超、夏鼐、张謇、冯陈祖怡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分析他们公共文化建设理念的形成以及实践活动，肯定他们构建中国近代公共文化秩序的筚路蓝缕之功，从而总结近代公共文化秩序构建的规律以及对当代公共文化秩序建设的启示。从中可见，中国近代公共文化机构的兴起、发展历程。

• 作者：#以猩 发布时间：2018-10-21 00:04:58

  为嘛我做了一套还是没能怎么提高

• 作者：九月的鹿酱 发布时间：2015-08-21 21:29:35

  能做那个系列的真的是要下很大决心，作者其实也有意识得在往唯物主义靠，看完还是有所收获的，就是目录分类不是很懂啊

• 作者：跳跳张 发布时间：2010-01-18 09:13:15

  蛮雷的

• 作者：路边小石杜辉 发布时间：2018-12-20 19:28:32

  虽然是很老的销售技巧书，不过还是很多干货，有借鉴意义。

• 作者：黑夜便利店 发布时间：2018-02-17 19:03:03

  道理我都懂

• 作者：九铭书记 发布时间：2024-03-16 20:37:08

  此公提纲挈领，大略述之，一部清史于斯书，生动，但于内容过简，似一提纲。

  但此公矜负其能，无中国人著史之格局，仅举一例，其吹嘘壬辰倭乱碧蹄之战，史论大非，看此书，一定要厘清史论，偶有误言。

  今想来，斯史，唯国人可正之耳

• 被忽视与被遗忘的

  作者：亚比煞 发布时间：2011-05-31 21:09:01

  看此书时，我莫名的想起高中暑假的一个黄昏。

  那天我洗完澡穿着睡衣坐在地上，长久的凝视着窗外的一片云。

  我头脑一片空白的盯着那片云看了不知多久，突然有了一个神奇的发现。

  我本认为那片云是绵软而半透明的白色，其实并不是。

  仔细看才发现它里面有许多的铅灰色和鸭青色，还有一些蓝、橘与黑，唯独却没有纯粹的白，奇怪的是这许多复杂的色彩经过神秘的组合竟然给我的印象是清晰立体的白！

  突然间我似乎懂得了为何我画一朵云时，仅仅把它涂成白色会感觉到那么不真实，就好象一个人有意图的去表现他的优点时给人的感觉却是虚伪。因为真正的白色从来都不是完全的白，真正的善也不只是涂抹的善。

  色彩的复杂程度让我深为迷惑，它的细微程度甚至超越了人性。从此我开始有了一种感觉，在艺术的世界里一定有条通向灵魂的路径，一个理解世界的虫洞，一个发现真理的入口。只是我从来没想过那个入口是什么，它在哪里，被什么挡住了以至于我视而不见？

  当这本书说出“符号”二字时，我似乎看到了黑暗中一闪而过的火光，我紧紧的揪住这个单字，似乎发现了自己的症结所在。

  符号，原来我从来没有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只是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中。

  从我认识这个世界开始，就开始学习各种符号。

  语言是符号，文字是符号，图像是符号，声音是符号...

  符号帮助我建立经验，适应这个世界，它让我方便的理解周围的一切，使我获得粗浅的逻辑与判断力，从而获取基本的生存能力。它让我避免思考直接作出判断，它让我避免观察直接给出印象。

  比如当我试图画自己的手。我会画出一个五指型的符号，在我的经验中它就等于我的手，但手本身却并非如此。你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你的手？它有能够反射出粉色柔光的指甲，灵活的关节，无数细密的纹路如小径分叉的花园，弹性的表皮之下还有许多粗细不同的血管在微弱的跳动，不同光线下手有不同色彩，不同动作下手也不同形状，它绝不只是一个五指形状的粗陋符号。

  书中有个实验可以让我们清楚的检验出自己受符号的影响有多严重，不妨一试。

  找一张人像的线条素描（推荐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将这幅画临摹下来，之后再将整幅画倒过来临摹一次，你会发现倒过来的那张比原先的要好很多。这说明了并非是你对线条和轮廓的把握能力不好，而是你的符号系统在固执的提醒你：这是眼睛，这是鼻子，你的逻辑迫使你将看到的一切符号化，而不是按照它真实的样子去观察它。但当你把画倒过来时，你的经验无法辨认出它是什么，于是这时直觉接手，你对图画的感知瞬间变的准确而清晰。

