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变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这样饱受争议，有人说它积贫积弱，有人说它文明辉煌。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认为，从1063年英宗即位，到1086年哲宗初司马光离世，二十四年间，宋朝政治由盛转衰，堪称“大宋之变”。

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以抽丝剥茧的分析推理，典雅流畅的语言，探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示朝代兴衰、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第一部 父子君臣，1063—1067

1　父死子继

2　帝后 母子 天下

3　强撤帘

4　式微歌

5　濮议：父亲名义战

6　把名字刻入石头

7　没有赢家的战争

第二部 旧邦新命，1067—1069

8　新皇帝二十岁

9　“大有为”锋芒初露

10　一朝天子一朝臣

11　话题人物王安石

12　四月谈话

13　理财争论出延和

14　司法分歧起阿云

第三部 风云初变，1069—1071

15　开封山雨欲来

16　马王初较量

17　王安石的胜利

18　皇帝爱韩非

19　去意决绝

20　青苗法红线

22　登楼不见山

第四部 长安不见使人愁，1071—1085

23　勇敢者的墓志铭

24　独乐园中狮子吼

25　新法得失

26　书局风波

27　遗表真情献大忠

28　神宗的眼泪

第五部 黄叶在烈风中，1085—1086

29　开封的呼唤

30　言路何难开

31　“黄叶在烈风中”

32　“司马相公”的体制困境

33　神宗旧相

34　僵局

35　“奸臣”去

36　政治中的政策

37　病榻上的宰相

38　复仇与和解

39　人间最是宽容难

40　葬礼与哀歌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香港浸会大学“章群中国历史讲座”特邀主讲人；致力于宋代制度史、政治文化史、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和传播，主要著作有《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大宋之变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大宋之变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大宋之变在线购买

司马光多次提醒掌权者要警惕刚愎自用，因为那会导致官僚集团的集体堕落和政治腐败，破坏朝廷国家的安定。他精准地描述了刚愎自用的掌权者把朝廷国家引向死路的过程：掌权者一意孤行，讨厌批评，破格提拔应声虫、跟屁虫，羞辱打击异议分子、反对派。那么，能够“立取美官”、升进到官场上层的，就会是一些“躁于富贵者而这些人的得志，将大大提升整体环境对于无耻行径的容忍程度，从而彻底败坏官僚队伍的作风。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为达此目标，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皇帝与朝廷国家必须承认并敬畏社会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的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第一，国家制度设计精良 ，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第二，政策制定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所谓“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2]。第三，批评纠错机制实施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最好成绩”的政治不等于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能够被及时指出，加以纠正。

北宋政治的三项核心特征—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追求国家—社会平衡的政策倾向以及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之中，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者说惰性；政策倾向与批评机制的稳定性则是脆弱的，影响其稳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为...

青苗法的做法，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农民自愿借贷，到收获季节还款，如此一来，农民有粮食吃，有种子种，又不必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而政府既可以从中获得合理的利润，又可以抑制民间高利贷资本的膨胀，缩小贫富分化，农民与政府各得其所。听起来两全其美，然而这只是青苗法的“设计意图”。韩琦在报告里说，他在河北看到的，落到实处的青苗法其实点也不美：它变成了强制贷款，所有农户都必须借贷，富人可以多借，穷人只能少借。而且利率颇为不低，春天1000个铜板发下去，除非是遭遇大灾荒，到了秋天就必须得有1300个铜板交上来，不到半年，30%的利润率。而且这是政府的贷款，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在后面盯着，谁敢拖欠，谁能拖欠？！'韩琦的结论是，青苗法是打着利民旗号的敛财利器！

在李常、范镇被贬的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被破坏掉了，而这两项制度都是防止皇帝或者宰相专权的关键。第一项制度是谏官的“风闻言事”权力。李常“分析”，台谏官员超然独立的监督特权正在逐渐丧失，而这是宋王朝政治机体中宝贵的纠错机制。第二项遭到破坏的制度同样涉及纠错，这便是通进银台司的封驳。重要政令文书，必经通进银台司审核无误方可下发。这就好比是一个工厂的质检部门，产品不合格可以退回生产车间返工。李常的处分命令范镇认为不合理，退给皇帝请他重审，可是皇帝却直接绕过质检部门，把不合格产品推向了市场。如果最终的产品比作一辆车，倘若不合格产品只是一个座位，那么无关紧要，可是，如果这不合格产品是发动机呢？设置质检部门的作用就是纠错。绕开质检，掩耳盗铃，搞不好就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自取灭亡！

