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君子/君子与时代新人丛书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何为君子》属于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是《君子与时代新人丛书》（4册）中的一册。本书围绕“君子”主题，阐述君子人格和君子文化的内涵，涉及君子的概念、君子的为人处世之道、君子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意义等方面。本书对于大众了解传统文化，提升道德修养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章 君子概念的形成、发展及内涵

节 君子之道的历史渊源

第二节 孔夫子对君子之道的创新定义

第三节 君子意味着教养与高贵

第四节 君子与小人

第五节 小人的群类

第六节 普通人与君子的差别

第七节 君子与士

第二章 君子的人格特征

节 仁一一自重而爱人

第二节 义——宜于情，宜于理，宜于事

第三节 礼——天理的纹路

第四节 智——聪慧明达

第五节 诚与信——不自欺，不欺人

第六节 勇——知耻坚韧，敢为敢当

第七节 慎独——独处之时，亦谨慎不苟

第三章 君子修身

节 君子避嫌疑

第二节 和而不同

第三节 小人无错，君子常过

第四节 君子三畏

第五节 君子自助

第六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七节 宽容

第八节 君子以直报怨

第四章 君子的为人处世之道

节 君子对鬼神的态度

第二节 君子对事业的态度

第三节 君子对金钱的态度

第四节 君子对学习的态度

第五节 君子的为政之道

第六节 君子的在野之道

第七节 君子的持家之道

第五章 君子的私人生活

节 君子的娱乐

第二节 君子的爱情

第三节 君子的婚姻

第四节 兄弟相处之道

第五节 与父母的相处之道

第六节 待师之道

第七节 朋友相处之道

第六章 君子人格的隐喻

节 坚韧高洁——松

第二节 虚心有节——竹

第三节 傲雪愈香——梅

第四节 不迎合世俗——菊

第五节 花中的贵族——兰

第六节 出淤泥不染——莲

第七节 温润自好——玉

安鲁东，本名安丰文。长期专注于国学、历史及经济学研究。对儒家经典。有独到的体悟。已出版的著作有：《 厉害的皇帝：朕是刘邦》《历 的隋唐英雄》《一千年前的中国》《1514：发现大明》。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君子之道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沃土中生出的特有的美丽花朵。它起源很早，早得几乎难以考证；但 迟在西周初年，也就是在距今约三千年前，它就散发出了迷人的芬芳。

     这古老的芬芳，我们至今仍能嗅到。

     它在神秘的卦辞之上——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它在优美的诗句中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扬之水，白石皓皓。

     素衣朱绣，从子于鹄。

     既见君子，云何其忧？ 君子之道的起源，与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度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说，它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这与中世纪产生于欧洲的骑士之道相类似。

     封建制度等级森严，但总体上是把社会一分为二，上层是世袭的贵族阶层，下层是庶民阶层。

     贵族阶层享有各种社会地位与物质上的特权，这些特权使他们贵且富。但他们同时也强烈地意识到，人不同于一般动物，人是重精神的，现实中的地位之贵与物质之富，支撑不起“贵族”这一称号的全部；贵族， 重要的是要体现精神的尊贵——具备高于一般庶民的知识、道德与责任担当。

     贵族们为了区别自己在精神上与普通民众不同，自然需要一套共同的行为准则与信条，以显示自己对高尚品德的追求是多么与众不同。这些行为准则与信条的理想化标准，即可称为君子之道。

     君，本意指尊而有位者，可理解为贵族中的一分子；子，本意指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君”与“子”连为一词，它早期的含义，是指贵族中的有教养者。

     当然，那时君子的指称，以身份地位为 位，以道德学问为第二位。也就是说，只有出身于贵族的人，才可能被称为君子；出身于庶民者，即便有道德学问，也难获君子的称号。在现实中，有些贵族尽管猥琐，可人们为了保他面子，也常常含混地称之为君子。

     出身于贵族的人，未必天生具有高贵的精神。家庭出身，只能给一个人贵族的身份，唯有教育，才能给予一个人高贵的精神。

     塞万提斯在他的著作《堂吉诃德》中说：“血统是从上代传袭的，美德是自己培养的；美德有本身的价值，血统只是借光。” 为了把贵族子弟培养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夏朝、商朝就已开办贵族学校；到周朝，这种教育已相当成熟。

     周朝设大学与小学。贵族子弟一般八岁人小学，学习进退应酬之法，以及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法、算术等知识与技能。到十五岁左右，升人大学，进一步学习诗书礼乐等知识，以及修己治人之道，以为将来参与政治

在线阅读地址：何为君子/君子与时代新人丛书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何为君子/君子与时代新人丛书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何为君子/君子与时代新人丛书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书籍介绍

