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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颐和Boxer 发布时间：2022-07-29 15:05:17

  数学版的心灵鸡汤

• 作者：九五之二七 发布时间：2019-10-10 08:20:45

  给孩子买的 看了下还不错

• 作者：弧浪 发布时间：2014-02-08 08:44:58

  中医理论，附带各食物的效用

• 作者：彩铅马克想回家 发布时间：2014-04-19 17:45:21

  美国的景观发展之路。三大园林体系又得增加美国的现代景观了吧。任何专业和学科的发展，都和经济技术息息相关，思想与科技总是反哺与被反哺的关系存在。嘿，格物致知。

• 作者：木沐 发布时间：2018-06-02 15:40:18

  这本书颠覆了我对拔罐的认知，拔罐宜15-20分钟，待罐印消失后再拨，有些地方不能拔，凡此种种，几年前我曾及亲友的，从书上，讲座中的认知，被打脸了。重罐40分钟以上，每日如是，注意营养，假以时日，病去也。实践中，痛并快乐，不过对症时，立杆见影。所以医疗专业的网友建议，此书最好读3遍，再开始，你会打开关于疗病的一个大门。

• 作者：snowman 发布时间：2017-08-26 22:47:56

  教育界的神书

• 读罗伯特•盖茨《责任》

  作者：汪杨 发布时间：2016-03-21 21:48:42

  盖茨为八位总统提供过服务，是名副其实的八朝元老。其实明眼人不难看出，盖茨与布什家族的密切联系，加上其多年的国家安全领域的经验。因此，其被提名为国防部长也不是太出乎意料。

  五角大楼管理着300万名文职人员和军方雇员。五角大楼的决策制定就像古罗马的竞技场，角斗士在皇帝面前厮杀，然后由你来决定谁是赢家，必须有人来确保竞技场里的角斗是公平、透明和客观的。盖茨直面日常管理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对外交活动中的冗长无聊都直言不讳，他所讲述的在华盛顿每天繁忙的工作状况也令人喘不过气来。

  书中用了很多篇幅，展示了国防部与白宫进行繁琐的交流与讨论的细节。美国的政治体系庞大而复杂，即使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陷入泥潭，五角大楼也缺乏责任感和紧张感。应对国家安全的重担都在8个人身上，即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参联会主席、国家情报总监、中情局局长和国家安全顾问。

  在伊拉克驻军问题上，盖茨详尽的叙述让我们能够看到美国军事体系是怎样开展关于伊拉克局势的讨论的。美军的实战经验要远远超过其他军队，他们努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密集的地雷和炸弹袭击中存活下来。盖茨力主通过无人机等先进装备提升美军的作战能力，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其任下美军的现代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伊朗核问题则是另一个用重要篇幅叙述的问题，伊拉克的消失让伊朗成为没有对手的中东国家。

  在大选前的几个月和大选后的几周，华盛顿特区总是特别紧张和丑陋，政府外的人会削尖脑袋谋一份新政府的工作，而政府里的人则想方设法留任，或者开始在外面找新工作。盖茨平稳度过了奥巴马政府的交接期，并且获得了奥巴马总统的信任。他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坚持对于五角大楼的工作效率进行改革，并且深入作战部队一线。其展示的美国特种部队的训练强度和战斗能力令人尊敬。

  在最后一部分，盖茨思考了美国政治体系与军事体系的关系，这一务虚的部分反而展示了美国在自由保障方面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值得深思。尽管盖茨代表着军方，他始终坚持国会是保护自由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支柱是新闻媒体，享受与政府机构平等的地位，这恐怕也是美国文官体系有效管理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原因。

• 作为浪荡子的波德莱尔

  作者：金戈 发布时间：2007-12-29 21:02:13

  一

  说也奇怪，早在1919年，周作人就在《新青年》杂志向国人引介波德莱尔了，但是近百年下来，国内却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这位诗人的中文传记。最近国内出版的克洛德•皮舒瓦和让•齐格勒合撰的《波德莱尔传》，算是填补了这个天大的空白。

