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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持旗帜鲜明的“信古”立场，是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作者采用“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方法，既从传世文献的角度详细考察了夏代的王世、积年、都邑、族氏和重大史事，从而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历史背景；又用“文化比较法”重点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诸遗存和二里头文化进行了详细梳理和科学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夏文化的开端和终结（即夏商分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夏文化应该包括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并通过对夏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对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属性做出新的判断，从而更为准确细致地理解夏文化的内涵。

前言 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 · 1

壹 夏史考索 · 1

第一节　系年 · 3

第二节　都邑 · 29

第三节　族氏 · 47

第四节　史事 · 83

贰

“禹域”内的龙山遗存 · 135

第一节　豫西和豫中地区的龙山遗存 · 137

第二节　豫东鲁西皖北地区的龙山遗存 · 198

第三节　豫北冀南地区的龙山遗存 · 233

第四节　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存 · 248

叁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 · 313

第一节　二里头遗址 · 315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测年 · 335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器物群 · 348

第四节　东下冯类型的归属与“新砦期”的困惑 · 365

肆 解读“夏文化” · 385

第一节　对“夏文化”相关概念的解读 · 387

第二节　对夏文化上限的解读 · 403

第三节　夏商分界的解读 · 439

结语 不忘初心，重建夏代信史 · 484

附录

· 491

附录一 疑古还是信古：民国史家对于古史的

基本态度 · 493

附录二 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 524

附录三 如何通过考古学重建上古史？ · 583

后　记 · 596

孙庆伟，男，生于1970年，1988年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多次参加山西晋侯墓地、陕西周原和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出版有《周代用玉制度研究》、《追迹三代》、《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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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历史文献并不是考古学家的额外负担，而是他们的福分，如此一来，他们用来复原历史原貌的那些材料就有了强力粘胶剂，从而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通过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文献是资料，正如考古学资料是我们复原历史的材料一样。”（页下注：张光直 著，印群 译：《古代中国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46页。）

历史文献并不是考古学家的额外负担，而是他们的福分，如此一来，他们用来复原历史原貌的那些材料就有了强力粘胶剂，从而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同时，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历史，未必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通过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文献是资料，正如考古学资料是我们复原历史的材料一样。

同时，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历史，未必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

书籍介绍

本书持旗帜鲜明的“信古”立场，是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作者采用“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方法，既从传世文献的角度详细考察了夏代的王世、积年、都邑、族氏和重大史事，从而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历史背景；又用“文化比较法”重点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诸遗存和二里头文化进行了详细梳理和科学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夏文化的开端和终结（即夏商分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夏文化应该包括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并通过对夏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对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属性做出新的判断，从而更为准确细致地理解夏文化的内涵。

• 作者：吃鲸了 发布时间：2018-04-28 00:02:31

  那位打2星的朋友，看过这本书没有，就说信古的根基在于相信？人家不是说要用考古学来重建夏代信史吗？

• 作者：阿德 发布时间：2018-05-17 11:31:17

  在”夏“文字发现之前，发现任何考古遗迹都很难定名为”夏“文化，何谈夏王朝信史？

• 作者：爱猫的浩子 发布时间：2018-04-22 19:34:30

  信古的根基在于相信，这不就和宗教信仰没两样了。考古学研究应立足于严密地论证的根基之上，而不是相信。两星的第二星，我是给作为资料索引的价值的。另外再加两点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第一是文献的使用，成书时代大杂烩，史实考证一锅粥，即便我是个文献的外行也可以看得出来；第二是考古学方法的问题，以大类来作统计，全书几乎未见一两张线图的比较，更别提让作者去比较一下那些深腹罐的大小，质地和制法是否一致了。虽然统计的思想是好的，但统计的设计和方法不对，其结果并无什么可信的，更别提”重建夏代信史“了。此外，难道考古学能贡献的夏代信史就是确定哪个文化可以填上夏文化上个坑而已？而不是关于夏时期的人的生计，社会等等的历史？最后一点即如罗泰在宗子维城导言中提出的，我们考古学研究者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在回答一些好的问题。

• 作者：coldrush 发布时间：2019-11-04 15:27:19

  少了全图概览和图例说明，实在是不太友好

• 作者：马上到站 发布时间：2018-09-03 22:45:58

  先看了后记和前言，印象最深的是作者非常喜欢邹衡的那句话——“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但从前言后记来看，似乎作者是“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相信它”。