  可是符号是如此的省力和安全，以至于人类对它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相信和依赖。我在符号中生存，以至于我也活成了一个符号，将一切贴上标签，归纳整齐，也被他人贴上标签，粗暴分类。符号的世界建立在模仿之上，是一种对整体强行的切割与拔离，是根据事物的某些特征就强行将其归类，并任性的否决它其他特征的简化方式。

  一般人安于这种简化，艺术家却不然。艺术是什么？艺术的使命恰恰是要抗拒对生活的简化，尽可能复原那些被忽视和遗忘的细节，艺术世界的根基是直觉。

  艺术是层层剥离掉符号世界所赋予的意识形态，深入到线条与空间，色彩与空白，光明与黑暗的极其细微之处去感觉。如同婴儿：所见皆色却不知何物，所听皆声却不知何意，不去追求什么劳什子的智慧，不去思考什么没出路的真理，那一刻只有你和你的感觉，这就是真理本身。

  因此艺术家不需要任何符号，技巧，逻辑或是经验，他所做的就是向那个虫洞的深处行，像逐步脱离地球引力那样挣脱出符号的世界，漂浮于直觉的太空中。忘的越干净，画的越美好。不思考，不判断，不去试图用逻辑解释或分析，只是服从于感官的冲动，服从于直觉的流动，这一切都不需要定义，不需要名称和理论，因为艺术的表达不是清晰的，线性的，而只是去跟随那个模糊、庞大而又完美的整体。

  这个整体就是世界的灵魂，就是神。任何符号都是对它的玷污和束缚，你只有单纯而虔诚的，极尽所能的去接近它，才会感受到它是多么简单又多么神秘，你像一个盲人重见天日，对此你只能惊奇，只能卑微，只能哑口无言。

  去观察，让过往在你心中熄灭。

  去感觉，让经验在你脑中止息。

  去看见，让世界在你眼中鲜活如初。

  不知黑白，不辨善恶，不晓美丑。每一个画面都是一片深海，每一次作画都是一次潜水，让你的眼睛带着你的手去忠实的记录下每一个线条的流动，每一束光影的明灭，跟随它们，一直到达这片海洋的幽微深细之处，这就是艺术。

• 中译本序

  作者：哲社志 发布时间：2023-04-11 11:27:28

  现代性的进步之梦与无限制消费

  布鲁诺·拉图尔（Latour 2020）在最近一个访谈中说道：

  新冠病毒给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使人震惊的教训是：我们真真切切地证明，有可能在几个星期内使世界上所有地方的经济体系暂停运转，而与此同时，我们却被告知这样一个体系是不可能慢下来或被重新定向的。

  关于这一从现代性中显现、与后现代性的可能性和消费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们已经有了其答案的梗概。人们不相信这个体系可以慢下来，不相信全球化可以逆转，也不相信他们会以一种全然不同的、边界缩小的受限方式生活。回想起来，现代性的图景一直像一列不可阻挡的快车，毫不掩饰地呼唤着进步、发展和技术奇观。这列快车遍历日益丰裕宜人的“鱼米之乡”，遍历购物中心、百货商店、主题乐园以及体育、休闲和娱乐场所。

  这是一个休闲和无限制消费的社会。这是美国梦；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梦想的富丽堂皇的人民宫殿——我们所有梦想的顶点。这一愿景消除了关于饥荒和饥饿、短缺和配给的集体记忆。这一愿景在战后时期逐渐实现并全球化，以至于经济已经以消费为中心组织起来。据估计，尽管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缓慢，但是在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消费支出约占 GDP（国民生产总值）的 60%—70%（见Featherstone 2018）。越来越多的生产是面向消费的：围绕着商品、图像和体验的世界，以及提供它的消费空间、基础设施和物流来组织。随着跨国公司追求低成本生产，消费经济的范围越来越大，不得不管理复杂制造过程的物流，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生产基地的材料和部件运抵一处进行组装。在现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下，许多国家都鼓励放松管制，培养自力更生的精神。个人被鼓励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在教育、工作和职业活动中承受风险，具有企业家精神。回报不仅是潜在的身份地位的满足和成就，还有日益丰富的消费可能性。消费者也被鼓励变得富有创造性和进取心，投资和计划自己的娱乐和休闲活动。

