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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Yan如是说 发布时间：2017-11-27 20:41:45

  真不敢相信，译者居然曾经和我一块儿读书讨论问题，过了两年我才发现他翻译了这本书，身边竟隐藏了一位高人。

• 作者：这是安菲尔德 发布时间：2023-04-19 20:56:16

  没有让你应接不暇的部队番号、地名，以第一视角简明清晰的娓娓道来。行文流畅，通俗易懂。不单从军事角度，还在政治、民族、心理等方面深刻思虑。战端伊始英军丢盔弃甲，苦苦挣扎。撤到印度后针对弱点，厉兵秣马，而后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终于扬眉吐气、一雪前耻。不失为一部励志书籍，肯定了史迪威、孙立人等中国远征军将领。

• 作者：青衫烈酒少年郎 发布时间：2017-07-11 08:46:05

  至美情怀，波荡无声。对家乡人事的描写惟妙惟肖用情至深让人神往。

• 作者：李高尚 发布时间：2010-09-15 21:38:53

  曾经写论文的时候用过，分析的……怎么说，中规中矩吧……用来做借鉴还好，最近就不太推荐看了……

• 作者：sfuo 发布时间：2020-02-03 16:18:00

  6.5

• 作者：永远的NO.1 发布时间：2024-01-07 08:38:17

  读完以后，自己的领导力没怎么提升 ，反而发现自己现在的领导真的是领导力不太行，通过借鉴来提升自己。

• 以神经症为核心的心理困扰及对神经症者的建议

  作者：舜壹 发布时间：2012-10-20 17:41:55

  这篇文字送给两个女孩：哈哈和紫紫。也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广大有同感的平凡人。我不是治疗神经症的专家，只能从人生哲学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如果这篇文字刺痛了你，请记住：你并不孤单。

   

  神经症不是最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却是很痛苦的。反倒是最严重的心理问题——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丧失了自知力并不觉得痛苦。神经症患者虽然长期生活在痛苦中，却一般不会自杀，这和抑郁症不同。神经症者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无法接受现实的自己，因此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总是在和自己战斗。神经症者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对爱的渴望无限“贪婪”，过分索取的结果是耗尽自己的支持系统，于是安全感和归属感更加缺失。神经症者过分关注自己的情绪，因此深受自己的负面情绪的影响，从而严重影响自己的社会功能，有时即使是很简单的事情也缺乏行动力。神经症者在人际交往中敏感脆弱，渴望关注又害怕关注，显得别扭，容易受挫而变得回避交往，表面显得冷漠孤僻，事实上非常渴望别人对其热情和亲密。神经症者活在自己的内心里，对外面的世界漠不关心，却又时时关注别人的反应，以为每个人都在关注自己。

   

  无法接受自己的完美主义者

   

  神经症者都是完美主义者。他无法接受现实中那个有缺点的自己，无法与自己和平相处，他把自己当成敌人和对手，总是处于战斗状态。他的思维方式是非此即彼的，全或无，他想找到一种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却永远也找不到。他不允许自己犯错误，不能容忍一种有缺陷有遗憾的生活和人生。他的自我是分裂的，既自负又自卑。“他希望自己无能为力……但与此同时又……坚持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他倾向于感到自己无足轻重，一文不值，但如果别人不把他当天才看待，他又会勃然大怒。”（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神经症者内心有许多“不合理信念”。“我应该是一个重要人物”或者“我一定要成为一个重要人物”只是其中之一。他的理想和目标极其远大，但现实的脚步却远远跟不上。他本来是有许多潜力和天赋的，但由于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与内心的交战上，这就严重限制和磨损了他的才能的发挥，也就限制了他的成就。尽管如此，由于他的偏执，他还是会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许多其他人优秀。这也许构成了他自恋的资本和维持他的高自我要求的基础，但他对自己的期待实在太高，因此他永远无法找到自信。缺乏行动和成就的支撑，理想主义者就立即变成空想主义者。

   

