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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胜败都是赢家——这是“辩论之道”的精粹。同时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对方不同而选择以“火”攻之或是以“水”攻之，这种选择就是*应“辩”并取得胜利的关键，本书是从“出色论辩者应具备的条件，识破逻辑”等常识入手，从实践的角度、选用图解表示争论过程，教会读者通“情”达“理”地堂堂论战。

序

章 乱世中不可或缺的“辩论之道”！

纵向的演说、横向的辩论

容易搞混的“辩论”与“争论·口角”

辩论的“策略”与辩论的“道理”

辩论中的一个领域“斗论”

辩论会增强你的英语及国际谈判能力

第二章 出色的辩论者所应具备的条件

哲学是赢得辩论的关键

出色的辩论者与拙劣的辩论者

辩论者的三种形态

能让你赢得辩论的听的方法

能让你赢得辩论的眼睛的用法

第三章 识破逻辑的诡计

说谎的统计图表

扇形统计图表会这样欺骗人

为什么学理科的人容易被洗脑呢？

驳倒洗脑者的方法

第四章 打败棘手的“四大论客”的必胜法

〈之一〉以严谨的逻辑来攻略的“石之论者”

〈之二〉变化自如的“风之论者”

石之论者的再反论

〈之三〉语调激烈、感情用事的“火之论者”

〈之四〉潺潺不绝、往低处流的“水之论者”

第五章 实践·实用篇1 稳赢的辩论谈判术

辩论在谈判中不可或缺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欧美人和日本人的辩论差异点

美日论战犹如蚂蚁和蜜蜂的异种格斗

第六章 实践·应用篇2 推销·提案也须运用辩论的手法

第七章 企业·组织的领导人所需求的辩论能力

第八章 成为坚不可摧“强的辩论者”

松本道弘一九四O年出生于大阪。毕业于关西学院大学商学部。担任过美国大使馆同声传译，曾任职于日商岩井、名古屋外国语大学教授，现任火奴鲁鲁大学辩论学会会长。在辩论、国际谈判、文化交流等领域非常活跃。在完全没有出过国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学习英文，并担任NHK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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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论胜败都是赢家——这是“辩论之道”的精粹。同时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对方不同而选择以“火”攻之或是以“水”攻之，这种选择就是*应“辩”并取得胜利的关键，本书是从“出色论辩者应具备的条件，识破逻辑”等常识入手，从实践的角度、选用图解表示争论过程，教会读者通“情”达“理”地堂堂论战。

• 作者：hurlyburly 发布时间：2017-03-01 11:30:54

  勉强看完，无论是原始的文本，还是翻译，表达上都有问题。知识量有，主旨和洞见少。

• 作者：一直在摸鱼 发布时间：2018-07-17 18: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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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部落间的相互依存和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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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论》读书报告

  作者：寸心 发布时间：2021-05-26 22:46:10

  注：本文系本人大一下国社课作业，放出来主要原因有二：（1）存在电脑里怕丢；（2）想在互联网世界踩踩脚印，但也没啥别的可放的。随便拍砖:(

  一、自杀：从个人行为到社会事实

  [1]

  （一）自杀的范畴及可能的非社会原因

  如果从个人行为的视角研究自杀，或许可以沉浸于具体的个例分析，并于逐渐深入的同情和理解后逐渐归纳结论。但是，既然涂尔干欲从社会的视角研究自杀，他就必然抹去个例的大部分特性。因此，他必须事先清晰界定他所谓自杀的范畴，以确保自杀的共性来避免特性丧失所造成的指向含混。

  在导论中，涂尔干用苏格拉底式的追问不断澄清自杀的含义。第一个定义是：自杀是死者有意识行为的结果，是对自身的积极暴力。但是，绝食自杀说明自杀可以源于消极行为，故意犯下死罪以殉难说明自杀可以是行为的间接结果。这是第一次澄清。第二次澄清将人的对行为后果的自觉而非人的意图纳入考虑范围，因为研究者无法科学地认识自杀者的心理活动，却较易辨认“自觉”。于是，自杀的最终定义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指导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2]