  这使得精打细算的企业家自我凸显出来，这个自我能够对消费和休闲活动的愉悦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同时，愉悦和满足也涉及感觉、品味，并基于更不确定的情感反应。消费文化商品通常通过一系列有说服力的美好生活形象来销售和推销，这些形象包括年轻、健康、美丽、异国情调、奢华和满足。这些形象可以唤起情感反应和过剩的感觉（Featherstone 2010）。在消费空间中展示的商品世界被广告和营销图像增值，这些形象盘旋于商品之上，增强了它们的说服力和承诺感。当我们在消费空间中穿行，或浏览杂志或网站时，我们会被设计精美的图像和移动图像的组合吸引注意力，因为它们宣扬了新风格和新感觉。这些图像唤起了那些在记忆中若隐若现的联想和感觉，而这些联想和感觉很少浮现于意识之上，因为不断的图像流拒绝停滞下来，拒绝变得有序：消费世界推动了早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那么，学习消费，就是学习一套复杂的、被一个全面的算计性享乐主义所支配的禀性。

  但是这种算计也可能会出问题。信贷的营销和随时可得带来了满足的反面：对过度消费的焦虑、债务的风险和信用的丧失。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主权债务和私人债务都在急剧增加。同时，经济下滑的解决方案往往是进一步放松信贷以刺激消费。这一解决方案带来了“消费过度、负债累累的消费者”的阴影（Featherstone 2018）。尽管如此，如果我们退一步用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似乎债务问题还远远不是消费者生活方式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消费文化的后果

  马克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证，历史可以具有讽刺意味地展开，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新教鼓励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行为，这无意中催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则有效地取代并抵消了它的伦理驱力。罗伯特· 默顿（Merton 1979）后来采纳了韦伯的想法，对“意外后果”进行了更广泛的社会学分析。同样，消费文化的机制也可以看作产生了一系列意外后果。

  其一， 增长的限度。这一术语因罗马俱乐部智库的委托研究而广泛传播，发表于 1972 年的《增长的限度》（Meadows 1972）对工业化、人口、食物、资源消耗和污染的信息进行了分析。研究团队通过数据模型预测，除非开展认真的环境保护行动，否则文明将在 2070 年崩塌。最近的一项后续研究分析了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有限地球的假设是正确的，世界正在接近罗马俱乐部预测的情况（Turner and Alexander 2014）。今天，大量的科学研究进一步为这些假设提供了支持，不过存在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他们反对限度的概念，并支持否认气候变化。

  《增长的限度》的结论之一，是需要对我们所进行的每一个单位的消费的生态足迹进行检查和缩减。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计算出，到 2019年的7月底我们就想方设法地用尽了地球自然系统当年内可以提供和更替的所有世界资源。事实上，我们消耗资源的速度几乎是可持续发展速度的两倍：在2019年需要1.75个地球才能够满足年消耗。

  其二， 废弃物的累积。鉴于目前有限资源的增长和消耗速率，我们不断扩大的全球消费文化不仅带来了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还使得我们面对以废弃物形式出现的日常后果。消费文化的逻辑是生产新的商品，这些商品在技术上更为先进或者在设计上更巧妙，看起来更时尚和“升级”。这种不断改进的过程以及对有吸引力的展示和“图像”的强调，意味着消费品短暂的使用寿命和外包装产生了更多废弃物，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垃圾桶被塞得越来越满，而且越来越多地塞满了更难回收的材料，比如塑料，这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废弃物堆积成山且难以掩埋，更富裕的发达国家试图将垃圾出口到全球南方。另外一种处置方式是将垃圾倾倒在海中，这产生了“大太平洋垃圾带”，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域，是得克萨斯州面积的两倍，超过160万平方公里（Gabrys 2016）。几乎所有的碎片都是不可生物降解的塑料，其中微塑料占多数，使得这片海域看起来像是浑浊的汤（Loria 2018）。