  在“诗人传”中，皮舒瓦的这本《波德莱尔传》算是写得比较老实的了。皮舒瓦是个学院派，在为《恶之花》的作者作传时，并没有使用“花的语言”，写得天花乱坠，而是采用“书信与生平”的方式，秉诚实录。这部传记有六十多万字的庞大篇幅，也就不奇怪了。当然，比起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它也许失之浅显，也没有威廉•冈特的《美的历险》那样写得有趣，但它贵在真实，从为《恶之花》打官司到参加街头暴动，从感染性病到试图自杀，从文艺生涯到经济状况，只要是关于波德莱尔的，这部传记都事无巨细，一一录下，是一部颇能当文献用的“信史”。比如，冈特的书中说，波德莱尔和戈蒂耶（“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创造者）在巴黎初次会面是在1849年，但据《波德莱尔传》看，早在1845年，俩人就相识了，因为在那年的一本杂志上波德莱尔曾经描述过戈蒂耶。

  

  

  谁都知道，传记的乐趣在于细节。我读《波德莱尔传》时，最感兴味的，是书前附的几张波德莱尔的肖像照和画像。这些照片中的波德莱尔，无一例外穿着他的那件“剪裁得像一只口袋的短大衣”，打着松大的领结，“目光锐利，带着担忧的神色”，“嘴唇非常薄，……总是抿得很紧”。这是一个“具有神秘的内心世界，性情乖戾，傲视一切，十分敏感，容易激动”的诗人形象。有趣的是，当他站着的时候，左手插在衣兜里，右手却探进扣好的大衣里，好像在掏什么东西。有两张照片里，他都是这个古怪的姿态。

  掏什么呢？自然不是古典贵族的白手帕，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支票簿。波德莱尔生活在一个浪漫主义的庙堂出现了裂缝，古典主义有回潮之势，唯美主义已打出了旗帜，现实主义尚在混乱之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破大立的时代，他蔑视一切秩序。早年的波德莱尔也曾迷恋过纨绔作派，但一次变故很快使他从一个沙龙纨绔子弟变成了一个街头“浪荡子”（ flâneur）。1844年，他的继父（一个古板生硬的军人、资产阶级秩序和道德的忠实维护者，他曾经想把波德莱尔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中人，但未成功）和母亲找了个公证人，接管了他生父留给他的遗产，从此每月他只能拿到可怜的200法郎。这次经济变故，直接把波德莱尔抛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字街头，成了本雅明所说的“文人”。四年后，也就是1848年，巴黎工人和人民群众领导的革命爆发了。波德莱尔毫不犹豫参加了巴黎的街垒战斗，虽然很难说这样做是出于对继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仇恨，还是本雅明所说的“煽动的形而上学”。因此我要说，照片中的波德莱尔，他想掏出的恐怕是用于街垒战斗的猎枪，是那些让资产阶级美学震惊的“邪恶”诗篇。不管是从政治意义上还是诗歌意义上讲，这显然是一个有点诡秘的密谋暴动者的形象。本雅明就把波德莱尔视为一个“同语言一道密谋策划的人，他在诗行里调遣词句，计算它们的功效，像密谋者在城市地图前分派暴动的人手”。

  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在病困中逝世，终年46岁。《波德莱尔传》写道，“事实上，他的创作活动的真实时间如果跟兰波的创作时间相比显得长些，而跟维克托•雨果比的话，它是非常短暂的：大约18年，从1841年到1859年。这些年就足以把法国诗歌与批评彻底革命了。”这个诗歌革命者的形象，在《波德莱尔传》的最后被印证了。但是，波德莱尔的这副古怪姿态背后的美学意义，却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

  二

  波德莱尔出生于19世纪初期。当时，在大革命过后的法国，虽然波旁王朝仍在执政，但是贵族阶级已呈没落之势，代之而起的是世俗平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现代性。与历史大势的渐趋明朗相比，在社会精神和美学趣味方面，仍然比较混乱。波德莱尔一开始就陷入了既留恋贵族精神又热衷民主精神的矛盾之中。这两种因素不断交锋，后来成了本雅明所指出的波德莱尔精神两重性的根源。