  该定义本身及其纠结曲折的得出方式都体现“自杀只是习惯做法的夸大形式”

  [3]

  。它与许多其他社会行为以间接方式相连接，具有社会属性。在此，涂尔干又提出“社会自杀率”

  [4]

  的概念作为社会整体的自杀倾向的主要指标。

  为了完全放心地以社会的视角研究自杀，涂尔干先否定了一系列非社会因素对社会自杀倾向的影响。否定往往有四部分，其一是提出一些事实和基于此的错误假设，其二是从理论层面，往往是语词含义入手分析该假设的漏洞，其三是以大数据展现原先假设造成的矛盾，其四是就此类事实给出一般解释。

  第一，社会总体自杀倾向与心理变态无直接关系。首先，他反对“自杀狂说”，认为自杀本身不是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精神错乱，因为在临床上官能相互依赖，精神的缺陷不能局部化。接着，他反对把作为精神错乱的附属物的自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此类自杀都没有现实动机，而现实中许多健康人的自杀又明确现实动机。然后，他用许多统计证据证明精神错乱对社会自杀率没有重要作用。他对比了男性和女性，天主、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壮年人和老年人，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前一社会团体精神错乱少而自杀倾向强，后者则相反。另外，疯子最少的国家是自杀最多的国家。他以同样的方式论证酗酒对自杀率无显著影响。

  第二，社会总体自杀倾向与种族和遗传无直接关系。首先，种族是历史的产物而非自然的产物，当今的许多不同种族具有相似的血统和基因。因此，种族并不能在生理遗传层面作为彼此隔离却内部共同的团体。数据表明不同国家内的同一种族自杀率相差甚剧也是佐证。但是遗传对自杀的作用也是存疑的。如果自杀是遗传的，那么男女应该受同等的影响，儿童应该受直接的影响，而事实正相反。但是，在许多具体案例中，同一家族或小团体中的自杀的确会异常集中。涂尔干对此类事实的解释是：遗传的是一种一般气质而非自杀本身，同一家族内的高自杀率是因为自杀气质的感染性。

  第三，社会总体自杀倾向与自然环境无直接关系。数据表明，同一国家在气候相近的不同时代自杀率不同，同种气候下的不同国家自杀率不同。因此，不能认为气候和自杀率有关。他反驳自杀和气温高低有关，因为同一国家同年中气温相近的月份自杀率相差很大；欧洲南部气候温和而自杀率最低。他反驳白天有利于自杀，因为同一天内中午自杀率最低。涂尔干对此类事实的解释是：“这时候各种事务最繁忙，人际交往错综复杂，社会生活最紧张。”

  [5]

  比如，妇女在周日自杀率更高，因为这天她们参与社会生活；大城市中春季自杀率更高，因为此时公务人员出差办公。“如果说集体生活包含使自杀率发生变化的原因，那么自杀率必然根据集体生活是否活跃而上升或下降。”

  [6]

  第四，社会总体自杀倾向与仿效无直接关系。首先，涂尔干澄清了“仿效”作为心理因素的概念。一种说法认为仿效是不同人同时感到的某种意识状态的特性，这种特性使人和人互相影响并结合。另一种说法认为仿效出于一种需要，使我们为社会协调一致采取普遍流行的思考方式或办事方式。但是，第一种并非仿效，而只是集体共同性的抽象；而第二种并非出于仿效的本能，而是出于同情和尊重。仿效是无思想的对他人行动的简单重复。如果肯定自杀是在个人之间传染，那么我们绝不会看到仿效传播自杀，以至影响社会自杀率。数据也显示，自杀不是围绕某些中心发生并逐渐均匀扩散开的，而是差不多同样地数量成批发生；自杀的多少和具有传播性的报刊杂志没有显著关系。涂尔干的解释是：仿效不是自杀的一个原始因素，而只是使一种状态更加明显，这种状态才是引起自杀的真正原因。

  （二）自杀的社会原因

  首先，涂尔干定义了“自杀免疫系数”

  [7]