  因此，我们对神经症者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学会接受自己，无条件地接纳自我。不再把自我的价值建立在“表现”和“成就”的基础上。他总觉得：我表现不好，所以我没有价值；我不够优秀，所以我没有价值。必须纠正这些信念。“我在故我好”，只要你活着，你就是有价值的，你的价值跟你表现无关，跟你的成就无关。为什么要因为“有缺点、没成就、表现不好、不够优秀”就拒绝接受自己呢？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因为这些原因而拒绝接受TA吗？你不会，对吗？那样很“势利”，很“现实”，不是吗？那不是“真爱”，更不是“理想主义”，不是吗？那么，好好爱自己吧！从今天开始，无条件地接受自己，喜欢自己，爱自己，爱那个“有缺点，没成就，表现不好，不够优秀”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

   

  在接受自己的基础上来改善自己、超越自己。接受自己，不等于安于现状，从此不必再努力。接受自己，是承认和接受事实，客观地评价和认识自己，不回避不幻想，不用一个完美的幻象来代替现实中的自己；接受自己，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不再把自我价值和自信建立在那些易变、脆弱的外界事物上。接受自己，你会活得坦然和自信，不再为自己的表现而焦虑，因为你的表现与你的价值无关。在这种心平气和的状态下，你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你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更多地花在自己的目标上，而不是与内心的战斗上，于是你更容易取得进步和成就。

   

  我们对神经症者的第二个建议是：合理地期待自己，找到“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的平衡点。他对自己的期待和要求是非常高的，这与他的客观现实形成严重的分裂状态，因此他长期生活在焦虑中，即使他取得了一些成就和进步，他也很难获得成功的喜悦，因此他的生活就鲜有快乐。自我实现是人类的正常需要，因此想取得成就甚至想成为“不平凡”的人，都是正常的想法，但如果偏执而极端地认为“我应该成为重要人物”、“我一定要成为重要人物”就错了。世界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的规则是在竞争中自然形成的，无论从历史事实或是从数学中的“正态分布”规律来看，能够成为“重要人物”的人都是少之又少，而且成为“重要人物”是时代、才华、机遇等因素机缘巧合的结果，并非单靠个人努力可以实现，更不是你有这样的（哪怕是强烈的、偏执的甚至疯狂的）动机和期待就会变成现实。从这个意义上，那些脱离自己的能力和潜力而设定的所谓“远大理想”纯粹是浪费时间，而且让自己更加痛苦，反倒是设定一些合理的能够实现的目标更容易成功，也更能够增加自己的幸福感。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这一点：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所有的愿望、梦想、理想、蓝图、战略都只是你脑袋里主观的“想法”，和“承诺”一样是完全的空头支票，并不是客观现实，而且越是“远大”的理想，就越没有意义。并不会因为你有比别人更远大的理想，你就真的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就（如果是这样那就真是“心想事成”了，那么大家都不要工作都来做梦好了），反倒是那些很少做梦脚踏实地的人，那些懂得“期望减半，努力加倍”的人能够走得更远。只要想一想就明白，我们真正能够把握的只有“今天”。

   

  那么，什么样的理想和期待才是合适的呢？对此我们强烈建议：做最好的自己。把名人、伟人当榜样而不是“偶像”，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但不要把他们的成就当成自己人生的标杆。事实上，无论我们把谁当标杆，终其一生我们能够努力成为的依然只是“最好的自己”。马斯洛对人类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是这样定义的：人倾向于充分地发挥他的潜能，不断地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注意这里的用词：“能够成为的那个人”而不是“应该成为的那个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最高成就就是完全充分地发挥他的潜力，努力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最好的自己”，除此之外，再“远大”的理想都是空想。放弃“偶像”的成就标杆，把“做最好的自己”当做人生的信念和努力方向，你就能够设定出适合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能够不断超越自己。这样，理想才真正成为引领你的人生的灯塔，而不是成为压迫你的人生的一座大山。

   

  我们对神经症者的第三个建议是：允许自己犯错误，不再做“完人”。李开复在《世界因你不同》里提到：谷歌是一个允许犯错误的公司。有一次，公司的一个副总裁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导致公司损失几百万美元，公司的最高领导竟然对她说：“我很高兴你犯了这个错误，因为我希望这个公司是个跑太快、做太多的公司，而不是一个做太少、太小心的公司。跑太快、做太多不免会犯错。如果不犯错，反而意味着我们没有冒足够的风险!”