• 作者：余颜 发布时间：2020-01-07 21:12:30

  阅读此书真是一种享受，仿若遥望老干部耍单口相声。导言劈头盖脸一句：「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那谁说严肃？当然是作者啦！问先生怎么重建夏代信史，答曰「相信」。问先生为何相信，答曰「考古人的责任与使命」。问先生新证据几多、如何证明，答曰「换个角度看证据」。问先生，用了什么研究方法，是二重证据法吗？先生摇头说，比那个高级多了，这是自由心证法。由此大功便成，信史重建。附自由心证法使用指南：一、选择相信；二、修改定义；三、列举已有材料；四、证毕。

• 陈胜前：为什么夏是一个问题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2-10-23 14:10:45

  （《读书》2019年2期新刊）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两大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夏，包括夏代存在与否、年代与范围、标志性遗存等。项目结果公布之后，中外知识界与大众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是热度类似。最近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一书出版，又为夏问题的讨论添了几分热度，网络上下都在发表对夏问题的看法。同在考古学界内，我并非治商周考古之学的专家，没有资格参与专门的学术讨论。我所能做的是考察知识生产的背景关联（context）以及有关夏问题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前提，以期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旁观者清”。

  

  孙庆伟著：《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考古学家从事的研究工作是一种知识生产，由此，它必定涉及两种背景关联：一种是外部的，一种是内部的。前者主要指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和相关科学进展的关联，后者主要是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的互动。还记得多年前，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刘莉教授给我发来一份电子邮件，针对某些西方学者的指控，她想调查中国学者是否认为自己是在民族主义的指导下从事考古学研究。对这个指控我很惊讶，按我的理解，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殖民主义的话，哪里来的民族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才有反抗！单方面指控中国考古学者的民族主义，而不去反思自身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有失公允的。将肯定夏的存在就视为民族主义的“愚妄”，那么否定夏的所谓“科学态度”难道就不是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吗？

  我在学校教授考古学史课程，相对熟悉考古学的渊源。回顾考古学史的发展历程，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就是丹麦人克里斯蒂安·汤姆森提出的“三代论”。其背景正是拿破仑入侵丹麦，同为近代考古学先驱、汤姆森的同侪詹斯·沃尔塞在他一八四三年出版的《丹麦原始古物》一书开篇就写道：“没有关注独立与自身存在的国家会忽视其所立足的过去。”考古学本身是一个跟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学科，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这就是考古学知识生产的背景关联。如今当我们进行知识生产的时候，可能会带着它，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决定的，因为我们可能还处在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下。

  

  克里斯蒂安·汤姆森在19世纪提出“三代论”，即根据人类制作工具用的材料，将人类的历史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图为商代青铜器四羊方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来源：chnmuseum.cn）

  《人类的起源》作者理查德·利基曾经注意到学术界有关人类进化的解释与时代背景的关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流行雷蒙德·达特“人——凶杀者的猿”的假说，其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自相残杀，血流漂橹。六十年代强调狩猎的重要性，流行“人——狩猎者”的概念以及狩猎采集者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当时正值第三次技术浪潮时期，同时环保主义开始流行。之后，强调女性采集经济对人类生计的重要性，“女性——采集者”假说大行其道，而此时正是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

  无独有偶，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九四九年以前，我们讲很多东西都是持“外来说”。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中详细罗列了有关中国人外来的诸种说法，有外国人所提，也有中国学者提出的。不仅中国人外来，中国文化也是外来的，其中就有彩陶。李济先生早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想证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一九四九年以后，有一段时间因为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民粹盛行，此时多流行“本土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现在，通常的说法是“外来+本土创新”。这样的耦合很有意思，它并不是说学者们都在迎合时代的需要，而是说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是无法摆脱时代的影响的。时代的关联让学者们更关注某些现象、某些问题。我们对夏问题的关注正值中国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进入世界体系之时，这是我们对自身文化定位的需要。

  我们应该清楚，一个失去历史的民族是不能成其为一个民族的，就像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我们无法对他进行定位一样，历史渊源是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夏之所以成为问题是与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同步的，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审定自己的文化历史身份；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份也在为主导这个体系的西方世界所审定。正是在这样的外部背景关联中夏成为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夏代？两种话语权力在相互较量，过去百年中，绝大多数时候，西方的话语是占主导地位的，受过西方话语影响的中国人也借鉴这种话语来进行自我审定。二十世纪初的疑古思潮首先解构了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夏之存在的文献载体遭到了颠覆，于是夏本身也就成了问题。而此时，中国考古学还在幼年时期，还不能提供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

  

  20世纪初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顾颉刚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质疑上古史的可靠性（来源：thereaderwiki.com）

