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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探讨1840至1956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的最新著作，观点新颖并富挑战性。作者不同意海内外的流行见解，即把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视为传统社会的断裂，而认为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不过是传统的某种变构。作者企图超越国共两党和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用大量史料证明，传统深层结构如何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其实是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扑朔迷离，本书则简明清晰地勾画出社会变迁的主线，以新的视角来考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书与人生 ——写在《兴盛与危机》（增订本）、《开放中的变迁》 再版之际 / 1

导言:寻找历史之路 / 1

第一章 超稳定系统的两种行为模式 / 1

1.1 对新历史观的渴求 / 1

1.2 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统一观 / 4

1.3 中国社会的独特组织方式 / 7

1.4 一体化结构和王朝周期性更替 / 12

1.5 西方冲击下的行为模式 / 17

1.6 各章内容简介 / 24

第二章 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 / 49

2.1 对西方冲击反应的迟钝 / 49

2.2 太平天国大动乱的历史功能 / 52

2.3 “官办现代化”的开始及其局限 / 57

2.4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 60

2.5 甲午之战:中国大惊醒 / 64

2.6 意识形态危机的类型和阶段 / 69

2.7 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 / 73

第三章 一体化结构解体的逻辑 / 93

3.1 王权衰落与地方主义 / 93

3.2 清末新政:旧体制的自我摧毁 / 98

3.3 绅士城市化和新知识分子 / 102

3.4 长期趋势:宗法家族的解体 / 105

3.5 城市兴起与绅商资本主义 / 109

3.6 辛亥革命:绅权与王权的对抗 / 115

第四章 社会整合危机 / 141

4.1 共和国幻象 / 141

4.2 民主政治为什么失败? / 144

4.3 行政现代化的困难 / 148

4.4 洪宪帝制流产和军阀失控 / 153

4.5 军绅合流与农村的破坏 / 157

第五章 意识形态更替机制 / 181

5.1 新文化运动的三个前提 / 181

5.2 批判绅权 / 185

5.3 走出传统角色的新知识分子群体 / 188

5.4 突破伦理中心主义 / 191

5.5 “整体性反传统主义” / 195

5.6 在“科学”、“民主”、“白话文”运动背后 / 198

5.7 启蒙的异化 / 202

5.8 逆反价值与传统结合 / 204

5.9 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 / 207

第六章 中国社会的重建 / 236

6.1 开放条件下的社会整合 / 236

6.2 列宁式政党的功能 / 241

6.3 党军和北伐 / 247

6.4 工农大革命:新意识形态的传播 / 251

6.5 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 / 256

第七章 国民党及其脆弱的统一 / 275

7.1 三民主义向传统的回归 / 275

7.2 金字塔的倒砌:国民党政治结构 / 281

7.3 内忧外患下的“黄金十年” / 285

7.4 八年抗战和过度动员 / 291

7.5 泥足巨人的末路 / 298

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 320

8.1 共产革命怎样与中国农村关联 / 320

8.2 贫农经济与农村建党 / 325

8.3 马列主义儒家化 / 331

8.4 毛泽东思想与当代“圣王” / 334

8.5 干部队伍大扩张 / 339

8.6 逐鹿中原 城乡决战 / 342

第九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 370

9.1 超级官僚社会的确立 / 370

9.2 利用农业积累实现工业化 / 373

9.3 商品粮短缺和“统购统销” / 377

9.4 城乡隔离和农业合作化 / 382

9.5 市场的萎缩 / 387

9.6 政治经济一体化:放弃新民主主义 / 392

第十章 大历史观 / 417

10.1 解除魔咒 / 417

10.2 一体化结构的束缚 / 420

10.3 超稳定系统应付外来冲击的模型 / 424

附录一 图表目录 / 446

附录二 参考文献 / 451

附录三 索 引 / 480

金观涛，现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南山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讲座教授。

刘青峰，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前主编。

二人长期合作学术研究，合着的主要代表作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观念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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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识形态的伦理中心主义结构（或者是以某种无产阶级立场为中心的非理性主义）越明显，民主集中制程序也就越虚假。党@员拥有“民

