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校释（增订本）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撰、刘孝标注的笔记小说。是关于魏晋历史与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龚斌教授校释，历时六年，结合前人各家注本之解说，出以己意，可谓《世说新语》各注本中“后出转精”之作。2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初次出版。此次修订，作者又加入了不少原来没有见到的新材料，如日人冈白驹的《世说新语补觹》、田中大壮的《世说新语讲义》等，并附录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世说叙录、世说旧本叙录题跋等。

序言：正解与通识如何可能？

前言

凡例

门类目录

正文

附录目次

附录一 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

附录二 世说旧本叙录题跋

附录三 汪藻世说叙录、考异、人名谱

附录四 世说人物事迹编年简表

初版后记

增订后记

世说人名索引

刘义庆(403-444)，字季伯，汉族，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南朝宋文学家。

龚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南朝文史研究专家。《陶渊明集校笺》《陶渊明传论》《慧远法师传》《鸠摩罗什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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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元帝生子，大赐群臣。殷羡谢道：“皇子降生，普天同庆。臣无功勋也受奖，於心有愧。”元帝笑道：“此事岂可使卿有功乎？”

佛图澄与诸石游。林公曰：“澄以石虎为海鸥鸟。”【《赵书》曰：‘虎字季龙，勒从弟也。征伐每斩将搴旗。勒死，诛勒诸儿，袭位。’《庄子》曰：‘海上之人好鸥者，每旦之海上，从鸥游，鸥之至者数百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从汝游，取来玩之。”明日之海上，鸥舞而不下。’】（言语·第45则）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1983)和商务印书馆《世说新语词典》(1993)“海鸥鸟”条对此都未加解释；马瑞志译注……(1979)和目加田诚等译注《世说新语》(1976)也都径译原文而无所解说。徐震堮撰《世说新语校笺》(1984)率先对支语意蕴作了诠释：“刘辰翁曰：谓玩虎于掌中耳。案此说未允。盖谓澄以无心应物，故物我相忘也。”其后萧艾《白话世说新语》(1991)译为“澄和尚把石虎当作海鸥鸟（狎玩）”，这是采取刘辰翁之说；许绍早《世说新语译注》(1989)注为“这里引用《列子》这个故事，是说佛图澄清净无异心，物我不分”(页74)，四川人民出版社《世说新语辞典》(1992)“海鸥鸟”条释为“此处暗指佛图澄清净无机心,物我相忘”(页157)，这都是沿用徐震堮之说。

其实，二说似乎都未为允当。……据笔者浅见，历来学者解释支道林此语而得其旨趣的当是美国学者芮沃寿，他在Fo-t’u-teng:ABiography一文中说：“这个故事的要点是海鸥鸟被设想为能觉察威胁而相应改变行为，所以支道林的意思是佛图澄在他与石氏的关系中把他们认作具有野性和警惕性的鸟类——不是很聪明，但善能察觉他（佛图澄）这一方的任何不忠，如同《庄子》故事中的鸥鸟那样。”只有这样解释，才能抉发佛图澄的深心和支道林的睿智。……

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翻译：赵母嫁女儿，女儿临去时，告诫女儿说：“切莫做好事！”女儿说：“不做好事，可以做坏事吗？？”赵母说：“好事尚且不可以做，

何况做坏事呢？”

18、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笺疏】

（一）《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曰：'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郭象注曰：＂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尧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许由方明既治，则无所代之，而治实由尧，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寻其所况，而或者遂云治之而由治者尧也；不治而尧得以治者，许由也。斯失之远矣。夫治之由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也。取于尧而足，岂借之许由哉？若谓乎拱默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当涂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嘉锡案：庄生曳尾涂中，终身不仕，故称许由而毁尧、舜。郭象注庄，号为特会庄生之旨。乃于开卷便调停尧、许之间，不以山林独往者为然，与漆园宗旨大相乖谬，殊为可异。姚范《援鹑堂笔记》五十以此为向秀之注，引秀答司马昭语为证。且曰：＂郭象之注，多本向秀。此疑鉴于叔夜菲薄汤、武之言，故称山林、当涂一致，对物自守之偏狥，盖逊避免祸之辞欤？＂嘉锡以为姚氏之言似矣，而未尽是也。观文学篇注引向、郭逍遥义，始末全同。今郭注亦具载之。则此篇之注出于向秀固无疑义。但文学篇注又引秀别传曰：＂秀与嵇康、吕安为友，注庄子既成，以示二子。＂是向秀书成之时，嵇康尚无恙。姚氏谓＂鉴于叔夜菲薄汤、武之言＂者，非也。或者后来有所改定耶？要之魏、晋士大夫虽遗弃世事，高唱无为，而又贪恋禄位，不能决然舍去。遂至进退失据，无以自处。良以时重世族，身仕乱朝，欲当官而行，则生命可忧；欲高蹈远引，则门户靡托。于是务为自全之策。居其位而不事其事，以为合于老、庄清静玄虚之道。我无为而无不为，不治即所以为治也。《魏志》王昶传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且以书戒之，略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书籍介绍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撰、刘孝标注的笔记小说。是关于魏晋历史与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龚斌教授校释，历时六年，结合前人各家注本之解说，出以己意，可谓《世说新语》各注本中“后出转精”之作。2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初次出版。此次修订，作者又加入了不少原来没有见到的新材料，如日人冈白驹的《世说新语补觹》、田中大壮的《世说新语讲义》等，并附录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世说叙录、世说旧本叙录题跋等。

