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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浓缩了近30年来射频前端技术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经验。在某种程度上，编者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编者开设了一门以T／R组件为对象的专业教育课程。本书通过以下方面对T／R组件进行全面论述：雷达与通信系统中的相控阵介绍，T／R组件及其元器件，单片微波集成电路(MMIC)，T／R组件封装，射频互连材料，T／R组件热管理，MMIC和T／R组件制造、测试、成本和下一代T／R组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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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浓缩了近30年来射频前端技术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经验。在某种程度上，编者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编者开设了一门以T／R组件为对象的专业教育课程。本书通过以下方面对T／R组件进行全面论述：雷达与通信系统中的相控阵介绍，T／R组件及其元器件，单片微波集成电路(MMIC)，T／R组件封装，射频互连材料，T／R组件热管理，MMIC和T／R组件制造、测试、成本和下一代T／R组件技术。

• 作者：大奇特(Grinch) 发布时间：2018-05-12 17:19:22

  这次是插图版，修正了10年第二版的一些翻译问题，增加了近年几部奥斯卡获奖片的范例分析。适合入门级影迷当教材看，与同类书的区别是介绍美国电影史的同时，加入了制作模式和大众文化的关系。

• 作者：黑风野猪 发布时间：2022-11-04 14:30:01

  孔夫子旧书网因为便宜的错误选择

• 作者：矮马来了 发布时间：2020-04-19 16:36:07

  是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何晏本了。

• 作者：9 Crimes 发布时间：2016-01-03 14:28:25

  非目的性的无秩序秩序和自由意志这论证怎么中间好像缺了一大段论述就直接出结论了？确定不是中间少翻译了一节？中信的翻译是越来越不敢看了

• 作者：RinChopin 发布时间：2022-11-24 14:58:06

  强风吹拂，身为帆，你我皆有岸。

• 作者：旯 发布时间：2021-03-28 22:57:38

  一本可以彻夜长谈也可以一言不发的书，朋友，看吧，我很喜欢

• 人•岁月•山川

  作者：安提戈涅 发布时间：2014-10-21 17:09:36

  对时间的感觉与思考蔓延在沈从文的文字中，而我相信，任何对于自我生命状态有所觉察的人，其思考最终会落脚于时间的维度，因为，存在像寄居蟹一般占据着时间之壳。

  缭绕于死亡、循环、永生的话语，都源自时间这一终极问题所引发的焦虑感。死亡是托尔斯泰或者福克纳的命题，幼年目睹死者的“浮肿的手”与“白袍”后，托尔斯泰无数次将时间尽头的想象投射到对他人死亡的书写上，《喧哗与骚动》则直接以昆丁的自杀宣布放弃“抵抗时间”；循环与轮回是博尔赫斯的命题，他以零度情感追踪着时间衍变的脉络，减弱情感色彩的时间显得剔透明亮，反射出存在的巨大黑洞——“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下一个无限的黑暗循环中归来；而昆德拉，响亮嘲笑着人类试图无限制延长时间的渴望，显然，永生抑或不朽不过是一场臆想的狂欢。

  沈从文的时间哲学全然不同，在古老东方生死观的斑斓底色上，它不仅是智力与思辨的产物，更是“有情”的结果。似乎能够察觉，他的观念中夹缠着两种时间观，一种是对钟表时间的计算，一种则是对自然时间的归化。《湘行散记》中，相思的刻骨催逼使得沈从文对时间刻度的计算几乎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而书信成为摄取和保存时间（记忆）的必要手段。在每一封给张兆和的信中，他都以极大的毅力记录着钟表时间的流逝：“你走了两天”、“十天之后就能到家”、“已经走了三个钟头，还可以走两个钟头”，甚至更细微处：“这时节还只七点三十分，说不定你们还刚吃饭”；“九点四十五分，我小船停泊在一个滩岨乱石间，大家从从容容吃了早饭。还吃鱼。”离别之苦使得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将时间视为一条可丈量的绳索，拼却命来拉回一段，绳那头的三姐也就近了一寸。

  但同时，自然时间仿佛是不动的。时间的流动沉淀为空间的静止，仿佛一个人原本在时间的介质里拖着两条腿走路，然而介质越来越稠密，他走不动，停下来，成了一幅古画。舟行水上，“一切声音皆冷得凝固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的轻轻的流过去。这声音使人感觉到它，几乎不是耳朵，却只是想象。”；“这里已无雪，山头皆为棕色，远山则为紫色。地方静得很，无一只船，无一个人，无一堆柴”。显然，与钟表时间相比，自然时间沉默而壮阔，不可丈量，不可计算，劫灰寸寸却亘古不变。最终，岁月化入了山河，时间凝固在千年一日的山色与河水中。这一时期，沈从文对钟表时间的体认与对自然时间的知觉并行不悖，它们具有某种同一性，都指向存在的安宁与温柔。

