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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管治疗学·牙髓之路(第8版)》内容简介：关于“牙髓治疗方法”的争论已经持续了1个多世纪。人们不断产生新想法，迎接新挑战，发展新材料，提出新技术；同时，一些错误也被一再重复，有些治疗还在完全依靠个人的经验。在这段时期，这个被认为“小而不重要的组织”，一直在重复着历史，这促使我们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方法——一条前人很少走过的路。随着对根管解剖系统的深入了解，其中有些方法和路径被证明为不可行、无用、偏离方向或没有出路；有的方法是明显的进步，有的却是退步；有的方法具有创造性，有的仅仅是重复；有的基于生理学基础，而有的仅仅依靠经验。在新千年到来之际，我们不仅需要重温这些不同的方法和路径，同时还要吸取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因为它使牙髓病学（endodontology）和牙髓学（endodontics）发展变得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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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根管治疗学·牙髓之路(第8版)》内容简介：关于“牙髓治疗方法”的争论已经持续了1个多世纪。人们不断产生新想法，迎接新挑战，发展新材料，提出新技术；同时，一些错误也被一再重复，有些治疗还在完全依靠个人的经验。在这段时期，这个被认为“小而不重要的组织”，一直在重复着历史，这促使我们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方法——一条前人很少走过的路。随着对根管解剖系统的深入了解，其中有些方法和路径被证明为不可行、无用、偏离方向或没有出路；有的方法是明显的进步，有的却是退步；有的方法具有创造性，有的仅仅是重复；有的基于生理学基础，而有的仅仅依靠经验。在新千年到来之际，我们不仅需要重温这些不同的方法和路径，同时还要吸取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因为它使牙髓病学（endodontology）和牙髓学（endodontics）发展变得完全不同了。

• 作者：豆子 发布时间：2020-05-06 20:27:20

  入门书籍，但感觉知识有些老久了

• 作者：童兴 发布时间：2017-10-10 14:47:24

  之前做完根管治疗 那个时候不知道做完根管治疗后那个牙就是个死牙 现在牙变黄了以后还可能变黑而且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吃硬的东西牙就会裂了如果之前知道会这样肯定不会做

• 作者：绛蓝（等华版） 发布时间：2011-04-05 18:15:32

  比起《第八号当铺》和《玫瑰奴隶王》，逊色太多。

• 作者：猛汉世雄 发布时间：2012-03-19 17:21:39

  ……不……不漂亮诶……

• 作者：腾龙cc 发布时间：2018-06-23 09:01:36

  科学的半衰期只有五年，而有些知识经久不衰。

• 作者：Cas 发布时间：2013-01-05 12:23:34

  自学肯定是成问题的

• 浅谈《父与子》中的虚无主义者

  作者：ZYYvette 发布时间：2020-06-01 09:15:44

  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塑造了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虚无主义者形象——巴扎罗夫。笔者想在本文中通过分析文本浅谈一下对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的理解。首先让我们一起看一下书中的人对虚无主义者的理解。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认为：“这个词的含义，是一个什么都不承认的人吧。”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则修正到“是一个什么都不尊敬的人”。而阿尔卡季则解释为“是一个用批评的观点对待一切的人……虚无主义者是不向任何权威折腰的人，他不把任何原则当作信仰，不管这个原则怎样受到广泛的尊敬”。

  《父与子》的创作背景是在1961年农奴制改革前后。当时农村的管理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屠格涅夫在文中很好的形容了当时的农奴制改革情况：“不久前，在生产管理中开始采用新的方法，但它却像没有上油的轮子那样轧轧作响，又像用新木料做的家具那样咯咯有声。”可见，虽然采取了一些新的方式，但是收效并不可观。虚无主义者正是产生于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旧的一切已经腐朽不堪，新的一切还没有建立。于是新旧之间的虚无主义者就这样出现，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呢，作家在几段关系中向我们全面展现着虚无主义。