  来自消费品外包装的微塑料也在河流和水道中被发现，最近的研究表明它们甚至进入了气候循环系统，不仅仅出现在雨雪中，而且污染了空气。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每年都至少会吃掉五万个微塑料颗粒（Carrington 2019）。同时，机动车尾气排放产生了微碳污染，对这些微粒的毒性和健康危害的系统性研究才刚刚开始，这些微粒似乎是高度侵入性的，难以从环境中清除。这进一步说明了两点。

  首先，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术语是由保罗· 克鲁岑（Paul Crutzen）在 2002 年创造的，指的是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anthropos）的时代，它取代了之前的全新世（Holocene）时代。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地质力”（geoforce），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Clarke and Yusoff 2017）。虽然克鲁岑将此追溯到工业革命的开始，其中一个关键事件是詹姆斯·瓦特等人在18世纪中叶发明了蒸汽机，但他随后改变了观点。他指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即1945 年7月16日的特立尼特核爆炸（Trinity detonation），这是第一次向大气层释放放射性尘埃（Hird 2017）。因此，人类世是一个由人类对地球的干预所定义的地质纪元，其标志是人类的废弃物：我们的废弃物沉积在未来的岩石中，但也通过空气和水环游世界带来无数的后果。空气中的放射性废弃物当然是看不见的，但是通过科学技术我们可以监测其影响。同样，微塑料和微碳也是人眼看不见的废弃物形式，但同样地，通过科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并逐渐记录其对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影响。

  其次，每一项新技术都伴随着“整体性事故”（integral accident），这一术语是由保罗· 维希留（Virilio 2006）发明的，他顺带呼吁建立一个“事故博物馆”。所有所谓的技术进步都伴随着未知的意外后果，这些后果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逐渐显现。其中与消费文化相关的例子比比皆是。汽车已经成为了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核心，然而它的设计仍以高速为追求，对乘客和行人的保护相对有限（Featherstone 2005）。据估计在20世纪，约有6000万人死于机动车事故（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据最新统计，2016年全世界有135万人死于机动车事故（WHO 2018）。对于饮酒、吸烟和食用消费文化提倡的某些食物的后果，也可以做类似的统计。除此之外，强大的病毒株（猪流感、禽流感等）的出现与密集的工厂化养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Stevenson 2020）。这表明，旨在保护消费者的法律体系需要彻底改革。一个以生产消费商品和消费体验为目的的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以“买者自负”——买者当心——的原则运作。是否购买的决定由消费者做出，而交易契约也在此刻终止。对消费者的保护只限于有问题或不完善的商品。长期后果很难得到证实。事实上，我们给予了消费行业在活生生的人身上进行实验的许可，而我们本身即是人。会计和审计已经成为经济和商业世界的扩展领域（Strathern 2000），然而商品对人类、其他生命形式和环境的一般健康和福祉的影响的终身总成本核算，却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仍存在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以速度和效率的名义寻求放松管制和取消保护措施。没有计算商品使用后的处置和后果所产生的成本的责任。人们的假设是，新的发现和发明必然会带来益处，任何有害的影响都会在以后被发现和解决。可这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思维方式吗？

  全球性风险和世界主义选择

  当然，我们仍有可能进入消费文化梦想世界的审美空间，例如购物中心、百货商场、度假胜地以及其他休闲娱乐场所，感受设计精美的商品和展示环境的诱惑力。尤其是在奢侈品上，我们可以获得感官上的情感刺激和获得满足感的承诺（Featherstone 2014b）。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美丽的外表下，消费还有更麻烦的一面：风险。消费文化的另一面，是对于商品给社会和人类带来的未知后果的焦虑仍然在不断累积，虽然商品包含了最新的技术进步，但其中也可能包含着未曾预料的风险。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Beck 2002；Mythen 2020）提醒我们的那样，随着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进程，我们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具有风险性。如果你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在应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时会更加小心，致力于在安全、风险和潜在的长期后果等方面达成共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近几十年来，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一些政客和企业领导仍然在呼吁放松对安全标准的管制。然而，随着世界逐渐被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世界好像变“小”了，我们或好或坏相互影响的能力都增强了。重大灾难可以越来越多地产生全球影响，切尔诺贝利和福岛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两者都可以归因为人为风险。但也有一系列其他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健康的关注，并产生了一种新的消费态度。工业化养殖技术和食品标准的降低，已经造成了食用肉类的致命风险，如牛海绵状脑病（疯牛病）和最近出现的一系列新的动物病毒。正如乌尔里希· 贝克所说：“全球商品（goods）带来全球恶果（bads）”（Mythen 2020）。