  一九四九年到改革开放前，有关夏的问题消失了。当然，按照另一种话语来解读，质疑夏可能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行为。这是话语体系本身的问题。回到知识生产的背景上来看，此时夏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成立。按照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理解，我们是炎黄子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商的存在已经证明疑古思潮走过了头，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已经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夏的存在。只是我们有必要证明给自己看吗？此时中国学者想到的不是去质疑夏，而是如何去更准确地丰富有关夏的认识。

  夏又成为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时。夏就像一种历史身份证需要接受重新审定，在新的体系中，中国需要这样一张历史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个话语体系的一个维度叫作“科学”。夏的存在需要接受科学的审定，即必须有充分的资料来证明。这里需要排除对历史文化的理解，需要排除“民族中心论的偏见”，让我们对夏的历史追溯回到元叙事。作为处在历史情境的中国人，实际是不可能做到的。于是，质疑远远要好于肯定。这样既符合科学，也无须承担新话语体系的任何指控。

  从考古学的内部背景关联来看，说到夏，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它是否成其为一个问题（学术议题）？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史前考古，自然我偏重从长时段的角度入手。从中国文明诞生的整个背景来看，夏问题涉及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中国文明起源究竟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是怎么形成的？跟其他的文明有什么差异？这些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中国人所关心的，也是世界所关心的，至于它叫不叫夏那是另一个问题。我曾在《读书》（二〇一六年第十期）上撰文溯源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距今一万年前后，中国就产生了华北（旱作农业）与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两个起源中心，历经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国文明形成。这绝非学界曾经以为的中国文明是“早熟型”文明，而是正相反。中国文明正是因为有极其深厚与宽广的农业根基，才保证了后来五千多年绵延不绝，形成了世界上极其罕见的完整的农业文化系统。不久前结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大的贡献是理清了夏之前或同时期文明的发展脉络，辽西的红山、浙江的良渚、陕西的石峁、山西的陶寺、湖北的石家河等，其发展水平无不可以称之为文明，尤其是其中的良渚，大型的城址、复杂的水利工程、明显的等级制度等，都已经为王朝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良渚墓葬出土的随葬品90%以上都是玉器，而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只在少数墓葬中出现，代表良渚文化极有可能已经具有明显的等级制度。图为“良渚遗址群”景貌（来源：dili360.com）

  如夏这样的大型学术议题往往是需要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不可能由一个学科独立解决。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最早的美洲人的研究。当年留学的时候，作为最早美洲人研究三大权威之一的戴维·梅尔茨教授开了一门课，专门讲这个问题。综合学术史、环境、语言、考古材料、年代、DNA等许多学科的研究来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有成百上千的学者研究最早美洲人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不过，通过多学科的研究，学术界对该问题获得了较为充分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仅凭考古学一个学科所能获得的。

  当前有关夏问题的焦点是夏王朝的确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是受到确认商王朝模式的影响，也就是需要有文字，有明确的纪年，有得到甲骨文与历史文献二重证据确认的先王世系。大家认为必须按照这个模式，才能够确认夏，否则的话，都不能叫确认。这种模式的简化版就是，文明必须有文字，如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古希腊等，一个例外是印加文明。我们是否有可能满足这个模式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商朝的文字已经比较成熟，处在中间的夏王朝是可能有文字的。早期王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质的，多与祭祀相关，而考古遗存中祭祀遗存是相对保存比较好的（因为不实用以及对神灵的畏惧），所以，找到夏王朝的文字是有可能的。

  

  距今约四千多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扁陶壶上有两个特殊红色图案，其中一个被认为代表了“文”字（来源：sina.com）

  二重证据法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一种规范，认为考古与文献证据相互印证，能最好地解决问题。其实，二重证据中，物质遗存（考古材料）本身并没有发言权，它需要接受文献资料的审定，否则仍不足以说得到证明。说到这里，禁不住想起艺术史中的图像分析法，作为大师的潘洛夫斯基运用这一方法可以去分析许多问题，但是有趣的是，他还是要不断地引用文献来证明他的图像分析法的合法性。面对文献材料，以物质遗存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在证明夏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有说服力。换句话说，即便考古学上找到了夏代的遗存（很可能已经找到了），仍有可能得不到确认。这也正是当前夏问题研究的纠结所在。

