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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疯狂电动车 发布时间：2015-03-15 15:10:42

  干货不够多

• 作者：guitarprince 发布时间：2016-11-05 11:45:12

  读之前若知道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我愿意花多少钱买这本书？100？1000？还是所有交易盈利的10%？

• 作者：已注萧 发布时间：2010-11-26 23:37:19

  第一次让幼小的我明白什么叫骗钱。

• 作者：俨然若思 发布时间：2012-05-17 13:49:54

  廖六译先生治春秋，独异于清季诸贤，他人必先习《公羊》，独先生则董治《穀梁》，先生谓《穀梁》善集菁华，不坠微言，乃疏通证明之。始，吾读《廖平选集》（李耀仙先生编），见李先生言此书正有人收入计划中，故不与入《选集》，寤言永怀，一喟而已。阅之大好。此书颇有成绩，不待言也。

• 作者：愚公 发布时间：2016-11-20 16:32:23

  胡乔木作为毛泽东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秘书，亲自经历了争风运动、文艺座谈会讲话、重庆谈判、国内战争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这部书的价值就有了不同的价值。应该说，胡乔木作为党内重要的历史专家，对于毛主席在三十年代对王明博古错误路线的斗争，四十年代如何通过争风运动教育了全党，通过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对于延安时期的文艺座谈会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这些内容我们虽然在党史中也能看到，但是对于其中的细节，其实还是需要依靠很多的回忆录加以补充完善。另外，如果从错误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就会对相同的事件有着不同的评价，比如那本著名的著作。当然，我们必须说对于共党的历史，我们了解太少，至少到今天，大多批评者并不知道历史究竟是如何书写的。胡乔木的著作只是一个开始，对于理解中共乃至近代历史只是一个起步。

• 作者：Awechy Hwon 发布时间：2023-01-29 16:04:01

  本科时认真读过一遍

• 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转向”—— 《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读书笔记

  作者：Pilgrimage.Xu 发布时间：2022-12-11 23:20:51

  碎碎念：很具有批判精神和学理意义上的探索创新的精神，但其实作者的观点至少重复了几十上百次，是非常明确的，但几乎每一大段都是旁征博引几十篇上百篇文献，导致一本书感觉全是文献综述，真没必要。（又或许只是我对国关学术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吧）

  （一）对国际关系学“基准时间”的反思、批判和再评估

  记得前两年我们学院的考研题中曾出过这样一道论述题，大意为把1648年确定为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基准时间”（benchmark date）有争议，并要求同学对于基准时间和历史分期进行反思。笔者之所以对其留有深刻印象，正是因为国际关系史是国际政治学科学习不可或缺的基石，而我们专业的每个同学都对以下两个时间点耳熟能详：一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其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也促进了近代国际法学的建立和发展；二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被视作国际政治创立的直接原因。

  然而，我们鲜少对于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漫长历史“时间段”加以关注或对其作为国际关系的基准时间提出质疑。如教科书上将1815年至20世纪初这近一百年的相对和平形容为大国均势基础上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这意味着国际关系学将自己设定在了由大型战争及其相关结果所定义的基准时间中，而“全球转型”也常被认为是20世纪的产物。

  [1]

  而事实上，所谓的维也纳体系也只是维系了二三十年，英国的退出、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等国际事端标志着协调体制的结束。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史中存在这样的经典“迷思”：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后的近代主权国家体系在签订后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回溯并厘清相关的历史将有所裨益。最后，当代国际体系起源于一个以西北欧为中心的“单一权力网络”的全球权力等级制度，但关于这个权力模式所诞生根源的“漫长的19世纪”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要么缺失，要么作为数据的来源，或姑且零散地出现在部分研究中。

  这构成了笔者对于英国学派的巴里·布赞的关注，其不仅关注国际社会作为欧洲扩张的结果，呼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的构建，也强调历史对于理解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意义。国际关系学界应该更加关注根植或围绕19世纪“全球大变革”的基准时间，探索工业化、理性国家构建和进步意识的构成在国际关系领域关键性转折过程中的作用。19世纪积累的物质、观念要素，孕育了20世纪的基本趋势，塑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环境。以“漫长的19世纪”为主要线索进行历史的书写，将会使得国际关系史更加全面和完善。

  （二）19世纪全球转型与国际关系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19世纪是全球转型的关键开端并塑造了当代国际秩序的诸多主要特征，由工业化、理性国家与“进步的意识形态”组成的新兴权力模式支撑了一个全球现代性的新格局，至今仍是塑造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