  根据乌尔里希·贝克（Beck 2002）的观点，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更加世界主义的社会科学来处理这些过程。我们关注的焦点应当超越民族国家社会。不仅仅要调查全球范围内的商品、信息、人员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风险；还要研究它们如何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经常在超市和商场购买的东西。对于贝克（Beck 1996）来说，当我们进入“世界风险社会”，面临灾难的威胁时，这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地被世界性的进程联结在一起，这个进程产生了新的社会形式和行动方式。世界主义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想，这一理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尽管贝克本人并不同意，但仍有人试图将他的著作归于这一传统（见Featherstone 2020a, 2020b 的讨论）。

  问题是，对于那些出身和思想定位不在欧洲传统观念参照系内的人来说，这可以被视为一种与西方殖民历史并不完全契合的传统。此外，可以说发展世界主义态度和禀性的文化形成过程，需要朝着一个全球公共领域迈出步伐，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新政治形式（见 Featherstone 2001）。正如马克斯·韦伯和诺伯特·埃利亚斯提醒我们的，国家形成过程有两个关键要素：暴力手段的垄断（韦伯）和税收手段的垄断（埃利亚斯）。那么，一个全球性的国家既需要通过警察力量也需要通过税收制度进行统治。这些都是必要的，其目的是稳定和规范新的“内部”全球空间，为培植共同的制度、禀性和取向提供土壤，从而最终形成某种形式的共同文化。各种不同的临时性的跨国文化已经出现，但是如果要形成一套更具有共同性的价值观和禀性，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文化，还需要积淀出一种共同的社会生活形式。因此，一种可以强加和执行共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生活守则和规则的国家机器，变得非常重要。随着 21世纪的徐徐展开，很显然，战后时代经常宣称的期望——这些期望到 1960 年代时，已经以发展理论、趋同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形式融入西方社会科学——假设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经济逻辑正在推动人类走向共同的社会生活形式（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主要模板：人类的“未来”）。但是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支持这一立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理论已经严重偏离了目标（Pieterse 2009）。事实上，马克斯·韦伯关于未来国际政治更像是民族国家之间持续的达尔文主义斗争的另一种观点，在最近几十年已经获得了支持性证据。从这个角度，历史被视为民族国家、超级国家和集团之间的淘汰赛，其中许多国家的政治体系、价值观和目标并不相容。

  这给世界主义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其他各方拒绝善意，不希望实现我们所谓的世界主义，那世界主义的价值何在？这一问题是由布鲁诺·拉图尔（Latour 2004）提出的，他反对贝克关于善意和容忍的假设。相反，最好承认存在根深蒂固的差异。可能我们并非生存在一个被共同价值复合体和干预模式所支配的宇宙中（见 Featherstone 2020b）。假设在21世纪宗教会消失，或一党制国家运动会不可避免地让位于民主体制，这现实吗？

  伊莎贝尔· 斯唐热斯（Stengers 2005）的“宇宙政治”（cosmopolitics）概念在这里是相关的，因为她与布鲁诺·拉图尔的立场相似。宇宙政治指出了宇宙拒绝被分解成一个有限的实体清单的方式，而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这是一种政治，其反对过早地终结于一个她所谓的“容忍的痼疾”所支配的单一体系。斯唐热斯的宇宙政治反对由完全不同的蓝图所构建的世界强制整合：最好承认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这意味着外交变得既必要又可行。斯唐热斯认为：“在宇宙政治的意义上，外交官是那些不将人类称作一个整体，而是承认人类的依附性和向异性的人……”（Savransky and Stengers 2018: 142）。外交官的角色要避免站在进步或普遍利益的一边；相反，他们应当为感觉自己受到威胁的人发声，以说服专家学者三思而后行（Stengers 2005: 14 ；另见 Conway 2019）。