  许多人，尤其是学科之外的人，认为夏就是一个神话传说——而非历史。这让我想起考古学上一位传奇人物，一个被天上掉下的馅饼反复砸中的人，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或译为施里曼）。他从小就迷信荷马史诗，虽然别人都觉得这只是神话，他却字斟句酌地按照其中的记载去寻找特洛伊古城。最后，他真的找到了特洛伊遗址，只不过地层找错了，但这是技术方法的问题。他还找到了“阿伽门农”的墓（其实是时代更早的青铜时代酋邦首领的墓），并且差一点就找到米诺斯王宫，只是因为他不愿多赔几个橄榄树的钱，以至于失之交臂。因此，我们对传世文献应该更宽容一点，迷信也好，怀疑也好，可能都不一定绝对正确，保持一点开放头脑，可能会更好。

  

  海因里希·谢里曼从“阿伽门农”的墓发现了“阿伽门农的面具”，但现代考古研究表明认为该面具并不属于特洛伊战争时期（来源：wikipedia）

  《鼏宅禹迹》开头引用邹衡先生的话：“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这里涉及一个考古学理论的核心问题：通过物质遗存研究能否确定族属。物质遗存本身不会讲话，它不会告诉我们它属于夏。之所以有夏，是因为有历史文献的记载。这里的“夏”，可以是夏王朝，也可以是夏族或夏人，还可以指夏代。我们通过物质遗存能够进行怎样的回答呢？物质遗存与族群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极其困难的，相当于考古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而夏问题不是，因为通过文字的发现是可能解决夏问题的（媒体称夏问题是哥德巴赫猜想，这是一个误解）。

  考古学中物质遗存与族群之间关系的问题由来已久，六十年代末，先师路易斯·宾福德与法国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博尔德就石器组合的意义进行论战，博尔德认为石器组合可以代表人群，宾福德认为可能代表不同的活动。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研究者常用“考古学文化”（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物质遗存特征组合）来指代族群，但这个理论前提是未经证明的。物质遗存跟族群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呢？有！但是我们知道族群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历史过程的产物，不同文化背景，甚至不同社会情境中，它的表现方式也不同。民族志的研究告诉我们，不同的族群标志族群身份的物质遗存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用刀子，有的用罐子，有的用文身，有的用祭祀来表示，方式多种多样，并不是每个族群在任何时候都用同样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族群身份。除非我们知道具体文化历史背景、社会情境，否则我们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用物质遗存研究来界定族群问题，这触及了考古学研究的边界。

  如果我们从当代来看族群，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具有相对性的存在，可以按国家、民族、宗教、语言、部落等不同标准来划分，而且在不同情境，人们所强调的族群范围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族群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一个历史构建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还会经历分裂、离散、融合、归化等过程，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族群概念。因此，我们也许需要反思，我们是不是在寻找一个标准的“夏”？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夏”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如果夏是一个文化构建的过程，这意味着它可能是一个扩展、交融、再创造的过程，其中可能充满着杂糅、混合，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血统纯正”的夏。由此考古学研究通过物质遗存的特征分析去识别夏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很可能已经走出了考古学的边界。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考古学的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研究范式的更替与拓展，考古学的边界也在扩充。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夏当成一个文明起源的问题来研究，它就是一个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我们就需要去研究国家组织下的经济生产、权力运作、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意识形态的表达等。我们就可以解释世袭的夏王朝为什么能够取代之前非世袭的“古国”（苏秉琦先生语）或“神王”（张忠培先生语）社会。这种视角让考古学家更多关注复杂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解释文明起源的原因。即便我们不能肯定夏的存在，但我们就这个时代的认识也会非常扎实深入。

  夏是青铜文明之始，取代了一个以玉器及其他非金属器物为表征的时代。青铜适合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另外就是经济交易的通货。因为昂贵，还很难大规模用于农业生产。这样的政权是立足于政治与军事权力之上的，相比之前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古国阶段，它拓展了军事权力。这种侧重物质性的研究属于一种新的理论范畴，它再一次拓展了考古学的边界。这里夏不仅仅是一个族属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物质性、能动性、景观、性别、阶级、惯习等角度去阐释，由此我们将可能看到一个宛在万花筒中的夏。

  

  乳钉纹青铜爵，1975年发现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现藏于洛阳博物馆（来源：art.people.com.cn）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已悄然转型，从以文化历史重建为中心逐渐向社会功能重建为中心，也就是更强调理解社会如何运作。就像良渚文明的研究所展示的一样，从大墓追溯到城墙，从古城到外围的支撑聚落与稻田，从城墙的构筑到几十公里开外的水利系统工程，一环一环地解开一个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这里我们已然不需要再争论它的“身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就已经充分地进行了证明。