  在这一权力模式下，全球不同政体间的差异性和关联性明显深化（“不均衡但相互融合”），领先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不仅垄断了特定领土范围内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还将隐藏在物质和观念性框架背后的关于“进步”的认识（通常带有强制性地）传播到其他地区，为战争和帝国主义披上了“伪善的外衣”。另一方面，以民族主义、“科学”种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为代表的在20世纪的社会关系中叱咤风云的意识形态，都能找到其在19世纪的起源——它们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原则，并重塑了国家建构自身身份认同和国家间相互联系的方式。最终，19世纪产生了一个彻底变革国内社会和世界秩序的强有力的格局，奠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础——这些变革使得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世界分为“中心—边缘”的体系，且加速了大国兴衰的权力均衡过程。

  就国际关系学而言，作者一方面质疑了将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和理论根基归结于20世纪的实践的做法，另一方面提出了对于现有研究的超越：国际关系学需关注19世纪全球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和其独特性，并对于非西方行为体在19世纪国际秩序发展中的建构性作用给予充分的关注。这意味着作者为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和固化提供了一种新颖但有力的解释，并如其所言，将“有助于培养出一个真正意义上为去中心化的全球体系贡献有益见解”的国际学科。

  （三）对“理性国家”和“进步的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的思考

  在布赞书中的第二部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他将全球转型的巨变分为国际和国内两个部分，前者通过对贸易、生产及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干预和对新领土的获取来实现，后者则体现在国内的工业化和国家能力建设、基础设施改进、技术改进和科学研究的交织互动。在这样的现代化革命下，书中第三至八章分别论述了技术革命下的缩小的世界、进步的意识形态对全球观念图景的重塑、现代政体转型的驱动力和进程，以及此三者建立起来的权力不平等的“中心—边缘”关系是如何产生又接着衰弱或重构的。

  其中，布赞提到的对于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和进步观念“双重功能”的再思考在英国学派中具有代表性。打破科学主义、进步主义和主权国家的至高信仰，重视回归到历史的深思与共情之中，关注人类命运和历史的复杂性，这也是布赞等英国学派的主要观点之一。

  近代国际体系的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便是欧洲盛行的国家理性观念，其要求统治者在面对国内及国际挑战时，排除基督教信仰与道德的影响，以人类理性为基础采取审慎的行动，追求国家的利益与权力；这也称被用作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的注脚。然而，作者注意到，自从国家成为一种道德上的至高指向，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理想便被压制。在书中第三部分（启示）的第九章关于全球主义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趋势的判断中，作者也点出了未来建构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之一便是一种“共同命运”。这要求人们转向“共同安全”的原则，即从追求“对抗型安全”（security against）转向“共生性安全”（security with）。

  其次，布赞注意到，每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背后都包含对于“进步”的信仰或依赖。

  [2]

  例如一个工业社会对于永久性的经济增长是有所依赖的：只要所有的船都在上升，那么有些船升得更高就不那么要紧了——当人民始终相信未来会“更好”的前提下，社会分配不均衡的矛盾也就被弱化了。与此同时，布赞也对这种进步观念背后通过分化欧洲和“他者”之间的差异性以强化宗主国优越性的做法进行了批判：“进步的意识形态”为帝国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即为19/20世纪的殖民扩张之实冠上“改善”“监护”之名，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发展”；从而，帝国主义既建构又维持了“中心—边缘”国际秩序的发展，这也是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其权力的主要手段。此后，这些边缘国家去殖民化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接受西方的观念和原则，如理性国家和市场交换等观念，接受西方国际社会的原则，甚至是接受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划定的边界，这都是“理性国家”和“进步的意识形态”的框定所带来的一些表现。

  不过，若我们这种“进步”的信仰再推理一步，这不由得引发了对于国际道义是否可能的思考。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指出，“若我们认为人类永远不会而且不可能得到改善，那么造化本身，亦即居然有这样一种腐化了的生命会存在于大地之上，看来就不能被任何辩神论证明是正当的了。”这样看来，进步主义者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构建的前提也是一种绝望。国际政治是关于生死存亡以及国家的兴盛覆灭的，或是服从权力政治的逻辑，或是建构更加理想的世界，人们总是在两者之间徘徊右翼，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国际政治的核心，人们难以避免地重复着自己的悲剧，国际道义在权力平铺的国际社会中显得弱不禁风。为了不陷入这样沉重的背景中去，人们或许需要相信国际政治/世界是能有所进步的。但是，政治、社会上的大规模动员，坦克、毒气、轰炸机等武器的变革并没有避免世界战争的爆发，技术的进步还是很难带来国际政治的根本变化，这给我们这个学科带来了更多的意味。

  最后，本书在反思国际关系学科的同时，也在学术研究方面提出了众多颇具探索价值的命题，如在去中心化的时代，区域主义未来发展中如何平衡原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超）区域性机制安排，作为一种古老观念图示的宗教如何经受并适应了全球现代性的挑战，“中心”国家内部的大国、大国关系与战争转型如何嵌于宏大的工业—技术转型的途径中，又将如何演化等等。对于国际关系学美式科学化所带来的学科污染的批判精神始终贯穿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不过，作者可能又有些过于强调19世纪的重要性了；而现代性革命的影响是否已经进入了成熟期，还是将开创一个“永恒革命”的时代，至今尚未可知。