  拉图尔强调，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面临着一个新挑战，一个类似于西班牙人在 1492 年后到达新世界时面临的宇宙论冲突。我们的“新新世界”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随着我们进入新的人类世时代，它与潜在的灾难性气候变化和地球破坏联系在一起，这要求我们“重置现代性”，并将生态危机视为和“全面战争状态”一样严重的问题（Pedersen et al. 2019; Latour 2017，引自de Freitas 2019: 3）。对于拉图尔来说，我们现今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包括移民、民粹主义和不平等。然而，这正是目前许多政治和经济巨头所否认的。因此，世界主义需要与乌尔里希· 贝克所设想的另一种全球化观点相联系。不幸的是，中产阶级的学术代理人，即布尔迪厄（Bourdieu 1984）所说的“文化善意”的传播者，并非最具影响力的世界主义的范本。正如齐格蒙特·鲍曼（Bauman 2008）所提醒我们的，超级富豪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超级富豪是超现代化和日益加强的全球化高度流动的推动者，因为其发展道路有利于他们的特殊利益和直接目标，促进了低税率和海外财富的积累。他们自由地在全世界周游，任何地方都欢迎他们成为居民或者企业家（Featherstone 2013, 2014a）。近年来，我们看到这个群体的成员与来自激进右翼政党和运动的知名政客结成了联盟，他们经常以新的方式利用社交媒体来倡导更极端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政策，无一例外地表达着对环保主义的中伤和对气候变化的否认（Monbiot 2018）。

  宇宙政治、宇宙论和宇宙技术

  对我们现在的消费水平的后果进行思考，会将我们带到有关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的核心，揭示出我们现有的理论方法和习惯性的概念化模式的局限性。为了公正对待宇宙政治的概念，并寻求斯唐热斯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如此脆弱，如此愿意为以进步为名的破坏进行辩护？”（Bordeleau 2011）的解决之道，我们需要将现代性与西方宇宙论和技术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考。虽然有可能将不同的宇宙论设想为有不同的本体论（多元文化论的强势版本），但重要的是要看到本体论不仅仅指文化，也指自然。因此，跟随拉图尔和斯唐热斯的思路，除了考虑单一自然，考虑“多元自然主义”（multi-naturalism）也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同现代性联系起来思考，显然，一种特定的技术观和自然观一直是殖民主义和工业化的核心，而殖民主义和工业化一直是欧洲和西方逐步积累和主宰全球的关键。只是随着东亚（首先是日本，之后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崛起，才将这些问题推向了前台。然而，也正是过去五十年来发生的深刻变革以及最近中国国家实力潜能的提高，才激发了更多系统研究和对于概念本身的质疑。在某一层面上，辩论的形式往往是发现不同于西方所宣称的另一种历史的需要，此类论述可见于乔凡尼·阿里吉（Arrighi 2008）、迪佩什·查克拉巴蒂（Chakrabarty 2000）、杰克·古迪（Goody 1996, 2006）、安德烈·冈德·弗兰克（Frank 1998）、阿基利·姆本贝（Mbembe 2001）、沃尔特·米尼奥罗（Mignolo 2009）、李约瑟（Needham 2013）、彭慕兰（Pomeranz 2000）、酒井直树（Sakai 2001）、鲍温图拉·苏撒·桑托斯（Santos 2009）、库兹·维恩（Venn 2001）、艾瑞克·沃尔夫（Wolf 1982）等人的著作。其中一些书名本身就说明了其观点：《历史的偷窃》（Goody 2006）、《西方中的东方》（Goody 1996）、《地方化欧洲》（Chakrabarty 2000）、《重新定向》（Frank 1998）。这类书名指出了一种扭转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版本的驱力，这种历史版本认为西方通过其所谓的优越文化逻辑发明了一切（Featherstone 2009）。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充分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就需要重新思考甚至克服现代性。重点应该转移到西方宇宙论中的自然的概念化，并解决技术的特定模式问题。体现了对自然不同态度的不同宇宙论，是否可以带来不同的技术？有没有可能发展出另一种现代性和技术，其对地球的破坏性要小得多？能否存在多种而非单一的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许煜（Yuk 2016, 2017a）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他认为我们需要探索宇宙政治和宇宙技术之间的关系。宇宙技术这一概念对“世界文明将永远基于西方思想”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在论证这一点时，许煜质疑了海德格尔的假设，即现代性对自然的胜利意味着哲学的终结，而控制论则是我们未来的主要表现形式。但是，技术在世界中的运作不仅仅是运用一系列中性技术的问题，因为技术和宇宙论息息相关，而宇宙技术指出了这是一个生存的问题。事实上，不仅仅是人类的生存，而是所有生命的生存，因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技术装置涉及一个“座架”（enframing， Gestell），它将所有的生命都视为“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s，Bestand），只为我们的占有和利用而存在。人类世揭示了一种“持存物的行星化”，一种“单边全球化”的形式，其中通过致命的机械论进程，一切都是可利用和耗尽的。中国的技术思想以不同的宇宙论为基础，显示出探索不同思维方式的潜力，这些思维方式指向不同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如果中国或全球南方的一些国家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宇宙技术，就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技术发展方向（见 Lovink 2019 对许煜的讨论）。

