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步伐——中国“走出去”战略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本书以中国“走出去”战略研究为题，在清晰界定“走出去”战略概念的基础上，利用经济管理理论，分别从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然性及其现状和原因、历史沿革、战略环境及总体对策、“走出去”的基本模式、“走出去”的战略步骤、“走出去”的战略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和论述。

本书适合对中国经济发展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另外还可作为各大院校大学师生及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工作的有关专家学者的参考读物。

第1章 绪论

1.1 本书的背景及意义

1.2 “走出去”战略相关理论回顾及评价

1.2.1 对外贸易理论

1.2.2 马克思主义国际投资理论

1.2.3 西方经济学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

1.3 关于“走出去”战略的研究综述

1.3.1 “走出去”的内涵及其动因分析

1.3.2 “走出去”的基本方式分析

1.3.3 各类其他因素对“走出去”的影响

1.3.4 有关“走出去”战略的框架研究

1.4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

1.4.1 研究目标

1.4.2 研究内容

1.4.3 研究方法

1.5 基本术语的界定

1.5.1 中 国

1.5.2 “走出去”

1.5.3 区域经济一体化

1.6 本章小结

第2章 中国“走出去"的必然性及现状和原因

2.1 中国“走出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2.1.1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简述

2.1.2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2.1.3 经济全球化迫使中国必须“走出去”

2.2 中国“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2.2.1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

2.2.2 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2.2.3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迫使中国必须“走出去”

2.3 中国“走出去”的现状

2.4 中国“走出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2.5 本章小结

第3章 “走出去"的历史沿革

3.1 西方资本主义“走出去”的历史沿革

3.2 中国“走出去”的历史沿革

3.3 中国与西方“走出去”的异同分析

3.3.1 中国与西方“走出去”的共同点

3.3.2 中国与西方“走出去”的本质区别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中国“走出去"的战略环境分析

4.1 SWOT—PEST理论回顾

4.1.1 SWOT基本含义及其应用领域

4.1.2 PEST的基本含义及其应用领域

4.2 SWOT—PEST分析模式的提出

4.2.1 SWOT—PEST的基本含义及其展望

4.2.2 SWOT—PEST分析的一般步骤

4.3 中国“走出去”战略环境的SWOT—PEST分析

4.3.1 中国“走出去”内部资源及能力的优势分析（S）

4.3.2 中国“走出去”内部资源及能力的劣势分析（W）

4.3.3 中国“走出去”的外部机遇分析（O）

4.3.4 中国“走出去”的外部威胁分析（T）

4.4 中国“走出去”的SWOT—PEST矩阵分析

4.4.1 构造SWOT—PEST矩阵

4.4.2 形成决策方案

4.5 本章小结

第5章 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总体对策

5.1 和平发展

5.1.1 和平发展的提出

5.1.2 和平发展将为中国“走出去”提供更好的国际环境

5.2 和谐共赢

5.2.1 “和合”文化与共生理论回顾

5.2.2 和谐共赢将为中国“走出去”提供更好的本地环境

5.3 和平和共赢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总体对策的重大意义

5.3.1 树立了新的大国形象——和平形象

5.3.2 树立了新的发展模式——共赢模式

5.3.3 探索了新的发展途径——合作途径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中国“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基本模式

6.1 中国“走出去”的基本模式总概

6.2 中国“走出去”的贸易模式

6.3 中国“走出去”的契约模式

6.3.1 对外承包工程

6.3.2 特许经营

6.4 中国“走出去”的投资模式

6.4.1 绿地投资

6.4.2 海外并购

6.4.3 绿地投资与海外并购的优劣分析

6.4.4 三种“走出去”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6.5 几个企业“走出去”的案例