  父与子两代人之间，自由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巴扎罗夫和巴维尔的论战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斗争最先从科学、艺术问题上爆发。如今在我们看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无法比较孰重孰轻，但是就向中国古代时期一样，重文重礼，而忽视对科学的探索，所以我们才在近代开始被强制打开国门之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当时的俄国也是这样，贵族阶级推崇法国和英国的生活原则，把原则当作信仰，在他们看来文学、哲学、艺术、优雅的生活就是文明。他们可以大谈民主，可以朗诵普希金的诗篇、拉大提琴，但并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真正喜爱，而是为了保持他们贵族的气质，附庸风雅，这样的生活更显现出贵族阶级的寄生习性，他们连精神上都无法独立。而巴扎罗夫的出现就是要奋力批判这种思想与这种生活方式。他否认艺术，他鄙视艺术，“不是赚钱的艺术，就是治疗痔疮的艺术。”“一个正派的化学家比任何一个诗人有用二十倍。”

  当俄国的军队以战胜国的姿态进入法国却感受到了自身的落后，俄国再也无法沉溺于发展的假象，先是贵族知识分子意识到要废除农奴制，但他们只是为了维护贵族阶级的统治。当克里米亚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列宁语），平民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他们开始学习先进的科学，巴扎罗夫便属于当时学习科学的先进人物。所以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在艺术与科学的问题上是肯定自然科学的，他总在做实验，宣传生物、化学方面的书，可见他十分注重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

  第二次的争论则是全文的高潮部分，这次的争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对于民主对于人民，父与子之间又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帕维尔认为贵族所推崇的就是文明的果实，“你们不要对我说，这些果实毫无价值，最拙劣的画家，或者舞会钢琴演奏者，他们都比你们更有益处，因为他们是文明的代表，而不是粗暴的蒙古力量的代表。”然而虚无主义者否定这些：艺术、创作、议会制度、律师职业都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都没有。

  在当时的俄国，贵族资产阶级但不到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他们只是改变一些表面的制度，而对于农奴制的根基，他们不能触动。帕维尔不能理解虚无主义者，问道“你们否定一切，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你们破坏一切……不是还得建设吗？”而巴扎洛夫的回答似乎点明了虚无主义的实质：“这已经不是我们的事情了……首先要对地面进行清理”。当时的社会就是需要这样一群人，他们能够勇敢地否认那已经形成的固有的原则、生活方式、思想方法。一个根基都已经腐朽的木，就算还没有想清楚替代它的应该是什么，但推倒它却是必然的，因为任何重建工作，都需要对地面进行清理。就像鲁迅曾说：“我早就希望有人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这说得不正是虚无主义者吗？

  两代人的对比从辩论的篇幅中也能窥见一二。整个辩论过程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帕维尔在夸夸其谈，他说得十分抽象，他谈文明、原则、信仰，听着高深，辞藻华丽，却从不涉及实际问题，然而这些就像一颗被掏空的树木，巴扎罗夫只需几句就可以给它戳几个洞，用实际问题让帕维尔恼羞成怒。

  然而不得不说，虚无主义者有其局限性。

  这首先体现在对农民的态度问题上，巴扎罗夫在与农民讲话的同时，却也鄙视着他们，他认为“农民恨不得把自己的钱也偷个精光，唯一的目的是在小酒店里喝的酩酊大醉”，他无法理解农民“相信打雷的时候便是先知伊利亚驾着车在天空跑过”。这一点倒是同帕维尔很像，帕维尔总是对任何人都乐于帮助，还常常为农民打抱不平，但是他在跟农民谈话时，常常皱着眉头，老是闻香水。巴扎罗夫始终是一个孤立的少数，他无法融入农民，更无法唤起农民的共鸣。