孔子“正名”的核心是恢复礼制、名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重建社会秩序。

孔子“正名”的核心是恢复礼制、名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重建社会秩序。

书籍介绍

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这样饱受争议，有人说它积贫积弱，有人说它文明辉煌。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认为，从1063年英宗即位，到1086年哲宗初司马光离世，二十四年间，宋朝政治由盛转衰，堪称“大宋之变”。

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以抽丝剥茧的分析推理，典雅流畅的语言，探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示朝代兴衰、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 作者：中亮 发布时间：2020-06-26 09:14:25

  坦率的讲，越看越觉得不好。第一，持论明显有偏向性，百家讲坛性质很明显。第二，细节处做得很差，基本制度应该阐明，比如吴钩书里，对制科四等评论至少就讲明了，不是这里一句话带过，还有变法制度也未有个梳理，除司马光其他人物脸谱化等等太多了。第三没有总结，逻辑很乱，名是大宋之变，对变没有深入讨论，对王安石罢相司马光留守洛阳的阶段就没写几字，后面就莫名来了司马相公一说，很突兀不连贯。所有的文言文都不写原文而转译，是最不可取的一点。个人见解。

• 作者：waters 发布时间：2020-07-02 23:37:43

  很矛盾的一本书：当《大宋的政治转向》吧，却没有制度层面的缜密分析，政治斗争写着写着就像是王安石一手葬送了“仁宗盛世”，把北宋导向灭亡一样；当《司马光的最后二十三年》吧，却发现“司马相公”作为主角多没存在感，除了一副不通政务的“迂叟”形象，就是把不住局面的衰老之身，再怎么渲染君子品德与《资治通鉴》的伟大都没用；问题的根源就在作者的偏见，用稍微超越一点的视角就能看出来，北宋中后期政治唱主角的已经不是大臣们了，而是君权：从英宗的“濮议”到神宗的强行开边，高太皇太后的全盘颠覆到哲宗徽宗的反反复复，士大夫们何时拥有过主导权？只是无休止的意气之争而已；作者却要否认神宗“君权”主导和作为宰相的王安石变法在性质上有不同，那就无怪把大宋“危辱”归到王安石变法，读着活脱脱像一本千年后的司马氏“通鉴”了

• 作者：春秋 发布时间：2020-10-11 19:20:06

  用惜老的话说，就是赵冬梅老师对王安石的认知已经上升到了南宋人的水平，值得佩服。即使是通俗读物，其水准也实在难称为善，因为赵老师的个人感情色彩实在是太多了些，以至于所有和温公为敌的人都写的如网络小说的反派角色一般，很难想象这出自一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之手。题曰大宋之变，而为何变？如何变？赵老师似乎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加上时而文言时而白话，使得全书有点像《长编》的白话文版。总言之，温公铁粉请入。

• 作者：教主道君皇帝 发布时间：2020-05-10 23:11:49

  “司马光的最后二十三年”。作为历史通俗读物来说很不错了。第五章写司马光最后十八个月如何在朝野期待、万众欢呼声中被推上相位，实际上却是一无人才队伍，二无经验、手腕与对策，王夫之所言知识分子为政的通病，“惜名而废实”“防弊而启愚”“术疏而不逮” 样样占全。生前一身正气，身后备极哀荣，然而历史赋予的任务却一件也没有完成。应该说这不仅是十一世纪文人政治家的悲哀，更是值得整个民族深思的悲剧。

