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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小纪 发布时间：2013-08-05 16:55:48

  两个体系：文言、通俗。四种体裁：笔记、传奇；话本体、章回体。三大主流：神怪、历史、人情。三种现象：混类、续作、移植。

• 作者：美逝 发布时间：2019-11-25 00:30:32

  清帝东来神京定鼎！

• 作者：金特 发布时间：2021-11-18 14:56:31

  不错

• 作者：Andy 发布时间：2023-03-16 15:51:38

  非常详尽、细腻，很多细节身临其境。

• 作者：甜甜咸咸 发布时间：2020-01-08 21:59:34

  良心书籍，干货满满

• 作者：Gustav 发布时间：2015-08-11 22:44:16

  深不可测！

• 理想主义者的警钟

  作者：祁十一 发布时间：2007-12-01 00:05:25

  试图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无疑需要勇气与底气，我几乎不敢下笔。面对如此深刻丰富的主题、高超的情节安排、严密的逻辑构架、对人的心理活动的真切把握、透彻的现实洞见、长远卓越的见识，我的任何理解与评论都可能显得可笑与肤浅。我只有尝试着挑出这本小说的冰山一角，略微写下一些自己的理解与思考。

  何谓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罪与罚？

  小说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名法律系大学生，故事发生时已因穷困而辍学。为实现其英雄梦想，他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及其妹。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心理煎熬后，最终向警察局自首，被法庭判刑八年，流放至西伯利亚接受苦役的惩罚。小说主要讲述的便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承认自己所犯罪恶的历程。

  对于一般人而言，杀人即为犯罪，这几乎是天经地义之事。而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杀死一个“对社会毫无益处”的老太婆，就真的有罪吗？“我杀了一只可恶的、有害的虱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她对谁也没有益处，她吸穷人的血，杀了她可以赎回十桩罪，这算犯罪吗？”这种对“罪”的理解，直到拉氏心理崩溃前的最后一刻，都还没有放弃。他的理论建立在对人的价值的不同划分上。在他看来，人可以分为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平凡的人，只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不平凡的人，则可以僭越常规、蔑视法律，可以“为着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这样的人是“全人类的恩人”，拿破仑便是他心中不平凡之人的典型楷模。而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则符合“平凡的人”的一切特征，甚至还很可恶，于是成为拉氏实现其英雄梦想所选定的第一个目标。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智商并不低，甚至可以说很高。他杀人不是一时的情绪冲动，不是为了抢夺财物，他有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做支撑。除了自己内心深处认同的价值准则，他几乎不承认任何外在的规范。社会既成的法律、上帝，他都不相信。要让这样的人承认自己杀人是有罪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陀斯妥斯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安排拉氏从犯罪现场侥幸逃脱，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罪证，避免了拉氏被外在的国家机关直接逮捕，从而得以展开很长的篇幅，让拉氏认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并自首。

  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承认自己有罪的关键人物是索尼雅，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索尼雅为了父亲、继母及三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弟妹，选择了卖淫来养活一家人。她信仰上帝，有着基督徒的博爱与宽容精神。她隐忍、怯懦、顺从、对人和气，勇敢地承受命运的苦难，并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一切的禀赋，让拉斯柯尔尼科夫选择了她，向她讲述了已压得他喘不过气的遭遇。在与索尼雅的对话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没有认识到生命的神圣与不可侵犯，自以为掌握了裁判人生死命运的权利！

  他们的对话中有这样很关键的一段。拉斯柯尔尼科夫假设让索尼雅决定卑鄙的卢仁（侮辱过索尼雅的一个人物）和她的继母谁生谁死，索尼雅说：“您为什么要问不能问的事？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干嘛？这由我来决定，哪会有这样的事？谁委我做法官来决定让谁死，让谁活？”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道：“如果这里面有天意，那你就毫无办法啦。”

  索尼雅的话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没有人有权利来私自决定他人的生死。但拉斯柯尔尼科夫却用“天意”二字反驳索尼雅的观点。他所说的“天意”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需要回到小说一开头，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老太婆之前的种种细节。

