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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前言

序

别本序三首

史通通释举例

史通通释举要

史通原序

史通通释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附录 新唐书刘知几本传（增注）

附 史通补释

史通通释补

史通增释

浦起龙的生平及其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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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秉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书籍介绍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前言

序

别本序三首

史通通释举例

史通通释举要

史通原序

史通通释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附录 新唐书刘知几本传（增注）

附 史通补释

史通通释补

史通增释

浦起龙的生平及其著述

• 作者：言空 发布时间：2015-12-13 16:49:21

  子玄评议前史，多见其中；鉴照往哲，益知其非。然初叙作意，则自范仲尼；后辨指归，则窃比子云。虽其言有可采，事有可重，自今观之，毋乃甚乎？

• 作者：武 发布时间：2016-06-02 07:55:07

  浦起龍（都不用）跟姚振宗比，就是學渣嘛……

• 作者：林药 发布时间：2012-01-20 17:55:46

  中庸平淡

• 作者：王小岸 发布时间：2013-06-18 22:48:59

  12-18日，恰好一周时间，通读一遍。

• 作者：全都是风 发布时间：2015-12-12 16:10:27

  看的是上海书店影印37年商务版。跟读论衡的感觉一样。有事说事，写评论的人多少都是一副老子就是不爽的样子。可是我们能够去引用的“观点”都是从这些很不爽的人来的也…

• 作者：坐觀千江月 发布时间：2018-08-20 17:39:30

  跟着慕课学了一遍，自己把原文读了一遍。以后有机会再认真读注释过一遍吧。

  刘知幾史学观点，读完很有收获，可以了解到史学在当时的发展状况和刘知幾对一些史书的评价。2022.12.05认真又读了一遍，刘知幾对唐以前史书的熟悉程度真是令人钦佩，而且也是性情中人，很多评价都直接进行人身攻击……最后的牢骚，背后也是自信：求史才则千里追降，语宦途则十年不进。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

• 《史通.二体》札记

  作者：葑廬 发布时间：2010-02-24 23:40:29

  读《二体》时的零碎所感，稍微整理了一下，先抛块砖吧：

  我们说到史体分类，都会追溯到刘知几那里，在《史通》开卷他把《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作为代表，一口气划分了六种史体。常言道：事大必疏。刘氏始创之功的同时，也惹来不少非议。章学诚就曾批评刘知几对《尚书》和《春秋》作言事二家的划分过于整齐，不懂得“古人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的情况。不过，章老先生仍然点到为止，有关上古文体和史体的区分，尚欠一步。

  《尚书》长期被视为“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原因之一便是篇章多以当时口语写就。《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引刘歆《七略》说：“《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名之。” 《尚书.顾命》中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句，清代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说：“肄，习也；重言之者，病甚气喘而语吃也” ，“肄肄”存有实义，并非“期期”、“艾艾”之类的口吃虚词，因而这里所出现的口吃现象，恰好是当时对口语进行实时记录的证明。《尚书》之中，有的篇章在这种记录前后还记载了相应的当时事件（包含时间和地点等），如《召诰》、《洛诰》、《顾命》等，有的篇章则没有这样的记载，如《酒诰》、《梓材》、《无逸》等，前一种是言事合一的文体，应看作是历史记录；而后一种则是纯记言的文体，应看作是临时的文章。从叙事学上看，事件的理解场域更广阔，较容易表述清楚准确。因此，当历史需要记录以垂范后世时，为保持时间的连续性，便于不处于同一时空环境下的后代也能顺利解读，所借以表达的记录对象就会选择事件而非言论，《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国语.鲁语上》：“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 ，《大戴礼记.保傅》：“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 ，所谓“举”、“作”、“度”，都是客观的事件，这一点在所谓“春秋书法”中即可窥见。单纯的记言文章显然由于言论的省略局限，从而不具备足够的时间意义，仅仅只是出于临时的需要而立说，自然没有加上当时事件记录的必要。后人因而常苦若干诰文“王若曰”为何王之疑问，即是显例。如果按照传统标准的分类，前者属于史书，后者则是子书。有学者仅从文字的数量和质量的比例上考虑，记言既明显，便以冠以“主体性”的名称，作为记言史体的佐证，从而把这些立说的文章也列入史书范畴 。这种机械的做法笔者认为并不妥当。《左传》也同样大量记言，字数未必比记事少，在成就上甚至如学者所言“比记事还要突出”，但是《左传》并未列入所谓“记言体”，也属定论，这正是因为《左传》“言之与事，同在传中” 的缘故。