  简言之，为什么夏是一个问题？这是由知识生产的外部与内部背景关联所决定的。它曾经不是问题，在二十世纪里也不一直都是问题。当前夏的问题，从学科外部背景关联来说，是中国重新进入世界体系的历史身份证。回到学科内部的背景关联，夏的问题涉及作为考古材料的物质遗存需要得到文献、传说的确认；在学理（考古学理论）层面上，需要解决物质遗存与族群的对应条件问题，其难度很大。但夏问题本身并非不可能解决，通过多学科的工作，尤其是文字的发现，是可能做出回答的。考古学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考古学可以从其他方面为夏问题贡献更丰富的内涵。

• 探寻最早的中国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8-11-23 18:41:55

  在普通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中国开始正式成为一个国家是从大禹一族建立夏朝开始的——所谓“三代（夏商周）之治”历来是儒家寄托政治理想的远古黄金时代，司马迁《史记》中在远古的“五帝”之后记载的第一个王朝本纪也是“夏本纪”。借用考古学家许宏的话说，夏朝堪称“最早的中国”。不过，近代疑古思潮兴起后，就一直有学者怀疑夏王朝是否真的存在，因为除了掺杂着传说的历史文献之外，没有确切的考古文物能证实夏代的真实性。早在1937年，顾颉刚便已直言，中国的信史是从商代开始的，因为“商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我们已不能详确知道了”。

  不过人们的历史认知向来也伴随着政治情势和社会思潮的起伏而改变，这在近代以来尤为明显，因而中国过往的历史被一再重写。顾颉刚1926年能推出震撼学界的《古史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五四运动的余波鼓舞年轻一代去质疑传统；但第二年北伐统一中国，到后来一连串的时代变动，都使人们更乐于突出民族自豪感，如果“上下五千年”只剩下三千年，那就好像让中国人凭空矮了一截。1923年起就坚持大禹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的顾颉刚，到1943年却承认“禹作九鼎”实有其事，以至于陈寅恪都说“顾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社会思潮、政治变动虽然未必支配历史观点，但难免交织在一起；因此，这些年来国内史学界大声疾呼“走出疑古时代”，但西方汉学界则对夏代的存在仍然持保留态度，颇具代表性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中并未给夏代列出专章，商代之前都属于考古而非历史范畴。

  有时这变成了一种不幸的争执，彼此都认为对方的观点并不完全是“学术”的。主攻西周史的李峰在《北美中国学》中指责“西方很多学者更倾向和愿意看到一个更小和更加支离破碎的早期‘中国’。当然夏代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中国考古学的实践被批判为‘历史学取向的’，其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证实文献中所表现的中国的大历史”。不过平心而论，《剑桥中国上古史》由鲁惟一、夏含夷执笔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有同等的价值”，并强调“很难否认最近几十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基本上证实了，而决没有推翻中国传统文献的可靠性”。

  西方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早先西方也曾有过对上古历史的长期争论。19世纪的欧洲学者很多都对《圣经》中所记载的历史持怀疑态度，至于希腊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与神话几难区分。然而，后来却在两河流域陆续挖掘出许多《圣经》中提到过的古城，1868年痴迷于证实荷马史诗的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不过是业余爱好者，竟然还真挖掘出了特洛伊遗址。实际上，二里头遗址也是1959年徐旭生凭借传世文献追查到的，这本身表明关于古史的传说并非全是空穴来风。但中东两河文明的考古学家足够幸运，这些上古城址常常都有铭文、泥板等文献可资证明，就像殷墟甲骨文一出土就成定论，而夏文化的问题则更具挑战，因为在商代甲骨文之前中国还没有文字——或者不如这么说：如果没有甲骨文这样的直接证据，商王朝也是无法被证明的，很可能至今仍被看作是一个传说。

  “夏”存在吗？

  确实，西周时的金文资料就已有记载说在殷商王朝之前还有夏朝，中国历代史书也都肯定其存在，但棘手的是：现有的考古发现都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据。列文森在1968年就说过：“夏朝在儒家传统中被认为是第一个王朝，尽管在考古学上还未获得证明。”随着越来越多先商时期文物的出土，一个更早中国的轮廓逐渐清晰，但正如德国学者罗曼·赫尔佐克在《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中所言：“今天已经没有人想要完全排除下面这一可能性，即有关夏朝王室的传说并不仅仅是杜撰，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没有确切的结论。”根据现在遗址的规模、等级，很多人推断偃师二里头可能就是夏代都城，但这说到底仍是一种推断，而且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议。正因此，1979年考古学家邹衡断言：中原地区已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而夏朝应是客观存在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挖出来的那么多种史前考古遗址中，究竟哪一种能和“夏文化”比对得上？