  拉斯柯尔尼科夫早已形成他的“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的理论，并写成论文发表在杂志上。但在杀死老太婆之前，这个理论只是空想，并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性。后来，家庭的穷困让他辍学。辍学后，他经同学介绍，到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处抵押借债，开始动起了邪念。而正当此时，他恰巧又在餐馆里听到另一个大学生发表和他的观点相一致的看法。这个偶然巧合让他觉得神奇，他开始感到某种“天意”。于是，不久他再去老太婆那儿抵押借债，但实际目的是踩点。恰巧，这天他又偶然听到与老太婆同住的她的妹子第二天晚上不在家，给他杀人提供了合适的环境。这又是一个偶然巧合。于是，这一切的巧合成了某种神秘的命运安排，让他得出“杀死老太婆是天意”的结论。而同时，母亲的来信让他觉得自己背负了家庭的希望，这太沉重，他想要摆脱这一切，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让生活有所改变。而这条路，就是杀死老太婆，迈出成为“全人类的恩人”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揭开拉斯柯尔尼科夫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崇高理想，揭开他那当“全人类的恩人”的英雄梦想，一切都可以用最通俗的四个字来解释，那就是“权力欲望”。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雅谈话时，有这样一段自我剖析：“现在我知道，谁智力强精神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权力只给予敢于俯身去拾取的人。这只需要一个条件，仅仅一个条件：只要胆大妄为！”在索尼雅看来，这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全部信仰和准则”。

  然而，这所谓的“天意”，这可怕的对权力的追逐，终究敌不过生命的神圣与尊贵。从道义与原则上来说，无论是谁，都不应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践踏他人的生命。不管希望实现理想的人，其理想有多么崇高，其追求的目标有多善，其关怀之指向是多少人的幸福；也不管被践踏之人的社会地位有多么低微卑贱，不管这些人的品性有多么恶劣，“英雄”都没有权利去私自决定他人的生死。

  拉斯柯尔尼科夫终究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普通的、与所有人平等的地位。这种平等，是无关乎智商高低、地位高下的平等，是普天之下最朴实、最本真的平等：生命之平等，一切生灵都是平等的！面对亵渎生命之神圣与平等的罪孽，拉斯柯尔尼科夫最深刻的忏悔，便是匍匐于大地，在吵闹的城市广场上，深深地亲吻这片土地！

  形式上的惩罚，便是八年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苦役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没有任何苦楚可言。他可以忍受任何物质环境的恶劣、劳动的重负。但他却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无可依靠！对于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崇高的理想才是他赖以生存的力量。而现在，理想破灭了，他要怎样才能继续生存？

  陀斯妥耶夫斯基给出的答案是：爱情。索尼雅陪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去了西伯利亚，与他共同度过八年苦役生涯。尽管索尼雅一直陪伴着他，拉斯柯尔尼科夫也一直依赖着她，但他实际上并没有从一开始便意识到“爱情”。直到流放一年后，拉斯柯尔尼科夫从理想的破灭中慢慢地苏醒过来，他才发现了爱情之光。“爱情使他们获得了再生，对那一颗心来说，这一颗心蕴藏着无穷尽的生命的源泉。……生活代替了理论，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应该在意识里形成了。”

  陀斯妥耶夫斯基为拉氏寻找的出路是爱情，是生活，那理想呢？理想从此让位于爱情与生活了吗？我们无法从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找到直接答案，他八年流放生涯结束后的生活，并不在小说的叙述范围之内。最准确的答案，需要从书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身上寻找，那就是拉祖米兴。

  拉祖米兴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大学同学，后来成为了拉氏之妹杜尼雅的丈夫。“这是一个异常乐观和健谈的青年，他的善良达到了憨厚的程度。但是，在这种憨厚里是蕴藏着深挚的感情和自尊心的。”而拉祖米兴最大的特点，就是务实。

  摘录出他的一段谈话。“求实精神是不容易获得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差不多有二百年光景脱离了实际生活……不错，各种思想层出不穷，善良的愿望是有的，虽然是幼稚的；甚至正直的行为也能发现，虽然骗子多得不得了；但求实精神还是没有！”

  对不少社会问题，他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问题所在：“您所说的那个讲师在莫斯科就是这样回答他为什么伪造有奖债券的：‘大家都用各种手段发财，所以我也急于想发财。’他的原话我记不得了，但意思是，不花本钱，尽快地不劳而获地发财！大家都习惯于享受现成，仰赖别人，吃别人嚼烂的东西。”缺乏务实的精神，是拉祖米兴眼中问题的根源所在。

  拉斯柯尔尼科夫便是不务实的极端表现。他执着于自己的理想，执着地偏于幻想，脱离生活；他执着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执着地渴望一蹴而就，而不是脚踏实地。于是，他以理想之名，犯下了罪恶！

  这不能不说是对理想主义者的一个警钟。理想，并非建立在乌托邦之上，它首先需要我们审视自己、认识自己，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在了解自己的长处与局限的基础之上，运用自己的能力，付出实际行动，解决掉一个个棘手的问题，一步一个脚印构筑出来理想的城堡。