  巴扎罗夫在同帕维尔的论战占了上风之后，屠格涅夫却在下半部分中将巴扎罗夫也拉下了神坛。而且早早地在文章开始不久便埋下了伏笔。在阿尔卡季给巴扎罗夫讲了帕维尔曾经为女痴狂后，巴扎罗夫鄙夷地说道：“一个人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押在女人的爱这张牌上，当他的这张牌输掉以后，他就垂头丧气，无所作为，这样的人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在他看来，男女关系不过是生理学上的互相需要，这种感情是他所厌弃的浪漫主义、无稽之谈、腐化堕落的行为。然而，巴扎罗夫自己却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他的虚无主义一旦进入人的感情领域，便失去了控制。从而也导致了巴扎罗夫的自我矛盾。他无法享受一段真正的爱情，当他爱上奥金佐娃时，他体会到的不是欣喜或胆怯，不是甜蜜或胆怯，而是一种激情，一种强烈的痛苦的激情，甚至类似于愤恨。他的高傲消失不见，让人看到的是他的可怜，他的矛盾。他无法控制自己所轻视的浪漫主义在自己的思想中扩散，他把否定发展到极限，虚无主义成就了他，却也亲手毁了他。本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可是他无法正视这种情感，他不断地抑制人的自然属性，终于在这种搏斗中他彻底的失败了。情场失败后他承受着单恋的痛苦和委屈，失去了内心的平衡，心灵的欢愉和工作的情绪。“工作的狂热劲儿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苦苦的寂寞感，心绪不宁，他一举一动都显得那样疲惫，甚至他行走时也不再是迈着那种坚实的、勇往直前的步子。”这时他是真正的“虚无”了，空虚一点一点侵蚀他，也许屠格涅夫也不知道这样的虚无主义者该如何存在，所以最终安排了他的突然死亡。可是作者应该是相信感情的，所以他最后让巴扎罗夫放下了最后的骄傲，只求他的爱人给他一吻，所以在我看来屠格涅夫也否认六亲不认的虚无主义。

  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也在友情中得到了阐释。《父与子》这本书中，贯穿全书的不是父与子之间的争论，也不是巴扎罗夫的爱情线，而是阿尔卡季同巴扎罗夫的友情线，我们也是从阿尔卡季口中结实的巴扎罗夫，从最开始的“他真叫人喜欢”，到之后的次次争论，阿尔卡季在书中一步一步同巴扎罗夫决裂。其实，屠格涅夫从一开始便向我们展示着阿尔卡季不是一个真正的虚无主义者，他同巴扎罗夫亲近，不过是为了伪装成一个进步的人。他想体现出对待父辈的体谅之情和优越之感，他常常对自己思想的成熟和解放感到洋洋得意。然而，他出身于自由主义贵族家庭，他同巴扎罗夫亲近也是贵族家庭带给他的影响。当时的贵族都崇尚欧洲的社会氛围，愿意同有知识的年轻一代接近，去沾染他们的新文化气息。就好像阿尔卡季故意向巴扎罗夫靠拢，表面上是因为巴扎罗夫犀利的言辞、求实的精神、一丝不苟的态度吸引他，实际上只是为了像他一样成为当时社会的先进分子，阿尔卡季的父亲尼古拉也努力为了不落后于时代，他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安置农民，整顿农场，他千方百计去适应时代的要求，是为了同儿子拉近关系。其实这对父子的行为本质上是一样的。

  他们俩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友情，只是恰好互相满足而已，在利益冲突出现时，感情自然会破裂。阿尔卡季需要巴扎罗夫带给他的先进分子的光环。那么巴扎罗夫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他非常清楚阿尔卡狄是个缺乏定见, 随波逐流, 并没有什么真正信念的人，在巴扎罗夫和帕维尔争论时，阿尔卡季偶尔符合巴扎罗夫的言论并不让巴扎罗夫满意，他是孤独的战士。他又为何需要阿尔卡季呢？一段友谊的维系需要平等的关系，但是巴扎罗夫却始终独来独往，将阿尔卡季看做是他的附庸。他对阿尔卡季说：“老弟，我看你还是傻乎乎的呢。就拿我来说吧，我就很需要类似的笨蛋”，他的那种极端强烈的自尊心刹那间暴露无疑，他需要谄媚和奉承，他的高傲使他丢掉了相互信任的纯洁的灵魂。在他看来不仅是农民有奴性，一切人都是有的，这些有着奴性习气的人们使巴扎罗夫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所以屠格涅夫很巧妙的向我们展示了阿尔卡季同巴扎罗夫渐行渐远。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让他们在遇到具体问题之后，分道扬镳，结束友情。