• 作者：你猜我是谁 发布时间：2021-02-23 17:17:42

  为写书评

• 作者：温莎墓园日记。 发布时间：2019-10-30 20:13:37

  再次给自己的书打五星系列 虽然我水平一般 但是这套书无论从画风还是人设都是我译过的书里最喜欢的 感谢并且怀念艳艳老师跟美玉姐的帮助跟共事 转眼间已经这么多年了呢

• 作者：嘯臺 发布时间：2020-02-11 20:30:03

  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 作者：Cube 发布时间：2024-03-02 19:35:23

  拖延症分析开来，一是完美主义，二是想一步登天急于求成有点中二。

• 作者：麻麻睇 发布时间：2019-08-03 15:15:46

  中国版的死魂灵。场景、人物外貌、表情神态肢体语言、心理活动等等的描述，都接地气而又精准有力。世道左右着芸芸草芥的命数，千百年来都是那副同样的嘴脸。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总习惯归咎于生不逢时，却不曾看破挣脱枷锁的兽性回归。有了这般能耐，任你什么世道都能混出个人模狗样来。改旗易帜说的都是表子上的漂亮话，内里的污浊溃烂一成不变。再勇猛强壮不屈的肉与灵，也守护不了心头那一丁点儿光亮。

• 作者：白胡子 发布时间：2020-07-18 21:53:21

  此书较前版增订，加为四册。

  一定要买这套增订本。

  比三册本的阅读体验大大提升，

  跨越如同：塞班时代到安卓时代。

  内容的充实是有临界值的，充实到一定程度会引发质变——观看的极度舒适。比如《文选李注义疏》高步瀛版，《管锥编》，《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里面很多精彩注释是可以当侦探小说看的：有理、有力、有节。抽丝剥茧、鞭辟入里、考据精当、思路清奇、语出惊人、令人绝倒。

  这种书会永载史册，好的不只内容，还有排版。四册增订版的排版舒服极了，注释字体大了一个码，释文地位也自然水涨船高。这体现了编著者的内心越来越自信，——对校释的内容越来越满意。“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不管谁来注谁，最后爽的都是读者，感谢！…

• 论风流 冯友兰关于《世说新语》随笔

  作者：阳极-半导体 发布时间：2010-01-31 20:29:26

  简单来说冯先生提炼了关于世说的四点，这四点也是中式浪漫的核心

  玄心，妙赏，洞见，深情

  儒家和道家的关系如同西方古典和浪漫派的关系一样

  当然后期宋儒革新整合以后，也有了明教中自有乐地的说法

  体现了后期儒道的融合，当然更大的就是儒释道的融合

  以下是冯先生的原文：

  风流是一种所谓的人格美,凡美都涵有主观的成分.这就是说,美涵有人的赏识,正如颜色涵有人的感觉.离开人的赏识,不能有美,正如离开人的感觉,不能有颜色.正所谓不能,也不是事实底的不能,而是理底不能.人所不能赏识底美是一个自相矛盾底名词人所不能感觉底颜色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说一性质有主观的成分,并不是说它没有一定底标准,可以随人的意见而变动.例如说方之性质,没有主观的成分;红之性质,有主观的成分.但什么是方有一定底标准,什么是红也有一定的标准.血是红底,不是色盲底人,看见血都说是红.美也是如此,美虽有主观成分,但是美其名曰也有一定底标准.如其不然,则即不能有所谓美人,亦不能有艺术作品,不过我们也承认,也许有一小部分人本来没有分别某种颜色的能力,这些人我们名之为色盲.有色盲也可以有美其美盲.

  不过没有主观成分的性质的内容,是可以言语传达底;有主观成分的性质的内容,是不可以言语传达底.我可以言语告诉人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但不能告诉人什么是美,我可以说,一个命题与事实相合是真,一个行为与社会有利即是善;但我不能说,一个事物有什么性质是美.或者我们可以说,凡能使人有某种快感的性质是美.但是那一种快感是什么,亦是不能说底.我只能指著一个美底事物,说这就是美;但如我所告诉底人是个美盲,我没有法子叫他知道什么是美.此正如我可以言语告诉人什么是方,但不能告诉人什么是红.我只能指著一个红底东西说,这就是红:但如果我所告诉底人是个色盲,我没有法子叫他知道什么是红.

