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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snowball 发布时间：2017-04-13 00:36:21

  vp强行要求读完…

• 作者：粟冰箱 发布时间：2020-05-16 22:32:13

  特别喜欢《世上的女人》《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安·比蒂白描生活入木三分，这本里的小说比其他两本篇幅都长，意蕴也更丰厚。

• 作者：Boyuan 发布时间：2013-02-27 09:49:32

  其实中国书店的版本挺好的

• 作者：浴霸小太阳 发布时间：2019-05-13 13:03:33

  不知道学了有什么用的+1课程 最后的结果是这门课我校并没有讲医学相关 变成了大物 理工科学校 哼

• 作者：geng 发布时间：2022-05-14 13:21:58

  Q宝一岁多了，拍了几百张照片，在原有的基础上，希望给她的拍照记录能更专业些，从而留下美好的记忆~~

• 作者：不履不停 发布时间：2024-03-15 22:19:21

  略显啰嗦

• 为什么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巅峰？因为美食多呀

  作者：逐魂枭 发布时间：2019-08-20 18:56:14

  提起宋朝，人们就很容易想起，这是个跟外敌打了三百年，并最终亡于外敌的王朝。不过这不影响宋朝经济文化的发达，中外史学界一致认可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巅峰。

  而饮食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来探讨宋朝经济文化发达的程度。

  关于宋朝饮食的历史记载，可谓汗牛充栋。《东京梦华录》里就有北宋都城开封所卖美食的大量描述。而作为美食家的苏轼，专门写下《老饕赋》《饮酒说》《沙羊颂》《蒸猪头颂》等文章。除了文章，还有大量饮食所用的器具流传至今，比如瓷器。

  那么宋朝的饮食文化到底有多发达？这本《食在宋朝》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食在宋朝》的作者是李开周，精通宋朝历史，出过20多部关于宋朝文化的专著。他在书中为我们全方位展示了宋朝的饮食文化。

  为什么美食可以作为宋朝经济文化发达的标志？

  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提出了文明发展指数的概念，他用文明发展指数来衡量和对比古代各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在文明发展指数中，能量摄入、城市化水平、军事组织能力以及信息传播能力是衡量古代社会发展的四大维度。

  能量摄入是人们从食物中获得的能量，也就是饮食。人们吃得好不好，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

  城市化水平方面，两宋超过了20%，有人认为宋朝的城市化甚至达到了30%，属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明初城市化水平只有5%左右，后期逐渐上升。清朝鼎盛时期，乾隆时期的城市化水平也只有9%。但明清一直到民国，城市化也没能超过10%。

  军事组织能力方面，虽然宋朝外战经常失利，然而从组织能力来说，并不比对手差，否则宋朝无法支撑300年，即使面对蒙古人也支撑了将近50年。明清在这方面并没有比宋朝有显著进步。

  在信息传播方面，宋朝的出版业发展迅速，人们的信息和知识获取方面有了极大的提高，之后的元明清在出版技术上并不比宋朝更先进。交通也是影响信息传播的重要因素，元明清在交通方面显然不比宋朝先进。

  伊恩•莫里斯教授的数据是宋朝的文明发展指数达到了43，属于古代社会最高点，之后的明清只有20（古代西方社会最高发展指数也是43，是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帝国，此后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直到工业化开启之后才开始突飞猛进）。

  在某些个别技术上，明清时期显然会出现比宋朝更加先进的技术，但不会影响整体发展指数。就拿美食来说，明清的烹饪技术和食材的丰富程度显然要比宋朝更高，但由于城市化水平的降低，平民几乎享受不到这种美食，这种进步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没有太大意义。明朝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就目睹并记录了明朝平民的凄惨生活，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平民一年到头很难吃到肉。而在宋朝，平民吃肉并不难。

  由于城市化水平较高，宋朝的很多美食可以被普通人享用到，就可以作为经济文化发展的标志。而明清时期的美食更多是极少数人的专享，无法反映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

  宋朝的饮食到底是什么样的？

  宋朝饮食无论是食材还是做法，已经很接近现代饮食，种类极其丰富、烹饪技术高超。

  宋朝饮食种类有多丰富呢，就拿主食来说，宋朝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面食，比如拉面、烩面、手擀面。蔡京就是做冷面的高手，他经常邀请一群官员到自己家，亲自下厨做冷面。当然了，蔡京这样做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拉拢官员。

  市面上还卖各式各样的包子和饼，《武林旧事》里记录了临安市面上所卖的各种包子和饼，什么芙蓉饼、羊肉馒头、糖馅、酸馅、笋肉馅、蟹黄、春饼、韭饼、诸色夹子、诸色包子、诸色角子。。。。。。

  在食材选择上，宋朝人几乎可以和现代的广东人有一拼，基本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凡是能吃的，都能做成美食。北宋时，包拯管理开封，就曾经让下属进贡1000只爬叉，供宫廷食用。

