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oud Tower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The diplomatic origins, so-called, of the War are only the fever chart of the patient; they do not tell us what caused the fever. To probe for underlying causes and deeper forces one must operat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whole society and try to discover what moved the people in it.

--Barbara W. Tuchman

The fateful quarter-century leading up to the World War I was a time when the world of Privilege still existed in Olympian luxury and the world of Protest was heaving in its pain, its power, and its hate. The age was the climax of a century of the most accelerated rate of change in history, a cataclysmic shaping of destiny.

In The Proud Tower, Barbara Tuchman concentrates on society rather than the state. With an artist's selectivity, Tuchman bings to vivid life the people, places, and events that shaped the years leading up to the Great War: the Edwardian aristocracy and the end of their reign; the Anarchists of Europe and America, who voiced the protest of the oppressed; Germany, as portrayed through the figure of the self-depicted Hero, Richard Strauss; the sudden gorgeous blaze of Diaghilev's Russian Ballet and Stravinsky's music; the Dreyfus Affair; the two Peace Conferences at the Hague; and, finally, the youth, ideals, enthusiasm, and tragedy of Socialism, epitomized in the moment when the heroic Jean Jaurès was shot to death on the night the War began and an epoch ended.

"Tuchman [was] a distinguished historian who [wrote] her books with a rare combination of impeccable scholarship and literary polish. . . .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read The Proud Tower without pleasure and admi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Tuchman proved in The Guns of August that she could write better military history than most men. In this sequel, she tells her story with cool wit and warm understanding, eschewing both the sweeping generalizations of a Toynbee and the minute-by-minute simplicisms of a Walter Lor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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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家庭交响曲》在伦敦演出，一位知名但不愿透露姓名的指挥家告诉比彻姆：“如果印度所有神圣的大象都被赶到恒河里，它们发出的噪音也不及那个巴伐利亚婴儿洗澡时的声音的一半”。拍打洗澡水的声音和闹钟的响铃可不是瓦格纳所说的“音乐素材”。新世纪的庸俗似乎突然被其最著名的作曲家确认了。施特劳斯全然不得要领。“我不懂为什么我不能写一首关于我自己的交响曲”，他和罗兰说，“我觉得我和拿破仑、亚历山大样有意思”。

走进19世纪的人们仅使用人力和畜力，辅以风力和水力，这同进入12世纪甚至公元1世纪相比，没什么不同。但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人们，运输、交流、生产、制造及武器研制的能力却因为机器的能量而翻了几千倍。

待到1907年，第二次和平大会再次在海牙开幕时，战争、革命、新盟约、新政府、新领袖，以及最引人注意的新世纪都介入其中。20世纪毫无疑问是现代的，它全神贯注、充满活力，而又不够自信地追求着物质财富；它已经忘记了颓废，学会了怀疑。机械能量和物质产品翻番，成为主流，但是否有益，不知怎么的却成了问题。进步——这个19世纪最确实可靠的东西，如今已不再确定。

人们对世纪之交感到敬畏，仿佛上帝之手把人类的命运翻到了新的一页。午夜里柏林礼炮阵阵，以纪念这个时刻，一位听众在炮声中“颤抖着：人们知道19世纪都带走了什么，却不知道20世纪会带来什么。”

首先，它带来了暴力。新的世纪从降生之初就在打斗：义和团运动、菲律宾战事、南非布尔战争，虽然这些打斗还是外围的。1900年的法国焦不安，充满了沮丧和愤怒，以至于《笨拙》杂志预言，世界博览会一结束，法国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英国宣战，“因为他们已经压抑了太长时间，势必要马上做出极端的事来”。1900年，德皇向派去北京镇压义和团的德国土兵训话，鼓励他们仿效匈奴的残忍。在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德皇也感受到了因为军火生意的巨大热情而带来的不便。当他得知一艘德国炮艇在和中国要塞的对峙中，被最新的克房伯大炮击中17炮后，他向弗里茨・克虏伯发去了愤怒的电报：“我把我的兵派去打黄种野蛮人，你们还想着趁机赚钱，真是不知好歹。”

