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精)/国学典藏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诗经（精）／国学典藏》由朱熹集传，《诗集传》这个书名，其中的“诗”，是指《诗经》。请读者注意，千万不要把这个《诗》理解为《毛诗》。那样的话，我们就辜负了朱子命名的一片苦心了。其中的“集传”，意思是“集解”、“集释”。“传”是注解的一种别名。所谓“集传”，意味着书中的注解，并非都是出自朱子本人，而是汇纳百川，采众家之长。所谓“众家”，上自汉儒，下至南宋的学者，不分门户，只要说解合理，就小大不捐，悉数吸收。这与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大异其趣。

前言／朱杰人

大序

国风

周南

关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汉广

汝坟

麟之趾

召南

鹊巢

采蘩

草虫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秾矣

驺虞

邶风

柏舟

绿衣

燕燕

日月

终风

击鼓

凯风

雄雉

匏有苦叶

……

鄘风

卫风

王风

郑风

齐风

魏风

唐风

秦风

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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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歌多出于劳苦，而不知者常以为骄也。

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十三国为变风，则亦领在乐官、以时存，备观省而垂监戒耳。合之凡十五国云。

蝃蝀，虹也。日与雨交，倏然成质，似有血气之类，乃阴阳之气不当交而交者，盖天地之淫气也。在东者，莫虹也。虹随日所映，故朝西而莫东也。此刺淫奔之诗。言蝃蝀在东，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恶，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当远其父母兄弟，岂可不顾此而冒行乎?

书籍介绍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前11世纪至前6世纪），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先秦时《诗经》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这次整理选择了宋代以后影响巨大、十分通行的朱熹《诗集传》为底本。

• 作者：çhamillion 发布时间：2019-11-09 10:28:08

  或许在那个时代并不算什么，只是时间赋予了价值。

• 作者：小青虫gogo 发布时间：2016-04-27 15:44:13

  一提强解诗经朱熹就躺枪，没读过《诗集传》全貌者不免被误导。关于硬套封建教化一是时代所限，二是毛诗序先入为主，但朱子还是凭借自己的见解打破不少前人说法，至于硬作叶韵，所见也就“颂”部分多有提及，不过可能题材要求，三颂的确不如风雅整齐朗朗上口。此版本适合初读者，简体亲切，横排醒目，且古人注释认真明了。朱子还是有古之学者的谨慎和谦虚，在不少诗篇后大方落下“此诗不知所谓，吾不敢强解”。

• 作者：aolefaye 发布时间：2016-10-12 14:54:28

  读古人之解古人之言，不求甚解，领会其精神，感其时事而已。朱子的解读难免有些不通人情，但较之现代文之浮躁花哨更有一番滋味，依古人之言想象真实的情景，很有味道。

• 作者：秦川 发布时间：2018-04-10 15:13:26

  最喜歡將偅子，翻的第二遍。

• 作者：luv静谧的小巷 发布时间：2023-09-10 08:17:49

  感觉是小时候最全的折纸手工书，基本有的动植物和生活用品已经全部包括其中了，现在还在看。小时候有些不会折，长大后有些依然不会折，有的步骤有点跳看不太懂的感觉，但总体是很不错的一本书，适合小孩子。

• 作者：水罂粟 [兽女] 发布时间：2018-05-28 18:17:21

  依然不是满意的版本

• 說“日之夕矣”，兼談比興

  作者：三千 发布时间：2012-08-19 08:39:47

• 【转】张辉丨朱熹《诗集传序》论说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2-04 14:52:48

  一

  　　朱熹(1130－1200)的《诗集传》，作为一位划时代的理学家所集注的《诗经》读本，无论在《诗经》学史还是整个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该书至少通行八百年，它的压倒性影响，明清时代甚至已经到了一般读者不知有汉、唐版本的程度。

  　　不过，人们事实上并不完全确知今本《诗集传》究竟成于何年何月；所能确定的只是，今本——四部丛刊的二十卷通行本——与一般认为完成于宋淳熙四年(1177年)丁酉的初本有很大差异。①至少，直到绍熙五年(1194年)，六十五岁的晦庵先生还在修改他的这部重要著述。