书籍介绍

作者探讨1840至1956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的最新著作，观点新颖并富挑战性。作者不同意海内外的流行见解，即把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视为传统社会的断裂，而认为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不过是传统的某种变构。作者企图超越国共两党和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用大量史料证明，传统深层结构如何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其实是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扑朔迷离，本书则简明清晰地勾画出社会变迁的主线，以新的视角来考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 作者：Marlais 发布时间：2015-10-28 11:55:32

  89年对金观涛夫妇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作者走向文化批判反思传统的倾向，作者作为河殇的编导也在片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传统文化批判。这本书作为《兴盛与危机》的续篇不如前作，读到后面就有生搬硬套之感了，文化决定论对于今天的中国有何解释力呢？

• 作者：许季山 发布时间：2015-12-14 11:50:32

  简直民科神棍，有一分资料敢说九分话，一分资料都没有就敢说十分话。提出这种大而化之的理论，却缺乏任何精确定义和细节支撑。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没有任何意义：既无助于理解过去也无助于面向未来。真是沽名钓誉之辈。

• 作者：伊西力安 发布时间：2019-05-27 22:31:47

  内容不错，翻译太烂

• 作者：席缪 发布时间：2015-08-19 14:54:47

  是时候抛弃“超稳”这种不切实际的政治讽刺法了，完全是家国同构的写法，这样能够部分阐释整体现象，但真正的历史不仅仅是阐释，还要追溯起源、变化以及异同。——尽管他们做的比大部分同时代学人要好，但也不代表他们是对的。

• 作者：ZJJ 发布时间：2014-09-16 10:38:18

  导言看得我热泪盈眶

• 作者：豆友52796200 发布时间：2014-03-10 13:34:54

  好像理工科出身的人很容易会让这样解读历史的方式直接送到高潮，但是在我看来，这种系统论的观点或许很有意义，可作者的论证完全不具备一个史学家应有的水准。差评

• 2018年我捡到的最惊喜的贝壳

  作者：婧然的大理书房 发布时间：2020-03-04 21:45:59

  

  在沙滩上游玩，发现了一枚别致可爱的贝壳，于是小心翼翼捡起来，满心欢喜的像掏出宝贝一样和小朋友分享——

  回顾2018，金观涛是我今年捡到的最惊喜的贝壳，给你，希望你也能喜欢。

  关注金观涛好久了。他有一份无法被复制的简历

  ：1965年考入北大化学系（父亲是杭州大学化学系主任，哈哈哈），为了反思文革，研究起了毛泽东思想，并从马克思上溯到黑格尔，得外号“金格尔”。1970年代与刘青峰合作构思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1980年代的民间思潮活跃期主编“走向未来”丛书；1989年学术交流后滞留香港，孩子却只能留在内地让亲戚抚养；受时任港中文校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于今年这个多事之秋故去）邀请，任教港中文，研究重点转入思想史和观念史；2008年退休，返聘到台湾政治大学继续80年代中断的社会转型研究。和夫人的相识源于传阅黑格尔哲学学习笔记，其夫人当时在北大物理系，后转入中文系，嗯，就是上面提到的刘青峰。

  这个时代改变了他们的轨迹，却也成全了他们这个年代的人才有的那种80年代的浪漫理想主义情怀。

  放到当今学术界，谁说自己要研究“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估计还没开始就被大家笑掉大牙了

  。

  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时，我忍不住噗嗤笑出来了，笑这种不自量力和狂妄自大。中国古代朝代更替的超稳结构，我闭上眼睛大概能猜到点作者会讲什么，

  可近现代中国卷入世界飞速变更的狂潮，作者如何用基于古代提出的超稳结构去自洽的解释呢？

  在我的认知里，中国近现代史呈现给我们的只是割裂的各种严重扭曲的“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阶段性之争，就没人用一条清晰的主线讲明白过。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如此朴素甚至枯燥的一个书名，豆瓣795人评分9.2，这是个足够勾起我好奇的尴尬：如果评价人数少了，我直接就认知为偏差不会看了；如果人数太多，估计早已从其他渠道了解作者的观点或许也不会看了。就是这样一个不尴不尬的795人给出的9.2，让我很想一窥究竟：这对“狂妄”的夫妇，到底怎么去啃这个看起来如此难啃的骨头，到底怎么去讲好这个故事啊……