  某位皇子的晚餐菜单更是生猛：炒鹌鹑、烙斑鸠、肚儿辣羹（羊肚和川椒炖的汤）、土步辣羹（虎头鲨和芥末羹炖的汤）、海盐蛇酢（腌制过的蛇肉）、糊炒田鸡。。。。。。

  《东京梦华录》里则记载开封夜市的地摊上，卖各种烤鹌鹑、腌黄雀等等小鸟，这种夜市地摊主要面向平民。

  从上述菜单我们也能看出宋朝高超的烹饪技术，宋人可以用各种方法处理食材，当时炒菜已经普及，食材的处理方式更加多样。

  而宋朝的各种典籍里也有很多菜谱，详细记录着各种美食的做法。苏轼就写了很多美食的具体制作方法，如今流传的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等等，都被当做苏轼的创作。根据考证，这几样菜并非苏轼的发明，但苏轼的文章里确实有关于肉、鱼、羹的具体制作方法。

  关于宋朝的烹饪技术，我们可以看宋人如何做羊肉。

  宋人非常喜欢吃羊肉，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把羊肉视为上品。在宋朝，猪牛羊三大牲畜中，羊肉最贵，猪肉次之，牛肉最便宜。牛肉甚至是平民百姓的专属。

  宋人吃羊肉，有很多做法，宋朝的食谱中就有一味酒煎羊，宋仁宗喜欢吃烤羊肉，王安石则喜欢一种叫羊头签的美食，科举考试殿试之后被录取的进士们会组织聚会，凑钱买一只羊，做成拖皮羊饭和羊皮脍当下酒菜。

  至于羊的下水以及羊血，宋人是绝不肯浪费的，都会做成各种美食。

  跟宋同时期的辽、金乃至蒙古人，可就没有这么高明的技术了。辽人和蒙古人也主要吃羊肉，但他们却不会处理羊皮。

  宋朝饮食文化的影响力

  衡量文化是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杆就是影响力，宋朝的饮食文化对当时的世界，以及如今的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饮食中大量使用瓷器始于宋代，有趣的是，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出产的瓷器，上层社会的饭桌上不太可能看到。

  在宋朝，瓷器是普通百姓使用的。上层社会只用瓷器喝茶和装酒，他们吃饭主要用金银器。寻常人家使用瓷器吃饭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而瓷器在宋代时已经开始大规模出口，南海就有不少满载瓷器的宋代沉船。大航海时代开启后，瓷器更是风靡全世界。

  除了瓷器，宋朝饮食还有两样东西影响深远，分别是茶道和鱼生。

  宋代茶道称为点茶，大概做法是把茶饼研磨碎了，磨成粉末，也就是抹茶，然后用开水冲泡。点茶传到日本，很快就流行开来，产生了诸多流派。

  公元15世纪，日本茶道大师经过整合之后，创立了日本茶道。日本茶道流传至今，而且其基本的冲泡方式和宋朝一样。日本人也认可日本茶道传承自宋代茶道。

  鱼生如今是非常典型的日本料理，不过你可能不相信，宋代饮食中，鱼生的地位非常重要。

  从周朝到唐朝，中国人都有吃生肉的传统。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脍的意思就是切得很细的生肉。

  鸿门宴上，樊哙闯进来的时候，项羽就赏赐了一块生猪肉给樊哙，樊哙就把肉放在盾牌上用剑切着吃。

  后来人们又发明了一个字“鲙”，专门用来指称鱼生。苏东坡就非常喜欢吃鲙，他得了眼病的时候，大夫就让他别吃鲙了，因为会上火，不利于治疗，但苏东坡表示，不吃对不起自己的嘴巴。

  宋代时，人们已经不吃脍了，但对于鱼生却异常热爱。除了苏东坡，欧阳修、梅尧臣、范仲淹等人都对鱼生非常热爱。

  制作鱼生很考验刀工，梅尧臣家里养着一个专做鱼生的厨子，刀工一流。

  欧阳修在开封当官时，只要放假，就会去街上买鱼，然后拿到梅家，让厨子加工。

  史料记载，宋朝的顶级厨师，可以在人的背上切肉，将肉切得细如发丝，而人的背毫发无伤。

  北宋的百姓也非常爱鱼生。《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三月，开封西郊的金明池对百姓开放。百姓们便拿着鱼竿、芥末酱、砧板和刀来到湖边，钓上鱼来就直接处理，切成薄片，拌上芥末酱，现切现吃。

  此外，宋人还喜欢用豆豉汤调味，而豆豉汤其实就类似日本的味增汤。

  宋朝灭亡后，中国人的饮食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代的饮食方式却在日本得到很多保留。

  20世纪初期，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开始向全世界传播自己的文化。在很多日本人心中，他们才是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人。后来更是出现了所谓的“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论调。

  但是文化的传承并非是形式的保留，而是精神内核的继承和发扬。

  宋朝的那些美食如今大部分都已经不再流行，但饮食文化的内核并没有断绝，如今的中华美食依然独具风骚。

•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读后

  作者：青竹子 发布时间：2012-07-07 12:40:25

      乡贤李剑农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系大学期间与李剑农同为湖南邵阳人的邓文初师在课堂上所荐读书单中之一本，然而我一直未读。今年年初，我游南京之后，偶检某友人架上之书，取此书试读，不忍释之。乃借出在旅途之中起读。然而心性浮躁，时读时辍，垂半年而后看完。看完之后，有所感慨，记述如下。