  　　朱子基于什么原因、并依据什么原则从事修改工作？他是否既修改自身，也修改前人的观念？这些修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了《诗经》解释史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折射了中国主流文学和思想观念的嬗变？

  　　朱熹的孙子朱鉴在《诗传遗说》卷二《诗集传序》下的一个简短说明，一直是人们了解朱子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证据：“《诗传》旧序，此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诗》时所作。后乃尽去《小序》”(20)。按照朱鉴的这一说法，朱子诗经学最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存序”和“废序”这个关节点，或者说集中表现在对《毛序》乃至整个汉代《诗》学的态度上。这与现代学人的观念可以互相参照，比如郑振铎就认为“(《诗集传》)此书为攻击《毛诗序》的最重要著作”(26)，因而在《诗经》解释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倘若答案如此简单，则似乎《诗集传序》在今本《诗集传》中的存留就应该打上一个问号。我们要问：如果后期朱熹从根本上否定了前期朱熹，在《诗集传》中还有理由保留旧序吗？这是后人的僭越之举，还是另有其合理性？

  　　今本依然保留的所谓“旧序”，事实上并非特别为《诗集传》所作，而是朱熹的旧有之作。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有过下述判断：

  　　此序乃是其(辉按：指朱熹)早年作主《毛序》之《诗集解》之序，而非其后来作黜《毛序》之《诗集传》之序。《诗传遗说》编于端平二年(辉按：即公元1235年)，既云“遗说”，乃是搜辑朱熹《文集》、《语类》中论诗之语编成，而凡《诗集传》中说均不录；朱鉴既将此序亦采入《遗说》，足证至端平二年此序尚不在《诗集传》中，其原为《诗集解》之序显然可见。朱熹乃是在是年序定《诗集解》以后开始作《诗集传》的。(591－92)

  　　根据束景南的考断，朱熹先后对草成于隆兴元年(1163年)的《诗集解》做过三次修改。第二次修改是乾道九年(1165年)；而第三次则是淳熙四年(1177年)，是年乃为《诗集解序》——也即后来《诗集传》的“旧序”——的“序定之年”。

  　　束景南的上述论断，不仅告诉我们《诗集传》与《诗集解》的内在联系——甚至是承继关系，而且提醒我们不要忽视《诗集传序》事实上乃是朱熹长期研究和解读《诗经》的成果。尽管直到端平二年(1235年)的《诗集传》版本中，还没有收入今本中的《诗集传序》，但此序的形成，无疑是朱熹长期修正自己《诗》学观点所做出的重要总结，是某种转折的标志。因此，将之置于《诗集传》之首，并不能简单视为权宜之计。或如钱穆所言，这样做至少“似亦无伤”。

  　　目前的材料也只能证明，《诗集传序》置于今本《诗集传》之首，更有可能是后代编者而非朱熹本人所为。但恰恰是由于《诗集传序》这一文本在时间上的承继性和过渡性特征，它无形中提示我们需要将“存序”甚至“宗序”时期的朱熹与“去序”或“疑序”时期的朱熹联系起来，使我们看到转变中的朱熹，也使我们看到转变中的《诗经》学史。

  　　甚至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将《诗集传序》作为一个参照，透过它反观《诗大序》和《小序》，反观《朱子语类》中的相关论《诗》段落。这样做，将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篇重要文献本身，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宋儒在诗之本质、诗教等问题上与汉儒的对话关系，并间接从中看到现代《诗经》学的某些遥远雏形，从而回顾和反思对民族之书——《诗经》所做文学与政治的解释，究竟给我们什么重要启示。

  二

  　　今天的《诗集传序》，主要涉及下列四个问题。

  　　其一，“诗何为而作”？对此，朱熹的回答是：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於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1)

  　　其二，何谓诗教？回答与“人心”有关：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之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於乡党闾巷，其言粹然而不出於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於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寝以陵夷。至於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於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黜陟之政，於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正虽不足以行於一时，而其教实被於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1)

  　　其三，为什么有风雅颂之别，具体是什么含义？朱熹的划分如下：

  　　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於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昭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於言者，乐而不过於淫，哀而不及於伤，是以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於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师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侧怛之心，陈善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於天下，天道备於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1－2)