  看完这本书，恭喜金观涛和刘青峰老师，我感觉他们做到了，我基本被说服了。1、

  他们的确提出了一个逻辑基本自洽的体系，串起了看似杂乱无章的中国近现代，让人感觉清晰了很多、明白了很多，终于不再割裂的好像上下文毫无联系一样

  。2、估计是物理和化学背景出身，两位老师的论据资料与论证方式和一些传统历史学家让我看的就头大的考据很不相同，而是

  用了不少数据作为支撑，新颖有力

  ，很符合我的思维习惯。

  先用最简短的篇幅交代一下所谓超稳定系统：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的一体化，所以社会演化与西方完全不同，长期虽然社会周期性大动荡，但其实一直处于社会结构的奇特的动态停滞状态。这种社会整合方式具有内在稳定性，体现在儒家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地主经济三个子系统的相互维系及协调。

  洋务运动还是在三位一体系统内进行改革尝试，但甲午战争彻底让中国梦破碎，一系列改革让中国传统一体化结构的解体一发不可收拾：农村混乱脱序，绅权进城与王权冲突，儒家意识形态彻底瓦解，中国陷入意识形态认同危机（过程详见下文，很有趣）……而当最终马列主义儒家化之后，对中国再次整合，超级官僚社会和国营社会主义无法避免（49年之后看似荒诞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变化，其实是必然结果）。

  这里我把这本书里两位老师的主要观点提炼出来，给大家提供一个看近现代史的视角（其实我很好奇有多少朋友能把下划线中间夹的部分看完看完的请悄悄告诉我）：

  1839年到1860年的

  洋务运动

  是趋稳定系统在保持传统一体化结构不变条件下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尝试。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外交机构包揽军事、工矿甚至文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沉醉在维护传统社会秩序和恢复道统之中。

  洋务运动 vs

  明治维新

  （防卫现代化成功典型），日本农业收入总量一半作为税收，政府将其转化为工业投资。清朝无法做到因为农业积累大多在一体化中下层（绅士关心乡村重建，感受不到西方军事、科技压力），国家无法获得更多可支配收入，能直接动员的经济资源有限，办洋务的主要财源是海关税收和厘金。

  洋务运动中间隔着

  太平天国运动

  ——缓解了人口土地危机，摧垮了腐朽的地方政权（地方基层政府机构实现重组，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军起来，满族官员减少）。

  甲午战争

  是对中国30年洋务运动和日本防卫现代化的总评判，儒家意识形态认同破坏，出国留学潮，推动戊戌变法。一体化冲击首先是社会观和哲学观（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家庭伦理却触动很少，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耦合，政治改革摧毁统一王权，使中下层组织为社会危机负责。

  义和团运动

  ，清朝利用义和团反洋人，意识形态强硬派占上风、全盘否定洋务和变法。

  兴办

  新学堂

  ，以城市为中心。过去

  女学

  是培养儿子的附属品，训练保姆的学校是师范学校先声。女学发展是以幼儿教育为中心的。随着城市成为培养知识分子的基地，农村识字普及下降，全国平均识字率下降。

  绅士城市化

  ：地方绅士乡自治的衰落和宗法家族作为农村基层组织的逐步瓦解。自耕农->佃农，资本主义式大土地经营。绅士投资总额超过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量，

  官绅资本主义

  。19世纪最后几年和20世纪最初几年，中国主要城市迅速发展时期。成长顺序：通商口岸->交通要道->传统政治文化中心。西方不能把中国瓜分变为以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的殖民地，通商口岸都在商业贸易中心附近，并没有形成一个新型的异质文化和制度（因为中国人很会做生意，有成熟和发达的商业流通系统和制度）。

  绅权进城后和官僚机构对抗，成为推翻清王朝、瓦解一体化上层组织最重要的社会势力。城市化之前，县级以下、组织程度不高；

  谘议局

  ，成为代表地方利益的有效机构，带动社会掀起反中央政府的群众运动，和革命党配合，摧垮中央政府。辛亥革命能够成功，不仅在于革命党人奋不顾身武装起义，更重要的是它引起各地地方政府的连锁相应。

  辛亥革命

  是上层解体，基层社会变化很小，不论上层哪种方式取得政权，最后都是地方名流绅士左右政权，而农村秩序并没有变化。不仅没有消除农村土地兼并，反而因绅权扩张而加剧了农村土地危机。