  作为贵族精神形象出现的波德莱尔，推重的是纨绔主义（dandysme），他以此来对抗中产阶级美学。纨绔主义是18世纪初在英国伦敦（以布鲁梅尔为代表）开始流行的一种美学风气，崇尚高雅和独特，以及生活的艺术化。但是与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很大不同的一个地方是，“浪漫派厌恶工业化的城市，认为它是现代罪恶的汇聚地。他们逃离伦敦，在乡野的湖光山色中寻觅自然主义的诗灵。而纨绔派是城市的寄居蟹，他们对自然主义的反感，一如他们对城市中的中产阶级（mid-class）的反感。出自于他们对‘粗俗’（vulgarity）的一般态度，他们更喜欢人工性，或人工的事物（artificiality）。”这显然为波德莱尔后来变成一个城市诗人或者说社会诗人，埋下了伏笔。

  但是在波德莱尔生活的时代，古典风格的纨绔主义已经开始慢慢受到质疑了，尤其是生活的艺术化这方面。在民主革命的冲击下，一种更民主更具现代性的纨绔风格开始形成了。这种区别于布鲁梅尔时代的现代纨绔风格不再追求繁复，而崇尚简单；不再以高雅为美，而以丑甚至以粗俗（当然，不是中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的粗俗）为美；不强调生活形式，而强调内在精神。波德莱尔曾经声称，“浪荡作风(dandysme)甚至不像许多头脑简单的人以为的那样，是一种对于衣着和物质讲究的过分的爱好。对于彻头彻尾浪荡子(dandy)来说，这些东西不过是他的精神的贵族式优越的一种象征罢了。他首先喜爱的是与众不同。所以在他看来，衣着的完美在于绝对的简单，而实际上，绝对的简单正是与众不同的最好方式。”这种着装美学的变化已经隐隐约约显露出向平民化靠拢的趋势了。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波德莱尔“甚至还用砂纸磨掉衣服上俗气的崭新光亮。他不愿意‘Chic Pittoresque’（精心打扮），而这正是浪漫的波希米亚人的嗜好。”

  像巴尔扎克一样，波德莱尔曾经一度为布鲁梅尔着迷。他也宣称“浪荡子(dandy)的美的特性尤其在于冷漠的神气，它来自决不受感动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但是很明显，他那种易于冲动的的诗人气质与贵族的“植物性生活”格格不入。他是一个典型的“擅长提出口号，富于浪漫激情。具有神秘的内心世界，性情乖戾，傲视一切，十分敏感，容易激动”的人。这种气质无形中决定了他的舞台不会是在贵族沙龙里，而只会是在十字街头。这一点，本雅明看得很清楚，他指出，波德莱尔“对纨绔主义的爱是不成功的。他没有取悦人的天赋，而这在纨绔子弟的不取悦人的艺术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

  让波德莱尔从沙龙纨绔子弟变成街头浪荡子的一个现实原因，是1844年的那次经济变故，这让波德莱尔直接踏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街头路口。四年后，也就是1848年，巴黎工人和人民群众领导的革命爆发了，波德莱尔毫不犹豫参加了巴黎的街垒战斗。波德莱尔最终走向浪荡街头，是一系列对“资产阶级”生活拒绝的结果。他的“浪荡”是“对一种职业生涯的拒绝，对主宰着社会的经济法则的拒绝，是对一个家庭的拒绝……正是通过浪荡子的道路，他达到了自由。”因此，真正让波德莱尔和巴黎这座现代大都市发生实质性关系的并不是革命，而是市场。

  三

  资本主义市场赋予了波德莱尔这个浪荡子一个更带社会学色彩的身份，“文人”（homme de lettres）。在波德莱尔那个时代，“文人”，简单说就是卖文为生的人。这一点，本雅明说得很清楚，“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这种“文人”身份，作为一种结果，对于“浪荡”而言，显然毫无意义。波德莱尔干脆把出卖笔杆子的“文人”比作出卖肉体的娼妓，“为钱而干的缪斯”。“文人”即使作为一个过程，他在都市生活中的参与也是虚假的。