钱与“大”统治一切。摩根在1900年买下卡内基，联合洛克菲勒和其余100多家商号组成了巨型企业一一美国钢铁公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资产突破10亿美元的公司。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被称为欧洲的摩根，他的国家没有他足够施展的地方，便去刚果做起了赚钱的生意。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忙着杀布尔人和菲律宾人时，还不忘了强烈遣责利奥波德的做法。据说，300个“彼此认识的人，掌握着那片大陆的经济命运”。

1900年，44岁的奥斯卡・王尔德穷困潦倒，死于巴；55岁的尼采精神错乱，死于魏玛。“到了1900年，”W·B·叶芝写道，“所有人都从高跷上走下来了；从此之后没有人发疯、没有人自杀，没有人加人天主教会，就算有我也忘记了。维多利亚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有人欢迎，也有人遗憾，但事实清楚明白。好像为了确认这一点，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难以置信地驾崩了。

1900年承载着使世界失控的能量。感到震动的亨利・亚当斯提出了历史上的“加速度法则”。他觉得开车去香榭丽舍大街的路上总有出事的可能，和一位官员站在一起，就随时有人会投炸弹过来。“只要发展的速率仍然持续下去，每隔10年这些炸弹就会比以往更厉害一倍，数目也会翻倍……每个原子里都有能量跳来……人再也阻止不了它了。能量抓住了人的手腕，把他到处乱摔，好像他抓住了通电的电线或是狂奔的汽车。”

亚当斯的比喻恰如其分，因为汽车正是20世纪对社会变革最有影响的两大因素之ー另一个是人的潜意识。这个概念也是1900年提出的，尽管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潜在影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位维也纳的医生，将潜意识的概念写入了《梦的解析》中。尽管这本书初版时很少有人注意，花了8年时间才卖出去600本，但是它的出现确实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死亡。

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时代的末年。那个时代没有因为年老或意外死去，而是爆炸于终结性的危机里，成为历史的重要一页。但那次危机并没有在本书中出现，因为那不是书中人物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它还没有发生。我试图停留在当时已知的范围内。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像一垒烧焦的泥土，横亘在那个年代与我们之间。多少可能在后来成为中坚力量的生命因此灰飞烟灭。理想被摧毁，思潮遭转变，留下幻灭的伤痕，无法愈合。两个时代生理和心理的沟壑由此而生。本书将试着探索“一战”前那个世界的特质。

这不是我最初打算写的那本书，事先的构想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被逐个抛弃。那个时期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是什么黄金时代或美好年代（Belle Epoque）。那个年代不只有自信、纯真、舒适、稳定、安全与和平。所有这些品质当然都存在。人们的确对价值和标准更有信心，对人类的未来更有希望，这一点上，可以说比今天的人更纯真，但他们的生活并非更平静、舒适——少数特权阶级除外。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怀疑、恐惧、骚动、抗议、暴力和仇恨是不存在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也误导了我们，当他们跨过战争的鸿沟回首往事时，前半生便笼罩在了美丽夕阳的薄雾下，充满和平与安宁。而当他们身处其中时，似乎就没有那么光辉灿烂了。他们的记忆和怀旧情绪影响了我们对战前世界的观念，但我可以根据足够的研究告诉读者：关于战前社会有多美好的说法，都是那代人在1914年之后提出的。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般波及甚广的疮痍不可能从一个黄金时代中产生。这么明显的道理，也许我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但我并没有。然而，我确实觉得，那场战争的起源并不像《大国政治》里，伊斯沃尔斯基对埃伦塔尔、爱德华•格雷爵士对普恩加莱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们跟随再保险条约、德奥同盟、三国同盟、摩洛哥危机、巴尔干纷争等一系列蜿蜒曲折的事件，在其中苦心寻找根源。这些研究当然是必要的，我们后来者也...