  以便于研究。涂尔干主要考察了宗教团体、家庭和政治团体中的自杀。

  在宗教团体中，数据显示：犹太教徒多住在自杀率高的城市却数所有宗教中自杀最少的，天主教其次，新教自杀率最高。新教徒的自杀比较多是因为新教是一个不像天主教会那样非常整体化的教会。“宗教对自杀有预防作用，不是因为宗教用某些特殊的理由劝告人重视自己的身体，而是因为宗教是一个社会，构成这个社会的是所有信徒共有的、传统的、因而也是必须遵守的许多信仰和教规。这些集体的状态越多越牢固，宗教社会的整体化越牢固，也就越是具有预防的功效。”

  [8]

  在家庭团体中，数据显示：结婚过早有加剧自杀倾向的影响，尤其对男子；20岁后，已婚者比独身者更免疫；免疫系数与性别有关，免疫力系数较高的性别因社会的不同而不同；丧偶降低免疫力系数，但不会完全丧失。首先，涂尔干论证婚姻免疫力和婚姻选择性无关，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免疫力的差距应该随着年龄增长结婚率上升而愈发明显，男女之间也不应有性别差距，但是这与事实不符。因此，婚姻免疫的主要原因应该到家庭群体的构成中去找。数据显示：有子女的鳏夫比无子女已婚男子处境好，比有子女已婚男子处境差；女性免疫系数变化不显著。因此，夫妻契约关系和子女血亲关系均助于加强男子免疫，前者对女性免疫甚或有害。家庭生活也是一个防止自杀的强大因素。

  在政治社会中，同样的规律依然适用。数据显示：政治不稳定、分崩离析时期自杀率上升；但有激情的革命危机、政治动荡会降低自杀率。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全民战争都会加强集体热情，激发派性和爱国主义、政治信仰和民族信仰，而且因为把各种活动集中到同一个目标而至少暂时造成比较牢固的社会一体化。

  综上，可以得出一般的结论，即“自杀人数的多少与个人所属群体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

  [9]

  据此，从人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涂尔干主要区分三种基本型的自杀：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和反常的自杀。每一类自杀都对应一种个人心理状态和社会组织状态。

  1、利己主义的自杀

  利己主义自杀产生于过度的个人主义。

  从个人的心理状态而言，这类自杀者往往内心冷漠。由于他们将个人的人格完全置于集体人格之上，否定己身之外的任何目标或意义，便不会承认任何社会原则规范而只做符合其私利之事。然而，人必须要有超越性价值才能容忍生活，因为个人作为目的太微不足道，努力终将随着死亡成为幻影。因此，个人渐渐觉得生活失去动力，缺少活下去的理由——生命不再适应任何现实的东西，而仍然融合在现实中的生命不再满足心灵的需要。脱离了外界养分的意识变得空虚并执着于自己的空虚。于是，这种冷漠既可以体现为贵族式的消极的忧郁和对忧郁的自我欣赏，也可以体现为享乐派的不抱幻想的冷静。

  这种摆脱不仅在孤立的个人中发生。或甚言之，这种思潮不是产生于任何特定的个人，而是表现出社会所处的瓦解状态。这种思潮表明社会联系的松弛，表明一种集体的虚弱、一种社会的弊病和个人的忧伤，如果这种忧伤是长期的，那就是以它的方式表明个人机体的不健康状态。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形而上学体系和宗教体系，形成了一些新的道德观念——这些新的道德观念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它们只是以一种抽象的语言和一种有条不紊的形式来表现社会躯体的生理缺陷。由此可见，当他过分摆脱社会环境时，他便更加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10]

  2、利他主义的自杀

  “当一个人脱离社会时，他很容易自杀；而当他过分的与社会融为一体时，他也很容易自杀。”

  [11]

  利他主义自杀产生于过度的社会化。自杀者的基本心理状态是强烈的激情或坚强的意志。这可能表现为身处其位者冷静的责任感，可能表现为宗教狂神秘的热情，也可能表现为将士军官平静的勇气。