  《春秋》并非仅指《鲁春秋》，刘知几即言：“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可见所谓《春秋》，最初只是列国史书的泛称。现今能够见到的，除了《鲁春秋》之外，便是西晋时出于魏王墓的《竹书纪年》，它和失传的“百国春秋”均无传而“空存其事目”，却并不能否认它们得以单独存在的事实。单纯记事史体的存在，反映先秦史官对历史结果的重视，所谓“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新序.杂事》） ，强调“一字褒贬”的原因，也是出于此一目的。而对历史结果的记录，一定是以事件而非言论的形式所描述的，所以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得证单纯记言的文体，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史体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与《纪年》的记事，多为国家大事，如杀伐、外交、灾异、变法之类，记载内容有如此取舍，实际上是当时史官参与国家活动的反映。制定历法，是先秦史官一开始就被赋予的职能之一。由于传统的正朔思想，认为只有天子才能颁布历书，所以史官也大多聚集在王朝中央，其所记载的自然主要是中央的重大活动。从记录格式上来看，“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的编年方式很明显受到了历法的影响，而所谓“王正月”的议论，也立足于此。从史学史上来看，西周时代大多诸侯国，很有可能缺乏这种单纯记事的史书。考察《左传.定公四年》子鱼关于鲁、卫、晋三国的分封赏赐的论述可知，虽然“三者皆叔也”，却只有鲁国得到了随派史官的许可。而西周《作册麦方尊》铭文虽自称“侯作册”，似乎是邢国的史官，然而朱渊清先生已指出，作册一职，并不从事单纯记录事件的活动 。事实上，《史记.历书》即载：“幽厉以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 ，史官的活动，伴随着权力转移，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分迁过程。而相应的，到“陪臣执国命”的春秋晚期，史官的记录中心，自然也会发生转移。《纪年》的成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所按照“五帝－夏－商－周－晋－魏”的单线记录，恰好与“中央－诸侯－家臣”的权力转移过程相一致。正如蒙文通所言：“国家政治活动中心既由国君转移到大夫手中，记载国家活动的国史也就很自然地变化为记载大夫活动的家史。”

  尽管我们平日会说文史不分家，然而此言仅是收集史料的入门耳。在专业体系日臻细致的今天，史体的分类也需要随之修订，以崭新而精到的眼光予以考察。因为说到底，史料的辨析，是从对史体的认识所开始。

  附记：近读陈梦家《西周年代考》，陈氏排比列国纪年以求西周年世，唯鲁近之。岂非仅鲁有史乘之佐证欤？10年4月10日。

  览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谓左史右史乃对记耳，非言事之别。又读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内驳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谓《诗》、《书》本是周史编守以作训诫之教材，并非纯粹史籍，可与吾论互相比照。11年10月18日。

  前读任伟《西周封国考疑》，引金文及文献论述诸侯国如齐、应均有史官，然诸侯史官为记注欤？为大政欤？阙疑俟考。13年1月29日

  共和行政是西周晚期重大政治事件，赖各国史记一致记录，传统编年始有可考。然翻检《史记》诸侯世家，至共和前多不记年，如齐献公始记年，下据共和十九年；陈幽公始记年，正值共和；卫顷侯始记年，下据共和二十五年；宋僖公始记年，正值共和；晋静侯始记年，亦值共和；至于蔡、燕、楚、吴、越诸国并失载共和之年。可见共和前后，周史方徙于诸侯。惟鲁自考公以来，年世记载历历可观，此亦鲁有国史之旁证也（秦亦有年世，然本周之附庸，东迁之后才列入诸侯）。16年9月19日。

  近读《困学纪闻》，引宋薛季宣说论及诸侯无史，厚斋自注引《酒诰》“太史友、内史友”之文，以为诸侯有史，案《酒诰》曰：“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则“太史友、内史友”为殷王官献臣审矣。17年5月7日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从朱希祖说，谓上古史官为记事掌书之官，非后世载笔修史之官，此说甚谛。金氏又引黄以周说，谓左史乃《周礼》之内史，右史乃《周礼》之大史，内史掌典诰册命，出纳王命，故左史记言，则内史掌诰命也。故古者史体未尝分言事为二，唯内史记言为史材，后世亦以史名之。又陈汉平据《礼记.祭统》及《周礼.大宗伯》记载，以为册命时内史居王之右，则左史之名，不知何所由来，要之上古有内史掌诰命，故记言之体遂出焉。17年6月16日

• 刘知己在《史通》中批（大）评（骂）魏收的段落

  作者：库库子 发布时间：2020-04-04 17:20:35

  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齐》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

  迷而不悟，无乃太甚

  。——《本纪第四》

  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

  贪天之功以为己力

  ，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序例第十》

  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遂云马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

  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

  。——《采撰第十五》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因习第十八》

  《魏书》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自余所说，多类于此。案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作俪蛮夷，抑惟秦、晋。而鸟官创置，岂关郯子之言？髦头而偶，奚假奉春之策？

  奢言无限，何其厚颜

  ！——《浮词第二十一》

  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且东晋之书，宋、齐之史，考其所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有三，事归江外。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兹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

  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探赜第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