  　　最后一个问题，与“如何学《诗》”相关。朱熹自有一套属于理学家的答案：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於雅以大其规，和之於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2)

  　　细读朱熹的这则序言，我们首先看到朱子在整体上与诗经学传统的继承关系，而非后人描述的戏剧性断裂。对照《诗大序》，这一判断不难得到证实。比如，对于“诗何为而作”的回答，朱子从性、欲到思、言、音一路讲来，其中的后半部分很自然就会让我们想到《毛诗序》中让人耳熟能详的段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7)。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朱熹这里是在用自己的话部分重述《诗大序》的相关内容。

  　　至于诗教部分，其核心内容也与《诗大序》中“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将《诗》“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从而达到“化成天下”的目的，是儒家诗学的共同目标，朱熹只是进一步发挥而已。在“阐诗学，陈治道(钱穆语)”上，《诗集传序》与《诗大序》不仅没有分歧，而且完全一致。朱熹还强调孔子删诗的独特意义。只是朱熹这里所说的“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多少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不妨看成是晦翁在对自己从事的经典整理和阐述工作做出必要说明。如果说孔子确实获得了“其正虽不足以行於一时，而其教实被於万世”的“哀荣”，我们是否可以说，朱熹自忖与孔子政治境遇相似而同样具有远大抱负，这是在借对孔子的赞美，表达对自我的期许？而说到对“二南”的重视，对《诗》“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强调，正风、正雅、变风、变雅的区分……所有这一切，朱熹事实上也更多是再次申述《诗大序》的观念。一定意义上，他注重的是“照着讲”，而非“接着讲”。

  　　上面这些，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尽管此序作于朱熹依然基本“遵《小序》”的时期，但毕竟其思想已发生重要改变，已经处于从“遵序”到“疑序”的转折关口。因此，在这些看似一无改变的外表下，朱熹做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重要调整。

  　　首先，整个《诗集传序》的起点，并不像《诗大序》是“风教”，而是“天之性”和“性之欲”。先天的、本然的“性”和“欲”，而非后天的、社会化的“教”与“化”成为朱熹《诗集传》甚至整个《诗》学第一义的存在。之后，才提出了“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的问题。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诗大序》解释“诗六义”中的“风”时，强调“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化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毛诗正义》：7)。《诗集传》一开篇解释“风”时，则直接道出了风诗的特质：“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诗集传》诗卷第一：1)。

  　　无疑，《诗集传》与《诗大序》一样，也强调“风”具有孔颖达《毛诗正义》所谓“风化、风刺”的意义。但正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所云，风，事实上兼有“风谣”与“风教”两义(1: 58－59)。因此，我们可以说，《诗大序》更侧重的是孔疏中对风的解释，也即风的“风教”一面，即“风训讽也，教也。讽为微加晓告，教谓殷勤诲示。讽之与教，始末之异名耳”(《毛诗正义》：6)。与之相对照，朱熹首先关注风诗的“风谣”特征。这已经与现代意义上对《诗经》十五国风的界定遥相呼应了：《诗》由经到文学的转变于此已见端倪。

  　　与上述将“性”与“欲”无声地置于“风”与“教”之前相联系，朱熹在《诗集传》中的另一个重要微妙调整，是将“理”的概念引入对“经”的解释中：“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被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2)。与“理”的引入相呼应，朱熹思想中的另一组核心范畴“修齐治平”也出现在《诗集传序》中：“於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2)。

  　　将朱熹的两个调整联系起来，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对于人自然本性的肯定，以自然本性在教化的作用下“得性情之正”为前提。诗教的指归在于激发人“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达到“无一理不之具”的境界。

  　　如果将朱熹上述调整放在整个思想史的背景下来重新加以审视，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朱熹借助解释《诗经》，进行了一次理学或四书之学对经学的重要改造。尽管这种改造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双重意义。其一，努力摆脱《诗经》汉学的巨大影响，诗的“风谣”特征得到了重视，而这必然对《诗经》中具体诗篇的解释本身带来决定性改变；其二，诗不仅是社会的、政治的、教化的产物或工具，而且与个人性情的正邪直接相关。换言之，诗不仅指向政教、宫闱、王朝更替，也指向个人的“性”和“欲”。只是，在“思无邪”思想指导下，性情之正必须压倒性情之邪，诗的政治伦理意义，也并不应该因为对个人性情的肯定而付之阙如。