6.5.1 海尔集团与国际接轨的“本土化”战略

6.5.2 中建三局“走出去”战略的实践

6.5.3 TCL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

6.6 本章小结

第7章 中国“走出去"战略步骤——区域经济一体化

7.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与中国实践

7.1.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及主要形式

7.1.2 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时代背景

7.1.3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

7.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效应

7.2.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静态效应——基于关税同盟理论模型的分析

7.2.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效应

7.3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走出去”的作用机理

7.3.1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走出去”贸易模式的作用机理

7.3.2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走出去”契约模式的作用机理

7.3.3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走出去”投资模式的作用机理

7.4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走出去”的实证分析——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

7.4.1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产生的历史原因

7.4.2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

7.4.3 《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7.4.4 实证分析

7.5 本章小结

第8章 中国“走出去"的战略保障——制度创新

8.1 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

8.1.1 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

8.1.2 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

8.2 宏观主体的制度创新

8.2.1 完善企业“走出去”的国内政策调整

8.2.2 完善企业“走出去”的海外环境

8.3 本章小结

结论与展望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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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本书的背景及意义

鉴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力和企业发展水平，自1979年到1997年，中国政府对于开展海外投资的基本政策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量力而行，积极稳妥地扩大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考虑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对战略性资源需求加大的实际情况，大会提出：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鼓励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五届五中全会，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该《建议》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同时首次把它作为四大新战略之一。从此，“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中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2001年，实施“走出去”战略正式写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走出去”已经成为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强化各国经济联系的重要渠道，成为影响各国国际收支状况的重要因素；从微观角度看，“走出去”战略是企业生产经营国际化的必然趋势，是企业进行国际竞争，求得长远发展的必要手段。尤其是中国现阶段，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为获得持续健康发展，中国企业必须紧紧抓住国际市场并开始从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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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真的变小了。中国不能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世界。但把一个伟大的民族融入世界时，才发现走向世界是如此的不易，比预料要艰难许多许多。但无论怎样，“走出去”依然是历史的必然。本书以中国“走出去”战略研究为题，确立了中国“走出去”的必然性及现状和原因。确立了中国在WTO中的竞争地位，并利用SWOT—PEST分析模式，对中国“走出去”的战略环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作者明确提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总体对策侧重于和平发展，和谐共赢，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中国“走出去”的重要战略步骤之一。书中*后分析认为，要有效解决“走出去”战略问题的核心还在于制度创新。中国走向世界仍在面临许多新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共同来挖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书籍介绍

《大国崛起的步伐:中国走出去战略》以中国“走出去”战略研究为题，在清晰界定“走出去”战略概念的基础上，利用经济管理理论，分别　从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然性及其现状和原因、历史沿革、战略环境及总体对策、“走出去”的基础模式、“走出去”的战略步骤、“走出去”的战略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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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到儿子王泽的时候，不但画工更差，格调更低，笑点更是不断重复，真是抄袭都抄到自己头上了……

• 探寻最早的中国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8-11-23 18:41:55

  在普通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中国开始正式成为一个国家是从大禹一族建立夏朝开始的——所谓“三代（夏商周）之治”历来是儒家寄托政治理想的远古黄金时代，司马迁《史记》中在远古的“五帝”之后记载的第一个王朝本纪也是“夏本纪”。借用考古学家许宏的话说，夏朝堪称“最早的中国”。不过，近代疑古思潮兴起后，就一直有学者怀疑夏王朝是否真的存在，因为除了掺杂着传说的历史文献之外，没有确切的考古文物能证实夏代的真实性。早在1937年，顾颉刚便已直言，中国的信史是从商代开始的，因为“商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我们已不能详确知道了”。

  不过人们的历史认知向来也伴随着政治情势和社会思潮的起伏而改变，这在近代以来尤为明显，因而中国过往的历史被一再重写。顾颉刚1926年能推出震撼学界的《古史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五四运动的余波鼓舞年轻一代去质疑传统；但第二年北伐统一中国，到后来一连串的时代变动，都使人们更乐于突出民族自豪感，如果“上下五千年”只剩下三千年，那就好像让中国人凭空矮了一截。1923年起就坚持大禹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的顾颉刚，到1943年却承认“禹作九鼎”实有其事，以至于陈寅恪都说“顾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社会思潮、政治变动虽然未必支配历史观点，但难免交织在一起；因此，这些年来国内史学界大声疾呼“走出疑古时代”，但西方汉学界则对夏代的存在仍然持保留态度，颇具代表性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中并未给夏代列出专章，商代之前都属于考古而非历史范畴。