   

  任正非说过：“在人生的路上，我希望大家不要努力去做完人。一个人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去改造缺点，等你改造完了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没犯错就可以当干部吗？有些人没犯过一次错误，因为他一件事情都没做。”

   

  人际敏感的社交焦虑者

   

  神经症者是人际敏感的社交焦虑者。他的思维十分纤细，神经过敏，加上性格偏执，容易“受伤”，把别人无意或善意的言行理解为恶意。他渴望别人对他亲密和热情，害怕别人对他冷淡和冷落。他害怕别人“不理他”。他不喜欢主动和人打招呼，害怕别人不理他；他离开一个场合时不喜欢和人告别，害怕别人“没听见”。如果他发短信给别人而没得到回复，他会心情很难受，如果是找人帮忙的短信，那么他会更加受伤，并从此远离那个人。对别人的任何行为，他心里都会无法控制地反复回忆和揣摩，而且他是“内归因”的，当别人没有回复他时，他会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别人才“不理他”，才对他“不好”。如果他在路上跟人打招呼而别人没有理他，他会认为那个人一定是不高兴，对他有意见，进而思考“他为什么不高兴”，是不是什么时候得罪他了。总之，他的神经是脆弱的，很容易受伤而导致情绪不良，这给他（以及周围的人）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导致他越来越讨厌和回避社交，也让其他人要小心翼翼与之相处，以免一不小心“伤害”到他。

   

  神经症者是自我中心的。他被自己的感受轰炸得应付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体会别人的感受。“一律以自己的感受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最终陷入作茧自缚。”他的生活是“情绪中心”的。他很看重自己的情绪，过分关注自己的感受，对现实的目标和问题反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由于这种关注，更放大了情绪的影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行为是被情绪控制的，所以虽然他处处为自己考虑，“但是所作所为又都与自己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神经过敏加上情绪中心，让他的情绪经常处于不良状态，加上他对自己的苛刻要求（“我怎么可以情绪不好呢？太不像话了！”），于是社交焦虑甚至恐惧就不可避免了。

   

  神经症者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关爱，没有建立好牢固的链接关系，所以他非常渴望爱，这种对爱的渴望是强烈的、贪婪的。这导致他不自觉地依赖那些对他好的人，而这种依赖通常给他人带来某些负担。他渴望被接纳，害怕被遗弃，为了获得接纳甚至不惜代价去讨好别人，这种依赖要么让人厌烦，要么被人利用。总之，他很难如愿以偿地获得他想要的那种全然的无限的爱。神经症者“的人格一直停留在儿童阶段，他们是没有长大的孩子，害怕遗弃，害怕分离……”他感觉父母亏欠了他，长大后他就通过“得病”来“讨债”，向父母讨债，向别人讨债，向世界讨债。

   

  神经症者智力很好，喜欢阅读，喜欢自我分析，他似乎懂得很多道理，但总是走不出自己的怪圈。他无法真正改变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问题能够带给他一些“好处”和“特权”：获得别人的关注、同情和关爱，放弃某些属于自己的责任等等。他的内心是有很多想法和欲望的，但他总要掩藏起来，让人觉得他是纯洁的，拼命压抑的结果就是导致内心更多的冲突和恐惧，而外在的行为给人感觉别扭。

   

  在社交场合，神经症者既害怕关注又渴望关注。由于焦虑，他害怕别人关注他，但内心对爱是如此渴望，他又非常渴望关注，因此在不同程度上他是一个表演者。“自我虐待和自我摧残常常是他们的保留节目，他们借此来展示自己的伤口，借此来赢得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表演是他们获得关爱的唯一方式和手段，他们活得很累，可他们又不愿意改变，因为没有了表演他们什么都没有。”

   