• 作者：小小郭嘉 发布时间：2015-03-27 08:50:39

  基础知识的阐述

• 作者：米菲 发布时间：2020-08-29 16:14:19

  这样一本书，简直是砸北大历史系的牌子。全书无论是语言表述还是资料引用都表现出了极强的偏向性，以至于让人怀疑作者是否还有治史的资格。 全书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司马光作为评价事物的唯一标准。以韩琦为例，在濮议中他俨然被描述成一个困执蛮横、怂恿皇帝，操持权柄的权相，等到反青苗法，作者立刻发生了180度的转向，将他写成一个默默奉献、善于妥协、不计外在评价，“维持着内心高标”的政治家。而原因仅仅只是韩琦在濮议是司马光的政敌，而在王安石变法时和司马光保持了一致。 毕竟作者都已经直接白纸黑字地写下了“司马光的话总是对的”（P120），我只想说这样真的不配治史。

• 大宋之变是机体的免疫反应，而非病因本身

  作者：月离于毕 发布时间：2020-11-10 20:05:59

  很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本书，基本不认同书中的观点，建议读者批判性阅读

  简单说几句

  自古以来，改革者必须树立权威，因为改革往往要触动既得利益者，必然伴随着阻力和斗争，如果不能与之对抗，最终政策就难以推行，甚至被反攻倒算，这是历史上被多次证明的道理

  再来看当时北宋的情形，宋朝优待士大夫，不抑土地兼并，雍熙年间就已经“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央政府一直改不动。到了神宗朝，早已尾大不掉，形成了庞大的、根深蒂固的官僚地主阶级，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左右着政策风向，维护和巩固着自身利益。司马光怎么说的？“富者既尽，若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从谁取之？（《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神宗和王安石为了扩大财源，缓解国家财政压力，动他们的蛋糕必然招致激烈反对。如果还像北宋初年那样，保持所谓的宽容政治，让他们自由地批评、抵制变法，必然会导致决策陷入困顿，实施被制造障碍，改革无法推行，代价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沉沦

  之前庆历新政的失败已经有了深刻的教训，被耽误了几十年后，北宋此时已经是财政危机的生死关头，不能在官员的扯皮中慢性死亡下去了

  所以王安石决不能容忍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阻挠变法，并非他气量不能容人，而是国家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每耽误一天就离财政崩溃更近一步。主政者没有坚定的决心和无畏的勇气，就不能一锤定音，克服巨大的阻力坚持推进改革。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需要“谁不改革谁下台”，这也是为什么我敬佩改革者的原因

  赵教授也许在历史研究上很专业，她看到了北宋从初期宽松自由的政治风气走向皇权扩张和极端化。但她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似乎并不了解现实世界政治的残酷，或者说对政治怀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不了解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做实事有多么的困难，以为新旧党仅仅是政见不合，君子之争，以为国家还有充足的时间供士大夫们友善而体面地交换意见，在革自己命这件事上达成所谓的共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会发现，

  北宋的实际情况是，国家陷入危机才不得不向威权转向，而不是向威权转向导致了国家危机。赵教授发现了现象，但她却把因果关系给颠倒了。大宋之变实则是机体的免疫反应，而非病因本身。

  一个国家的政治永远是为现实情况服务的，没有一个理想中永恒完美的政治范本，只有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文景时就该休养生息，武帝时就该主动出击，不能拿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能拿后者否定前者。北宋此时亟需变法，神宗、王安石，以及后来的哲宗顺应了时代的需求，那他们就是进步的。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与熙河开边的成功，都充分证明了变法真的能富国强兵

  现在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总觉得无论何时，让官员畅所欲言就是好，对士大夫自由宽容就是对，什么都不干就垂拱而治了，根本无视具体情形，所以近些年涌现出一股吹宋仁宗的歪风。那请问，既然仁宗朝的宽容政治辣么好，皇帝兼听百家之言，又是君臣共治，又是群英荟萃，又是君主立宪，又是民主决策，那为什么百姓负担沉重，军事屡屡失败，国家财政每况愈下，最后怎么就搞到了不得不变法的地步的呢？

  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 宰相·君臣：兴邦之计与亡国之策

  作者：老彭是個书脊党 发布时间：2020-07-08 10:18:48

  司马光其人

  北宋元祐元年，隐居著书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被宋哲宗重新起复，并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位列首相。主政伊始，提出一桩大事，将宋神宗年间元丰西征所占领的西北六寨，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悉数归还给西夏，并且恢复废除多年的给予西夏岁币“赏赐”。此奏一出，满朝哗然。这种类似割地赔款的施政方针，无论置于何时何地，都不会获得普遍认同？