  有时这变成了一种不幸的争执，彼此都认为对方的观点并不完全是“学术”的。主攻西周史的李峰在《北美中国学》中指责“西方很多学者更倾向和愿意看到一个更小和更加支离破碎的早期‘中国’。当然夏代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中国考古学的实践被批判为‘历史学取向的’，其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证实文献中所表现的中国的大历史”。不过平心而论，《剑桥中国上古史》由鲁惟一、夏含夷执笔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有同等的价值”，并强调“很难否认最近几十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基本上证实了，而决没有推翻中国传统文献的可靠性”。

  西方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早先西方也曾有过对上古历史的长期争论。19世纪的欧洲学者很多都对《圣经》中所记载的历史持怀疑态度，至于希腊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与神话几难区分。然而，后来却在两河流域陆续挖掘出许多《圣经》中提到过的古城，1868年痴迷于证实荷马史诗的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不过是业余爱好者，竟然还真挖掘出了特洛伊遗址。实际上，二里头遗址也是1959年徐旭生凭借传世文献追查到的，这本身表明关于古史的传说并非全是空穴来风。但中东两河文明的考古学家足够幸运，这些上古城址常常都有铭文、泥板等文献可资证明，就像殷墟甲骨文一出土就成定论，而夏文化的问题则更具挑战，因为在商代甲骨文之前中国还没有文字——或者不如这么说：如果没有甲骨文这样的直接证据，商王朝也是无法被证明的，很可能至今仍被看作是一个传说。

  “夏”存在吗？

  确实，西周时的金文资料就已有记载说在殷商王朝之前还有夏朝，中国历代史书也都肯定其存在，但棘手的是：现有的考古发现都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据。列文森在1968年就说过：“夏朝在儒家传统中被认为是第一个王朝，尽管在考古学上还未获得证明。”随着越来越多先商时期文物的出土，一个更早中国的轮廓逐渐清晰，但正如德国学者罗曼·赫尔佐克在《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中所言：“今天已经没有人想要完全排除下面这一可能性，即有关夏朝王室的传说并不仅仅是杜撰，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没有确切的结论。”根据现在遗址的规模、等级，很多人推断偃师二里头可能就是夏代都城，但这说到底仍是一种推断，而且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议。正因此，1979年考古学家邹衡断言：中原地区已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而夏朝应是客观存在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挖出来的那么多种史前考古遗址中，究竟哪一种能和“夏文化”比对得上？

  这个问题堪称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要推定夏王朝的存在，不仅需要用到文献、考古的双重证据，更重要的还需要在方法上有所突破，经过缜密的推论才有可能作出让人信服的论证。不仅如此，这还面临着一系列概念的厘清：“夏”到底是什么？一个王朝（夏朝）、一个族群（夏人），还是一种文化（夏文化）？如果是一种文化，那它是指夏王朝的文化，还是夏后氏的文化？从考古的概念上来说，要从无文字的器物上推断一个王朝、或从没有明显体质差异的人骨中推断一个族群的存在，都是近乎不可能的，这本非其所长，唯一能识别的只能是“夏文化”。也就是说，存在一种早于商代的中原文化，可以根据年代和文化特质来比定为属于夏代。