我意识到本书并没能给出最终的结论，只从那个年代丰富的异质性中做出一些漂亮的概括是站不住脚的。我也知道本书的内容远不是那个年代的全貌。这么说不是出于假意的谦虚，而是因为我痛苦地意识到那些未被包括进来的人和物的存在。写作收尾时，聚集在我周围的便是他们的声音和脸庞。

书籍介绍

The diplomatic origins, so-called, of the War are only the fever chart of the patient; they do not tell us what caused the fever. To probe for underlying causes and deeper forces one must operat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whole society and try to discover what moved the people in it.

--Barbara W. Tuchman

The fateful quarter-century leading up to the World War I was a time when the world of Privilege still existed in Olympian luxury and the world of Protest was heaving in its pain, its power, and its hate. The age was the climax of a century of the most accelerated rate of change in history, a cataclysmic shaping of destiny.

In The Proud Tower, Barbara Tuchman concentrates on society rather than the state. With an artist's selectivity, Tuchman bings to vivid life the people, places, and events that shaped the years leading up to the Great War: the Edwardian aristocracy and the end of their reign; the Anarchists of Europe and America, who voiced the protest of the oppressed; Germany, as portrayed through the figure of the self-depicted Hero, Richard Strauss; the sudden gorgeous blaze of Diaghilev's Russian Ballet and Stravinsky's music; the Dreyfus Affair; the two Peace Conferences at the Hague; and, finally, the youth, ideals, enthusiasm, and tragedy of Socialism, epitomized in the moment when the heroic Jean Jaurès was shot to death on the night the War began and an epoch ended.

"Tuchman [was] a distinguished historian who [wrote] her books with a rare combination of impeccable scholarship and literary polish. . . .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read The Proud Tower without pleasure and admi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Tuchman proved in The Guns of August that she could write better military history than most men. In this sequel, she tells her story with cool wit and warm understanding, eschewing both the sweeping generalizations of a Toynbee and the minute-by-minute simplicisms of a Walter Lord."

--Time

• 作者：psyluo 发布时间：2020-07-11 20:45:24

  经典作品。弗洛伊德将梦与被压抑的欲望联系起来，认为梦是欲望的实现。梦是人的心理活动，来源于人的真实体验。睡觉时理性的力量削弱，压抑的本能会通过梦表现，但是梦的稽查功能还是会压抑最深的欲望（梦的伪装），因此梦让人困惑，需要解梦，通过解梦可以增进对个体的了解，即精神分析。作者根据俄狄浦斯情结认为梦的素材主要来源于我们的童年经历，而近期经历的事情则会激发早期经历。他认为梦隐藏的部分是梦念，这是我们要破解的内容。解梦的方法有：表层梦与真实相反、联系童年生活、符号的象征含义和梦中情感是可信的。梦的心理功能有①记忆过去，梦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忘记一些事②调控情绪，梦可以适度释放压力让个体心理健康③回归本能，梦的回归功能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深层欲望。他提出了意识层次的概念，认为梦是意识与潜意识的通道的观点。

• 作者：小綿貓HD 发布时间：2019-11-06 09:07:43

  En-Book 28

• 作者：Expialidocius 发布时间：2021-02-20 09:19:05

  fin de siècle, belle époque, the old world // 作者说同样的题目可以写好几本，可我觉得作者所选的主题已经是体现这个时代极好的切片了。// 2021.2.14~20 Audiobook 有点难，人名经常跟不上

• 作者：Maggie 发布时间：2021-06-15 01:19:52

  好长，花了两周终于读完了。人名太多记不住，再加上对各种历史背景没太多了解读的好累。需要缓缓再接着读《八月炮火》。

• 作者：羊小熊 发布时间：2014-07-26 13:07:44

  山雨欲来风满楼

• 作者：阿兜兜 发布时间：2020-03-23 06:52:25

  昨日的世界。For the price it had paid, humanity’s major gain was a painful view of its own limitations.