  利他主义的自杀内部区分为义务的和非强制的。后者是由于某些部分或者甚至整体已经瓦解的社会允许个人离开社会；前者则是由于社会过分使个人从属于社会。

  涂尔干分析了军队中的自杀。事实是：军人自杀率高出常人许多，且不同军衔等级自杀率差距很大。由于军队是纪律严明的共同体，且军人的身体素质优异，这种高自杀率决不是由于某种利己主义倾向或身体虚弱。如果是军人自杀是因为厌恶服役或服役带来的生存压力，那么越是习惯军队生活的老兵应越少自杀；越是军衔高、生存压力小的军官应越少自杀；自愿入伍的人应更少自杀。但是，数据反映的事实恰恰相反：自杀的增加系数没有随在军队中生活的时间变长而减少；低级士官的自杀率最高；自愿入伍的人更容易自杀。因此，导致这种职业特有的增加系数的原因不是这种职业引起的反感，而是构成军队精神的整体情况。

  3、反常的自杀

  反常的自杀产生于社会的失序。自杀者的基本心理状态是恼怒和厌恶。这既能体现在强烈指责一般生活，也能特现在强烈指责某一个人。“折磨我们的痛苦不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没有力量承受一切，不能忍受痛苦，不能享受欢乐，对一切都感到不耐烦。有多少人在尝试过各种变化以后，发现自己又恢复了同样的感情，丝毫不能体验到新的感情而寻死。”

  [12]

  社会混乱引起的自杀是一种新的类型。这种类型的自杀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不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相联系的方式，而取决于社会管理个人的方式。涂尔干主要分析了工商界持久的混乱，说明在社会中无论出现好或坏的变化，只要打破原有秩序，自杀率就会异常增加。

  综上，利己主义的自杀产生于那些人再也看不到活下去的理由，利他主义的自杀则产生于这些人认为这种理由超出了生命本身，异常的自杀产生于这些人的活动失常并由此受到损害。

  [13]

  4、混合型自杀

  事实上，绝大多数自杀都是上述几种基础类型的混合。这是由于上述三类自杀所对应的社会趋势往往同时出现在同一社会中，只是强弱不同。典型的道德是三者的混合物。当其中一种过强，则在个体化时成为自杀的诱因。这一强度取决于三个因素：组成社会的个人的本性，社会组织的性质，打乱集体生活的运转而没有改变它的基本结构的暂时性事件。

  利己主义的自杀和异常的自杀常常混合，二者都是因为社会没有充分起作用。对利己主义的自杀而言，社会缺乏真正的集体活动，使活动没有目的和意义。对反常的自杀来说，社会不能影响真正的个人情欲，使情欲得不到调节和控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一种无限症：前者是沉溺于思考中无限的梦想，后者是感情失去节制后堕入无限的欲望。它们是同一种社会状态的两个不同方面，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相遇，产生“沮丧与激动、梦幻与行动、强烈的欲望与沉思的由于相交替的混合型自杀”

  [14]

  。

  社会混乱可能和利他主义结合，常常表现为一种过分的激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也可以统一于同一人身上。一些人或许抛弃了现世，却把现世之外的某种理念作为终极目标，并愿意为其奉献生命——正如斯多葛学派那样，对现实世界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对理想目标是极端的利他主义者。

  （三）自杀的二重性

  “如果不把自杀仅仅看成是孤立的，需要一件件分开来考察的特殊事件，而是把一个特定社会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自杀当做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整体不是各个独立事件的简单总和，也不是一个聚合性的整体，而是一个新的和特殊的事实，这个事实有他的统一性和特性，因而有他特有的性质，而且这种性质主要是社会性质。”

  [15]

  在涂尔干看来，自杀兼具个人性和社会性——个人之所以屈服于最微不足道的环境冲突，是因为社会所处的状态使他成为万全准备自杀的牺牲品。即使自杀者的个人情况确实是他做出决定的实际原因，但这种情况却是十分少见，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一点来解释社会的自杀率。社会自杀率只能从社会原因中找。每个社会群体确实有一种自杀的集体倾向，这种倾向是集体所固有的，个人的倾向由此而来，而不是集体倾向来自个人倾向。造成这种倾向的是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或反常等这样一些影响社会的潮流。