  孙庆伟在《鼏宅禹迹》中所致力实现的，便是这样一个使命。客观地说，这不免有几分结论先行，因为这意味着预先相信夏代确实存在，问题只是从考古遗迹中“识别”出哪些才是夏代。麻烦的是，相反的情况历来不少：文献中记载的“历史”常常没有文物可证实（比如伊甸园）而被视为传说，有些出土的遗迹却又从未见诸记载，以至于三星堆文明横空出世时，竟有不少人相信它是外星文明。夏文化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是在于它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后代普遍的记忆，使得系统的虚构看起来不大可能；此外，我们或许也可以再相信一次司马迁：既然殷墟考古发掘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史记》的记载是可信的，那么他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理应有据可循。

  要重建夏代信史，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是“都邑推定法”，正如孙庆伟所言，人们“潜意识中希望能够找到一处‘殷墟’般的‘夏墟’，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夏文化问题”；但现在已知的考古遗址显然都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事实证明，夏史重建没有捷径可走，如他所言，必须在方法论上依赖多重证据：首先以历史文献为考古学探索提供一个必要的历史框架；其次，在界定夏文化的地域范围之后，将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放入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也正是基于这一假定，他认为中原文化向南方的扩散意味着“禹征三苗”，而“铸鼎象物”、“禹锡玄圭”则是夏王朝诞生的标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同样依赖于一个理论假定：玄圭是王权的标志，而它在中原腹地的兴起与大幅扩张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只能随着王权的建立才有可能。不过，物质文化的变迁是否直接受政治变动影响，只能说是基于间接推断。

  除非出现殷墟甲骨文那样决定性的证据（这概率极低），夏朝的存在仍然极难得到证明，就像许宏说的：“我当然也希望挖出甲骨啊，还最好那上面就写着一个‘夏’字，但在发现之前，我的确无法下定论。”国内外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并不只是认为夏代历史完全属于“虚构”，而是对上古史有着不同的理解：许宏并不否认“夏也很有可能是早于商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但它是否如古史记载的那样是一个王朝则是另一回事。张光直大弟子、美国考古学者罗泰也持同样的看法：“现在不可否认，二里头有一个庞大国家的存在，也许就是以前提到的夏朝。但究竟是不是这样，好像从考古学的立场来看，是无所谓的。这个阶段当时叫什么名字，后来叫什么名字，好像都比较模糊。”

  虽然中国典籍对远古历史的记载已不像其他民族那样与神话传说难以区分，但我们现在所知的三代历史无疑还是有大量后代人对自身理想的投射。按顾颉刚的估算，夏王朝的面积不过十万平方公里，《尚书·禹贡》所谓大禹统治“九州”一事便无从说起，那只是战国士人对理想政治秩序的建构。这种加工当然未必就是伪托，但问题在于：中国史学传统中之所以将夏朝视为第一个王朝，原因是“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然而按现代学术的观点，一个政治实体要被认定为“国家”而非“酋邦”或“部落联盟”，其界定标准并非如此。

  剑桥大学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2005年访华时曾被问到对中国早期国家的看法，他对此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应是二里头那样的规格吧。也就是说，在殷墟之前的这些中国考古遗迹能不能算作是一个“国家”，取决于不同学者的视角、经验、立场和学术背景。

  这固然有一部分属于定义和语义学的问题，但不可回避的一点是：对一个事物的界定，往往更多折射出的是后来人的看法。以二里头遗址为例，它虽然原本就是徐旭生在踏查“夏墟”时发现的，但徐旭生本人却并未认定这是夏朝都城，而推测它“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这一意见在考古学界关于夏商分界的争论中占据主流地位达20年之久。当考古学家邹衡独自提出“二里头为夏都说”时，学界群起而攻之，但前些年却又转向一边倒地认同邹衡的观点。至于陶寺文化究竟是属于夏后氏还是陶唐氏，这样的对号入座也长久以来争论不休。就学术的本义而言，所有观点在得到验证之前都只是一种假说，它在某些时代条件下可能获得更多人赞同，但过往的学术史也一再证明，这种多数赞成倒不如说是在体现当时人们更愿意相信什么，而未必是历史的实情。