• 事件和人物导向的西方战前全图景

  作者：扁舟之洋 发布时间：2017-08-13 20:02:32

  骄傲之塔是今年读过的最佳作品之一吧，总的说来作者的选取的视角颇佳，通过国别体事件导向的叙述方式勾勒出了19世纪末整个西方世界的大图景，可惜少了俄国和奥匈，完整性差了一些。此外要是将无政府主义移到第一章和结尾的社会主义相呼应就更好了，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社会贫苦阶级从无组织个体暴力到有组织群体暴力的过程，也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贯穿100年的大主线，浓缩到剧烈转变的1890-1914作为一头一尾感觉会很棒。

  本书有四个章节是我的大爱，首先是无政府主义章节 被忽视被轻贱的侮辱混合无可改易贫穷的绝望，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熊熊燃烧的怒火焚灭了法国总统、两位西班牙首相、奥地利皇后、美国总统、俄国首相、意大利国王，尽管他们远称不上是真正的暴君，其中斯托雷平、茜茜公主更是名扬后世，千古流芳，本月上海博物馆还正在举办茜茜公主与匈牙利的展览，观其照片，确实美若天仙（展览很奇怪的不能拍照，照片来自上博公众号）。然而对于深受戕害，叫天天不应的大众来说，他们真的在意么，他们只有红莲般的怒火要发泄。故而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有名字流传，也无人以英雄自许，百年后回望看不到他们的名字，只看到沸腾在血液的理念和怒火，这才是真正的NO ONE。

  而最令人感怀的则是以德雷福斯案为主角的法国篇章。战败后由自卑引发的脆弱“自尊”，竟然能使得这个一向为人类自由真理先驱的民族陷入正义VS民族的矛盾，真理VS权宜的取舍。令人嗟叹。高潮部分，当整个法国的政治、社会乃至家庭都被德雷福斯案撕裂的时候，左拉声嘶力竭的发表千古名篇《我控诉！》，读至此，难免泪下，司法的公正，真理的昭明，并非“经济发展”就能如约而至，许多今天看起来不言自明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英法美，特别是法国几代人用鲜血、自由、情感牺牲而得。德雷福斯案用十二年时间，教会西方世界共和的意义，人权与真理的至上性由此发端。

  此外的美国章节与社会主义章节也颇令人动容。国力溢出的美国，终于还是放弃了建国的理想，在美西战争后，沦为了一个殖民国家，本书很敏感的捕捉到了整个国家知识分子的所受到的冲击，这种敏感很可能得益于作者本身的美国身份。力量与理念的相互作用，是每一个新兴国家都逃不过的历史大考验。后进的德二、日本、苏联可以说其失败很大程度上都源于理念逐渐被力量所绑架。整个国家被暴走的力量所带偏。而从美国章节中，大量美国知识分子对于建国理想的追求，对于一定要建成有别于旧欧洲的理想乡的坚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力量溢出所带来的暴动，其尚在理性控制中的强大力量虽然仍然遗憾到告别了建国理念，但最终成长为维持世界秩序的中流砥柱，而非德、日、苏那样的钢铁怪兽，也是世界之幸。在社会主义章节则让人身临其境的感受到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和彷徨，以及伴随其中的无限同情和悲悯。特别是文末，以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为核心标志的工人运动最终在塞尔维亚和巴黎的一声枪响后土崩瓦解。无数同阶级同被剥削被压迫理应同仇敌忾的联合起来的人们，即将拿着枪经历在相互厮杀中极度营养不良的四年，全书于此落幕，伴随着饶勒斯死前转引席勒那句“我召唤生者、我哀悼死者”。实在精巧。

• 关于过去会不会比较好的问题，是需要打破回忆滤镜来看的《骄傲之塔》

  作者：Fēēēēlínnnng 发布时间：2021-01-22 14:21:44

  巴巴拉·塔奇曼在序言里特别明白的指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残暴与野蛮的人们，在回忆起战前那些岁月的时候，脸上总是会不受控制的浮上某种光晕，似乎在历史的分割线左边，只有和平与安宁，是无可挑剔的光辉灿烂。厚古薄今也不只是横跨两次世界大战那二三十年光景的人独有的症状，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这么嘲讽过当时的学者。巴巴拉·塔奇曼也是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她在序言部分就已经开宗明义——尽管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是会时不时的被世纪末的某些人某些事打动，但这本书究其根本还是为了打破战后对战前回忆的滤镜。巴巴拉·塔奇曼直截了当的指出：“他们的记忆和怀旧情绪影响了我们对战前世界的观念，但我可以根据足够的研究告诉读者：关于战前社会有多美好的说法，都是那代人在1914年之后提出的。”