  当然，司马光有着自己的想法，元丰西征，起因于西夏恵宗为臣下叛乱囚禁，向北宋神宗求救所致。结果当时那批主持新政的反复小人却顺手占人领土，还将这个看做自己功劳，全然有悖大国风范，“此盖止以借口，用为己功，皆为其身谋，非为国计。”故，应该予以归还才合乎君子道义。

  与我们认知的常识所不同的是，司马光这种迂腐至极，形同卖国的行为，却有着合乎儒家行为逻辑的最高标准，在明代王阳明的《传习录》中，记录有一段问答，弟子问：“孔子所谓‘远虑’，周公‘夜以继日’，与‘将迎’不同。何如？”，王阳明回答道：“……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荡荡去思教做远虑，便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周公终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见得时，其气象与‘将迎’自别。”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孔子与周公处理国政，遇到一些棘手的国际争端，他们不会仅仅从技术层面去设计解决方案，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遵循良知的指引，不计得失成败的应对问题。哪怕良知本身会损害国家利益，那也是合乎道义的唯一准绳，亦在所不惜。至于这样的为政措施是否真的会对国家本身带来根本利益，其实在儒家经典中并不乏经典案例，譬如《左传·昭公元年》中，诸侯会盟，当时两大强国，晋楚争雄。晋国大夫祁午和本国总理赵文子：“上次宋国会盟，你被楚国的代表子木所欺骗，结果占了我们的上风，如今楚国大臣公子围也是个不讲信用的人，你需要多加提防。”赵文子却回答道：“当初宋国会盟，子木有害人之心，我有仁义之心，所以被他占了便宜。但如今我的仁义之心依旧，楚不足患。”最后还来个比喻，“就好像农夫种地，虽然偶有荒年，但肯定也有丰收。诗经说：‘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在儒家信徒的眼中来看，拥有诚信、仁义，行为举止合乎天道，这要远远超过鼠目寸光的看待一切眼前既得利益，如果一定要将话说的功利一些，大概就是，儒家信徒始终相信，这世上有这么一套行之必胜完美无缺的行为准则，只需要合乎这个准则的行为逻辑最终肯定会在因果论驱使的世界上获得最终的胜利。

  北宋理学大家程颢在他的《伊洛渊源录》中有个评价，说自己阅人无数，却只有司马光，邵雍，张载三人始终保持着学术的纯粹性。事实上在学术上，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有过一段激烈的交锋，彼时，王安石推崇孟子，并作有一首绝句：“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并在孟子还没有被尊为“亚圣”之前，王安石就已经将他的书籍列入科举必考项目。当时，司马光却有截然不同的意见，并拟文《疑孟》来针锋相对，在他看来孟子既学术不正，又动机不纯。纯正儒学应该将名分放置于第一位，名分一旦确立，人的义务与规则也就自然形成，又怎么会有“士为知己者，女为悦己者”这样，需要通过管理者的态度来确定自身工作职责的道理呢？

  这种事情在今人的价值观里有着完全不近人情的评判，却在司马光的行为逻辑中完全合乎学术的纯正。这也恰恰解释了，他为何会以“周天子承认三家分晋”来作为史学皇皇巨著《资治通鉴》的开篇第一讲的原因。

  哪怕是同属儒家，司马光的学说也往往被归类为左派，别说如今，就是当时的儒家右派亦对他有颇多微词，南宋时候学者余允文作有《尊孟辨》逐条批驳司马光的歪理学说，当然这是后话。

  

  司马君实相公

  北宋官僚

  作为中国历史上列个朝代开国皇帝中，个人击技能力数一数二的赵匡胤，却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有着众多近现代政治体制模式的雏形。无论是皇权的安全层次上，还是政府执政的克制监管上，北宋都做到了很好的平衡分权。通过给予各级官僚机构足够的监察制衡能力，既不会像汉唐一样，出现外戚、宦官、后宫过多的干政导致核心权力机关的大权旁落，亦不会因为个人，地方，部门，机构的权力独揽导致威胁到中央，对内，警惕阉竖，对外，分权钳制。到了宋仁宗年代，国家政治体制已经到达了一个空前理想状态。在顶层设计上，使用官、职、差遣的方式，层层分级，基本消除了藩镇，阉宦，权臣，外戚的大权独揽，皇权获得巩固。在施政方面，以追求稳定，不扰民成为核心方针，彻底杜绝了类似官员幸进，鼓吹扰乱朝纲的事情。在内部纠错方面，拥有精密复杂的舆论，检查，信息流通制度，可以将所有问题彻底暴露并及时加以纠正。