  超越耗尽的生活

  consume 作为动词有“耗尽、浪费、破坏”的含义，比如火灾吞噬（consumes）了建筑物。消费文化无疑体现了消费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们正在迅速耗尽地球提供的支持人类及其他生命形式的资源。随着反馈回路的加强，现代性正在引发变革性的、潜在的、灾难性的全球过程。然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还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论点：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地球的物理和生物资源的枯竭，还有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的下降；人类还面临着力比多和精神资源的枯竭。这就是贝尔纳· 斯蒂格勒（Stiegler 2010）所说的“消费资本主义的毒化”。这可以追溯到 1920 年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侄子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的营销理论，他通过关注如何说服消费者渴望他们不需要的东西，阐释营销、欲望和身份之间的关系；正如斯蒂格勒所说，“要促使人们消费，必须掌控他们的欲望”（引自Kinsley 2013 ；另见Ewen 1976）。

  人们消费更多，是因为我们对生、死、侵略的驱力越来越无法得到升华或理想化。我们更为冲动地生活在当下，消费成了一种瘾。当我们通过互联网的技术设备来思考这一问题时，斯蒂格勒注意到一个显著的变化：消费越来越以互联网为介质。第一，斯蒂格勒（Stiegler 2017 ；Dillet 2017）看到了从业余爱好者到消费者的转变：前者涉及一个学习过程，一种爱的关注和品味的培养，而后者似乎无法品味和专注于所消费的东西。在学龄儿童和年轻人中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即所谓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表现为难以集中和保持注意力。不停地网络浏览、切换窗口和多任务处理侵蚀了长时间的注意力和知识的长期积累。电脑游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有快速变化的图像和快速的移动、跳跃、冲击，并且伴随着激烈的背景音乐（Ash 2012）。其功效在于产生强烈的沉浸感和参与感，肾上腺素流与多巴胺“感觉良好”的大脑奖励交替出现。其后果之一就是使人们生活得更为冲动，并被一种激动和冲击的美学所吸引（斯蒂格勒会说是上瘾）。这表现出瓜塔里（Guattari 1996）所说的“机械迷”（machinic junkies）的一些特征。

  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以新的数字技术为介质。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还可以直接购买体验，如电脑游戏和其他在线娱乐形式。这被视为消费实践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因为人们越来越不关心满足基本需求的日常商品（食物、住房、交通等）。通过广告，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具有了图像，承诺体验、一些令人难忘的东西：它们变成了“体验商品”。有人认为，现在所有的消费都变成了“体验式”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体验式经济”（Pine and Gilmore 1999）所塑造出的“体验式社会”（Schulze 1992）中。正是这种所谓的转变使得一些人认为，发生了从物质消费到非物质消费的变化（Gill and Pratt 2008）。然而，我们日常使用的这种所谓的非物质消费（录制的音乐、电影、信息等）依赖各种形式的硬件，这些硬件消耗了大量能源和物质资源（尤其是新的城市数据中心）。所有这些硬件都会产生大量有毒废物：计算机、移动设备、手机、数字媒体播放器和电视，这些硬件随着技术迭代和设计更新会迅速过时（Featherstone 2018；Schlossberg 2019；Zomorodi 2019）。