  走出“疑古/信古”的二分

  当然，这些孙庆伟在《追迹三代》中也早有讨论。他本人主张“中国考古学因重建古史而起，考古学者理应不忘初心，牢记学科使命”，认为“信是一个大前提，疑是具体的工作方法”，然而这也意味着他一开始的问题就不是开放性的，因为他的“疑古”和设问，最终都指向“信古”。固然，“疑古”和“信古”未必矛盾，没有一定基础的“疑古”，“信古”也仅是盲信而已，是把“信”当成了不可触动的意识形态。这些年来“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很高，但这说到底也只是学界主流的变迁，一种定调，但为什么应该“走出”、“走出”为什么就是对的？毕竟，就算九十九次证明信古是对的，也不能推断第一百次时疑古就是错的。

  从论证的思路来看，《鼏宅禹迹》仍未脱中国近代以来考古学“证经补史”的学术传统，可说体现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史学本位”：将历史视为根本，而把考古等视为佐证历史、建构古史的手段。对他而言，重新古史的学术楷模是王国维，而无论是“二重证据法”还是“三重证据法”，本质上都是历史学而非考古学的方法。中国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笼罩在强大史学传统之下，服务于历史学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其独立性迄今都是不足的。如果说中国考古学的“初心”就是“重建古史”，那又为什么？如果这个“初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在时代已经完全不同的当下，它就一定不能忘吗？

  傅斯年、李济那一代人“重建古史”的努力，本身更多看重的是这项工作的社会意义，用李济的话说便是：“我们相信，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历史上。要建设一部信史，发展考古学是一种必要的初步工作。”虽然中国考古学在此后数十年里也经历了范式转移，但这种信念一直延续了下来。孙庆伟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直陈：“考古学是一门‘为往圣继绝学，为民族立根基’的学科。前不久我提出北大考古学科人才培养的愿景是：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这也是我对当代中国考古学者使命的理解，那就是保护好文化遗产、解释好文明特征、传播好中国文化。”

  这背后隐藏的一条脉络，是考古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历程。对一些考古学者来说，“重建古史”不仅仅是“初心”，还是证明其重要性的最大价值所在。初生的考古学只有建立起一套论述，才能在史学的评价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教授在《剑桥先秦史》“商代考古”中就指出：“考古学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满足强烈的民族主义需要。……通过显示其证史能力，安阳发掘为考古学这样一个国共两党均不重视的学科（两党均将外国学者排斥在田野工作之外）在中国赢得了立足点，但其代价是它成了证史的工具。”罗泰也认为：“考古学被接纳是因为在她的处女航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为反驳‘疑古派’提供了武器，并能被用来维护传统。”用孙庆伟的话来说，“考古学科之所以是‘小’学科，并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大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够，而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科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学者和学术成果太少。”（本书页599）而这种“大”和“小”，并非是基于考古学自身的学术价值判定，而是根据这门学科的社会影响力。苏秉琦重建中国史前史乍看与李济“重建古史”的旨趣乍看一致，但其出发的逻辑则旨在阐述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一问题意识和理论贡献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就此而言，如果能理解当时的“初心”，那么在今天就应该更能理解那种将考古学作为专业研究的意义。虽然孙庆伟一直强调“疑古”和“信古”之分，主张“信比疑更难”，理由是“疑不是研究的结束，疑的终点在于疑之后的信”。但所谓“疑古”与“信古”本身就是史学思潮，顾颉刚的疑古也是从史学文献入手，考古学的问题意识为何要继承自史学？仅此也可见考古学的独立性不足。“疑古”与“信古”的二分法在中国不仅并非完全学术之争，是个引发不必要争执的陷阱，不应是问题的重点所在，甚至可说是个伪问题——因为，如果能通过逻辑推理证明夏的存在（一如当初海王星在被发现之前就已被推导证明），那么疑和信本身并不是问题。反过来，如果无法用逻辑推理证明，那么“疑”和“信”也就都不过是一种无根据的表态，一如辛德勇所言，“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一种预设的研究结论，或是某种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往往会对客观分析史料，合理审视历史事实，造成严重伤害”（《中国印刷史研究》页170）。