  1、立宪失败：

  西方是规范认同，程序合法、理性精神，不论宗教、意识形态。《临时约法》从一开始就缺乏约束政治行为的权威力量，而唐绍仪辞职，舆论各种，唯独对“程序违宪”熟视无睹。全社会都没有意识到超越党派政见维护宪法权威是当务之急。中国人把事情背后的道义看得比合法程序更重要。政治家破坏法规的事例比比皆是，而社会舆论关注的只是政治家的行为和品质，并将之视为事件是非的价值判定。中国存在强大的泛道德主义传统，普遍把政治看作道德的延长，中国政治理念上很少论及掌权者在道德上不可靠时如何办。

  2、行政现代化存在困难

  ：税收、警察都是案例。只有两个全国性管理系统海关和邮政，因为从开始就和中国一体化无关，既不属于官僚系统、也和官绅合作不沾边。

  3、军队

  ：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武装力量失控，唐代藩镇割据是例子。湘军、淮军统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为儒臣，对儒学国家学说自觉维护。而军队国家化是军人服从来自宪法的权威。洪宪帝制时，袁世凯只是尝试了四年半前他给清廷的苦果。军队独立性一天天增长->军阀割据->

  军绅政权

  1、对农民的破坏

  ：绅士和地方政府合一，立即放开手脚对农民剥削，破坏对象主要是农村社会，自耕农纷纷破产。军绅政权在十年中积累的无组织力量相当于一体化结构在百年才造成的后果。

  2、掌权者思想观念倒退

  ：军官70%是文盲或半文盲，依靠幕僚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幕僚多是仇视现代思想的文人，对西方的了解远不如洋务运动时的幕僚。

  新文化运动

  （1915-1924）：1915年之后，以“不党”为荣，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反思，抛弃儒家伦理相当于否定儒生绅士充当社会领袖精英的合法性，需要新知识分子群体。称霸二三十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经济决定论和唯物史观取代，

  三民主义

  和

  马列主义

  ，并重新与政治经济耦合。

  科学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

  和

  民族主义

  成为不可抵挡的潮流，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涵盖了这些思潮。

  抛弃儒家意识形态价值系统的时机，并不取决于少数前卫人物的意识，而有待于社会结构性条件的成熟。新文化运动正好在清王朝废科举十年之后出现，十年恰好是办新式教育培养一代新知识分子所必须的时间，它使得新知识分子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超过了传统绅士，而且社会角色和行为模式也有区别。传统绅士虽然人数少，但占据中国政治、思想舞台的中心，新知识分子不能获得这些身份。新学堂是吸纳毕业生的最大就业部门，大多从事教师和各种自由职业如报刊编辑、记者，或赋闲在家撰稿翻译卖文。

  伦理中心主义是保护带，使局部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只停留在哲学观和社会观两个子系统，难以波及伦理价值系统。章太炎、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仍保持着伦理中心主义情结。

  甲午战败后，大一统王权和中央政府成为批判对象，要为防卫现代化失败负责。只有在王权垮台后，才轮到绅权为社会危机负责，社会批判意识才指向绅权。绅权在反王权时，只能直接攻击作为王权合法基础的儒家哲学观和社会观，但不会触及自身意识形态基础。

  反对儒家伦理应该指向宗法家族制度，而不是否定家庭关系。本来姓氏、父子关系与家庭伦理和宗法组织这样的基层结构是不同的东西，但反传统知识分子并没有将二者区分开。不能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不能把绅士阶层的社会规范与传统文化区别。这种不加分析的心态，使新知识分子保留了传统思维模式。

  当时中国出现的“

  民主

  ”与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民主观念有极大差别。西方民主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国民性和人格之反映。与其相反，民主制度倒是更多地基于对人性中黑暗面的理解。由于人是自私的、会滥用权力的，因此必须设定一种预防权力集中的制衡机制。

  民主并非理想制度，是防止政治变成最坏制度的方法

  。而五四知识分子对民主的看法充满乌托邦式浪漫的情怀。人们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把与其相反的新价值自然而然地投射到对科学、民主的理解中。这使得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至今在中国尚未形成和普及。康德把启蒙定义为人有勇气在一切生活领域中运用理性，而人们背后缺乏真正的超越性理性精神，其动力只不过是突破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逆反。