  巴扎罗夫虚无主义的心灵危机还体现在他的悲观主义中。他和阿尔卡季躺在干草垛上想着：“我占据的这个地方跟没有我的存在，并且与我没有关系的其余的空间相比，是多么窄小啊！我得以活在世上的那段时间跟我出生以前和我去世以后的永恒相比，又是多么短促啊……可是在这个原子里，在这个数学的点里，血液在循环，大脑在活动，还怀着什么希望……多么荒唐！多么无聊！”虽然他深知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深知自然的伟大，但是他却将人的力量与自然完全对立，这样的悲观主义自然是当时社会的结果，但是却是无益于当时社会的。所以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也是非常无力、非常茫然的，在破坏一切的同时，也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力量。他愤恨自己的“父”一辈，不会因为自己的渺小而难受。他的这种悲观主义，滋生出他对所有力量的否认与冷漠。

  父与子的战斗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类的进步正是在一次次的子的思想推翻父的思想，子一代打败“父”一代中实现的。父辈与子辈无法互相理解是正常的，子辈在不断探索中打败父辈也是极其自然的规律，我们无法全面肯定“子”一代的思想观念，虚无主义确实有其局限性。所以在书中，屠格涅夫虽然喜爱主人公，但是他无法肯定他的全部观点，他把他的优点向我们展示，却也将他的缺点暴露无遗。但是重要的是这种革新推翻了旧的不适宜时代的思想，一步步在探索中寻找正确的出路。

  整本书的故事情节都在三个地点之间周旋，其实这何尝不象征着这些主人公思想的三个点呢？玛丽茵诺农场是贵族自由主义的阵营，巴扎罗夫的家庭是巴扎罗夫的阵营，而位于中间的奥库佐娃的庄园则是一个关卡，一个验金石。它让阿尔卡季认识到自己的真实面目，心甘情愿地退回自己安乐的贵族家庭，也让虚无主义的巴扎罗夫的缺点暴露无遗，灰溜溜地回到家陷入无尽的折磨。

  巴扎罗夫所崇尚的科学理性当然不能代替人文关怀和情感，他对于一切传统文化的否定必然造成他对人类情感的误解，自然科学与理性无法填补一个人全部的内心，他的精神上的空虚造成了他对自身人生的全面否定。他的理智纵然为当时的社会改革所需要，但是这种理智在情感方面是无法适用的。也许屠格涅夫也无法理解，所以最后巴扎罗夫失去了朋友、爱情，最终只剩下巴扎罗夫所淡漠的亲人守在他的墓旁，也许在父与子的战斗中，他胜利了，可是讽刺的是，最后守在他身边的是他讽刺的、打败了的“父”一代。而在我看来，最终的结局让我觉得胜利的似乎是“父”一辈，在玛丽茵诺他们过着田园生活，他们的事业出现了转机，他们全部都获得了爱情和事业，他们还在坚持对农民进行“开导”，帕维尔这个贵族自由主义的代表仍是受人尊敬的风流人物。这样的结尾也许有些庸俗，但如作者所说：“庸俗的出现在生活中往往是有益的，它能使崩得太近的弦放松，它提醒那种过于自信或忘乎所以的感情，它跟它们如出一辙，使它们得到清醒。”

  也许这也是作家矛盾思想的体现，他最终还是没有走上革命者的道路。但是对于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或许也不知是该爱该恨。

• 梁赞诺夫，酿一杯俄式悲喜剧的酒

  作者：经观书评 发布时间：2019-12-27 11:27:59

  柏琳/文

  热爱旧俄文艺的人，也许都会赞同“人人都爱契诃夫”的说法，可是“新俄国”的文艺呢？是不是可以说，人人都爱梁赞诺夫？

  埃利达尔·梁赞诺夫，一个“在俄罗斯每条狗都认识的人”，享誉世界的电影导演，俄罗斯的“喜剧教父”，在六十年艺术生涯中留下三十多部电影，大部分都进入了苏联和俄罗斯影史的经典序列。这些经典电影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译制片的形式引入中国，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银幕记忆。如果我们对旧俄的平民生活想象，有许多是在契诃夫的戏剧舞台上实现的，如果《樱桃园》、《海鸥》、《万尼亚舅舅》等为我们展开的是一幅旧俄社会小人物的悲欢画卷，而这幅画卷弥散着从琐碎日常中生发的最深沉的悲伤和渴望，那么生活在冷战背景下的苏联的梁赞诺夫，带来的却是一卷洋溢着明快色调和浪漫音符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彩色胶卷。契诃夫的“俄国味道”是一缕诗性的忧郁香气，而梁赞诺夫的“俄国味道”，可称得上是一杯悲喜杂陈的烈酒。