  涂尔干还特别反驳了凯特莱的普通人模型。凯特莱将社会中所有数据的平均值赋予一个普通人，并假设此人的个人倾向能完全反应社会总体倾向。但是，“把一个集体类型的社会与构成社会的一般类型的个人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

  [16]

  一个表面的批评是：就自杀而言，整体社会的自杀率非常低，研究自杀倾向如此低的“普通人”也意义不大。更深层次的批评是：集体的倾向或激情不是一个平均数，而是本质。因为涂尔干眼中的社会不是人和人聚合而成的，而是先于个人、外在于个人的实体，所以其倾向必然不是由所有人群的平均数值产生的，而是自有的，只不过平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此倾向。

  我们不仅承认社会的精神状态本质上不同于个人的精神状态，而且承认社会的精神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个人的精神之外。这看似悖谬的说法隐喻了涂尔干眼中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首先，社会并非仅由个人构成，还包含一些物质的东西，而在物质基础上这样具体化和固定化的社会生活时刻从外部影响个人。又因为这种生活并非完全固定不变，所以这种生活外在于每个单独的个人。比如：在构成民族大群体的所有个人的意识中，对于任何个人的意识来说，集体意识几乎都是外在的，因为每个个人的意识都只包含其中的一小部分。

  集体意识最终化为社会规则，它们以实际而生动的感觉作为基础。“集体意识既不排斥个体意识，又游离于个体意识之外，并概念化为实在，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在道德领域内，集体意识在纯粹观念的意义上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散布在个体意识之中，引导个体的反思筹划及其行动取向；在制度领域内，集体意识则结晶为一种物质力量，借助法律规范或物质准则对个体的行动加以规范和调动。”

  [17]

  因此，群体的意识远远不会和一般的意识相混淆，而且从各方面超出一般的意识。

  尽管如此，社会的意识和精神状态几乎总是和个人情况协调一致。这部分是因为引起社会思潮的因素也会影响个人，部分也是因为社会是个人的本性在向外发展时自发地采取的形式。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并非简单对立。

  二、自杀研究的方法论

  （一）实证社会学

  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作为一种“物”，其特征必须独立于观察者，且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来评价；其存在必然独立于个人意愿；其研究只能通过外在的观察。

  在《自杀论》中，涂尔干选择以社会总体自杀率作为研究对象完全体现了这些准则。首先是他选择将自杀作为社会总体倾向而非个案进行研究。“每一个社会在它的历史书上的每一个时刻都有某种明确的自杀倾向。我们把这个数据称为被考察的社会所特有的自杀死亡率。”

  [18]

  这既可以被轻描淡写地解释为一种新的视角，也可以认作某种预设的判断，即存在社会这一实体，这一实体有其自身的倾向。这一点会在后文提到。

  其次是他选择主要用数据统计而非案例分析或其他形式进行研究。他坚决反对将自杀者的心理活动纳入考虑，表面上是因为研究者无法确切真实地知晓死者的心愿，一切都是妄自揣测；实际上这是为社会科学和心理学或其他更形而上的学科划清界限。社会学只通过经验研究和外在观察研究社会事实，而绝不应涉足任何非科学的、形而上的思考，以防模糊同哲学、文学的界线并失去社会学的“地盘”。

  另外一点是其超乎寻常的清晰定义。在社会研究中，语词大多背负了许多不同语境下的多重含义，因此常常模糊不清。为了展示社会学研究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并配合数据统计的方式，必须修剪这些枝枝蔓蔓的社会概念以使它们简化到足以直接进行数学运算的程度。

  （二）社会病理学：从失范见规范

  社会事实分为规范的和失范的，前者中应然与实然相合，后者指应然和实然相互背离。由于社会中绝大多数规则和事实都已被长久的习俗自然化了，社会的失范就仿佛一个缺口，使我们能透过他看到社会那被自然化的表皮之下鲜活复杂的五脏六腑，

  [19]