  “一个文人与他生活的社会之间的同化作用就随一种时尚发生在街头。在街头，他必须使自己准备好应付下一个突然事件，下一句俏皮话或下一个传闻。在这里，他展开了他与同事及城市人之间全部的联系网，他依赖他们的成果就好像妓女依赖乔装打扮。”在本雅明看来，“文人”的职业需要，使他被动地被嵌入到了社会生活中（文人被社会生活“同化”了），他同城市的联系也是一种被迫性的虚假的联系，就像妓女的打扮一样，并不反映真实。这个“同化”过程原本是一个应急过程，但却被“文人”变相地悠闲化了。“在街头，他（指文人——引注）把时间用来在众人面前显示其闲暇懒散，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在众人面前延长闲暇时间对于认识他自己的劳动力是必需的，这使它的价值变得大得简直让人难以捉摸。”显然，“文人”所谓的悠闲，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机制造成的假相而已。

  与“文人”相比，波德莱尔更看重“浪荡子”的另一种身份，那就是“风俗画家”。或许是为了补充“文人”这种身份的不足，波德莱尔特地强调了“风俗画家”的文人性。“风俗画家的天才是一种混合的天才，即其中文学精神占了很大部分，……观察者，漫游者，哲学家，你们随便叫吧。……他有时是诗人，但他常常更接近小说家或道德家，他是时势以及时势所暗示的永恒之物的画家。”这种“风俗画家”，可以是实际身份（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是以法国画家贡斯当丹•居伊为例子来展开的），但是某种意义上又是一种象征，即泛指描绘现代生活的人。波德莱尔把爱伦•坡的小说《投入人群的人》就理解为一幅画。波德莱尔认为“风俗画家”既是纨绔子又不是纨绔子。说他是，是因为纨绔子“德行好，通晓人世各种道德机制”，而“风俗画家”也有“道德家”的成分；说他不是，则是因为纨绔子追求冷漠，避开人群，而“风俗画家”“被一种不可满足的激情，即观察和感觉的激情所左右”，会走入人群。

  但是，“浪荡子”和人群的关系注定是若即若离的（这一点后面还会详细谈到）。本雅明认为这和波德莱尔的悲剧性的性格有一定关系。“由于他对任何事情都不确信不疑，他便想出一种又一种新的形式。游手好闲者，流氓阿飞，纨绔子弟以及拾垃圾者，所有这些都是他众多角色。由于现代英雄根本不是英雄，他又扮演起英雄来。英雄式的现代主义最终落得一个悲剧的下场，这里面也包括英雄的一份。”显然，波德莱尔这种身份的不断变换，容易被左派斥为“颓废的小资产阶级游移不定的遗风”。本雅明则看到了小资产阶级的“浪荡子”所必经的商品化的阶段，“对于波德莱尔所属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朝一日不可避免地要意识到他们劳动的商品性质；……只有到了那一天他们才真正算经历了他们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波德莱尔是清醒的，他对于“游荡”的“商品”本质始终保持一种自我意识。

  四

  “浪荡子”在都市中的体验，主要是围绕着人群（或者说“大众”）展开的。“人群”曾经被波德莱尔视为“浪荡子”的“领域”，“浪荡子”的“激情和他的事业，就是和群众结为一体”。这种结合的方式是“移情”。“移情就是游手好闲者跻身于人群中所寻求的陶醉的本质。”与纯粹的漫游者不同，“浪荡子”的肩负着一个“拯救”现代性的使命，那就是“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在波德莱尔看来，“人群”就是现代性活的载体。他在一首名为《致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的十四行诗中，描述了这种从过渡、偶然中捕捉到永恒的体验。这首诗讲一个裹在寡妇面纱里的陌生女子被无形的大众推搡着，像幽灵一样进入诗人的视野，旋即又飘然离去。本雅明分析道，“这首诗探讨的不是市民生活中人群的作用，而是人群在充满情欲的人的生活中的作用。初看这个作用仿佛是消极的，其实不然。诗人不但没有躲避人群中的幽灵，相反，这个令他着迷的幽灵正是这个人群带给他的。”显然，在这里，大众中的体验还并未显现为一种对立的、敌视的因素。