  我无意在这里比较契诃夫和梁赞诺夫。事实上，梁赞诺夫从未拍过契诃夫的剧本。虽然，彼时在苏联电影界，对契诃夫作品的影视改编几乎是导演迈入大师门槛的试金石，但梁赞诺夫有自己的天赋——社会现实也许是灰色的，他却总能在官僚机器、体制弊端以及受其影响的人际交往中嗅到“金矿”——日常生活纵然平庸，“小人物”虽然卑微，他们却常常具有善良的秉性和饱满的人性，会在某些关键时刻为了尊严而变得优雅，为了爱情而变得羞涩，为了正义而变得勇敢。但这些“庶民”的真善美，并不是真空状态中的美德，梁赞诺夫的魅力在于——他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人生的真相就在于悲喜交杂，严肃中充斥着荒诞，微笑中饱含着眼泪。

  1956年，梁赞诺夫以歌舞电影《狂欢之夜》开始进入喜剧世界。这部讽刺喜剧的冲突建立在晚会组织者和愚蠢的官僚主义者之间斗智斗勇的基础上，绚丽欢快的热闹气氛背后充斥了对社会现实辛辣的讽刺。从那以后，梁赞诺夫尝试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喜剧片，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他进入了喜剧创作巅峰。这一时期，他和苏联剧作家埃米尔·布拉金斯基亲密合作，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爱情三部曲”——《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以及讽刺喜剧《车库》，都出自两人共同的手笔。而今这4个经典剧本以《两个人的车站》之名在中国结集出版，为我们再度打开了那个浓缩的苏联社会，里面的俄国人过着真实的普通生活，住着千篇一律的赫鲁晓夫大楼，在新年的俄式澡堂里狂饮伏特加，在火车站的国营餐厅里吞下难吃的饭菜，在物资短缺的环境中与二道贩子斗智斗勇。这些普通人无一不是在底层为生计挣扎，在僵化的管理体制中滑稽却不失严肃地抵抗，历经生活的重重磨难却依然在找寻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梁赞诺夫和布拉金斯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源于两人对喜剧价值的共同信念。布拉金斯基曾说，“幽默是通向观众心灵的一条最为简捷的途径”。而梁赞诺夫的“喜剧观”更是多层次的，他不相信幽默具有不朽的品质，相反，他认为幽默必须与特定时代背景的现实相契合。在1983年出版的自传中，他曾说“每一部读者或观众喜爱的、令人开心的作品，照例恰恰都包含着对该社会和该时代断面的活动家门所固有的恶习、弊病和反常现象的暗示、嘲讽和辛辣揭露。幽默和讽刺永远是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

  在梁赞诺夫之前，苏联文艺界的喜剧电影同时存在两股潮流：讽刺喜剧和抒情喜剧。前者以格利高里·亚力山大洛夫为代表，他在1938年执导的《伏尔加-伏尔加》中塑造了“贝瓦罗夫”这个愚昧胆小、阻碍革命的反动人物，使之成为“讽刺喜剧”的代名词。抒情喜剧的成熟则是伊凡·培利耶夫带来的。二战前后，他分别执导电影《富裕的未婚妻》和《西伯利亚交响曲》等作品，首创喜剧主角是正面人物的先例，这些人物散发着欢乐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抒情气质，为苏联喜剧电影嵌入了鲜明的民族特性。梁赞诺夫出现后，讽刺和抒情产生了合流，浪漫的爱情和深刻的社会批判并行不悖，闹剧般的滑稽场景蕴含的是苦涩的生存境况。