  国无权宦，政不好功，子产不毁于乡校，要完成这三点，既需要制度上的优化，同时又需要君，相，臣各级相互人格上对自我的制约。

  

  本书《大宋之变 1063—1086》在时间上承接赵冬梅老师的另一部作品《司马光和他的时代》。之前那本讲述的是司马光经历宋真宗、宋仁宗的两朝岁月，更多的是关注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眼中的前朝重臣们的起落。而在本书中，司马光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以王安石变法的前后因果作为主要线索，通过司马光的政治起落来讲述北宋由盛转衰的最关键也同样是司马光政治生涯上最为壮丽和没落的二十四年时光。

  有时候，无限拓展下的时间，会把许多看似薄弱的事件提炼出其中的因果和机缘，作者赵冬梅老师所要做的正是将这些潜在的逻辑和偶然事件整理并加以解读，试图去揭开北宋最终命运走向之于这二十四年时间里那些必然和偶然的潜在联系。

  “历史不容假设”，这句话也对，也未必对，后人正是用一次次假设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去认知历史的潜在却未曾发生的可能，从而找寻到足以为后人所警惕、反省的经验教训。当然偶然有时候又必不可少，如果不是仁宗晚年子嗣问题；如果宋英宗没那么早逝，有足够的时间开始自己的施政；如果宋神宗没有那么的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父亲正名；如果司马光不会如此讲原则最终导致君臣最快速度的失和；甚至如果是张方平不会恰恰在此时丁忧，或者同意宋神宗的夺情；可惜，历史成功地躲过了所有的“如果”，然后让王安石出现在急于有所作为的宋神宗面前。

  

  急功近利的宋神宗

  王安石变法

  蔡东藩先生在他的《宋史通俗演义》里关于这段历史有句很有趣的批语：“有急功近利之君，必有急功近利之臣。”有别于我们通常认知，与其说是王安石向宋神宗推荐了自己的改革方针，不如说是宋神宗主动选择了与自己有着共同理想的大臣。北宋到了此时，已经一百多年，因为制度上缺陷造成了大量的冗兵冗官，不仅在财政上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在军事上甚至对面辽国、西夏都显得无力。国家要变，但变向何方。

  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特点在于一个人成为政治人才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文化人才。这就意味着，文化逻辑有时候会影响政治逻辑，比如王安石选择的变法方向。儒家的文化属性拥有极强的纯粹性和排他性，自成系统，逻辑自洽，目标明确是它的优点，但一旦付诸行动并凌驾于政治方针之上，就意味着压制了政治逻辑里该有的协商、妥协、模糊、和兼容。

  对于国家财政，司马光和王安石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思路，在司马光看来，天下财帛多寡有数，国增一分，民间就少一分，所以理财之要，在于节流。而王安石看来，只要合理调整生产结构，就有最大限度调动起生产力，从而产生更多的财富，所以理财之要，在于开源。从后来的结局来看，司马光把事情想错了，王安石则把事情想简单了。

  从这位拗相公推行的政策不难看出，他试图把完备的文化逻辑来实施经济改革，这当然带有极大的理想主义成分。按照现代政治学观念，王安石几乎拥有了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已经把改革的层次由官吏监察，政治结构改革，生产力结构改革直接推演到了金融管理，试图通过金融管理最终来左右行政体制。与之相反，儒家左派司马光则从东方哲学的保守立场出发，看到了这场横扫一切的改革内在危机，突如其来的财富会彻底破坏掉社会赖以稳定的基础。为此，不惜拿出了祖宗家法不可变的大帽子来加以阻拦。

  由此，引出了一句王安石后来足以震铄古今的名言：“天命不足畏,天道不足惧,祖宗不足法。”天灾、非议、祖宗家法皆不可怕，打倒一切反对力量。很快，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陆续被赶出朝廷，贬到地方。