  从1890年到1914年，这是工业革命几乎是澎湃发展的阶段，随之而来的各种矛盾，也在动摇旧的价值体系自上而下培养的习惯成自然。工厂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地位的上升，既导致了可见可感的两极分化，带来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体量膨胀，也诱发了更多权力转移和重新分配的呼吁。从土地导向的经济驱动力，开始转舵变成了资本导向，这让犹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迅速攀升，有钱是让旧式贵族觉得讨厌的理由，而更让他们觉得新兴犹太势力非我族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犹太人整天蝇营狗苟琢磨怎么赚钱，但是对绅士们而言，赚钱是低俗的事情，身为上流社会的成员，盘算的应该是怎么花钱。

  世袭贵族和权力集团同样因为工业革命和国际贸易的发展面对新的挑战。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的腐败是旧制度的恶意，所以只要消灭了这些惹人厌的东西，人民就会顺势成为可爱的天使、上帝的子民。工团组织的崛起似乎暗示了新的力量，但作为这一新生组织的领导者往往是那些至少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上洋溢着各种神奇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觉得工人阶级只要稍作训练就能够很快的登堂入室。叛逆的试探从英国开始，工会成员开始就政府职员的薪资寻求立法，因为在那之前，英国政界的一般性共识是，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不应该收取酬劳，所以政府成员多为大规模资产的拥有者，他们的收入用延续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方式自由生长，让他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扮演着国家大家长的角色。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时的思想家应该一早就预见了工人这个开始发展壮大的新角色未见得会有过人的影响力，所以才会打出无产阶级无国界的荒唐口号。搭配工团组织知识分子领导层的某些“浮夸”准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南非新宪法缔造者萨克斯大法官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的“知识”与“事实”的悖论，他描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南非，法官们大多出身优渥，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普通民众的需求，认为他们对于蝇头小利的锱铢必较完全就是有失体面甚至野蛮的行径，却不知道在法官们看来的蝇头小利对于那些“锱铢必较”的人而言不是一杯咖啡或红酒，而是一个月甚至更久的伙食费。

  无视人类天生的民族倾向显然是幼稚的浪漫主义思维，接二连三的工人阶级联盟大会，不仅高估了为家里的伙食、生病的小孩、待赡养老人担心的工人的觉悟，也无视了工人阶级本身是有可能在国家战争中获得可见酬劳的这一事实。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盲目的沉浸于人多力量大于是联合各国工人阶级就可以推翻旧世界的幻想之中的。其间既有实用主义者意识到，并非所有的矛盾都必须酝酿到爆发的程度，所以妥协也可以是改善平民的生活。还有现实主义者明确的看到，一旦战争爆发，老百姓必然会放下罢工的念头，响应国家的号召，奔赴前线。

  所以，在1890年到1914年的世界，并不如有些著作说的那样，完全没有意识到战争的逼近。相反，在那个世纪之交，在那个各种不稳定和新问题就渐渐浮上水面的阶段，有太多的人都意识到旧结构的破裂近在眼前。那不仅仅是在单个国家内部面对的阶级冲撞，还有国家和国家之前宣泄情绪以及势力重组的诉求以暗流汹涌的方式，狰狞角力。

  这便是巴巴拉·塔奇曼成书结构的精妙之处。在前面的章节，她用花开数头各表一枝的方式，讲述了那几个欧洲姻亲独自美丽或哀伤的挣扎。

  英国的权贵尽管已经看到了家长制政府的动摇，却依旧恪守身为绅士的某种尊严。巴巴拉·塔奇曼笔下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洋溢着一种史诗般的荣耀感，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笃定和稳健，在当时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彼此冲撞的年份，看起来更像是为舞台度身定制的气质。巴巴拉·塔奇曼描述当时的英国，散发着一种毫无矫饰的优越感，日不落帝国的高人一等，让这个政府在虚妄的庞大势力范围的遮掩下，可以拥有一种放任各种问题不当它们是回事的风度。在索尔兹伯里之后是贝尔福，这位回首自己政治生涯时，认为最值得自己骄傲的便是宣告把巴勒斯坦的某一块土地当做无人区给犹太人建国的贝尔福宣言。英国人的傲慢由此可见一斑，而犹太复国主义的对症下药，显然也是拿捏住了要害。