  在梁赞诺夫大放异彩的七八十年代，苏联的政治空气开始缓和，压抑的气氛正在松动。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代，苏联的社会经济逐步进入停滞阶段，然而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开始苏醒。德米特里·贝科夫，这位俄罗斯当今文坛最活跃的作家和评论家、《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作者，曾反复表达这样一种观点——1970到1980年代，是苏联也是整个俄国在20世纪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一阶段，苏联文化艺术出现了爆发性繁荣、多民族之间也前所未有地实现了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那些要命的社会弊病对人心的戕害。梁赞诺夫的悲喜剧电影风格，正是脱胎于这样的时代，并且一直在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品位的框架内思考问题。但他既非官方的传声筒，又不是一律向市场看齐的商业导演，这个热爱文学的人很早就明白，艺术的根底是生活，无论处于哪种社会环境，普通人对生活的感受和由此产生的属于人类的隽永情感，是不会改变的。

  悲喜剧，也叫“不纯的喜剧”，往往具有喜剧的表现手法和悲剧的价值内核。从现代生活的真实性来看，亦喜亦悲才是更本质的状态。剧作家萧伯纳曾认为，现代悲喜剧远比单纯描绘灾祸的悲剧和表达滑稽效果的喜剧更高级。这种观点到了梁赞诺夫那里，“高级与否”似乎也不太重要，他始终是平民视角，只想忠实地捕捉普通人面对生活困境时那一抹“含泪的微笑”。“爱情三部曲”是梁赞诺夫的巅峰之作，而1980年的《车库》也是一部毫不逊色的人道主义悲喜剧。在“爱情三部曲”中，从《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故事》到《两个人的车站》，男女主人公总是置身于一个充满讽刺的生活环境，遭遇看似不可调和的冲突，随着充满偶然却逻辑流畅的情节的展开，深陷生活泥潭的中年男女冰封的心灵逐渐解冻，在一连串啼笑皆非的幽默事件之后，双方都收获了不可思议的爱情。“爱情三部曲”犹如“现代社会童话三部曲”，在僵硬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理解，成了融化荒诞坚冰的一股温情暖流。在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台词和犹如闹剧的情节背后，我们瞥见的是生活的忧郁本质。

  在这四部剧作中，梁赞诺夫和布拉金斯基从多个维度给作品赋予了浓郁的“悲喜剧”气质。从艺术形式看，人物设置和情节推进方式都典型地具有“悲喜交杂”的特性。主角的性格具有两面性，在《命运的捉弄》中，男主角外科医生热尼亚其貌不扬，大龄未婚，至今仍和老母亲同住，这样一个在生活中毫无苏式英雄主义气概的男人，在一场大醉之后却展现了热烈而纯真的一面，斯拉夫人骨子里的热情苏醒了，他闪电般地爱上了女主角娜加后，上蹿下跳地对她展开攻势，一改往日的晦暗脾性；《办公室的故事》中，离异小科员诺沃谢利采夫性格怯懦，妻子跑掉后，他独自承担起抚养两个儿子的责任，每天的生活都疲于奔命，可他却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一个明辨是非、有担当又有正义感的男人；《两个人的车站》的女主角薇拉，火车站餐厅服务员，被丈夫遗弃，带着儿子和公婆同住，底层生活的折磨让她套上了蛮横粗俗的外壳，然而在爱情的滋养下她却展现出了纯洁高尚的灵魂，且颇具侠义心肠和刚毅气质，绝对不会放过吃饭赖账的顾客，也懂得如何对欺侮自己的人露出她的“刺头”，面对软弱斯文的知识分子普拉东，她的侠义心肠驱散了这个男人的心灵迷雾……

  梁赞诺夫实在擅长发掘这些被悲剧性命运覆盖的普通人身上明灭闪烁的温暖光泽。圣彼得堡的公寓、统计局的办公室、车站的国营餐厅、博物馆封闭的陈列室，所有的场景都像一个刻意搭建的戏剧舞台，在对时代丑恶和社会弊病不露痕迹的敲打中，他目睹人间悲欢以幽默的方式喧闹上演，笑声稀释了苦难。

  无论“爱情三部曲”还是《车库》，情节的展开也是喜忧参半的。在讽刺喜剧《车库》中，“十二闹汉”围绕“谁的车库该被没收”争吵不休，合作社委员会给出的“除名”名单遭到了四个当事人的抗议，于是展开了一场丑陋的批判大会。一夜之间，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都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互相揭短，僵硬的官僚体制和由此引发的人性丑恶让人悲从中来。然而在咄咄逼人的争吵中，每个人似乎都在重新直面自己的良心。