  这个问题堪称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要推定夏王朝的存在，不仅需要用到文献、考古的双重证据，更重要的还需要在方法上有所突破，经过缜密的推论才有可能作出让人信服的论证。不仅如此，这还面临着一系列概念的厘清：“夏”到底是什么？一个王朝（夏朝）、一个族群（夏人），还是一种文化（夏文化）？如果是一种文化，那它是指夏王朝的文化，还是夏后氏的文化？从考古的概念上来说，要从无文字的器物上推断一个王朝、或从没有明显体质差异的人骨中推断一个族群的存在，都是近乎不可能的，这本非其所长，唯一能识别的只能是“夏文化”。也就是说，存在一种早于商代的中原文化，可以根据年代和文化特质来比定为属于夏代。

  孙庆伟在《鼏宅禹迹》中所致力实现的，便是这样一个使命。客观地说，这不免有几分结论先行，因为这意味着预先相信夏代确实存在，问题只是从考古遗迹中“识别”出哪些才是夏代。麻烦的是，相反的情况历来不少：文献中记载的“历史”常常没有文物可证实（比如伊甸园）而被视为传说，有些出土的遗迹却又从未见诸记载，以至于三星堆文明横空出世时，竟有不少人相信它是外星文明。夏文化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是在于它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后代普遍的记忆，使得系统的虚构看起来不大可能；此外，我们或许也可以再相信一次司马迁：既然殷墟考古发掘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史记》的记载是可信的，那么他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理应有据可循。

  要重建夏代信史，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是“都邑推定法”，正如孙庆伟所言，人们“潜意识中希望能够找到一处‘殷墟’般的‘夏墟’，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夏文化问题”；但现在已知的考古遗址显然都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事实证明，夏史重建没有捷径可走，如他所言，必须在方法论上依赖多重证据：首先以历史文献为考古学探索提供一个必要的历史框架；其次，在界定夏文化的地域范围之后，将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放入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也正是基于这一假定，他认为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散意味着“禹征三苗”，而“铸鼎象物”、“禹锡玄圭”则是夏王朝诞生的标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同样依赖于一个理论假定：玄圭是王权的标志，而它在中原腹地的兴起与大幅扩张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只能随着王权的建立才有可能。不过，物质文化的变迁是否直接受政治变动影响，只能说是基于间接推断。

  除非出现殷墟甲骨文那样决定性的证据（这概率极低），夏朝的存在仍然极难得到证明，就像许宏说的：“我当然也希望挖出甲骨啊，还最好那上面就写着一个‘夏’字，但在发现之前，我的确无法下定论。”国内外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并不只是认为夏代历史完全属于“虚构”，而是对上古史有着不同的理解：许宏并不否认“夏也很有可能是早于商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但它是否如古史记载的那样是一个王朝则是另一回事。张光直大弟子、美国考古学者罗泰也持同样的看法：“现在不可否认，二里头有一个庞大国家的存在，也许就是以前提到的夏朝。但究竟是不是这样，好像从考古学的立场来看，是无所谓的。这个阶段当时叫什么名字，后来叫什么名字，好像都比较模糊。”

  虽然中国典籍对远古历史的记载已不像其他民族那样与神话传说难以区分，但我们现在所知的三代历史无疑还是有大量后代人对自身理想的投射。按顾颉刚的估算，夏王朝的面积不过十万平方公里，《尚书·禹贡》所谓大禹统治“九州”一事便无从说起，那只是战国士人对理想政治秩序的建构。这种加工当然未必就是伪托，但问题在于：中国史学传统中之所以将夏朝视为第一个王朝，原因是“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然而按现代学术的观点，一个政治实体要被认定为“国家”而非“酋邦”或“部落联盟”，其界定标准并非如此。

  剑桥大学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2005年访华时曾被问到对中国早期国家的看法，他对此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应是二里头那样的规格吧。也就是说，在殷墟之前的这些中国考古遗迹能不能算作是一个“国家”，取决于不同学者的视角、经验、立场和学术背景。

  这固然有一部分属于定义和语义学的问题，但不可回避的一点是：对一个事物的界定，往往更多折射出的是后来人的看法。以二里头遗址为例，它虽然原本就是徐旭生在踏查“夏墟”时发现的，但徐旭生本人却并未认定这是夏朝都城，而推测它“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这一意见在考古学界关于夏商分界的争论中占据主流地位达20年之久。当考古学家邹衡独自提出“二里头为夏都说”时，学界群起而攻之，但前些年却又转向一边倒地认同邹衡的观点。至于陶寺文化究竟是属于夏后氏还是陶唐氏，这样的对号入座也长久以来争论不休。就学术的本义而言，所有观点在得到验证之前都只是一种假说，它在某些时代条件下可能获得更多人赞同，但过往的学术史也一再证明，这种多数赞成倒不如说是在体现当时人们更愿意相信什么，而未必是历史的实情。

