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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chichi99 发布时间：2018-07-12 03:53:37

  这是我读过的文笔最好的科普书

• 作者：GaAs 发布时间：2021-05-18 11:05:59

  尽管封面画着一只大章鱼，但和克苏鲁并没有什么关系。也并非该风格。

  故事本身还可以，有点尼尔盖曼的意思。打发时间，读一读还行。

• 作者：键之 发布时间：2011-06-24 14:56:44

  解决需求分析如何转向设计和开发环节的大问题，相当好的一本书

• 作者：Lt.Radio 发布时间：2010-05-06 17:27:48

  - -。很烦。。很烦。。。

• 作者：神奇的A毛毛 发布时间：2023-08-25 08:35:52

  小孩一家参观在深海底工作的爸爸的单位，科普加物理讲解，文字性内容和图画结合的形式，小朋友很感兴趣，对幼儿园小朋友来说文字较多。

• 作者：MOMO~DDD 发布时间：2017-12-18 09:24:32

  没有什么意义，然后牌面的图案很丑，解释能够看出来作者本身还有点水平，但是正反混解，大小不分的情况让人无法学习和使用，只能给那种不想学塔罗有想玩玩看的人使用

• 亲爱的路人（《等路人》读后感）

  作者：梨泰院小雨妞Mis 发布时间：2014-08-14 09:03:06

• 《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读书报告

  作者：麻辣大魔王 发布时间：2019-02-14 16:10:35

  《为增长而竞争》一书其实是一部论文集，编者张军和周黎安煞费苦心地整理了“中国经济学家对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成果”，这是编者张军在前言中的原话。在大致读完本书之后，我将这部文集的主要内容理解为：编者收录的论文提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两种解释逻辑，一是财政分权（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二是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二者分别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财税激励和晋升激励，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做对了激励。这种我姑且将之称为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近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之下也伴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和竞争、宏观调控失灵、司法不公、地区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地方债规模巨大以及忽视基础教育、卫生保健支出等问题。前一阶段被证明是成功的政策和体制，在下一阶段可能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于障碍。因此编者张军和周黎安通过梳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厘清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得失，对正确设计合理的改革方略，成功实现下一阶段的经济转型与社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财政分权体制，在前言中编者就下了一个判断，即编者认为自1985年以来的财政分权体制至今中国已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这里的分权指的是由地方担当发展经济和组织投资活动重任的分块结构，编者使用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重向读者直观展示了这一点。中国一开始实行的其实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实行这一模式之后不久，中央与地方之间就反复进行着财政权力的划分、调整与妥协。钱颖一和B.R. Weingast（1995）发表的论文中就详细梳理了中国1958年、1970年、1979-1993年三次分权化改革的过程，并提出中国经济的成功部分地是由于分权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化过程的持久性创造了条件，因此分权化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非国有部门的增长。同时在分权化背景之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这一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果：比如地方竞争促使地方政府提供良好的环境以吸纳生产要素。但他们也发现了中国分权化同时也面临着缺乏统一的大市场、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分权缺乏制度化等诸多问题。

  钱颖一和B.R. Weingast在1995年发表的这篇论文实际上是对钱颖一和许成钢于1993年发表的论文的纵深，钱和许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的实绩比东欧和苏联好，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中国M型的层级制，M型层级制是中国非国有部门进入与扩张的直接原因，而非国有部门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中国的M型层级制是一种自1958年以来就存在的以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形式，这种M型组织具有地区性试的改革策略成本低，制度变迁过程灵活等优点，更有利于当时背景之下中国经济的发展。钱颖一和B.R. Weingast（1995）进一步发现这种M型层级制是在中国分权式改革的背景下形成的。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通过对中国内地30个省级单位中的28个自1970年至1993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定量分析，验证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过程有正的作用这一观点,并且发现除了财政分权外,农村改革和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虽然大多数学者认同财政分权体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有正的作用这一观点，但有学者在后续研究中发现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张晏等，2005）。同时他们认为, 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财政分权效应存在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在别的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陈诗一和张军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随机效应Tobit模型，核算和解释了中国各省级政府1978-2004年以及分税制改革以后1994-2004年的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变化。结果显示，中国大部分省级政府的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的．但比较而言．东中部地区的政府支出效率相对较高且相差不大，西部地区与之相比则低很多。具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地方财政包干时期，东中部地区的支出效率呈现共同的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变化不大，但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总体上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主要是由东部和西部地区效率的较大提高所引起．而中部地区支出效率相对于此前几乎没有改善。

  财政分权或者说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提出之后，在众多学者的探索与拓展之下渐渐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理论，但周黎安提出的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周黎安（2007）认为行政与财政分权理论虽然确实构成地方政府激励的重要来源，但不能解释20世纪80年代依赖财政体制和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一直在变化之中而地方官员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激励没有改变。他提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其核心概念“晋升锦标赛”是一种行政治理模式，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可以是GDP增长率，也可以是其他可度量的指标。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是一种强激励模式，在地方政府之间引入了竞争机制，并且这种竞争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长而加剧，同时解决了监督激励依次递减和信息不对成的问题，降低了监督成本。但同时也存在负面影响，如造成政府官员的激励扭曲，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只关注考核的指标，而对哪些不在考核范围内或不宜测量的结果不予重视， 不惜一切手段去获取经济发展，包括一些不利于培育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手段。周黎安等（2005）使用定量分析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结果显示经济绩效对这些省级官员的晋升有正的影响，且平均绩效的影响较当年绩效的影响更大；在任官员相对其前任的经济绩效对他们的晋升有正的影响，而他们相对于周边省市的绩效则没有明显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中国官员晋升采用的是相对绩效考核方式，将地方官员的政治升迁与当地经济增长绩效挂钩，它不看官员绩效的绝对值，而是看他们的绩效排序，排序第一就是竞赛优胜者，就能得到晋升机会。这或许就是周黎安提出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实证基础。

  周黎安的研究注意到了之前学者忽视了的研究角度，一方面他发现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处于不断变化中但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未改变，现有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解释不足这一点；另一方面，他敏锐地发觉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特殊心理，除了关注地方经济发展这一经济参与人身份之外，作为政治参与人的地方官员更关注自己的升迁与仕途。各地官员不仅在经济上为财税和利润而竞争，同时也在官场上为晋升而竞争。因此，财政分权的体制与官员治理模式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早先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强调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如张军等（2007）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之功归于分权竞争和政府治理，他们发现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深化改革以及其他因素之后,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标尺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分权、开放、政府体制的改革与政府职业化水平的提高对改进政府基础设施的投资激励是至关重要的。前文提到的论文也大多将中国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挂钩。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财政分权和围绕GDP的官员晋升锦标赛带来经济增长之余产生的成本。周黎安（2004）在文章中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顽疾，即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产生的深层原因归于潜入在经济竞争中的政治晋升博弈。这种政治晋升博弈促使参与人只关心自己与竞争者的相对位次，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参与人不仅有激励做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事情，而且也有同样的激励去做不利于其竞争对手所在地区的事情。这一零和博弈造成了中国地方官员经济合作的失败，比如大东北振兴和京津冀合作的困难。傅勇等（2007）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通过对本书中涉及到的部分论文的梳理总结可以发现，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与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晋升锦标赛在很长一段时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激励与推动力，推动市场化、地方竞争，铸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这种增长模式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和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等（王永钦等，2007），可以说这些就是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因此，接下来要思考的便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到底应该如何达成，从“做对激励”到“做对规则”或许就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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