  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我接触到了更多的材料，沈从文观念中两种时间感觉的分野愈加明显。只不过，引发其对钟表时间关注的重心，从对妻子的相思转向了对身体衰弱以及人事变化无常的哀叹中。“一切永恒、一切常在”的，还是那山与那水。五一年随土改团去四川，看到山里“那些保存太古遗风的山村，和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的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两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时可以想见的”；更有这奇异一笔，说五千人敲锣打鼓地开会，但是声音却逐渐消失在“丘陵竹树间……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而与此同时，由钟表时间所记录下的是“历史”的状况：国家动荡变革、个人抱负不得舒展、老友纷纷伤逝、各种老年疾病不可避免地吞噬着健康的肉身。山河照影，晴川历历，一切未曾改变，反而更衬出人在钟表时间中的委顿。

  接下来几年的局势更加严峻:个人的钟表时间不再可能。私人生活与日常话语被绑架后，人失去了从个人经验出发形成体认的机会，大写的“历史”旋即成为了钟表时间的载体。这“历史”的逻辑是进步主义的，“大踏步迈进”与“日日向前”的，其宏大的时间景观是对山河所具有的自然时间的戏仿与改造，以“计划”之名，它改造大自然，它筹措与规划着时间，为当下点染些欣欣向荣的粉扑。但是，这一壮丽的景观未曾给沈从文以安宁温柔，反而令他觉得“不知从何说起”甚至“感到一种奇异”。通向未来的路径一旦被精心规划，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可能性，像一颗海德格尔形容的果子，沈从文裹挟在历史时间里，感到无法敞开自身，只能萎顿。他说：“在悬崖上站着，只想哭。”

  一哭，心里就温柔了，也就愈发沉迷于与世界的隔膜中，愈发将个体这小小的生命流注到自然时间中的寓所中。沈从文与当下世界的“隔膜”来自于他的“回心”。“回心”本是竹内好刻画鲁迅的一个词，但沈从文同样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与决断，回到了年轻时就确立的信念中，对鲁迅来说，是弃医从文，对沈从文来说，则是回归到自然时间的慰藉中。为什么“回心”?固然，当下的历史（钟表时间）对人折磨不已，但更重要的，是沈从文从自身时间的断裂推测到了整个历史的断裂。在这本传记中，多次提及沈从文对目前的“历史传统模式”的不信任，对未来的无望意味着未来的时间性的断裂，这使他不得不返回内心。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回心”过程的表征就是以沉潜的文物研究的方式代替了向外发散的文学创作。

  有了这种隔膜，他才得以将自己抽绎出历史的钟表时间，以一种超然的姿态面对当下。动不动的，他开始自然而然地说起自我与周遭的隔膜，“总是隔着一层”、“头晕晕的”，这层隔膜，将他与闹哄哄的红尘隔开。五十年代末，沈从文观察上海的街道：“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在超然的隔膜中，沈从文找回了私人的时间经验，再一次的，这种私人时间经验的感觉与他对自然时间的理解契合了。他谈过这种自然时间的沉静温柔的气质的好处：“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使得一个人的生命更有光辉。”显然，凝固在山形水色中的自然时间，默默滋养着最坚韧的德行，而德行，本就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关乎个人的独一性。”历史的钟表时间是最不稳固的，风俗、准则、法规都可能一夜间就发生改变，一个人判断对错的标准、走出去或者“回心”的尺度，完全在于如何对待自己，沈从文，将自己将付给了山川。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一个人将脆弱的肉身交付山川，并非试图借助山川的崇高延续自己的存在时间，毋宁说，是想从那千年不变的时间光谱中，寻得一点温柔、一点坚韧、一点胆色。

• 无助且羞愧的成长

  作者：锦 发布时间：2016-03-23 11:33:15

  《彼得·潘》是英国剧作家詹姆斯·巴里最具盛名的作品，自1904年公演以来，一直广受欢迎。主人公彼得·潘是个长大不的孩子，居住在仅靠飞行才能抵达的梦幻岛上。他与海盗搏斗，与仙子为伴，在环礁湖中追逐美人鱼，过着刺激的冒险生活。一个世纪以来，正是这种永葆童心的形象令一代代的读者心向往之。

  作者詹姆斯·巴里1860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织工家庭，在十个孩子中排行第九。他1885年移居伦敦，成为自由作家，创作了许多反映苏格兰人生活的剧本和小说。巴里于1919至1922年担任圣安德鲁斯大学校长，1928年当选为英国作家协会主席，1930年至1937年受聘为爱丁堡大学名誉校长。