  美学所讲底是构成美的一部分的条件,但是对美盲底人美学也是白讲,因为他即研究美学,他还不能知什么是美.正如色盲底人,即研究物理学,知道某种长度的光波是构成红的条件,但他不还不能知什么是红.

  风流是一种美,所以什么上可以称为风流性质的内容,也是不能用言语传达底.我们可以讲底,也只是构成风流的一部分的条件.已经知道什么是风流底人,经此一讲,或者可以对于风流之美,有更清楚底认识;不知道什么是风流底人,经此一讲,或者心中更加糊涂,也未可知.

  先要说底是:普通以为风流必与男女有关,这以为是错误底.我们以下”论风流”所举的例,大都取自《世说新语》。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风流宝鉴，但其中很少说到男女关系。当然，说男女有关底事是风流，也是风流这个名词的一种用法。但我们所谓风流，不是这个名词的这一种用法。

  《世说新语》常说名士风流，我们可以说风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现。是名士必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不过冒充名士底人，无时无地无之，在晋朝也是不少，《世说新语》说：“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热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这话是对于当时的假名士说底。假名士只求常得无事，只能痛饮酒，热读离骚。他的风流，也只是假风流。嵇康阮籍等真名士的真风流，若分析其构成的条件，不是如此简单。我们于以下就四点说真风流的构成条件。

  就第一点说，真名士真风流底人，必有玄心。《世说新语》云：“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日：‘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刘孝标注云，“竹林七贤论曰：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已之所以为达也。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竣。迨远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讯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有玄心，徒利其纵瓷而已。”“作达”大概是当时的一个通行名词，达而要作，便不是真达，真风流底人必是真达人。作达底人必不是真风流底人，真风流底人有其所发为达，其所以为达就是其有玄心。玄心可以说是超越感，晋人常说超越，世说新语说：“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超越是超过自我；超过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底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死生，都不足以介其意，世说新语说：“郗太傅（鉴）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又说：“庚小征西（翼），尝出未还，妇母阮，是刘万安妻，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阮语女: ‘闻庚郎能骑,我何由是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雅量)王羲之闻贵府择婿而如不闻;庚翼于广众中在妻及岳母前,表演马术,坠马而意色自若,这都是能不以成败祸福介意的.不过王羲之及庚翼所遇见底,还可以说是小事;谢安遇见大事,亦是如此.《世说新语》说：“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竞，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能如此正是所谓灰：不过如此底达，并不是可以“作”底。

  就第二点说，真风流底人，必须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藉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底对于真理底知识。洞见亦简称为“见”，此“见”不是凭籍推理得来底；所以表示“见”的言语，亦不须长篇大论，只须几句话或几个字表示之。此几句话或几个字即所谓名言隽语：名言隽语，是风流底人的言语。《世说新语》说：“阮宣子（修）有令闻。太尉王英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谓椽。世谓三语椽。”（文学）世说新语亦常说晋人的清谈，有长至数百言数千言，乃至万余言者。例如：“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许询，谢安，王蒙）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座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言。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座莫不厌心。”（文学）“言约旨远”，或“词约旨远”，是当时人所注重底。真风流底人的言语，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真风流底人谈话，要“谈言微中，”“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若须长篇大论，以说一意，虽“文藻奇拔”，但不十分乎风流的标准，所以不如“言约旨远”底话之为人所重视。

  就第三点说，真风流底人，必须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底感觉。《世说新语》中底名士，有些行为，初看似乎是很奇怪；但从妙赏的观点，这些行为，亦是可以了解底。如《世说新语》说：“王子献（徽之）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伊）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主客不交一言。”（任诞）王徽之与桓伊都可以说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的目的在于艺术并不在于人。为艺术的目的既已达到，所以两个人亦无须交言。

  《世说新语》又说：“锺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稽康。锺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简傲）晋人本都是以风神气度相尚。锺会稽康，既已相见，如奇松遇见怪石，你不能希望奇松怪石，相会说话。锺见所见而去，他已竟见其所见，也就是此行不虚了。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说：锺会因稽康不为礼，“深御之，后因吕安事，而遂谮康焉。”如果如此，锺会真是够不上风流。

  世说新语说：“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炉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任诞）又说：“山公（涛）与稽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与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塘以窥之，达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用胜。’”（贤媛）阮籍与韩氏的行为，与所谓好色而不淫又是不同。因为好色尚包含有男女关系的意识，而阮籍与韩氏直是专从审美的眼光以看邻妇及稽阮。所以他们虽处嫌疑，而能使邻妇之夫及山涛不疑其有他。