  总之，神经症者在社交中是不可爱和不受欢迎的。社交对他来说是痛苦的事情。“不认识到神经症中包含着这种令人瘫痪无力的绝望感，就不可能理解任何严重的神经症。……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虚荣、自负、要求和敌意后面，有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他感到自己已被永远排除在一切使生活值得一过的欢乐和享受之外，他意识到即使他得到了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也不可能真正享受它。……一个象这样完全被关闭在幸福的大门之外，不可能获得任何欢乐的人，他要是不对那不属于他的世界充满仇恨，那他倒真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使了。”（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我们给神经症者的第四个建议是：学会独立，放弃依赖。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审视和纠正自己头脑中的不合理信念：别人应该爱我，应该支持我、关心我、喜欢我，应该对我好。如果你这样想，你自然会处处遭到挫折，感到伤害，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对你好，都支持和喜欢你。正确的信念是：我希望别人对我好，但我不知道不可能每个人都对我好，因此，如果有人不喜欢我或忽视我，我也不会觉得“受伤”，因为别人没有义务对我好，没有别人的喜欢，我也一样能够活得很好，这没什么。哈哈说：“难道我不应该先把爱弥补回来，再学会独立和坚强么？”不，你应该先学会独立和坚强，学会依靠自己。记住，别人没有义务来爱你。

   

  我们给神经症者的第五个建议是：以目标为中心，不要关注自己的情绪。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目标上，集中在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上，你就没有心思去想自己的问题，负面情绪就不容易产生，即使产生了也不容易扩散、放大，也就不容易影响和控制你的行为。不要太关注自己的感受，感受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种情绪。“凡正事不足者，必症事有余，凡正事足者，症事溜之大吉。”

   

  森田疗法告诉我们：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对于出现的情绪和症状不在乎，要着眼于自己的目的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对待不安应既来之则安之’，‘情绪要顺其自然’，仍然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如果出现了不安就听凭这种不安去支配行动。自己的情绪好也罢，坏也罢，惟有行动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神经症者始终缺乏安全感，因此他总在试图“控制”，通过控制来获得安全感。他一生都在追求金钱、权力和成就。“神经症病人往往倾向于服从他人的意志，但与此同时他又坚持认为世界应该适应自己。他倾向于感到自己受奴役，但与此同时又坚持认为他支配他人的权力应该是无庸质疑的。”（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他内心的不合理信念：坚持认为世界应该适应自己。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就总是活在焦虑中。

   

  即使是自己，也并非完全能够控制。许又新教授在《“相对不随意”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中说：“在感到疲劳而坐在沙发里闭目养神时，常常免不了出现各种互不相关的杂乱思想……健康人听其自然，也就相安无事，有焦虑气质的人力图控制它，反而强烈地感到控制不住而烦躁。……可以说，控制不住是控制过分造成的结果。”

   

  我们对神经症者的最后一个建议是：培养自己的兴趣，过充实的生活。如果你希望先彻底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开始好好生活，那么你可能永远无法开始你想要的生活。学会忘记自己的“问题”，不再把“治好自己”当成生活中的首要事情，而是积极地投入到自己的目标和兴趣中去，通过小事积累自信，通过兴趣增加快乐。“像健康人一样地生活就能健康起来。神经质者总是希望先消除症状（改善情绪），然后再恢复到健康的生活，这样做永远不能有健康人的生活。若对情绪不予理会，首先像健康人一样去行动，这样，情绪自然而然就变成了健康的情绪。”

   

• 书中结论（有剧透）

  作者：宝木 发布时间：2023-02-08 11:50:08

  1962年，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1]的文章《给手表上发条的指南》生动地表现了我们对时间的执念，并展示了这种执念如何将时间从我们的仆人变为驾驭我们的主人：好好想想这一点：有人送给你一块手表时，其实他将你送进了充满鲜花的地狱，铐上了玫瑰的锁链，关进了空气的监狱。[……]你得到的，可不只是一个戴在你手上、跟着你闲庭信步的微型啄木鸟。[……]你得到的，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全新却脆弱而不可靠；你得到的，是你自己却不是你的身体，它通过表带与你的身体相连，就好像一个弱小无力的胳膊紧紧抓住你的手腕。你得到的，是日程表上的一件必做事：上发条，这是你为了它可以继续运转应尽的义务；你得到的，是总想着去校对时间的执念，在珠宝店的橱窗外，听到电台的播报，当时钟响起，无一例外。你得到的，是因为担心它会丢失、被偷窃、遗落在某处、摔坏带来的恐惧。你得到的，是一个品牌和它的担保：我比其他的品牌都要优秀；你得到的，是与其他手表比高下的念想。不是你得到了表，你才是礼物，是他人为庆祝手表纪念日给手表的礼物。383