      一、书中所记近百年间，中国政治派别众多，山头蜂起，均言救国救民，实则争权夺利。从书中可以明显看出，虽然各种主义、主张层出不穷，各种政纲、政见多如牛毛，而要害均在于权力与利益，实不在于国家之好坏，公义之完成。这一历史，足以打破所有对政治抱有美好幻想之迷梦。若细思之，政治固权力利益斗争之术，此即其本来面目，又何足怪。政治的清明，可取亚当·斯密无形之手学说，其实在于各派互相为私利的争斗，于不自觉间促进公共之利益，而后政治之制衡可以完成。然而这一效果的前提是，争斗须遵守基本道德底线与规则。中国千百年来高唱道德，然而其实没有丝毫真正的关键时刻的道德，于是亚当·斯密的学说归于无效。出路何在？没有想到。

      二、从书中所述国共合作以后的情况，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中共的一切基本形制、规模、方法与途径，皆脱胎于国民党。兹举三例明之：

      （一）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国民党的组织架构（见书中473页，武大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与今天中共的组织架构（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是一模一样的。

      （二）中共的人民民主专政之说，也是源自国民党的理念。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发布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书中477页）中第二章“国民党之主义”的第二节“民权主义”（书中482页）有一段谓：

      ……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该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属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种自由及权利。

      此段的中心意思就是，不是全体有民国国籍之个人均是国民，是不是国民，要看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如何决定，这里没有明说，实际上就是服从为了“中国革命之需要”的党的政治判断。是国民则享有民权，不是国民则不享有民权。这与中共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谓的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一个意思。但是谁是人民，谁是敌人，谁是国民，谁不是国民，都是服从为了“中国革命之需要”的党的政治判断。这一继承，是为中共对国民党最大的继承，也是至关重要的改变历史的继承。

      （三）中华民国虽于一九一二年建立，但此后经历若干变动，若“二次革命”，若“‘护法’运动”，至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并不认为民国已经建成，相反，他认为民国尚未建成。在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在致开会词时说（书中472页）：

      ……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但到今天想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太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国民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从前革命党推翻满清，不过推倒清朝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后，便生出了无数的小皇帝……故中国现在还不能像英美，以党治国……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国家改造一次。

      ……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便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所以这次国民党改组，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第二件是改造国家的问题。

      也许读者会说，这里说到建国是加了引号的，后面说的是“把国家改造一次”、“改造国家”，不是建国。但是还有证据表明，国民党的确就是为了不加引号的建国。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发布的《中国国民党宣言》第二段（书中475页）说：

      ……既而武人毁法倡乱。国内汹汹，运兵数载，未获宁息。同人感于主义之未贯彻，责任之无旁贷，乃更组织中国国民党，以与全国人士共谋完成民国建国之大业，而期无负初衷焉。

      这里明白无误地表明，国民党改组的使命，就是建国，只是所建并非一个新的国家，而是重建民国。以上明白无误地表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共同使命是建国。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建国仍是两党各自的使命。只是国民党建国在北伐成功、宁汉合流、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算是完成了，但是中共此时作为反对党，仍然在独自进行它所认为的建国大业，并最终于一九四九年获得成功。政治理论上，则是通过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分进行解释，来表示中共开展的才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建国。

      在这中途，国共双方也有不清不楚的时候，这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表示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右派（这时应该还没有称呼为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的南京政府。既然你承认了这个政府，则别人建立的自然是正统政府，不是反动派建立的伪政权。这个时候，也是中共考虑了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认为可能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因此不妨承认你目前建立政府的正统性，重庆谈判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但后来内战爆发，国民党召开一党国大，中共从而取消了南京政府的正统性合法性，改称“国民党反动派”，就有点伪政权的意思了。

      中共取得内战成功之后，既然此前已经宣布南京政府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政府，理论上又有了《新民主主义论》，于是干脆断了民国正统，改正朔易服色，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前，作为过渡，“新中国”、“新华”等名称应运而生，沿用至今。2009年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影片以《建国大业》命名，名字虽取于这里引述《中国国民党宣言》，但是它说建国大业，也是没有说错，并不是对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的民国视而不见，而是已经既从实践上又从理论上结束了中华民国。（以上三段论述尚待进一步论证，因《新民主主义论》是在一九四〇年就写完的，这之后又举行了重庆谈判。国共互认的变迁，值得详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理基础和实际过程，值得详考。——青竹子注）

      三、本书作者由于亲身参与民国政治，因而书的详细自然是没得说的，资料价值极高。但是在北伐一段，却又极为简略，若干重要事件均一笔带过，这也是当代人不好写当代史的原因。此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北洋军阀时期，这段时期政治纷繁复杂，而此书却能为之条理系统，因而殊为难得。

  写于2012年7月7日中午，时为卢沟桥事变七十五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