  

  《清明上河图》

  宋太祖立国之初，鉴于唐朝官僚欺上瞒下之祸，设立台谏制度。通过御史台和谏院两个部门，可以随时对朝廷的政策提出反对意见，既能风闻言事，又可以畅所欲言，上至宰辅帝王，下至黎民百姓。而这个可以用来防微杜渐的台谏制度却被王安石利用人事操作换成了自己的支持者。

  正如之前所言，压制在北宋政治制度上的三道保险，随着宋神宗的急功近利和王安石的独断专行被一一敲开，大权独揽，打压政敌，排除异己，把持台谏。本书中，作者所指的维持百年的北宋政治遭到逆转，大概正是此意。

  事实上，熙宁变法内容来看，也有着众多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缺点。希望通过官府借贷来缓解农户资本不足的青苗法，却因为并未从农户实际需求出发，转而成为了官府摊派强制借贷；编户为兵，十家一组，想要储兵于民的保甲法，却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无法如同北周宇文泰一样做到兵民一体，最终不是荒废农时勉强练兵，就是要行贿官吏得以免征入伍；想要通过政府储备来调节物价的市易法，却因为与商争利，最终损害了中小商户的根本利益；最初想要以政府物流调拨余缺的均输法，却因为调拨定额，无视市场规律等原因，最终劳民伤财。

  书生从政，一意孤行，过度专注于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和文化逻辑，缺少了将其付诸于一个庞大行政机构后所会产生效果的思考与修正，严格地讲，他们对于如果操控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本身就缺少实际操作经验。

  更甚者，王安石变法所破坏的北宋政治生态，却因为王安石与司马光两者的人格特质而获得了短暂却最大程度的修补。既，任何一方的大权独揽时，都会因为本身是一个堂堂君子，不至于对对方赶尽杀绝。但一切从制度转嫁到个人性格的变迁，终究会因为人走茶凉，而生出其他变化。同样他们双方在掌控最高行政权时，又不自觉地会让所谓的小人加入到权力核心中。也难怪，与坚持己见的君子相比，小人往往在被逻辑说服之前就服从了权力。

  所以，王安石身边有了起头铁杆追随，后来又坚决反对变法，被《宋史》编入《奸臣传》的吕惠卿，司马光身边则出现了，同样被编入《奸臣传》，却因为《水浒传》而恶名更盛也更加奸佞的蔡京蔡元长。

  

  拗相公王安石

  末年

  司马光死了，执政十六个月后，郁郁而终。对于神宗后官场生态缺乏基本认知的司马相公，对于宰相权柄的使用更加生疏，也更加无知。时过境迁，北宋官场早已不是之前满朝君子的模样，对下属毫无约束，对国家状况缺乏调查，一无政策，二无实力，竹篮打水，化为泡影。

  此后几十年，新旧党政你方唱罢我登场，奸佞弄权，党争不断。金兵崛起后，与北宋联手攻打大宋。曾经的君子之国，却在女真人面前小动作不断，一旦被对方揭露又百般抵赖。譬如，违反约定，潜入金国地界招降辽国汉人，后来又因为被识破，转而灭口。背信弃义，反复无常，最后金兵铁骑南下，汴梁一梦，终成灰烬。

  

  靖康之乱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他的《朱子语类》中点评前朝往事说：“今看著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著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当时之势，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恐也不可转。尝试思之，无著可下手。事弄得极了，反为虏人所持……其诸将欲请起兵问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与大宋盟誓已定，岂可败盟！"夷狄犹能守信义，而吾之所以败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类如此！每读其书，看得人头痛，更无一版有一件事做得应节拍。”

  （今日回看，宋徽宗一朝，有一事做的是对吗？古代大国君王就算再差，总还有一两件大事能做对，即便如此也免不了亡国。可宋徽宗那会儿，连一件小事都没有做对过，就算没有金国南下，这个国家也别想搞好。女真人哪怕是一帮夷狄，他们和咱们有了盟约说话还能算数，我们却反反复复不断违约，最后把金国惹急了南下，遭到灭国之祸。）

  把“宋徽宗背盟招祸”与之前“司马光守信还地”二事并列一处，今人读来，反不由一阵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