道德类图书既要好看又要好用，是一个难点。如果讲太多的原理、方法，可能好用，但容易变成道德说教，不利于形成阅读的愉悦感。如果一味追求好看，用所谓的大话、戏说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则容易流于浅薄和庸俗。本书的亮点在于，它不是高高在上地进行道德说教，而是以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典故、诗词歌赋为载体，渗透式地讲明了我们现代人为何要做君子，如何修身养性、为人处世。

• 作者：听雪闲兔 发布时间：2022-12-12 16:49:11

  书上说的显得非常封建迷信，我实在不敢苟同。但是，从这本书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人们的三观，是非常系统且直观的，属于是了解中国文化必读之书。

• 作者：九月五的酒 发布时间：2011-01-19 23:05:40

  哎呀，秦汉卷比先秦卷差远了，或许对汉朝太了解了，感觉谁来写都不会对自己胃口的

• 作者：张迪 发布时间：2019-10-25 20:35:11

  过了打5星，明天就考了

• 作者：salv 发布时间：2015-04-25 17:47:02

  满减入手很值

• 作者：酷嗜部 发布时间：2013-04-16 16:39:02

  手上的是扉页倒错版，某人说太难得不让我拿去调换。

• 作者：Explore 发布时间：2023-01-14 16:49:52

  冬游自驾，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泉州。沿着海岸线走一走，这本书上的知识，打个卡。

• 编辑手记

  作者：Chemin 发布时间：2014-04-22 10:37:07

  面前摆上《复明症漫记》的原书和译稿的时候，我并没有多想便直接投入了工作。《复明症漫记》是我正式参与到编辑工作的第一部小说，而在这之前，自诩文学爱好者的我甚至也只知道萨拉马戈那部著名的《失明症漫记》以及那场总被类比到现实政治和权力腐败的虚构的瘟疫。

  在最初惊奇于还有《复明症漫记》这样一本书之后，我就鲁莽地开始了工作。对照着葡语原文、英译本以及范维信先生的译稿，我几乎把书的每句话都读了三遍。初始的不适——很快我就发现之前编辑提醒我的萨拉马戈的特点：大段大段的缠绕的句子，纷乱的人物粉墨登场，只有逗号和分号（中文译者为了对应原文可以直接用首字母大写的单词代表对话的开始，添加使用了这个标点符号）——之后，工作变得美妙起来。连续每个白天感受着萨拉马戈的语言魔力，视线追随着萨拉马戈朴实的用词和颇显黑色幽默的视角，我体味着一场盛大而荒诞的闹剧（farce）。很有趣，我想，也很直白。莫名而起的白色选票的戏剧性场面，左中右派的典型言论，政要们不知所云的争执和急切盼望通过强权解决危机的惯性操作，窃听、关押、逼供，政客们虚伪的电视讲话，明显的荒谬让阅读的过程一直伴随着心领神会的笑意，这大约是萨拉马戈对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的用力挥出的一记左勾拳。

  不过萨拉马戈要讲的显然更多。

  政府机关撤出首都之后，小说的目光追随了留守在首都的市政委员会主席工作中的一天：内政部长打来电话，要求这位主席组织首都环卫部门罢工，而主席并不情愿，挂下电话之后，主席有些忧心自己的政途，满怀心事地从自己高高办公室里俯瞰着这座城市宁静而祥和的广场以及在其中漫步的人们。接着，我们看到忧心忡忡的主席皱着脸提前下了班，在路上被人指指点点也不在意，主席担心的事情似乎已经不再是自己的政途问题了。接着，他想到了自己在联合国工作的女儿，也许是出于孤独，他给自己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妻子是一名外科医生，正要去做一台手术。这时，我们已经大致了解到这位市政委员会主席了，他属于一个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家庭：无论是他，还是妻子，还是女儿，都拥有颇有地位、前途以及好名声的工作，我们也完全可以相信他跟随右翼党的理想是真诚的，他原本相信生活很美妙，而自己和家人只要遵循着社会常规，一切就能够越来越好。

  政府部门撤离后首都平静而缓慢的生活步调在市政委员会主席找了一家小店独自吞咽晚餐时戛然而止。地铁站方向的爆炸像一个慢镜头一样扑向了地铁站周边猝不及防的人们，我们仿佛看到了热浪掀起的气流扫过人们惊诧的身体，主席的脸也被碎玻璃刮伤了。在全书最感人的片段之一，主席逆人流而上奔向事故现场，他心里的痛苦和懊悔让我们随着他一起从幻梦一般美好的中产阶级生活中跌落下来，他的担忧成真，他急切地做着自己能够做的一切：召来相关应急部门，应付媒体的冷嘲热讽，在事故现场守候着最后的结果——而这一切在事故面前都显得那么无力、如此于事无补。痛苦让他再也没法变回从前那个光鲜亮丽的市政委员会主席了：“一位真正的市政委员会主席有官方的汽车接送，有秘书拎公文包，有三个贴身保镖开道，而走在街上的那个人是个又脏又臭的流浪汉，是个可怜得让人掉眼泪的人，是谁也不肯施舍一桶水让他洗洗裹尸布的幽灵。”（p103）回到家他终于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了。他拨电话给内政部长，直接控诉了这起恐怖事件的负责人，然后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与邪恶机构的决裂让他涤洗了自己的灵魂。