  三

  　　《诗集传序》的上述重要思想调整，显然在对《诗经》的整体解释上有看似平常却奇崛的实质性突破。通过此，朱熹甚至在宏观上完成了《诗集传序》与《诗大序》的某种协调，并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诗经》学观念。在基本理清朱熹与《诗大序》关系的基础上，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朱熹《诗经》学思想与《小序》的关联。

  　　《诗集解》的修订过程，是朱熹逐步从宗《小序》到疑《小序》的过程，而《诗集传》很可能是这个过程的最终产物。但是否如朱鉴所说，朱子后期走向“尽去《小序》”的极端，我们不宜贸然做出结论。有学者认为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应该比较公允。②

  　　正是在这样对《小序》“有取有舍”的过程中，朱熹《诗集传序》体现的基本思想观念也逐步开始成形。换言之，正像《大序》、《小序》无法机械分开一样，朱熹对《小序》所采取的遵从或否定态度，也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朱熹对《大序》的认识相关，也与他《诗经》学的整体观念相关。

  　　兹举几个朱熹表达对《小序》看法的例子。首先是两段从整体上否定《小序》的话：

  　　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曾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解。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黎靖德 80: 2078)

  　　《诗序》全不可信。如何定指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与诗全不相合，诗词理甚顺，平易易看，不如《序》云。(黎靖德 80: 2074)

  　　也有结合具体作品做出分析的，如：

  　　《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附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极多。(黎靖德 80: 2075)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辩诗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到《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部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黎靖德 80: 2076)

  　　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久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为“亲睦九族”［……］随文生意，无复理论。(黎靖德 80: 2075)

  　　关于如何看待《小序》，朱熹还回忆了自己与吕祖谦的一段争论，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主张“去《序》”的根本原因：

  　　某云：“无证而可疑者，是当阙之。不可据《序》做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黎靖德 80: 2077)

  　　上述数则引文，看似孤立的个案，却透露了朱熹《诗经》学的整体观念。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与《诗集传序》的某些对话关系。

  　　与《诗集传序》回答“诗何为而作”这个问题时朱熹从人性之本然出发的思路完全一致，在对《诗经》的读解中，朱熹也期望回到诗作本身，做到“以诗说诗”，而非“以《序》解诗”。即不被汉儒的观念遮蔽对《诗》本身的认识，从而失去“诗人的本意”；也不曲意附会、牵合《小序》的意思，削足适履。至于汉儒在《大序》、《小序》中道出的正确观念或解诗细节，不妨采而信之。

  四

  　　正是在“以诗说诗”、回到诗作本身的观念引导下，朱熹以为：“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黎靖德 80: 2085)。

  　　这里所说的“只将本文熟读玩味”，宜与《诗集传序》最后部分回答“其学之也当奈何”的段落对读。关于“学诗之大旨”，朱熹一方面对严格依循《诗》本身的特点提出要求——“本之二南”、“参之列国”、“正之于雅”、“和之于颂”；另一方面，也从“章句”、“训诂”、“讽咏”、“涵濡”等方面概括地提出了理解和解释的方法。

  　　章句和训诂，是理解任何古典经典的前提，讽咏和涵濡则更切近《诗》之为诗的本质特征。

  　　特别是“涵濡”一词，朱熹间以“涵泳”一词代替，曾在多个地方以不同方式表达，应该说并不是《诗集传序》中独有的概念，它显然与朱熹整个《诗》学思想一脉相承。

  　　比如，《朱子语类》中记录了这么一段对答：

  　　问：“看诗如何？”曰：“方看得《关雎》一篇，为有疑处。”曰：“未要去讨疑处。只熟看某注得训诂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议论，往往里面曲折其实未晓，只仿佛见得，便自虚说耳，恐不济事。”(黎靖德 80: 2088)