  然而，在那二十五年的前半段，犹太人尚未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想要一个独立国家的愿望，作为一定程度上的“少数族裔”，犹太人在欧洲诸国的日子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从英国到法国以及德国，受封爵位、担任政府要职的犹太人并不在少数。刺激犹太人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对自身存在意义达成共识的锡安之国，那么犹太人是永远没有办法“安居乐业”的，是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简单的描述这件事，就是一个叫做德雷福斯的犹太军官，疑似为另一个同僚出卖军队物资资源的事情背了锅，以叛国罪被流放。然而问题在于，德雷福斯案件的证据链几乎都是军方的伪造，随着德国方面高调宣称自己不知道德雷福斯是什么人还顺便不合时宜的表达了对他的同情，让更多关注这个事件的上流社会成员表达了自己对法国军方和政府的错愕及指责。

  但军队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特定的意义，无论是包庇军队舞弊还是对此公正公开的处理，都必然会引发价值观和政府的动摇。在当时的法国，德雷福斯就成为了这个导火索，远在无人岛的他当然不会知道法国本土围绕他发生了多少争论、谩骂甚至付诸行动的暴力事件，可是这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巴巴拉·塔奇曼充满情感的为分成两块的法国号哭的时候，也不经意的流露出了相左的意见能够得到言无不尽的大型舞台，这件事也唯有拥有大革命血统的法国人才会做的到。到了故事的尾声当然发生了让人很难表达好恶情绪的结局，但它确实让当时身为记者的西奥多·赫茨尔开始思考犹太人的处境，然后写就了一本叫做《犹太国》的册子，指出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或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其解决方法是建立犹太人的自治国家。

  类似的分歧也发生在美国，到底是坚持美利坚奠基者们最初的自给自足云淡风轻的姿态，还是进入新世界的大陆和海洋参与厮杀。门罗主义和菲律宾的事情更像是一种试探，对外是试探老牌欧洲列强的态度，对内则看看反战情绪和扩张情绪，到底谁才是真正可以左右美国未来命运的主要力量。马汉当然毫无疑问的推动扩张，他的海军理论在不同的论著中横跨了各种忠奸角色。那么其他人呢？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召集国际会议，最大及最重要的议题是限制军备。皇帝没有发现的来自大臣的意图是，希望通过限制军备来弥补俄国和西欧诸国之间的差异，但德皇可是看得真真切切。国际协定以极其脆弱的方式把各个国家联合在了一起，海牙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摇摆不定和虚有其表。或许，这才是把各个国家最终推入两次世界大战的诱因。

  巴巴拉·塔奇曼是否打碎了回忆滤镜吗？单纯的从阅读体验来说，巴巴拉·塔奇曼笔下这战前世界的肖像里，代表着旧世界、旧贵族和旧价值观的人物，不受控制的散发着迷人的气息。简单来说，比如当时的索尔兹伯里政府，秉承着一种世袭贵族既然接受着英国土地的供养，理所当然就应该承担照顾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撇开无薪政府职位构建的政治壁垒完美的阻隔了新的中产阶级和工人参与管理国家这件事，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展现出了一种守旧却意外可靠的气场。尤其是索尔兹伯里勋爵本人总是在字里行间的不经意处，感慨着新的潮流涌动会拆碎旧的世界，但他却用一种克制的岿然不动，巧妙的中和各种势力的冲突。从一个方面来看，当然可以指责他逆势而为的食古不化，但是我似乎又在另一本书里读到过相反的观点。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虽然做了不少阻止生产资料优化、市场自由化和阶级流动的事情，但是他对变革发生速度的稍微缓解，避免了更大的矛盾以突兀的方式出现于是撕裂社会。那么索尔兹伯里勋爵并非是萨克斯大法官口中那些高高在上不知道平民挣扎求存现状的高官吗，所以他果然也看到了时局发展的悲观情绪吗？这里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那本把两极分化写到极致的《时间机器》，翻查了一下，这本书出版于1895年，刚刚好在巴巴拉·塔奇曼的这个时间区间里，所以当时以索尔兹伯里为核心的政府，也并非对国家和世界的动荡一无所知。