  科塔萨尔的这段文字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幸福在我们当今社会中的作用：很显然，幸福成了一种执念，它是一份令人爱恨交加的礼物。幸福，绝不是一些身着白大褂的无私科学家发现后为了解放人类而递交到他们手上的珍宝——就好像普罗米修斯为凡人从奥林匹斯山盗走的圣火。在科塔萨尔眼中，获得表的人是时间的祭品，同样，寻觅幸福的人是幸福的祭品。我们以找寻幸福为由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其实对那些自称掌握了幸福的真理并要将它传授给我们的人最有利，而不是对我们自己最有利。如今，追寻幸福已成为人们心中的牢固观念，其背后是有暴利可图的市场、产业以及侵略性和毁灭性十足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幸福之所以成为通知我们生活的一种手段，是因为我们在执迷不悟追寻它的过程中成为奴隶。幸福没有来适应我们，适应我们的悲欢离合、我们的复杂生活、我们晦涩难懂的思想；恰恰相反，是我们在奴颜婢膝地改变自己，去迎合消费主义的逻辑，是我们认同了它隐蔽而专制的意识形态要求，是我们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其狭隘的、还原论的心理学假设。幸福学家在一些人心中播种了期望，因此，揭穿到这一点可能会让人们失望痛苦。但是，如果不揭穿幸福学的真实面目，不去以批判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那就是为巨大的幸福机器打开了自由通道。我们的确认为幸福学可以帮助一些人，它的建议和方法确实能让一些人感觉良好。我们甚至认为，从科学角度来看，幸福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概念。但是，我们认为幸福不是一种至高无上、不证自明的珍宝，不是由本书中提到的所有“专家”声称他们发现的财富。恰恰相反，幸福是一个为企业和机构打造的功能强大的工具——它能帮助生产顺从听话的员工、军人和公民。在当今时代，顺从的表现形式是提升自我与实现自我。18—19世纪，追求幸福带有一丝造反的气息；之后，狡猾的历史将幸福变成了为现代权力服务的工具。如果幸福像幸福学家不遗余力证明得那么触手可得，我们就不需要专家帮忙接近幸福了。即使某一天掌握此领域知识的必要性不可避免，但在我们看来最好不要深陷这样一种不确定的还原论科学，它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与市场和技术治国论之间密切的联系令人起疑；另外，它与企业、军队和新自由主义教育界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让我们怀疑幸福学的动机是否单纯。这一切都不禁让人质疑所有那些自称掌握幸福秘密的人，我们在书中讨论了这种幸福学的理论从何而来，它们是怎样被捏造的、会起到什么作用、主要受益方是谁以及背后掩藏着什么利益。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论断从前就以别的形式多次被提出，从更加本质上的角度来说，之所以要警惕幸福学家的言论，是因为尽管他们不断承诺要给我们通往幸福生活的密钥，我们却从来不知道幸福生活的关键是什么，而且未来也依然会如此。即使从积极心理学家、幸福经济学家和其他个人发展的专家的建议中确实获益的人数尚不清楚，这些专家还是从中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入，而且未来也依然会如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心理学没有所谓的秘密。诚然，我们屡屡听说心理学掌握了理解社会重大现象的关键，比如心理学可以“穿透施虐者的思想”来理解虐待的机制，“穿透成功人士的思想”来理解成功的原动力，“穿透杀人犯的思想”来理解谋杀的机制，“穿透相爱之人、信徒、恐怖分子的思想”去理解爱情、宗教、恐怖主义。同样，积极心理学家坚信，通过“进入幸福人士的大脑”，我们是可以理解幸福的。事实上，所有的心理学家，特别是积极心理学家，他们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幸福故事，却拒不承认自己的历史，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积极心理学曾经的过激行为、它的文化起源以及多年来所欠下的意识形态的债上引开吧。