  　　结尾处，当被迫让出车位的古西科夫的妻子由于在家忍受丈夫出轨、在外屡被欺侮的遭遇而精神崩溃时，人们内心的善良又被唤醒，看似没有结果的争吵终于让位给人的同情心；《命运的捉弄》里，浪漫邂逅的产生，源于苏联社会单调统一的城市建筑风格，无论莫斯科还是彼得堡，所有楼房都盖成一个模子，“同样的楼道一律粉刷着令人愉悦的标准颜色，同样的住宅里一律摆放着千篇一律的家具，同样的门上装着相同的锁”，于是“人们再也不需要乡愁了”，这才导致了热尼亚阴差阳错走进了娜加的公寓，才有了后来的鸡飞狗跳；在《两个人的车站》里，为妻子顶罪的钢琴家普拉东赶在审判前想回家看看父亲，不料在途中的某外省车站因为各种误会而滞留，这个倒霉蛋经历了一连串冲突而意外收获了真爱。当我们以为，在这尴尬境遇里的一对苦命鸳鸯即将迎来皆大欢喜的结局时，现实让我们立刻清醒——普拉东依然要为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而遭受劳改之苦，即使薇拉千里迢迢去看他，最终他依然不能顺利地得到幸福——由于长途劳累，普拉东没能按时回监狱报到，他可能会被延长刑期。在这个悲伤的结果面前，这对鸳鸯依偎在监狱围墙外的雪地上，伴随着手风琴的声音，疲倦而忧伤地等待他们坎坷的未来。所幸，琴声被监狱长听见，“他没逃跑。听啊，他回来了。”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梁赞诺夫，深谙人生大苦之真相，却还是仁慈地用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来面对残酷的命运。

  但我们不能说梁赞诺夫为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成人童话”，幽默的台词、诙谐的美学情调、喜感的人物形象，所有这些并非“造梦”工具，它们都来自现实生活。“爱情三部曲”里的人物是你我身边的人，他们是医生、教师、服务员、小公务员、列车员，他们平凡的人生没有任何英雄的色彩，他们的故事发生在我们熟悉的住宅、车站、办公室、菜市场，完全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在剧本里哭着也笑着，可并不会给我们制造一个逃避现实的乌托邦，相反，他们让我们懂得，平凡的生活同样充满意义。

  梁赞诺夫的悲喜剧是纯正的现实主义悲喜剧，是苏联的社会生活百态图。无论是“爱情三部曲”还是《车库》，都毫不避讳对人们所在的真实却荒谬的处境予以讽刺和批判。在《车库》如同话剧一般的结构中，连珠带炮地交代了苏联重工业化的时代背景，讽刺了独断专行、徇私舞弊的官僚作风，也含蓄地批评了苏联当局为片面追求集体利益而不惜牺牲人民幸福的作风。《命运的捉弄》里，整出人间喜剧是建立在讽刺苏联城市建设单一化的基础上的。到了《办公室的故事》，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无处不在：国企里的女人一上班就开始化妆，男人开始闲逛；装修办公室的工人甚至可以把局长赶到会议室，因为所有人的上班时间都一样；当女局长听闻下属死讯时，竟脱口而出“我没指示，他怎么就死了！”而在《两个人的车站》里，80年代苏联社会的病态尽显，“走后门”之风盛行、投机倒把、全社会热衷外国货、服务业质量差、社会治安令人堪忧……在梁赞诺夫眼中，即使是这样畸形灰败的现实世界，依然值得每个人去认真地爱。

  无论多少玩笑和胡闹，梁赞诺夫就是擅长从不起眼的角落淘出人性里的黄金，那些呼唤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与理解的隽永主题，虽老生常谈，却总不过时。在荒谬的生存环境下，梁赞诺夫镜头里的俄罗斯人，不管现实如何阻碍，总能抵达真正的人性自由之境。在人性的自由之境中，人们终于掌握了如何把脚上的镣铐当成欢歌笑舞之道具的秘密。也许旧俄时代的契诃夫是那样优美深邃，而梁赞诺夫，却是这样温暖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