  走出“疑古/信古”的二分

  当然，这些孙庆伟在《追迹三代》中也早有讨论。他本人主张“中国考古学因重建古史而起，考古学者理应不忘初心，牢记学科使命”，认为“信是一个大前提，疑是具体的工作方法”，然而这也意味着他一开始的问题就不是开放性的，因为他的“疑古”和设问，最终都指向“信古”。固然，“疑古”和“信古”未必矛盾，没有一定基础的“疑古”，“信古”也仅是盲信而已，是把“信”当成了不可触动的意识形态。这些年来“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很高，但这说到底也只是学界主流的变迁，一种定调，但为什么应该“走出”、“走出”为什么就是对的？毕竟，就算九十九次证明信古是对的，也不能推断第一百次时疑古就是错的。

  从论证的思路来看，《鼏宅禹迹》仍未脱中国近代以来考古学“证经补史”的学术传统，可说体现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史学本位”：将历史视为根本，而把考古等视为佐证历史、建构古史的手段。对他而言，重新古史的学术楷模是王国维，而无论是“二重证据法”还是“三重证据法”，本质上都是历史学而非考古学的方法。中国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笼罩在强大史学传统之下，服务于历史学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其独立性迄今都是不足的。如果说中国考古学的“初心”就是“重建古史”，那又为什么？如果这个“初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在时代已经完全不同的当下，它就一定不能忘吗？

  傅斯年、李济那一代人“重建古史”的努力，本身更多看重的是这项工作的社会意义，用李济的话说便是：“我们相信，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历史上。要建设一部信史，发展考古学是一种必要的初步工作。”虽然中国考古学在此后数十年里也经历了范式转移，但这种信念一直延续了下来。孙庆伟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直陈：“考古学是一门‘为往圣继绝学，为民族立根基’的学科。前不久我提出北大考古学科人才培养的愿景是：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这也是我对当代中国考古学者使命的理解，那就是保护好文化遗产、解释好文明特征、传播好中国文化。”

  这背后隐藏的一条脉络，是考古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历程。对一些考古学者来说，“重建古史”不仅仅是“初心”，还是证明其重要性的最大价值所在。初生的考古学只有建立起一套论述，才能在史学的评价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教授在《剑桥先秦史》“商代考古”中就指出：“考古学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满足强烈的民族主义需要。……通过显示其证史能力，安阳发掘为考古学这样一个国共两党均不重视的学科（两党均将外国学者排斥在田野工作之外）在中国赢得了立足点，但其代价是它成了证史的工具。”罗泰也认为：“考古学被接纳是因为在她的处女航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为反驳‘疑古派’提供了武器，并能被用来维护传统。”用孙庆伟的话来说，“考古学科之所以是‘小’学科，并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大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够，而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科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学者和学术成果太少。”（本书页599）而这种“大”和“小”，并非是基于考古学自身的学术价值判定，而是根据这门学科的社会影响力。苏秉琦重建中国史前史乍看与李济“重建古史”的旨趣乍看一致，但其出发的逻辑则旨在阐述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一问题意识和理论贡献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就此而言，如果能理解当时的“初心”，那么在今天就应该更能理解那种将考古学作为专业研究的意义。虽然孙庆伟一直强调“疑古”和“信古”之分，主张“信比疑更难”，理由是“疑不是研究的结束，疑的终点在于疑之后的信”。但所谓“疑古”与“信古”本身就是史学思潮，顾颉刚的疑古也是从史学文献入手，考古学的问题意识为何要继承自史学？仅此也可见考古学的独立性不足。“疑古”与“信古”的二分法在中国不仅并非完全学术之争，是个引发不必要争执的陷阱，不应是问题的重点所在，甚至可说是个伪问题——因为，如果能通过逻辑推理证明夏的存在（一如当初海王星在被发现之前就已被推导证明），那么疑和信本身并不是问题。反过来，如果无法用逻辑推理证明，那么“疑”和“信”也就都不过是一种无根据的表态，一如辛德勇所言，“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一种预设的研究结论，或是某种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往往会对客观分析史料，合理审视历史事实，造成严重伤害”（《中国印刷史研究》页170）。