  理想，是一种观念，是游荡在精神世界里的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试图实现这概念的理想主义者，都不能忽视人的价值。任何试图以牺牲少数人的生命去实现理想的行为，都值得警惕。

  抽象的概念，远远不及具体生动的人更值得我们珍惜。

• 梁漱溟的“文革”生活：用儒家“功夫” 应付红卫兵

  作者：文景 发布时间：2014-09-01 19:48:53

  转载自东方早报。

  梁培恕说，父亲梁漱溟的应付方法是，采取合作诚恳的态度，让红卫兵知道，他不坏。

  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几乎向梁漱溟先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跟梁漱溟谈话时很恭敬，到后来甚至带有请教的性质。

  86岁的梁培恕和哥哥梁培宽在退休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整理父亲梁漱溟的精神、文化遗产，这套由他们整理的《梁漱溟日记》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两卷本的《梁漱溟日记》刚刚由世纪文景在上海书展上首发。8月14日，梁漱溟次子梁培恕来到上海长宁图书馆参加了文景艺文季活动，精神抖擞地做了20分钟的讲演，介绍了父亲与伍庸伯和熊十力两位友人的往事，及对二人所代表的两类不同的儒者的评价。

  “‘文革’中我们尽量避免去看父亲”

  8月15日，早报记者按照约定的时间去跟梁培恕先生见面时，梁先生首先抱歉地说，能否把见面的时间缩短一点，“昨天演讲有点累，晚上见了民盟的老朋友有点兴奋，回来休息得太晚，吃得又太油腻，现在精神不是太好。”梁培恕毕竟已经86岁了，但在过去的20多年以及今后的时间里，都要对父亲梁漱溟的精神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工作，“事情一直很多。”

  在聊天中，早报记者只说了一句便打开了梁培恕的话匣子：“以前只知道，您父亲梁漱溟先生在‘文革’中扫大街、扫厕所，结果翻开日记，真的是如此。他还很细致地把每天扫大街的情况都写下来了。”

  “其实扫大街的事情，我们也只是知道而已，但不知其详。因为当时本单位的运动也很紧张，当时我家兄在北大，我在建国门，他在新街口，骑车都得一个小时，挺远的。‘请假去看看父亲’这个理由就不好，这是不积极参加革命。所以尽量避免去看他。‘文革’前三四个月很少见他。”

  梁漱溟经历红卫兵第一次抄家是在1966年8月24日，他在日记里这样记录：“约八时红卫兵来抄家。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有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

  抄家被斗细节，梁漱溟在日记里没有详细记载。“日记里，父亲都是记账式的，不太细谈别人和事情。偶然特别注意的时候，多说几句，通常就是某某人来了。他的很多事情，就是备忘形式记录，很少写感想。”

  “第一次红卫兵到我家破四旧，父亲被斗，我在场。那天，我正在机关开会，正好有电话过来说：我们是123中学的红卫兵，我们在斗梁漱溟，你回来一下。我就告诉我们那的‘文革’小组领导人，然后骑车回家，有一个多小时路程。到家时是下午两点，批斗我父亲是从上午九十点开始的。我到的时候，政协的十几个造反派也来了，他们开着卡车来，是来拉东西的。”

  “父亲对红卫兵：少说话，不对抗”

  梁培恕后来知道，其实是政协造反派通报了太平123中学，告诉他们一个线索，谁谁住哪。所以红卫兵去斗梁漱溟，也就几句话，“因为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那个时候，红卫兵也很忙。一天要走好几场。”

  梁培恕到的时候，院子很乱，都没有下脚的地方，被褥、衣服、书籍、报纸、家具、碎瓶子撒满了院子，根本没地方走路。“这是红卫兵最放肆的时候，好好一个家具、收音机跟‘四旧’有什么关系，要以砸碎为快。那时，几十个红卫兵正在斗他，向他喊：‘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错误吗？’”“我父亲的态度就是几乎不回答。我觉得他有聪明应付的地方。比如红卫兵不许他戴眼镜，把他眼镜没收了。后来红卫兵找出个东西要他念，他就说：‘我看不清！’其实他还不至于看不见。这样就把眼镜还给他了。总之，他对付红卫兵的办法就是少说话，不采取对抗的态度。”

  梁培恕在队伍里，看着别人喊口号，“我想的事情是他们（父亲和继母）晚上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因为厨房的东西全被砸烂了，床也被砸了，被褥也全扔在外面了。”因为在想这些问题，居然忘记和红卫兵一起举手喊口号了。有一个政协工作人员看到了，就问：“你怎么不喊口号？”然后梁培恕才意识到，坏了！他只好说实话，“我在想他们俩晚上的吃睡问题。”他最后没有揭发梁培恕。