  从而得以一窥社会结构的功能和原因。自杀这一个人的异常行为就能反映出社会的异常，因为社会的异常很大程度导致了个人的异常。此一从社会病理学切入，从而认识社会生理学的方式新颖独特，后为许多研究者借鉴发挥。

  （三）科学的陷阱

  《自杀论》可谓道德统计学的范本，其最重要的论证都来自于对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但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统计的可靠性是存疑的。其危险不仅存在于统计过程中，还深深扎根在其根本的价值预设里。

  统计的过程难以避免偏差。统计的数据是否真实难以被验证。一来，不能保证每一个复杂的个体充分诚实，任何一个环节的欺骗都可能造成数据的极大偏差。二来，统计者自身无法跳脱被自己研究的世界，其目光必然有局限和偏好，正如著名的“幸存者偏差”所描述的那样。三来，对数据处理的不同方式，选择不同的统计量也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说，独身者自杀率看似比已婚者低，可能是因为年龄段，去除此干扰，则独身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使自杀倾向加剧。类似地，莫塞利通过丧偶自杀者女性比例远高于已婚自杀者中的女性比例，得出婚姻对女性更有利的观点。涂尔干指出：莫塞利忘了寡妇的绝对数量比鳏夫多一倍，而妻子的绝对数量和丈夫相等，因此莫塞利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错误的事实上。如果在已婚男女或丧偶男女内部做对比，则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统计的价值预设是否合理也值得商榷。“不论是均数或变异数，它所操作的对象并不是个体人本身，而是对一个个之个体人所赋予、且具某种特殊性社会意涵的属性。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具特殊社会性意涵的属性，又必得是具外部性，可以以某种经验实作方式（特别是加以量化）来操作。因此，这样的操作化基本上是使得人的概念有所化的。”这样以少数属性为基础而化约地经营人的概念内涵，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文化与历史意义，是从事统计社会学研究时不可规避的根本问题。对任何概念予以数学算式化，本身就意涵人们企图以一种特定的认知、思考与期待模式，对所关心的现象进行定义的转化。这个程序基本上乃透过对诸元素之属性予以一种过当的关系性处理，以塑造（同时证成）全部的概念。就西方社会统计学的发展来看，这个企图塑造与证成的全部概念，即所谓“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性的图像。

  [20]

  似乎，涂尔干试图用数据证成的结果早已潜伏在数据本身中。

  三、涂尔干的激情：工业社会的道德科学家

  （一）道德家：从研究道德到重建道德

  涂尔干和托克维尔一样，都身处法国大革命风卷残云之后的法国。面对这革命激情褪去后社会规范弱化，社会团结降低，个人主义盛行的万马齐喑的法国社会，他们的担忧是相同的。涂尔干注意到这一时段法国社会的自杀率异常骤增，并以此切入分析“现代化”下法国社会的病根。他说：

  “我们不应该被科学、艺术和工业引人注目的发展所迷惑；这种发展肯定是在一种病态的兴奋中完成的，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到它令人痛苦的反作用。因此，自杀增加的根源很可能是现在伴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来的一种病理状态，但不是必要条件。”

  [21]

  涂尔干关心的是：如果失范是现代变迁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这种变迁的核心究竟是结构的转型，还是范式的转换？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变革，还是道德实践的转变？是本体论的，还是发生性的？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究竟是要归结于一种启蒙意义上的自主和自律，是把启蒙本身变成一种新的神话，使自我意识重新沦落成为一种绝对的恐怖，还是为自我技术和社会技术之间的媾和提供可能性基础？

  [22]

  当目光从发现问题转移到解决问题时，托克维尔将希望寄托于合理的政治制度、独立的社会团体和引人向善的宗教。涂尔干则更为决绝，坚信社会是唯一的解救之道。由此可见，涂尔干的道德观是建立在社会之上的。道德不是独自在内心追寻一个形而上的善好，而是个体平衡内在的个人性和社会性，从而与社会合理联结的技术。