  长期担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许宏一直回避将二里头定为夏都，在他看来这既非当务之急，也无关紧要。他在《何以中国》一书中直言：“在考古学家致力解决的一长串学术问题中，把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者王朝归属对号入座的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再说句大实话，这也不是考古学家擅长之事。考古学家最拿手的，是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对王朝更替这类带有明确时间概念的、个别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学家的强项。”在《鼏宅禹迹》开篇，孙庆伟就设问：“离开了这些‘铁证’，考古学就真的对夏文化束手无策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此，许宏则回应：“照我说，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笼统地将许宏的态度称为“疑古”是不准确的，这至少遮蔽了一点：他的“疑古”与顾颉刚那种史学意味上的“疑古”不是一回事。顾颉刚的“疑古”，是一种对史料真实性的关注，进而研究那些导致史料偏误的社会动因；而许宏的保留态度，则是基于证据的缺乏。

  现在真正的分界并非疑古/信古的二分，而是学科自身的范式和认知逻辑。因此，与其说这是“疑古”与“信古”之争，倒不如说许宏抱有一种有别于“史学本位”的“考古学本位”：考古学不是古史建构的工具与手段，而有其自身的逻辑与方法。

  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许宏的态度更能体现出学术范式的转移。这当然随之带来一个问题，即如何弥合两者在叙事和方法上的分歧，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罗泰在《宗子维城》一书中也批判了中国考古学长久以来的传统：“今天的考古学者仍然沉迷于传统的学术问题：识别传世文献提到的特定人物、民族或人们的社会身份。而且即使研究周代的历史学家已经逐渐缜密地利用新出土的文字材料，他们仍然立足于文献，而将考古资料降低为辅助证据。”在美国，考古学是一个强调自身独立性的专门领域，罗泰自称已经与当前美国人类考古学的主流观念不同，因为他强烈认同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应是“促进对历史的理解”，但尽管如此，他也坚决主张“考古学必须从文献历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在不受外在文献历史学干扰的前提下，考古资料才能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独立的认识。唯有如此，考古学论证才能做到客观公正，而有别于基于文献的历史学推理。”不可回避的是：“证经补史”的史学本位的问题恰在于无法提供这样一种“认识论上独立的认识”，因为它关注的重点并不在此，而是通过重建古史来重树国人对于中国文明的信念——这是一种仅有中国人才特别在意的治学取向，实际上也窄化了夏史探索的学术价值和世界性意义。

  很多问题，关键是问题好，但不必然需要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在《鼏宅禹迹》的研讨会上，李零便说：“……（夏）问题将长期存在，不可急于下结论。”事实上，除非有终结一切争论的坚实证据出土，否则保留诸说也许是更可取的。也因此，张光直才说：“西方学者对夏代问题的保留态度，主要是基于出土文字材料的缺乏。二里头文化从考古证据上来看，还是属于史前；也就是说它没有文字。西方学者不愿意认定二里头是夏代有他们的考虑，而这样的考虑也是出于做学问的谨慎态度。这是可取的，我们不需要去批评。从学术研究的立场来讲，在材料还不完备的时候，不同的说法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我们不需要去排斥异说或判定谁是谁非。”（李永迪《与张光直先生谈夏文化考古》，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第181页）

  究其根本，这个问题之所以迷人，不在于夏代历史本身，而在于它恰好为探讨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史学与考古学的不同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虽然《鼏宅禹迹》中也触及到了它的性质，但给人的印象是：作者对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很熟悉，但却没有引入必要的人类学理论来讨论中国文明的国家最初是怎么起源的；他对考古学无疑相当熟悉，却更像是一个“想成为历史学家的考古学者”。尽管这部书的出现无疑会成为夏代信史构建的一个里程碑，但相关的争论恐怕不会就此平息。真正有意思的与其说是夏代信史本身，倒不如说是围绕这个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所折射出的不同理念。结论本身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话题作为一个“劫材”能引发什么样的争论，来加深我们对早期文明的进一步认识。日本出土的吉野里遗址，迄今无法认定是否邪马台古都，诸说并存，这固然也因为缺乏文献记载来证实，但从推动学术进步和世人的历史认知来说，由此激发的丰富多元观点，恐怕比“重建信史”本身更为重要吧。

  *已刊2018-11-01澎湃新闻之“上海书评”，现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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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

  p.18：加入洹上之迹深埋地下：加入=假如？

  p.93：该文认为史前洪水和大禹治水成功均与气候变化相关，具体来讲就是，我国在公元前4200-前4000年气候发生了突变：原文说的是“4000aB.P.”乃指“距今4000年前”，否则公元前4200-前4000年，与夏朝一般认为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建立无法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