  梁培恕的哥哥梁培宽比他晚到几十分钟，他们商量了策略，觉得还是用诚恳的态度跟红卫兵谈。“我还提了意见，‘你看所有的书都被扔在院子里乱踩，这里有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不要踩。还有政协发的预算文件，是保密文件，别流传出去。’他们不甘心，但也没办法不接受。最后我问，‘我们可以走了哇？’他们说，‘可以！’。”

  在抄家后的头两个礼拜里，作为儿子的梁培恕没有去找父亲，也没通电话。当时没人照顾梁漱溟，挨斗的那天，梁培恕的继母还被人打出血了，“可能她与邻居有些纠纷，有人乘机报复揭发了她。但我父亲没有挨打。”

  后来时间够长了，梁培恕才写了一封信给父亲。“他被斗后禁止出门，连柴米油盐都不能去买，报纸当然也不能看，他没有任何获得信息的渠道。所以他不知道，红卫兵的行为是遍及全北京全国的。在信里，我首先让他知道，这是普遍现象，别紧张。”写完信，梁培恕不敢直接寄给父亲，晚上带到继母的妹妹家去，让她带过去。“她有点为难，因为刚去过，所以我让她过几天送。送信的时候让她带了一罐六必居酱菜。父亲看了信后，就好多了。”

  梁培恕说，父亲梁漱溟的应付方法是，采取合作诚恳的态度，让红卫兵知道，他不坏。“这就缓和了关系。第一次抄家过了六七天，两个女红卫兵还进屋问老太太，你背上的伤怎么样了。”红卫兵也很想知道，这两人被斗后有什么想法，结果发现，他们没有抱怨也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还劝我母亲，这是反修防修风刮得大才这样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红卫兵的狂躁。”

  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几乎向梁漱溟先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跟梁漱溟谈话时很恭敬，到后来甚至带有请教的性质。“他离开的时候，还对父亲说他调工作了，以后这里由某某负责。意思是，他已经交代过了，不会为难你。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一直坐到半夜，一直想说，但又好像欲言又止。”

  “仇恨心在我心里起不来”

  即便被抄家了，周围的邻居也知道梁漱溟是好人，所以尽可能少骚扰他。“比如有个王大姐，一起劳动抬土，抬了两筐后，大声说：您歇着吧，岁数够大的！邻居们也都知道，这是给个机会让他走。虽然只是一句话半句话的保护，但说明红卫兵能改变，邻居更容易改变。”

  后来梁漱溟不被允许住在新街口的院子，就搬到鼓楼的小杂院，都是平民居住的地方，房子矮小，很热不通气。但时间一长，大家还是觉得这是好人。“那个时候‘深挖洞，广积粮’，他们还排队去远处挖洞。有一次两点钟集合，但我父亲没有赶上大家的队伍。结果回来日记里写：‘怅然而返’。他不是庆幸没去，而是怅然。”

  这些细节都是梁培恕从《梁漱溟日记》里看出来的，“看日记要耐心看，不要觉得这篇没意思，那篇没意思。我一直说，要研究我父亲就一定要看日记，看多了，就知道了。”

  在《梁漱溟日记》里，提到毛泽东的次数很少，而且也仅仅是提到名字而已。“他不太谈毛泽东，即便谈也是称赞。”

  梁培恕还记得中共八大（1956年）的时候，他告诉父亲，“我们机关已经传达，八大不要铺张，只要写经验总结就可以了”。梁漱溟听了很高兴。那时候，中国正跟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他听到这个情况，在日记里记下这么句话：毛公可谓贤矣。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内情。

  梁漱溟1956年在北戴河的时候曾打算写一本书叫《中共何以拯救中国》，但他后来没有写。“这是他从他的角度拯救中国，他写，一定是跟中国文化连着，跟中共后来的历史连着，跟毛、周的成功连起来，还要把群众写进去，主要写自己要写的东西，不是（为党）宣传。”梁培恕说。

  从历次政治运动中，梁培恕看到的父亲都“不记仇”，“但他还说，‘我认识阶级斗争的道理，但我要说句老实话，仇恨心在我心里起不来’。”

  梁培恕说，在他父亲看来，人是互通的，感情是可以交流的，“用儒家的话说，正己再正人。在这种特殊状态下，要知道如何先正己，我的反应如何，我如何用好的影响改变他们，而不是抱怨。这就是儒家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