  在他颇有建树的一生中，《彼得·潘》是最闪耀的徽章。故事的灵感来来自于巴里在伦敦肯辛顿公园遇

  到的卢埃林·戴维斯一家。这个家庭有五个儿子，常常在公园的草地上玩耍，用树枝建造小屋，用泥土做点心，扮演童话中的角色。巴里被他们吸引，后与戴维斯一家结为深交。“彼得·潘”就是以戴维斯家第三子彼得的名字命名的。

  1902年，巴里的小说《小白鸟》中第一次出现了彼得·潘的名字，其中部分章节的内容，即后来出版的《彼得·潘在肯辛顿公园》（1906）的雏形。他基于这个构思，创作了《彼得·潘》的舞台剧，在伦敦公演时大获成功，至今长演不衰。1911年，他将该题材写成小说，被译为多种文字风靡世界。

  英国儿童文学源远流长。18世纪中期，出版商约翰·纽伯瑞开拓了儿童文学市场，生前共出版20多种儿童读物，他使儿童文学从此成为图书出版行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迎来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冲击，旧有经验已不能解释新的时代命题，知识分子致力于建构新的认知体系，怀旧与感伤的情绪也蔓延开来，“重返童年”的思潮就是其中一种表达。当时作家的创作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以狄更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书写，童年苦难、艰辛；二是以刘易斯·卡罗尔两部“爱丽丝”童话为代表的幻想性书写，童年呈现出水晶球般绚烂而荒诞的色彩。

  詹姆斯·巴里的《彼得·潘》可归为幻想性书写。书中洒满了仙粉，不时有海盗出没。主人公彼得·潘最大的魅力，就是他不会长大。于是，巴里在他身上放大了较为纯粹的孩童特质。他非常自我，做事随心所欲，可以轻易从一个家庭中带走所有的孩子；他渴望得到关注，乐于炫耀自己的技能，在带领迈克尔飞行的时候，直到他快要落进海里才出手相救——他想显示自己的高超本领。我们在习得成年人社会的所有规则之前，不也是如此吗？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并不遗余力地试图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唯有游戏能令彼得·潘停止神游，他喜欢玩“假装”，命令手下假装吃饭、玩耍、扮演他人，哪怕是在充满杀伐之气的战斗中，他依然对这种游戏乐此不疲。彼得·潘唤醒了我们对孩童特质的回忆，就像橱柜中的那个玩具，它保留着我们在认识世界之初时的痕迹。

  以儿童为主角的书，有一个永恒的矛盾，就是儿童与成人世界的对立，《彼得·潘》也不例外。在书的开头，我们看到一个极其生活化的场景：达林先生在为新出生的孩子计算家用，一便士一便士地凑出生活费和医疗费。成人世界是世俗、琐碎的，它太沉重，不能随着彼得·潘上天入地，不能去环礁湖看火烈鸟、与人鱼共游，也无法痛快斩去不顺心的部分。因此无趣得紧。儿童时期的浪漫与奇迹是乌托邦一样的金色，我们尽可以凌空而起，朝着“右手边第二个路口”的方向绝尘而去。等长大之后，我们再读这一段，才会对达林先生投去理解又不乏苦涩的一瞥。然而此时，我们已经远远驶离了梦幻岛。

  故事中另一个成人的典型是胡克船长。他道貌岸然，心狠手辣，有着清晰的利益诉求。他就是我们惯常见到的讨厌对象，且作者无不讽刺地把他写成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个人技能超群，却没有培养出善良的品德。相较之下，彼得·潘的善恶观源于孩子的本能和直觉，他对恶的定义是自己是否受到侵犯，并无主动进攻他者的意愿。

  在可见的对立表象之外，彼得·潘与成人世界之间，还隐含着一个巨大的分歧，那就是对待时间的态度。彼得是永生的儿童，他不会长大，不会衰老，因此免于对死亡的恐惧。胡克船长身边跟着一只肚子里藏着钟表的大鳄鱼，每当它靠近的时候，表的“滴答”声就逐渐清晰起来，那是死亡临近的声音。作者巧妙地将成年人与时间的关系具象化，成年人的焦虑也源于这种关系：胡克船长时刻注意自己的姿态，正是想树立起某种不朽的形象，来对抗必然逝去的生命。而彼得呢，他永远停留在当下，未来不是一支一旦射出就无法回头的箭，而是扁平的面，生命毫无终结的压力。他无法理解胡克的动机，而胡克对他徒有嫉恨。

  这种设定，或可以追溯到作者的家庭。詹姆斯·巴里六岁的时候，他13岁的哥哥大卫死于一次滑冰事故。大卫是他母亲最心爱的儿子，母亲因此伤心欲绝。为了让母亲高兴，巴里常常穿着大卫的衣服，模仿大卫的举动。有次他进门的时候，母亲甚至将他认作了大卫，问道，“是你吗？”“我想她在和那个死去的男孩说话。”巴里在他为母亲写的书《玛格丽特·奥格尔维》中提到。在母亲心中，大卫是一个永远长大不的孩子，而扮演停留在13岁的大卫，也许是巴里能够慰藉母亲的最好方法。