  积极心理学家与幸福学家的野心不仅在于描述幸福相关的概念：他们还要塑造并规定这些概念。他们所描绘的幸福人士画像与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好公民形象完美重合，这一点非常明显，我们在前文中也讨论过这一现象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确实，社会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幸福学中可能是最为明显的：机构之间的联盟，幸福学与政治和市场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

  没有哪一门科学不会犯错，然而幸福学家却总是不断宣传他们“革命性的发现”“坚不可摧的证据”，或是“毋庸置疑的贡献”。的确，他们的说法不完全是错误的，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总是摆出说教的姿态，一本正经地用“专业”术语把常识换个说法重复一遍。尽管有大量研究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来批判幸福学的前提假设和主张，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十分轻易地接受了幸福学的观点。正是因为幸福学得到了一部分缺乏批判精神的人的关注，这些“专业人士”才有底气坚持拒绝回应他们所受到的实质性批评。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面对幸福学时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在困难的日子里，人们疯狂寻找的，正是希望、力量与抚慰。然而，幸福不是希望，更加不是力量——至少不是幸福学家所描绘、规定的心理学层面上的幸福愿景，这一愿景暴露了幸福学家的还原论视角、至上主义与他们用心理学解决一切问题的主张，它无法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对幸福的崇拜充其量只是一种起到麻痹作用的消遣，而不是治愈脆弱感、无力感和焦虑感的有效方法。因此，我们应该从幸福本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我们应该质疑幸福学中的前提假设，因为这些假设可能会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特里·伊格尔顿[2]认为，我们的确需要希望，但我们不需要与幸福形影相随的、不仅专制而且因循守旧、带有宗教色彩的乐观主义384。我们需要的希望，需要建立在批判性分析、社会公平以及非家长式作风的权力之上，在这种健康的政治体系中，社会不规定什么对我们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困境——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让我们避开不幸。为了做到这一点，全社会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因为分散的个人无法形成力量。内心堡垒绝不是我们想度过一生的地方，我们在自己的内心里也无法实现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我们不想活在过度关注自己的执念中，不想时时刻刻思考如何提升自我，因为我们会在自我管控、自我批评的过程中走向极端。一幅更加美好的自画像不过是幻想与伪装，追求理想的自我让我们精疲力竭，无法继续。我们拒绝成为“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是个人发展”这一假设的囚徒，我们拒绝成为科塔萨尔笔下那个最终成为时间祭品的“戴表人”，我们现在不愿意、以后也不愿意成为幸福的祭品。如果我们情愿躲进内心堡垒，我们选择了个人主义，批判一切消极性的事物，那就是惩罚自己去永无止境地追求触不可及的目标，就是惩罚自己成为芝诺悖论[3]中永远够不着靶子的箭头，就是放弃了对社会凝聚力的构建。

  在本书快要结束之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消极情感的重要特征。前文曾经提及，人民对社会变革的请愿、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往往来源于类似发怒或憎恨这样的情感。掩饰这种情绪，本质上就是在批判社会动荡背后的情感结构，是认为它给社会带来了耻辱。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做的工作是通过灌输一些集体意识的模糊观念，来从辛勤工作的公民身上剥夺幸福学带来的好处。另一些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则声称，幸福是我们可以在此时此地实实在在接触到的唯一有形财富。为了驳回这些论点，我们在这里要引用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4]——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1974年对功利主义进行的反驳385，诺齐克带读者体验了一次十分独特的奇思妙想：想象自己身处在一个机器中，这个机器可以根据你的要求给你提供不同的愉悦体验。住在机器中的人会相信自己永远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诺齐克提出的问题是：相比于略显平淡的真实生活，你是否更想住在机器里？鉴于幸福学的霸权地位日益上升，虚拟技术越来越发达，这一问题在今天似乎越来越现实。我们的回答与诺齐克的回答相似：对快乐和幸福的追寻，不能凌驾于现实以及对知识的追求——包括对于自我、对于周围世界的批判性思考——之上。意在控制我们主体性的幸福产业，就是诺齐克设想、赫胥黎后来用文字诠释的“体验机器”的现代版本。幸福产业不仅模糊、混淆了我们探寻塑造人生所需条件的能力，它还声称这种能力毫无用处。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人类生活中，具有革命意义的伦理目标是知识和正义，不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