  《世说新语》又云：“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车骑（谢玄）对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言语）子弟欲其佳，并不是欲望其能使家门富贵，只是如芝兰玉树，人自愿其生于阶庭。此亦是专从审美的眼光以看佳子弟。

  《世说新语》又说：“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言语》）他养马并不一定是要骑。他只从审美的眼光，爱其神骏。

  就第四点说，真风流的人，必有深情。《世说新语》说：“了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得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言语》）又说：“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言语》）又说：“王长史（广+钦）登茅山，大痛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任诞》）桓温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八个字表示出人对于人生无常的情感。后来庚信《枯树赋》云：“桓大司马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虽二十四个字。但是主要的还是只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八个字。

  桓温看见他所栽的树，有对于人生无常的情感，卫玠看见长江，“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他大概也是有对于无常的情感。不过他所感到的无常，不是人生的无常，而是一切事物的无常。后来陈子昂《登幽州台》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都是所谓“一往情深”。“一往情深”也是《世说新语》中的话。《世说新语》谓：“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桓子野唤奈何，因为有一种情感，叫他受不了。这就是王广+钦所以痛哭的原因。他将终为情死，就是他也是受不了。这是对于人生有情的情感。

  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桓温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其话的意义风味就大减，而他也就不够风流。王广+钦说，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他说到他自己。但是他此话与桓温卫玠的话，层次不同。桓温卫玠是说他们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王广+钦是说他自己对于情感的情感。他所有的情感，也许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所以他说到对于情感的情感时，虽说到他自己，而其话的意义风味，并不减少。

  真正风流的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他对于万物，都有一种深厚的同情。《世说新语》说：“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又说：“支公好鹤，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锻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言语》）又说：“王子敬（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这都是以他自己的情感，推到万物，而又于万物中，见到他自己的怀抱。支道林自己是有凌霄之姿，不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他以此情感推之鹤，而又于鹤见到他自己的怀抱。这些意思是艺术的精义，若简文帝只见“翳然林木”，不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王子敬只见“山川映发”，不觉“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他们所见的只是客观的世界。照《世说新语》所说，他们见到客观的世界，而又有甚深的感触。在此感触中，主观客观，融成一片。表示这种感触，是艺术的极峰。诗中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春草无人随意绿”，“空梁落燕泥”，皆不说情感而其中自有情感。

  主要的情感是哀乐。在以上所举的例中，所说大都是哀的情感。但是有玄心的人，若再有进一步的超越，他也就没有哀了。一个人若拘于“我”的观点，他个人的祝福成败，能使他有哀乐。超越自我的人，站在一较高的观点，以看“我”，则个人的祝福成败，不能使他有哀乐。但人生的及事物的无常，使他有更深切的哀。他若从一更高的观点从天或道的观点，以看人生事物，则对于人生事物的无常，也就没有哀了，没有哀乐，谓之忘情。《世说新语》说：“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这痛。”（《伤逝》）能忘情与不能忘情，是晋人所常说的一个分别。《世说新语》云：“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慧，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恹。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帮不泣，不能忘情故泣。’”（《言语》）能忘情比不能忘情高，这也是晋人所都承认的。

  忘情则无哀乐。无哀乐便另有一种乐。此乐不是与哀相对的，而是超乎哀乐的乐。潜有这种乐，他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乐，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诗所表示的乐，是超乎哀乐的乐。这首诗表示最高的玄心，亦表现最大的风流。

  在东晋名士中渊明的境界最高，但他并不狂肆。他并不“作达”。《世说新语》云：“王平子（澄）胡毋彦国（辅之）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德行》） 陶 渊明并不任放，他习已于名教中得到乐地了。

  宋儒亦是于名教中求乐也。他们教人求孔颜乐处，所乐何事。《论语》曾皙言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宋儒说曾皙“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而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有万物各得其所之妙，帮夫子叹息而深许之”（朱子注）。不管曾皙的原意如何，照宋儒所讲，这确是一种最高的乐处，亦是最大的风流。

  邵康节当时人称为“风流人豪”。他住在他的安乐窝里，有一种乐。但是程明道的境界，似乎更在康节之上，其风流亦更高于康节。程明道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又说：“年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文集》卷一）这种豪雄，真可说是“风流人豪”。康节诗云：“尽快意时仍起舞，到忘言处只讴歌。宾朋莫怪无拘检，真乐攻心不奈何。”（《林下五吟》、《击壤集》卷八）“花谢花开诗屡作，春归春至酒频斟。情多不是强年少，和气冲心何可任。”（《喜春吟》、《击壤集》卷十）攻心冲心而使之无可奈何的乐，大概是与哀相对的乐。与哀相对的不是真乐。康节有点故意表示其乐，这就不够风流。

• （转载）鲁迅之《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作者：熏鱼块 发布时间：2012-08-10 13:31:01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象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之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事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种数十盆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