  　　这段话中，“玩索涵泳”的意思，又在另两处出现：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黎靖德 80: 2068)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曰：“也不曾记。只觉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熟读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得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须是杀了那走作的心，方可读书。”(黎靖德 80: 2087)

  　　《朱子语类》和《朱子文集》中，类似的说法亦复不少。表面看来，朱熹这里不过是在讨论读书法或读《诗》法，但其中蕴含的意思却是很清楚的。是《诗》的本文而非汉儒的《小序》乃是涵濡、讽咏的对象。正是在熟读玩味本文之滋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见出义理，而不是相反。本文即诗本身才是意义的直接来源。

  　　因而，《诗集传序》对《诗大序》的曲折修正，就不仅是置“性”、“欲”于“风”、“教”之前，以及以理学悄然替换经学这两项内容。当朱熹在检验《小序》真确性的同时一再强调“讽咏”、“涵濡”，他已经把对《诗》的最终解释权不自知地交还给了每一个读《诗》者。

  　　细究朱熹的这些言说，如钱穆所言，反映了作为一代理学家“能以文学家的眼光读《诗》”并“解脱了经学的束缚，而回归到理学家的义理”的风貌(4: 61)。但以文学家的眼光读《诗》，不是朱熹的真正意图，更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无论原来用于《诗集解》的序言是由于偶然还是出于有意为之的安排，被置于今本《诗集传》之首，从这个“美丽的错误”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清宋儒朱熹从实质上改写《诗序》——无论是《大序》还是《小序》——的意图。因为这种改写，《诗经》解释传统和文学与思想史的版图发生了决定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却是通过在表面上照着汉儒继续往下讲、而实际谋求深刻变异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只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朱子这种“以诗说诗”、“玩索涵泳”的原则，也许反过来会背离他的理学原则；他对汉儒的巧妙修正乃至公然反动，也并不必然带来“性情之正”和“修齐治平”的正面结果。至于此后数百年间官方意识形态所赋予的巨大“哀荣”，就更无法让我们忽视他解《诗》的原则与他的整体思想主张之间的强烈反差了，毕竟思想史自有思想史本身的内在逻辑。

  注释：

  　　①《诗集传》完成于1177年，此说主要据清王懋竑撰：《朱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79－82。当然，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比如，钱穆就认为，“《诗集传》在丁酉亦尚未动稿”，见钱穆：《朱子新学案》第四册(北京：九州出版社)57。束景南也认为，丁酉年朱熹完成的是《诗集解》而非《诗集传》，但《诗集解》的序即今本《诗集传》的序，详见后文。

  　　②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17。莫砺锋的结论基于他对《诗集传》全书的统计。据统计，朱熹完全同意《小序》观点的诗有82首，占《诗经》总数的27％；朱熹对《小序》有不同程度异议的诗有215首，占70％。

  　　【参考文献】

  　　[1]洪湛侯：《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Hong, Zhanhou. A History of the Studies of The Book of Song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Li, Jingde. ed. The Classified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Zhu. Vol. 80.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4.]

  　　[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Mao, Heng, et al., eds. A Rectifi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4]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Mo, Lifeng. Zhu Xi: His Literary Works and Idea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5]钱穆：《朱子新学案》(第四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Qian, Mu. On Master Zhu: A New Perspective. Vol. 4. Beijing: Jiuzhou Press, 2011.]

  　　[6]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Qian, Zhongshu. Limited Views. Vol. 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7]束景南：《朱子年谱长编》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Shu, Jingnan. The Chronicles of Master Zhu Xi. Vol. 1.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8]郑振铎：“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郑振铎全集》(第四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

  　　[Zheng, Zhenduo.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of Major Books o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Complete Works of Zheng Zhenduo. Vol. 4. Shijiazhuang: Huashan Literary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

  　　[9]朱熹集注：《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Zhu, Xi. Annotations to The Book of Song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1980.]

  　　[10]朱鉴撰：《诗传遗说》，见《诗经集传·诗传遗说》(影印钦定四库全书会要本)，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

  　　[Zhu, Jian. Neglected Discourses on The Book of Songs. Abridged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facsimile edition).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05.]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