  当我第一次完整地读完这一节之后，抬头四顾，一时简直没法回到安静的办公室里的现实中来。我觉得眼底有点泪意。感伤来得直接。萨拉马戈是2004年完成这部作品的，他写的不就是我们正直面的黑暗的现实吗？一个恐怖袭击里总有邪恶的目的和无辜的死伤，而我们每个人总是无可避免地成为加害或者被害的一环。而我们又能够怎样才能拒绝成为邪恶的帮凶呢？而如果我们还想当然地以为民主选举必然带来最优的结果，那么这一段的阅读让我们有理由从根由反思我们身处的现实。

  现实的确更坏了。全书的内容刚刚过半，执迷于权力的政客们还在勾心斗角，为了解释这个恐怖袭击，为了解释被他们定性为“邪恶”的空白选票事件，毫不意外地，他们盯上了一个可以解释这一切的替罪羊——这大概已经被写在了某本在政界广为流传的应急教科书中吧。而带着这一秘密任务的警督才终于第一次出场。

  从这个角度看，萨拉马戈的这本《复明症漫记》有点太不寻常了。读完全书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警督是这本小说当之无愧的主角，承载着小说的灵魂——而警督在整部小说的后半部分才颇为滑稽地登场，而且只是三个鬼鬼祟祟、偷偷摸摸，避开监视器、翻过铁丝网、潜入首都的人影中的一个。甚至警督在执行任务——找出四年前失明症蔓延的时候那个唯一没有失明的女人，然后找出“证据”以便逮捕她——的过程中的各种反应和行为都有点好笑，有时候甚至还不如那个年轻的圆滑的警司来得专业，偶尔让那个鲁莽的警员都觉得莫名其妙。不过作为警察，执行命令是天职。正如警司和警员掩去了内心的怀疑，听从长官的吩咐和安排一样，警督也遵从着内政部长直接给他下达的命令——他一向也正是这么做的，他的忠诚让他爬上了现在的位置，也让他成为了这一任务的执行人。

  警督在跟内政部长用代号打电话时，这个场面让小说的讥讽达到了高潮。“海鹦”、“信天翁”、“鱼鹰”以及“猫鱼”、“针鱼”……这些海洋上有着自己生物链的动物让政客的嘴脸显得那么可憎，把他们送上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的人们在他们的眼里都只是猎物而已，只要自己有需要，随时都能抓为己用。

  但警督的转变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也许是医生的妻子从《失明症漫记》中就有的救赎的力量，也许是警督在哪个细节受到了触动。萨拉马戈的魔术让警督从一个不知变通的老顽固变成了一个转变信念后选择遵从自己的良心的人。我们也渐渐读懂了警督的行为，渐渐明白了警督的话中的深意：“出生的那一刻我们仿佛为一生签署了契约，有一天我们会问自己，是谁替我们签署的。”（p245 & p259）

  萨拉马戈更深的含义事实上寄予在了警督身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市政委员会主席的温和的选择。全书一波三折，请容许我不再剧透至小说的结尾。我只能说，萨拉马戈拒绝无意义的感伤。警督的故事终结了闹剧，也表明了萨拉马戈的态度。《复明症漫记》绝对是萨拉马戈作品序列中非常特别的一部。一贯的语言风格，但却没有那么多寓言，也没有那么多离奇，他写的是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叩问的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萨拉马戈有一种神奇的讲故事的能力，寥寥几笔就让每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人栩栩如生，而众声喧哗的场景里你很清楚地就能分清每一个声音以及声音背后的人和想法。我很庆幸自己是从《复明症漫记》开始的自己作为编辑的道路。后续的一切繁琐工作和意外状况，我都当成自己作为一个有所得的普通读者对作者和译者的感恩。尽管编辑的工作在作家和译者面前似乎微不足道。

  P.S. 上周末逛书店时，《复明症漫记》被放在一个偏僻的展示台上，在一众花花绿绿的小清新们的包围下简直要被淹没了。因为签版权时规定了出平装书，所以《复明症漫记》黑漆漆的封面似乎显得很不讨巧，也不够“高大上”。当然是我自己的私心吧，我觉得单独拿起这本书的时候，封面和包装以及手感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也传达了一点点书的内容的感觉。我只是替这本书有点委屈——这本书值得更多的读者，也经得起更多的解读。