  长期担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许宏一直回避将二里头定为夏都，在他看来这既非当务之急，也无关紧要。他在《何以中国》一书中直言：“在考古学家致力解决的一长串学术问题中，把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者王朝归属对号入座的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再说句大实话，这也不是考古学家擅长之事。考古学家最拿手的，是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对王朝更替这类带有明确时间概念的、个别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学家的强项。”在《鼏宅禹迹》开篇，孙庆伟就设问：“离开了这些‘铁证’，考古学就真的对夏文化束手无策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此，许宏则回应：“照我说，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笼统地将许宏的态度称为“疑古”是不准确的，这至少遮蔽了一点：他的“疑古”与顾颉刚那种史学意味上的“疑古”不是一回事。顾颉刚的“疑古”，是一种对史料真实性的关注，进而研究那些导致史料偏误的社会动因；而许宏的保留态度，则是基于证据的缺乏。

  现在真正的分界并非疑古/信古的二分，而是学科自身的范式和认知逻辑。因此，与其说这是“疑古”与“信古”之争，倒不如说许宏抱有一种有别于“史学本位”的“考古学本位”：考古学不是古史建构的工具与手段，而有其自身的逻辑与方法。

  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许宏的态度更能体现出学术范式的转移。这当然随之带来一个问题，即如何弥合两者在叙事和方法上的分歧，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罗泰在《宗子维城》一书中也批判了中国考古学长久以来的传统：“今天的考古学者仍然沉迷于传统的学术问题：识别传世文献提到的特定人物、民族或人们的社会身份。而且即使研究周代的历史学家已经逐渐缜密地利用新出土的文字材料，他们仍然立足于文献，而将考古资料降低为辅助证据。”在美国，考古学是一个强调自身独立性的专门领域，罗泰自称已经与当前美国人类考古学的主流观念不同，因为他强烈认同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应是“促进对历史的理解”，但尽管如此，他也坚决主张“考古学必须从文献历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在不受外在文献历史学干扰的前提下，考古资料才能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独立的认识。唯有如此，考古学论证才能做到客观公正，而有别于基于文献的历史学推理。”不可回避的是：“证经补史”的史学本位的问题恰在于无法提供这样一种“认识论上独立的认识”，因为它关注的重点并不在此，而是通过重建古史来重树国人对于中国文明的信念——这是一种仅有中国人才特别在意的治学取向，实际上也窄化了夏史探索的学术价值和世界性意义。

  很多问题，关键是问题好，但不必然需要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在《鼏宅禹迹》的研讨会上，李零便说：“……（夏）问题将长期存在，不可急于下结论。”事实上，除非有终结一切争论的坚实证据出土，否则保留诸说也许是更可取的。也因此，张光直才说：“西方学者对夏代问题的保留态度，主要是基于出土文字材料的缺乏。二里头文化从考古证据上来看，还是属于史前；也就是说它没有文字。西方学者不愿意认定二里头是夏代有他们的考虑，而这样的考虑也是出于做学问的谨慎态度。这是可取的，我们不需要去批评。从学术研究的立场来讲，在材料还不完备的时候，不同的说法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我们不需要去排斥异说或判定谁是谁非。”（李永迪《与张光直先生谈夏文化考古》，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第181页）

  究其根本，这个问题之所以迷人，不在于夏代历史本身，而在于它恰好为探讨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史学与考古学的不同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虽然《鼏宅禹迹》中也触及到了它的性质，但给人的印象是：作者对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很熟悉，但却没有引入必要的人类学理论来讨论中国文明的国家最初是怎么起源的；他对考古学无疑相当熟悉，却更像是一个“想成为历史学家的考古学者”。尽管这部书的出现无疑会成为夏代信史构建的一个里程碑，但相关的争论恐怕不会就此平息。真正有意思的与其说是夏代信史本身，倒不如说是围绕这个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所折射出的不同理念。结论本身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话题作为一个“劫材”能引发什么样的争论，来加深我们对早期文明的进一步认识。日本出土的吉野里遗址，迄今无法认定是否邪马台古都，诸说并存，这固然也因为缺乏文献记载来证实，但从推动学术进步和世人的历史认知来说，由此激发的丰富多元观点，恐怕比“重建信史”本身更为重要吧。