  个人从伦常关系中解放出来，很快又消失在群体中

  ，造成了与批判启蒙相歧义的另一级。梁实秋说：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

  先将道德价值投射到政治制度上，再推导到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制度。这种错误的新价值在经济上形成了一种反对私有产权，否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

  1919年五四运动是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的转折点，根据道德价值来证明社会主义是合理的

  。过去在伦常关系中处于同一等级内平均和均田，竞争和商业不被提倡，因为有可能导致经济地位严重偏离伦常等级秩序。

  新村式的共产主义实践很快因不切实际而破产，但当时马列主义正在迅速普及，大多数参与者把失败的原因归为外部环境的压迫，也就是改造社会规模太小，而不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的虚妄。相当多无政府主义者变成共产党人。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

  ：中国人对“非我族类”的看法比较罕见，重点不在种族、血统，而在文化、道德。华夏中心主义：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民族按照其道德教化程度分成夷和藩，处于天朝帝国的周围

  。解构后变成近代民族主义（成为三民主义的价值观）和世界主义（进入马列主义价值观）。共产党在信仰马克思主义后，迅速从世界主义心态转化为新华夏中心主义即最传统的民族主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国民党改组

  ，十月革命正巧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在两个环节上迎合了当时环境。

  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结构

  有一种特殊功能，可以在一个多元开放环境中牢牢维系党员的意识形态认同。有着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以

  支部

  为基本细胞，一般政党没有这种基本细胞，仅由上层机构和党员组成。使每个人都能参与到他人的思想和价值追求中，价值落实于每天的实践。吸收党员毫无例外必须通过基层支部，不能由中央直接吸收。列宁主义是意识形态认同团体而不是政见认同团体。政见雷同造成政见认同团体的组织互相交叉、十分混乱，上层人物常常同时属于不同政党。政见认同团体不可能既紧密又有群众性，一旦组织紧密，就如同一个帮会立即失去群众性；如果强调党的群众规模，就只能用党的政见作为内聚力，组织必然松散。1024年改组本质是从政见认同团体转化为意识形态认同团体。

  反帝成为新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动员的第一面旗帜。

  学生

  一时间突然成为改造中国的主力军，思想统一、组织力和动员力。而学生和

  工人运动

  结合正是新意识形态和人民革命的结合，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列宁政党的作用重要。

  五卅运动

  的宣传比五四更加立体深入很多。

  在西方现代国家政体中，

  军队

  服从宪法权威。而在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军队只会服从意识形态权威。黄埔军校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军官培养机构，培养大批认同新意识形态的军官有一个捷径，就是吸引那些有政治人情、倾向于接受新意识形态的青年为军校学生。

  农运

  规模反应了当时国共两党在各省影响力的大小和被政权承认的程度。农运规模最大、发轫最早的广东省，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也是国共两党的根据地。国民党改组后，其组织骨干大部分是五四青年，是绅士城市化的产儿。农民横扫整个地主阶级时，国民党员就纷纷起来谴责农运过火。马列主义是一种征服力远大于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到1926年农运广泛兴起并把矛头指向整个地主阶级时，国民党军人才转而反共。

  新知识分子

  做不到保持意识形态认同，边缘化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而不是20世纪初。

  1928年，国民党基本完成

  削平军阀割据

  和

  镇压人民革命

  双重任务，实现社会整合。一掌权，三民主义就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为了使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划清界限，三民主义的基本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确立最典型的表现是它

  对教育的干预

  。中国教育独立于意识形态只在传统一体化组织解体1911年到新一体化结构建立之前1927年这段时间。

  弱中央政府

  ：国民党南京政府只是名义上统一中国，真正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的只是东南沿海、大城市和中原地区，边远地区和农村只能挟“主义”以令诸侯，很多地方军阀把持。

  缺乏中下层社会组织者

  ，无法为县以下农村提供足够干部。只能大量利用农村的地痞流氓和恶霸作为基层管理人员，兴起一个依附于国民党官僚机构的恶霸地主阶层，加剧了农村危机。

  地主经济成分仍占主导，城市经济可提供的资源也十分有限，

  巨大的财政赤字

  。

  国民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组织力量

  ，无可选择的是放弃城市和发达地区，立足于农村和广大后方抵抗，毛泽东称为打持久战，蒋介石叫空间换取时间。随着撤出沿海大城市，南京国民政府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随之阻断，完全丧失了原来依靠的依附型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收入大减。