  [1]

  例如书中，巴里·布赞曾提到，“国际关系学科是20世纪的产物，成长于如此极端的环境，以至于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非常狭窄的时空领域，接二连三地涉及诸如战争和大国关系作为中心议题的最糟糕的事情。”

  [2]

  事实上，在布赞之前的马丁·怀特在其经典的《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1960）一文中，就将“对主权国家和进步的信仰”作为欧洲近代的国际政治零散而面临智识和道德上的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Not only by paucity, but also by intellectual and moral poverty），从而对其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参见：Wight, M. (1960).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2(1), 35–48.

• 提供诸多史料，还原本真，是本好书，值得收藏研究

  作者：无味读书 发布时间：2023-11-29 12:02:57

  原汁原味宋太祖，尚文抑武定春秋--看完这本书的第一感觉就是这句话。

  

  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国画之瑰宝《清明上河图》，生动记录了12世纪的中国开封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基本生活形态，是北宋时期经济繁荣的见证。

  虽然张择端作此画是宋徽宗时期，但画作所呈现大宋盛景的渊源，则要追溯到宋太祖开国建宋时的治国方针与策略。

  

  在史学研究者、作家顾宏义所著《宋太祖》这本书中，他这样阐述，开封城经后周、宋初的城市建设，使得道路和房屋规整有序，井井有条。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自宋太祖以后，逐步取消了宵禁的政策，形成了可以通宵达旦进行商业活动的市井盛况。

  是那位与“秦皇”“汉武”“唐宗”齐名的宋祖赵匡胤在平熄战火之后，实施休生养息、尚文抑武的治国方针，使得凋零破碎的经济逐步复苏并走向繁荣。

  关于宋太祖，我从来没有系统的了解过。顾宏义教授的这本《宋太祖》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这本书实在是信息大，史料丰富，详细、全面的介绍宋太祖斑驳、传奇的一生。

  

  赵宋一代三百余年的基业起源于宋太祖，他也因为自己的文采武略，治国有方，而名垂千史。

  顾宏义教授，注重文献考据，本书中的每一说法都有出处，既有异于成说的真相挖掘，又有独到的史学观点，融叙事与考辨于一体，既让我们接收到一个完整的太祖形象，又给我们提供了辨证的史学观点。真是受益匪浅。

  本书600多页，近50万字，分成七个章节。

  

  从赵匡胤的出生、家庭背景、早期经历以及他成长中的重大转折点一一详述，讲到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雪夜定策”等桥段，再述垂统治国，建法立制，最后“金匮盟约”“斧声烛影”，尽诉完整的一生。

  但我最感兴趣的是第六章创业垂统，建法立制和太祖管理国家的识人断任。

  人们常说赵匡胤是一介武夫，22岁投军，34岁称帝，50岁去世，征战十几年，在“皇帝”岗位上也不过区区十几年，何以就锻炼成一代名帝呢？

  作者在书中宏大叙事的同时，也不忘通过细节来刻画太祖的辨别思考能力，博爱仁慈的初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决断能力，还有惩治腐吏的魄力、包容人才的心胸。

  我读到、看到的是这些。

  

  比如，他一改以往帝王的固有思维，懂得“上马得天下，下马治天下”的道理，敢于自我突破，率先改弦易辙，定“尚文抑武”的大国策。利弊留给后人说，但当时是需要冷静与勇气的。

  再比如他的用人的眼光以及方法，和我们现代人倡导的“用人所长”一模一样。

  有一次宋太祖与赵普讨论说，桑维翰这个人做宰相如何？赵普说，他贪财爱钱，你不会用的。宋太祖说，用他的长处，满足他的需求，不就是爱财吗，给他十万贯，把屋子都塞破了。

  这个与艾森豪维尔将军的“用人之道”何其相似。艾将军说，只要能打胜仗，他贪杯，我送好酒满足他。

  

  再比如，宋太祖的包容之心也令人赞许。

  为了选择合适的人才提任官职，他带领君臣反复商讨，有时会发生激烈的争执，甚至有时候他也会“以势压人”。但冷静之后，还是能接受合理的人事安排。

  他这样的脾气个性，也使得他身边效力的大臣敢于说真话。

  莫说古代皇帝一家独大，就放在今天，又有几个老板有如此心胸。

  

  宋太祖在用人、治国方面的策略太值得学习了。细细阅读吧。

  真心觉得这本书完整概括了宋太祖一生，值得收藏，慢慢品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