  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彼得·潘与母亲的复杂关系，是他坚持停留在童年阶段的根本原因。《彼得·潘在肯辛顿花园》中可以窥探到彼得·潘早前的生活，他在仙子王国中玩得不亦乐乎，是因为他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回到家，母亲一定会在自己离开的那扇窗前守望。可是等他到家的时候，却发现窗子是关着的，上面还装上了铁闩，母亲在屋里睡得香甜，怀里抱着另一个小男孩。作者这一段描写令人动容，“彼得大喊，‘妈妈！妈妈！’但她听不见他。他用小胳膊小腿撞儿击着铁闩，却徒劳无功。他不得不飞回公园，一路啜泣，再也没有见过他的亲人。”

  被遗弃的痛苦陡然降临。彼得·潘还是个孩子，无法理性地去分析其中的误会或者缘由，只能将自己放逐在梦幻岛上，与一群同样和家庭分离的“迷失男孩”们永远游戏下去。这也深刻影响了他与女性的关系。他将温蒂看做母亲的替代者，所以当温蒂要回家的时候，他极度渴望把温蒂留在身边。可温蒂还是回家与母亲团聚，彼得·潘在窗外目睹了这一切，温蒂与母亲的亲密关系让他难过、困惑又无比向往，“他体验过数不清的、别的孩子永远也无法知道的乐事，然而此刻隔着窗子看到的快乐，他却注定永远被挡在外面。”

  一个世纪以来，彼得·潘的形象溢出了文学本身，成为一种心理症结，一个流行文化符号。美国心理学家丹·凯利甚至用“彼得·潘综合症”命名了现代社会心智不成熟的成年男性。他们渴望爱与关注，却害怕被碰触；拥有充沛的感情，却无法准确地表达；他们孤独、焦虑，热衷以幻想而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处理自己的问题，也总是无法处理好与女性的关系。但在好莱坞和百老汇那里，他则被塑造成儿童时代浪漫与勇敢的象征，与美人鱼、印第安人和仙子们结伴而行，反抗可恶的海盗头子。

  就像彼得·潘的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大众文化语境中不断变化一样，在翻译文本中，他亦经历过多次“改造”。1929年，梁实秋首先翻译了《彼得·潘》，如今已有数十个译文版本。这些译本呈现出逐渐“洁化”的倾向，原著中有一些负面的词语，在翻译中变得柔和，比如“coward”开始直译为“懦夫”，后多为“胆小鬼”，“spinister”开始直译为“老处女”，后多为“没有结婚的女人”或者意译。这是因为在彼得·潘诞生后的一个世纪，儿童的概念飞速固化，儿童文学也开始拥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话语体系。童书中的儿童形象被公认为应该是纯洁的、可爱的，承载着人类美好的品质与希望。

  尽管如此，读者仍能从书的内容窥探到詹姆斯·巴里写作的时代，描写儿童时经常代入的、略显悲伤的成人视角。《彼得·潘》最初是为伦敦的成年戏剧观众们创作的，作者不讳于写残忍的事实。比如，他写梦幻岛上孩子的数目变动，当一些孩子快要长大的时候，彼得就会把他们饿死；他写迷失男孩与海盗们刀光剑影的搏斗，血腥气浮于纸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附录《彼得·潘在肯辛顿公园》的结尾，竟然是两个孩子的死亡。这种写法在现在看起来不同寻常，却也说明了，童书中的儿童形象是一个逐渐发明和创造的结果。

  书的结尾，温蒂长大了，彼得来找她。她在火炉边缩成一团，“既无助又羞愧”。这真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她无助且羞愧的是什么呢？她不再有沸腾的勇气，浪漫的幻想，全然投入且毫无功利心的游戏精神？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温蒂如此，我们亦如此。每每读到此处，我都能感受到超越时代的伤感，这种伤感同时也是一种抚慰。

  我在翻译此书的时候，居所附近不远的空地上搭起了一块棚子，常举办一些红白喜事。白天礼花，晚上鞭炮，有亲属宾客讲述主人的事迹，数周竟未间断。我耳边时时热闹，或是怀念旧人的悲鸣，或是恭贺新人的祝词，而我眼前的书里，那个叫彼得·潘的小人儿永远留在了童年。他不会死亡，也不会有新阶段的生活，可他的代价是遗忘。他忘记了自己曾和海盗打过仗，忘记了每年一次的大扫除，所以他能毫无负担地穿梭于时间之中。这样的代价是否太大呢？人来往于世上，能留下的只有记忆，化作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一丝重量。这或许就是成长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