  *已刊2018-11-01澎湃新闻之“上海书评”，现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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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

  p.18：加入洹上之迹深埋地下：加入=假如？

  p.93：该文认为史前洪水和大禹治水成功均与气候变化相关，具体来讲就是，我国在公元前4200-前4000年气候发生了突变：原文说的是“4000aB.P.”乃指“距今4000年前”，否则公元前4200-前4000年，与夏朝一般认为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建立无法对应

• 谁想要了解德国，就应该读他的书 | 新书上市

  作者：KEY-可以文化 发布时间：2022-02-21 11:55:59

  “叙述，是理解的更好方式！……我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清算，而是为了能够看透。”

  这是这位德国作家早年的履历。

  1926年出生于东普鲁士马祖里地区，在法西斯统治下度过童年时代，二战结束前夕被征入伍；

  服役时目睹战争的残酷后理想幻灭，从德军部队逃走并被英军俘获；

  

  战后一边勤奋攻读学位，一边做起黑市买卖甚至卖血以维持生活；

  25岁凭借处女作《空中有苍鹰》在文学界一炮打响，该书在德国被称为

  “我们时代被迫害的人的独特象征”；

  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齐名

  “战后德语文学三大家”

  。

  

  他就是西格弗里德·伦茨。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评价他说：

  “它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民族缩影。谁想要了解德国，就应该读他的书。”

  而谁想要了解伦茨，则可以从这本《少年与沉默之海》开始。

  

  少年与沉默之海

  7.5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 / 2022 / 浙江文艺出版社

  莫言、余华都是他的粉丝

  莫言曾说：

  “格拉斯和伦茨，他们对我的吸引力比德国这个国家对我的吸引力还要巨大，如果能见到他们，我想这会成为我的隆重的节日。”

  而余华也曾从图书馆借过一本伦茨的《德语课》，因为读了之后就不想失去，就谎称书丢了，出了书价三倍的罚款，从而可以把它一直带在身边。

  

  1926年3月17日，伦茨出生在东普鲁士马祖里地区的吕克城（今波兰埃乌克），成长于一个海关官员的家庭。1943年他被德国海军征召入伍，在“舍尔将军号”装甲舰上服役。该舰被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后，他随军驻扎在丹麦。

  

  在“二战”德国投降前夕，伦茨逃离部队，被英军俘获，成为战俘遣返委员会的翻译。1945年他被遣返德国，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英语语言文学和文艺学。1951年，年轻的伦茨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空中有苍鹰》，一举轰动德国文坛，该书作为“我们时代被迫害的人的独特象征”荣获1952年的勒内·席克莱奖和1953年的汉堡莱辛奖，伦茨从此也成为了职业作家。

  

  空中有苍鹰

  7.5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 / 2018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年，伦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我的小村如此多情——马祖里的故事》出版后，当年即售出160万册。德国“文学教皇”马可尔·莱希-拉尼斯基评价他“既是一个天生的短跑高手，也证明自己是一位长跑健将”。

  伦茨在各种文学体裁上都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他的作品被翻译成22种语言，累计销量逾两千五百万册，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他也荣获歌德金质奖章、托马斯•曼文学奖、莱辛奖等三十多个重要文学奖项。（他戏称自己最看重的奖章是“阿尔斯特湖船闸管理员协会的荣誉管理员”。）

  