  但是现代性的矛盾性注定要爆发出来。当“人群”作为审美现代性时，它给诗人带来了人群中的“陶醉”；但是当它作为工具理性时，就暴露其“非人性”的一面了。波德莱尔曾经翻译过爱伦•坡的小说《人群中的人》，本雅明认为小说暴露了“人群”的“某种力和内隐深度的社会性力量”。“人群”体现出某种“威胁性”。他进一步作了区分，“人群中的人绝非游手好闲者。在人群中的人身上，沉静让位于狂暴行为。”在本雅明看来，“人群”完全被异化了。“‘住在大城市中心的居民已经退化到野蛮状态中去了——就是说，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而保存着的赖依他人的感觉逐渐被社会机器主义磨平了’。这种机器主义的每一点进展都排除某种行为和“情感的方式”。安逸把人们隔离开来，而在另一方面，它又使醉心于这种安逸的人们进一步机器化。”大都市的生活快节奏和不断的紧张刺激，使人群中的人频频陷入震惊体验之中，而为了抑制这种震惊，一种机械化的反应生成了。这个过程就是前文所说社会生活的“同化作用”，也就是说“技术使人的感觉中枢屈从于一种复杂的训练”。

  在这个“人群”机器化的过程中，本雅明敏锐地察觉到了集权主义的影子。“一条街道，一场大火，一起车祸把没有按阶级路线划分的人们聚集到一起。他们以具体的实体的形象出现，但在社会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在他们孤立的自我利益上，他们依然是抽象的。商店的顾客便是他们的模式。这些人各怀着自己的利益芸集市场，环绕起他们的‘共同目标’。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人群只是一种数字的存在。这种存在隐藏着人们身边的一个巨大的怪物：由于私利的巧合而集中起来的个体。如果这种集中变得显而易见——集权国家对此负有责任，它为自己的目的而把它的依附者永久性地、强制性地集中起来——这种集中的混杂特性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对那些卷入其中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人们用这种方式把他们聚集到一起的商品经济合理化。就像把‘各类’人聚集到一起的‘命运’一样。这样做，人们便让整体的本能和反射行为任其自然了。”由于个人自我意识的丧失，“人群－大众”完全空洞化，从而成为集权主义暴力的帮凶。

  正是在强调个人自我意识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作为“浪荡子”，和“人群”拉开了距离。“这个大城市大众的形象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具有决定意义。如果他屈从于那种力量，被那种力量拉进他们中去，甚至像一个游手好闲者那样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他就再不能使自己摆脱那种根本上的非人性的组成性质了。”波德莱尔对人群的体验带有“痛心和无数的自然震惊”的痕迹。这些是行路人在大城市的拥挤和喧嚣中所经受的，这也使他的自我意识更加警觉。（他对于游荡的“商品”本质上就保持这种自我意识）对于波德莱尔来说，人群从来不是能将他的思想重锤锻入世界深处的刺激物。与同期的雨果不同，在波德莱尔看来，“还政于民”、“民主”和进步这些口号旗帜美化了大众的生存。但是和雨果一样，他也没看到“人群”的社会属性（这个任务是由马克思完成的，马克思很早就认识到，锻造那种不成形的大众是他的任务），而是以一个现代主义的“英雄”形象，从“人群”中分离出来了。

  但是英雄式的现代主义最终落得一个悲剧的下场，可以说，“浪荡子与人群的非个人性打了一场必败之仗，并拼命地在在纷繁中保持沉着镇定，用灵韵的最后一点破碎的残余浸润大众，这样就可以从中自我陶醉，获得补偿。”因此，尽管波德莱尔同“人群”分手了，但他却还是变成了他们的同谋，“他如此之深地卷进他们中间，却只是为了在轻蔑的一瞥里把他们湮没在忘却中。”这个矛盾形象，正如同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一样，却是难以摆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