  抗战失去城市

  和

  过分动员

  已经

  从内部摧毁了国民党30年代建立的社会结构，以自己躯体的瓦解为代价抵抗侵略者的火焰

  。

  通货膨胀

  （公库收入只占预算5%，赤字全靠发行货币，其中80%是军费）和

  腐败

  ，1947年饥民增加到1亿，仅上海一地，失业者达200万人，中国社会结构大崩溃开始了。抗战前，国民党还不太腐败，化公为私的财产不算多。但到抗战后期，特别是在抗战胜利接受日伪资产时，有相当多的国家资本转化为官僚私人资本。

  只有能进行广泛社会动员，集中中国广大人力、物力以抵抗外来入侵的结构，才能生存下来并占主导地位。强势意识形态，深入到农村基层，形成一个基层干部远远大于中层和上层的巨大金字塔系统。

  当政见不能由意识形态显而易见的推出时，那些对党的意识形态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符合党的意识形态的，民主和程序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当然领袖的政见一旦被实践证明错误，出现的是意识形态权威人物的更替，党只是改变了领袖。当党的领袖是伦理道德的完人或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时，任何发表不同意见、批评领袖都难以和反对党的意识形态做出区分。就意识形态如何把权威集中在个人身上而言，新一体化结构与传统一体化结构有所相同。支配国共两党官僚组织的都不是工具理性。组织架构是通才型（专业往往只是这些外行在领导中慢慢熟悉的东西和业务爱好），真正的专才处于最下层，是被组织者，而在组织机构中流动成为骨干的则为专业水平不高的通才或者意识形态干部。

  中国共产党

  官僚机构中，意识形态取代工具理性、专才处于意识形态干部的绝对支配之下等非韦伯型机构特点已发展到极端的程度，

  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存在时间最长的非韦伯型官僚机构

  。

  共产党认识到国民党弱中央政府、不能控制农村，共产党只要深入农村，巧妙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革命根据地就可以在国民党控制力薄弱的地区生存。内部派系斗争和对中共围剿交替进行。

  共产党占领农村：一旦失去儒生和宗法家庭，农民似乎是不可能建立基层组织的。太平天国就是典型例子，太平军得不到儒生认同，基层缺乏绅士的支持，军队也难以得到可靠税赋来源。除了农村中出现一个类似于无产阶级那样的阶层之外，还需要献身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再次走向农村。

  毛泽东早期在帮助国民党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认识到农村正在产生一个类似于城市无产阶级的阶层，问题在于能否发现和利用这种变化。

  劳动力没有大量剩余时，很难越出家庭框架。农民通过族长、绅士和国家官僚机构打交道，很少产生横向联系。家庭手工业迫使他们和市场发生关系，向以家庭为单位的工人。中国广大农村充斥着无业游民，成为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的后备军，也是晚清秘密结社空前发达的原因。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农民政权，依靠的是一种类似于军队编制的乡官制度，意识形态是中国式基督教。

  越来越多的自耕农转化为类似城市无产者的地位，生活不断贫困化，只要在理论上把他们等同于城市工人无产阶级，共产党在农村就可以得到发展。

  马克思需要改变的地方：1、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并不在于他们贫穷，甚至也完全不是他们出卖劳动力，而在于他们是最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相反农民却代表了一种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毛泽东，避开生产方式是否先进问题，把划分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标准落实到是否出卖劳动力这一点上。传统自耕农和佃农一直是毛泽东尖锐批判对象，而出卖劳动力的小农无论在心态上与组织性上都与传统小农不同，可以是共产党发展的对象。2、夺取政权理论。正统马克思主义主张农村土地国有化，和农民起义所要求的均田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关于中国式革命道路，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在农村打游击，而在于在农村建党，即把贫农等同于无产阶级，主张列宁主义政党是可以以贫农为基本组织成为，以及在土地革命中用传统的均田代替土地国有化。