  以此观之，自杀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它削弱了时下个人与社会仅存的纤细联结，且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不合理关系。涂尔干指出时下的大多自杀均属利己主义型和反常型，是因为社会没在各方面都有足够的整合作用而使它的所有成员从属于它。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使社会群体具有足够的稳定性。然而，这一群体的选择不甚容易。一来不是法律惩罚，因为人们同情自杀；二来不是教育，因为教育只是社会的映像，而不能创造社会；三来不是政治团体，因为政治团体离个人太远；四来不是宗教团体，因为宗教团体过于式微，而宗教优势是人们对自杀免疫的原因不是崇高的思想或庄严的格言，只是强有力的和详细的纪律；五来不是家庭，因为数据表明本世纪自杀的大量增加与婚姻状况无关，而且家庭在生活中的地位降低了。

  在此之际，涂尔干提出最合适的选择是”同类劳动者、旅行同样职责的合作者联合起来形成的职业团体或行会。”

  [23]

  一则，行会中个人的兴趣是一致的，有共同生活，更适合形成社会思想和社会感情。二则，行会可以成为一种集体人格，能成为一种道德环境。三则，职业团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存在，影响涉及大部分人。另外，职业团体的两重性使其能够“有情有理”地节制人的欲望，使社会团体和个人紧密相连。一方面，它是一个团体，所以能控制个人限制贪婪。另一方面，它过于靠他们的生存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会同情人们的需要。因此，必须使职业团体规范化并成为社会中确定的得到承认的机构，使它具有某种职责以作为国家之外的集体力量加强社会对个人的约制。

  （二）科学家：对世界的认识

  从涂尔干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界定来看，他对科学有执着的热情。他说：“科学是我们掌握的唯一的消除邪恶的手段。社会本能一旦衰退，智慧就是我们剩下的唯一指导，我们应该借助智慧来恢复某种意识。”尽管如此，我依然不能确切地看明白涂尔干对科学的真实看法。他说：“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难道这就像托克维尔看到民主带来的诸多弊端，却依然坚定地维护民主并为其积极寻求改良道路，因为看到民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吗？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涂尔干对科学的态度中依然夹杂暧昧不清的成分。他究竟是从内心深处完完全全相信这一整套科学解释人性的模式，还是这是那一时代下唯一的道路？他用《自杀论》践行的科学范式，有无可能是因为传统道德家们的慷慨演讲已不再能吸引听众，要说服这些科学理性化的个体只能用他们爱听的方式？甚至，涂尔干的实践本身也能反映那一时代的风貌？

  用涂尔干自己的话说：观念或许不真实，但观念代表的过程却是真实的。涂尔干作为道德科学家，不仅其道德实践为后世公民社会的建设开辟了新的思路，这一实践本身也体现出诸多关于他本人和那一时代的信息。“涂尔干用社会决定论来建构个体主义的尝试，不仅指明了现代性转变所牵连的核心问题所在，同时也在社会调控和深度自我两方面开启了有别于以往历史的样式。特别是，社会技术和自我技术的双向开展，在自我有限性的基础上，为建构新的社会形式开创了可能性。”

  [24]

  [1]

  此处小标题借用曲庆云1994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自杀：从个人行为到社会事实——读E·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一文。

  [2]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商务印书馆，p11。以下若不做特殊说明便是指此书。

  [3]

  p13

  [4]

  即社会自杀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率。

  [5]

  p99

  [6]

  p105

  [7]

  即大群体中的百万人自杀数与特定群体中的百万人自杀数的比率，该系数越大则说明该特定群体自杀倾向越低。

  [8]

  P166

  [9]

  P215

  [10]

  此段论述许多引自p221

  [11]

  P225

  [12]

  P310

  [13]

  P276

  [14]

  P312

  [15]

  p14

  [16]

  P342

  [17]

  渠敬东，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8]

  p16

  [19]

  这里的修辞是按照涂尔干对社会的理解作的，并非笔者本人的价值判断。

  [20]

  叶其政，均值人和离散人的观念巴别塔，《台湾社会学》第一期

  [21]

  P402

  [22]

  此段文字删减自 渠敬东《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

  [23]

  P415

  [24]

  渠敬东，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 【轉】胡耀飛：楊倞及其行實綜考——兼論《荀子注》的時代背景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8-07 12: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