  随着互联网逐渐成为我们所有生活的中心，我们购买的不仅仅是一种通信工具（电话等通信设备），而且互联网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消费模式，一个打开诱人的消费文化世界的平台。近年来网上购物规模大幅扩大：据估计，2018年全球有18亿人在网上购买商品，全球零售总额达2.8万亿美元（Moshin 2020；Clement 2019）。这一迅速增长的经济领域因新冠肺炎大流行得到了进一步的刺激。然而，互联网也不仅仅是网上购物，因为它也创造了巨额营收，使亚马逊、谷歌、脸书和其他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跻身2019年全球十大最具价值品牌之列。它们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谢尔盖·布林和马克·扎克伯格都位列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前15位。它们的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与一种新的营收形式有关，在这种营收形式下，我们每次登录互联网网站时，所有的个人活动和经历都会被跟踪、监控、记录，并转化为利润。

  这被称为“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它雄心勃勃地记录和追踪我们消费的一切——每本书、每部电影和每首歌，以及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移动时到过的每一个地方（Zuboff 2019: 497）。这意味着，当我们搜索和浏览网站时，不是我们在看互联网，而是互联网平台在看我们；它们在记录我们访问的每一个网页，并且在记录我们停留的时间和我们看（eyeball）了什么。随后产生的数据可以通过数据拍卖出售给广告商，广告商再制作个人定制的实时广告。互联网用户的上网偏好、习惯和品味被技术设备记住了。因为脸书和类似网站鼓励我们发布和存储照片、视频和生活事件的记忆，并对他人的分享进行评论，许多普通人的生活也被公开和记录了。但危险的是，我们未来的记忆会被算法得出的、利润驱动的信息流所塑造（Stiegler 2019）。

  这可以与之前关于业余爱好者的讨论相联系，因为脸书等社交媒体网站可以被视为打开了人们交流的能力和知识。但是斯蒂格勒（Stiegler 2012；Dillet 2017）很清楚，社交网络并不能被看作是业余爱好者的网络，因为没有批判或改变网络结构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我们想超越斯蒂格勒所说的“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这意味着消费者的实践知识（savoir-faire）和生活知识（savoir-vivre）都会被削弱——我们就必须进行反思。这表明我们应该寻找方法来培养、发展我们的制造、合作和自组织的能力，以构建“贡献经济”，促进我们的创造能力和关怀能力。它超越了新自由主义消费文化所鼓励的自利的个人主义，指出人类生活始终是一种“共在”（being-with），强调了我们与其他人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共性。

  正如库兹· 维恩（Venn 2018: 18）提醒的，此即“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本”：“在公正的制度中与他人并为他人美好地生活”（Ricoeur 1992: 351），这意味着什么呢？可能美好生活与丰裕之梦，与在无尽的奢侈品中获得感官满足没有多大关系。自然，我们需要消费才能生存，但我们消费什么和如何消费是重要的问题。最近，我们得到了一些关于我们过度消费的后果的警告，这凸显了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物种和生命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人类影响气候的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变暖，有可能开启一个快速、不可逆转的新时代，有可能灭绝许多惯常的生命形式。新型冠状病毒和其他致命的病毒进一步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生命的偶然性和脆弱性。它们以其特有的方式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的组成成分。我们可以学会在消费减少的情况下生活，调节我们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但是，当我们戴上口罩，担心呼吸的空气受到污染、病毒感染或氧气耗尽时，这意味着什么呢？消耗空气是维持人类生命所必需的基本消费形式。就像弗朗索瓦·于连（Jullien 2007）提醒的，生命需要重要的营养，所以我们需要滋养而非危害我们的生命。他提到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庄子认为呼吸术可以使我们身体必需的呼吸能量（气）更加协调、规律，延年益寿。同时，呼吸的行为和生命气息的循环，也使我们通过集中-分散的方式，不断地激活生命，参与到一个巨大的交流运动中（Jullien 2007: 82; 2009: 136）。共命运、同呼吸，为发展我们共同关切的地球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希望。

  迈克· 费瑟斯通

  2020 年 7 月

  （脚注和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