  1935年遵义会议，1942年延安整风，毛泽东在掌握党的实际权力之后，便开始用政治力量左右意识形态斗争，迫使马列主义改变其结构。将中国农民文化和农民革命经验纳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是和五四整体反传统主义有结构性冲突的。农民革命家已可以

  否定五四的逆反价值

  ，把马列主义变成一个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再次返回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即

  马列主义的儒家化

  。但五四知识分子不可能把

  经验常识

  看得比

  书本科学知识

  更重要，毛泽东在30年代末一系列哲学著作中开始反对这一新文化运动成果。文革是规模更大的延安整风运动。

  当时有志青年有两个选择：退居西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去意识形态更富有理想主义的共产党西北边区。向五四青年投奔黄埔军校一样，延安抗大成为潮流。

  近现代史上只有两次知识分子从城市向农村回流：五四运动后到大革命期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知识分子因为参加抗日接触到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组织开始了空前扩张。1940年之后共产党每十多年就精兵简政一次，说明有国民党不可能拥有的官僚来源农村干部。延安精兵简政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农村基层脱产提拔上来的干部使他们重返生产岗位。

  国共内战代表性转机是刘邓大军离开解放区挺进大别山，解放军在武汉和南京之间建立新根据地，以国统区农村作为和国军交火战场，各个解放区突破原有边界，开始对国统区农村大渗透。

  三大战役背后实际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海动员奇迹

  。共产党也使用了印货币的动员方式，但把大批粮食从东北及其他农村运到北京、上海、天津，物价上涨不久就得到抑制。

  50年代初民间社会萎缩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强大意识形态对人的压迫一时还没表现出来。剥夺农民和城市粮食供给短缺必须二选一。1953年土改完成意味着农村各级干部权威确立。

  统购统销

  全面实行后，市场开始消失，私人企业活动的内部和外部均变的和官办企业没有任何实质区别。1955年很多私营企业得不到国家足够的原料，不少初步倒闭边缘（先进的企业原料不够，落后的企业有原料，企业不能从市场中获得利润，国家包销、定购立即成为获利来源。偷工减料掺假反而会盛行）。当一体化结构对城市经济调节的后果使得国家控制不断加强并把私营企业纳入国家控制网中时，在企业内部它的表现是管理的官僚化，在外部则导致市场的萎缩。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结构终最有活力的私营经济和通过市场调节的部分的消失，双轨制工业结构变为国营的计划经济，

  中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1956年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由于国家控制强大到一定程度会造成整个经济结构的突变，

  新民主主义的自耕农农业结构和双轨制工业结构均是不稳定的，它只能转化到与强大意识形态指导下国家控制相适应的新形态中去

  。

  它的意识形态为

  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政治结构是一个从中央直统到县以下每个村（城市居民区）的

  庞大官僚机构

  ，经济结构是

  计划型工业和合作化农业

  （理论上讲合作社只是生产单位，但一诞生就是一种政社不分的一体化管理系统）。

  一切公共空间和个人选择自由都消失了

  ，每个人的思想、言论处于单位居民区的控制下，

  单位

  领导变成了家长。而且掌握了一种在法律之外惩罚不服从者的手段——取消他的吃商品粮资格、下放去当农民。人民失去了选择居住地的自由。

  1830s到1950s，金观涛和刘青峰老师止笔于最初让他们困惑的文革之前。能耐着性子认真看到此处的朋友，不知道内心作何感受。此时最能表达我内心的，是斯宾诺莎的一句话：

  不笑、不悲、不怨，只是为了理解

  。我还想在斯宾诺莎后面加半句：

  理解了，才更不笑、不悲、不怨

  。所以，感谢金观涛老师和刘青峰老师！

• 读书笔记与杂感

  作者：怀霜 发布时间：2021-05-14 01:28:55

  此为读书笔记，本书许多论断亮眼，但最终“旧瓶装新酒”的理解无法最终说服我，不过依然值得反复品读。

  有许多问题，笔者自身都难寻答案，也只不过是出自“直观理性”想要留待后续思考。如军阀的行为能否视为儒家意识形态的解构未完成与政治理性精神的冲突？在笔者看来…民国之初的政权根本不是一个一统的政权，在混乱状态下运用衡量一体政权的逻辑去分析是否得当也不得而知。当然，这都有待于后续的阅读与思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