  作为《时间机器》的作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曾经从属的费边社也在这本书里占据相当大的篇幅，其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探讨在那个世纪之交、价值观动摇、新思潮碰撞的年份里，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解决工人阶层生活现状的问题。个人其实是非常喜欢那种虽然不友好，但至少每个人都会去尽可能直白的表达个人立场及观点的社会背景。就好像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站在右派和理性两端的人们一样，总有一款斩钉截铁的观点适合于寄托你对这个国家的认知和理解，抛开德雷福斯一案中弄虚作假的成分，关于军队所拥有的国家价值究竟可以到什么程度的辩论，想来对整个欧洲都有重要的警醒和启迪。在旧的价值观里，军队和皇帝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所以更进一步的去讨论的话，这个更像是改革派/激进派对保皇派的挑衅——尤其当时的法国，即便是站在军队这一边，微妙的是，依旧无法确认同时是站在皇帝这一边的。克列孟梭在人群和争论中振臂高呼，巴巴拉·塔奇曼以先知以赛亚之名描绘着克列孟梭的震怒，并以此引出以信念之剑为名的斗争能量惊人的结论。但很难被跳过的段落是，克列孟梭的质问是“法国在哪里”，回头去看，这几乎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世界的主调了。

  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是美国的时任议长里德，或许是作为英国人对最优秀美国人没有承担起管理国家责任的反驳，里德用一种惊人的定力和气场，模拟出一种很适合中国人审美的诸葛亮舌战群儒式的画面——他打破来了议会中一种叫做“沉默的最低法定人数”的阻挠原则。简单的来说，立法程序的通过需要足够人数作为最低限度，而按照当时的法律，议员必须在点名后给予回应才会被确认到场，而少数派则钻了这个空子，在点名时不予回应从而阻挠立法的进行。里德以过人的霸气挑战着这种早已成为约定俗成规则的东东，理由是为了捍卫代议制政府的生存。高尚的口号喊起来都是很好看的，就像本书最后的那个章节里提到，各种革命的桥段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都有美颜滤镜的功能，但放在现实生活中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捍卫代议制也是一样，里德作为议长，他挑战的是自己的前辈们早已达成的妥协，那种冷漠的面对反抗和吵闹的模样，因为巴巴拉·塔奇曼的描述跃然纸上，真正让人印象深刻。但很悲伤的是，纵然里德议长有着惊人的能量和能力，他却是站在美国当时主流趋向的对立面——和他面对面互看不爽的人，就是安静的军官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那么有谁是不对的吗？还是可以更宽容的说，他们只是站在了不同的时间区间？换言之，身处航海权争夺中心的马汉，当然可以看到持有代议制信念的里德看不到的东西，反之亦然。所以，在1890年到1914年，没有绝对正确的人和绝对错误的选择。只有稍微不同，就会改变整个历史走向的契机。

  除了厚重的历史纵深和丰富的叙述角度，巴巴拉·塔奇曼的书之所以好读精彩，也无法脱离她的妙语连珠。在描述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成员的优越感时，巴巴拉·塔奇曼写到：“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个上流社会的仆人，看着‘这位名字具有伟大历史感、腰缠万贯的继承人做一件近乎低贱的工作’，更证实了贵族的政治责任感”。指责单纯表达对社会和权贵不满而实施恐怖行为的拉瓦尚尔的时候，巴巴拉·塔奇曼用并不刻薄的方式嘲弄了无政府主义者分辨战友的方式“平静而毫无悔意的拉瓦尚尔走向了断头台，临行前高呼‘无政府主义万岁！’于是，事情一下子清楚了。一夜之间他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殉道者，下层社会的英雄”。关于美国的富人对政治并不热心的描述，巴巴拉·塔奇曼的说法是“富人们意识到自己与平民在计票时是平等的，而他们在人数上又远远少于平民，于是干脆退出了战斗”。