  西格弗里德·伦茨（左）

  北京大学罗炜教授在总结伦茨一生的创作历程时指出：

  “贯穿伦茨全部作品的基本主题是：体验不自由，卷入罪责和迫害，经历孤独和无能。他前期的作品侧重直面希特勒专政及其后果，后期的作品则集中于聚焦人的生存问题和道德问题。”

  一本回忆之书，一本恋物之书

  《少年与沉默之海》是伦茨创作于1999年的长篇小说，是作家成熟时期的作品，德文原标题直译应为《阿纳的遗物》。这本书被列入德国中学生必读书目，2013年拍摄的同名电影一举斩获“君特·斯特拉克电视奖”等三项国际奖项。

  

  《少年与沉默之海》外文版书影（部分）

  小说以平静、克制又感伤的文字讲述了一个12岁男孩阿纳的故事，表现了一个敏感纤细的男孩内心的挣扎与痛苦。

  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我”是阿纳所寄养家庭里的长子汉斯，与阿纳虽然只相处了短短两年，却发展出了深厚的亦兄亦友的情谊。

  

  故事在回忆与现实两种时态中跳跃，开篇已是阿纳去世后的一个月，汉斯一边整理他的遗物一边陷入了回忆。随着回忆的慢慢展开，汉斯也越来越走入阿纳的内心世界。

  “阿纳，今天晚上我实在无法收拾你留下的东西，就这样将它们不声不响地移开，放逐到无穷尽的昏暗阁楼上，无穷无期。这里蕴藏了太多回忆，每一件东西都是见证，诉说着点点滴滴，娓娓道出昔日时光。”

  ——《少年与沉默之海》

  阿纳在一个乌云密布的港口冬日来到了汉斯家，这是一个拆船厂，是孩子们成长的地方，小说中的大多数事件都发生在这里。阿纳来到这里是因为他的家人都已去世，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至于去世的原因则是小说中一个很大的悬念，这是阿纳深埋心底的秘密，也是他的创伤根源，在汉斯家这也是禁止讨论的话题。

  

  在后文中伦茨简洁而含蓄地暗示了真实发生的事情——阿纳的父亲曾是一位船长，一位不惧惊涛骇浪的技艺高超的水手，但他因为债务问题，在一次平静的家庭晚餐中投毒，他和妻子、两个女儿都因此死去，只有阿纳被救活。

  怀揣秘密的阿纳性情害羞又多愁善感，他非常有语言天分，对航海情有独钟。阿纳试图融入新家庭与新学校，但由于未治愈的创伤而时常精神恍惚。阿纳用自己的方式不计回报地向别的孩子传达着善意，但却被同龄人一次次拒绝。

  汉斯还有一个弟弟拉斯和一个妹妹维珂，阿纳很快就对14岁的维珂产生了青涩的爱慕之情。但拉斯和维珂却拒绝接纳阿纳，将他视为异类，有时甚至公开欺负他，这让阿纳更加痛苦。

  

  同名电影剧照

  当维珂等人有一天出乎意料地收留阿纳时，阿纳不知道自己只是被他们利用。他无意中加入了对养父的拆船厂的偷窃活动，甚至伤害了他忠诚的看门人朋友。犯罪后的第二天，阿纳向养父坦白了一切，养父原谅了他的忏悔，但阿纳仍旧在暴雨中独自走上了接驳船，消失在易北河中。

  伦茨在访谈里说：

  “叙述对我来说，与学习如何生活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要让自己清楚了解这光怪陆离的万象人生，叙述是一种自我解放。叙述，是理解的更好方式！讲故事为我提供了一种契机，让我能对某些困扰、某些经历有更清晰的认知。我的目的并非是清算，而是为了能够看透。

  ”

  

  许多人与物在时间中湮没，而另一些却因为时间的距离而闪光。这是沉默的亮光，未说出的话已不必再说，所有误解也都烟消云散，最终留下的是平淡叙述难掩的赤诚之情，也是藏于心底的悠长钝痛。这既是伦茨笔下的世故人心，也是他留给文学史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