  当然，最精彩的地方，莫过于对社会主义者单纯的浪漫理想的嘲弄。他们自以为是的觉得，连最低的生活需求都未能得到满足的人，会为了抽象的主义而抛却一切，甚至国家，于是把他们的组织定义为超越国家边界的存在——阴暗处发生的事情，则在暗示，当时的政府其实需要这些人存在，以分散国民对另一些事情的注意力，或者利用那些人的破坏力，来扶持自己的号召力。有趣的故事发生在1907年8月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巴巴拉·塔奇曼细腻的记下了这次会议的某个插曲——在警察眼皮底下活动，总要格外小心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英国代表哈里·奎尔奇瞧不起海牙和会，称之为“小偷的晚餐”，这话让冯·彪罗总理知道后——虽然总理本人对和会也谈不上特别尊重——对符腾堡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驱逐奎尔奇。倍倍尔立刻觉得很不自在，但居然没吭一声就同意照办。在接下来的议程里，奎尔奇的空椅子上摆满了花。

  或许，德国工人在当时整个世界上都是特殊的，因为德国工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德国政府在利益再分配的妥协及福利制度的积极推动下，德国工人的日子并不难过，所以他们反抗的热情当然也不高涨。加上德国人正努力的培养国家认同感，这让工团无国界的说法在德国并没有什么真实的市场。所谓的全球性罢工，还在很多其他国家缺乏响应，再次证明了浪漫主义下推理出来的身份认同，在国家定义的面前是多么的苍白。所以中国人“家、国、天下”的逻辑真实智慧了！巴巴拉·塔奇曼在此处给了一则当时社会主义教皇倍倍尔的段子：

  这么多关于罢工的谈论，工人们的观点又如何呢？他们才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但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工人们在家担心工作、老板、破碎的玻璃、生病的小孩、今天的晚饭、明天的假期。对于他们来说，罢工是为了涨工资，战争是某个模糊而崇高的事件，有着刺激和勇猛的光环。与其说用罢工来抵制战争，倒不如奔赴战场，惩罚外国人，保卫祖国，他们这么想。倍倍尔也知道。“别再自我愚弄了”，他对一位英国代表说，再次重复他早就说过的话，只要祖国宣称有危险，“每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会扛起枪，走向法国的前线”。

  这让饶勒斯注定会成为自己理想的牺牲品——他拒绝承认国家的边界，也拒绝接受国家高于信仰的普遍态度，他想当然的认为工人阶级是可以达成思想境界的共识，却对他们的生存需求刻意的忽略，他觉得战争发生的时候只要第二国际联合起来举行罢工就可以阻止战争，他为自己的和平信仰奔走呼号，这甚至让巴巴拉·塔奇曼称这种积极是“不停疾呼会让理想变为现实，饶勒斯说服自己相信了这套修辞”。所以，饶勒斯成为本书的终章，也是十分之恰当了——在1914年7月的最后一天，饶勒斯死在了一个极端爱国主义者的枪下，似乎整个世界都在为他的死悲恸。德皇在饶勒斯的悼词中跑偏了主题，他说““从此以后，我不认党派，只认德国人”。法国全国总工会的领袖莱昂·儒奥“以工团组织的名义，以所有加入军队的工人宣布，自愿前往战场，击退侵略者”。

  随后发生的事情，便是巴巴拉·塔奇曼的另一本著作《八月炮火》——8月4日，饶勒斯下葬的那一天，战争已经全面化。

  马克思宣称的没有祖国的工人，在战争来临之际，选择了国家，而不是阶级。他们和任何人一样，成了祖国大家庭的一员。他们的敌对行为本该用来颠覆资本主义，却在外国人身上找到了更好的目标。工人阶级心甘情愿地走向战场，甚至急切地渴望如此，和中产阶级一样，和上层阶级一样，和整个人类一样。”

  这就是巴巴拉·塔奇曼笔下的战前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