  促使我写这篇编后记的原因也是如此，如果有谁曾因为好奇用中文搜索一次"复明症漫记"的时候，翻翻网页就能看到多一个读者对这本书的爱。

• 【转】杨天宇：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31 16:01:00

  一、《礼记》的编纂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小戴记》，凡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最初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编纂。[1]

  戴圣本是《仪礼》学的专家。《汉书·儒林传》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案即今所谓《仪礼》）17篇……而瑕丘萧奋以《礼》（案亦指《仪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案据《后汉书·儒林传下》，戴圣为戴德之兄子）、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海太守。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

  《汉书·艺文志》亦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可见戴圣师事后仓，本为今文《仪礼》学博士。

  然而《仪礼》仅17篇，而其中《既夕礼》为《士丧礼》的下篇，《有司》为《少牢馈食礼》的下篇，实际只有15篇。这15篇所记又大多为士礼，这对于已经实现了大一统而欲建立一整套礼仪制度的西汉王朝来说，显然是不够用的。因此，汉代的礼家从当时流传的有关礼的《记》文中吸取材料，以补《仪礼》经文之不足，就是很自然的事。

  当时有关礼的《记》文是很多的。洪业先生有“《记》无算”的说法，曰：

  所谓记无算者，以其种类多而难计其数也。且立于学官之礼，经也（案即指《仪礼》），而汉人亦以《礼记》称之，殆以其书既有经，复有记，故混合而称之耳。……兹姑略举其他。案《汉书·艺文志》列《礼》十三家，其中有“《记》百三十一篇”，原文注云：“七十子后学所记也。”明云“记”者，仅此而已。然“《王史氏》二十篇”，而后云“王史氏记”；“《曲台后仓》九篇”，而如淳注曰“行礼射于曲台，后仓为记，故名曰《曲台记》”，是亦皆记也。至于“《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中庸说》二篇”，后人或指其篇章有在今《礼记》中者，是亦记之属欤？又《礼》家以外，《乐》家有《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有《孔子三朝》七篇，亦此类之记也。略举此数端，已见“礼记”之称甚为广泛矣。[2]

  如此众多的记文，礼家根据需要，选抄一定的篇数，以为己用，于是就有了戴圣的49篇之《礼记》，以及戴德的85篇之《礼记》。戴圣之《礼》学既以“小戴”名家（见前引《汉书·儒林传》），故其所抄辑之《记》，后人即称之为《小戴礼记》。同样道理，戴德所抄辑之《记》，后人即称之为《大戴礼记》。

  戴圣的49篇《礼记》，据郑玄《礼记目录》，每篇都有此于《别录》属某类的记载。如《曲礼上第一》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檀弓上第三》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通论”，《王制第五》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等等。《别录》是刘向所撰，由郑玄《目录》所引《别录》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礼记》49篇的抄辑时间，当在成帝命刘向校书之前；其二，由《别录》的分类可见，49篇之《礼记》确系从各种记文中抄合而成。如《月令第六》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第十四》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说明这二篇都是抄自《汉志》“《礼》家”的“《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第十九》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说明此篇是抄自《汉志》“《乐》家”的“《乐记》二十三篇”。又《哀公问》一篇，文同于《大戴礼记》的《哀公问于孔子》篇，《汉志》的“《论语》类”有“《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是可见大、小《戴记》名异而实同的此篇都抄自《孔子三朝》。其他诸篇盖亦如此，只是今人已不可一一考明其出处罢了。

  《礼记》49篇自戴圣抄辑编纂成书，在其辗转传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本子，盖因传抄者有意无意地对其进行改字、增删所致。如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后仓之弟子闻人通汉、戴圣等皆与其议，议中皆引用得有《记》文，其中见于《礼记》者，当即戴圣所辑《礼记》初本之文。《石渠阁奏议》今已不可见，而《通典》中尚保留有当时的若干材料。如《通典》卷83《初丧》记闻人通汉引《礼记·杂记上》曰：“君赴于他国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今本《杂记上》则曰：“君讣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执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通典》所载闻人通汉之语盖约《杂记上》之文，而“赴”字今本作“讣”，则当为传抄者所改。又《通典》卷73《继宗子议》记闻人通汉引《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此条为今本《礼记》所无，颇疑为《礼记·曲礼》初本之文而为后人传抄所删或所遗漏。又《说文》中亦有若干条引用《礼记》的材料，其所引亦有类似的情况。如《羽部》“翣”字注曰：“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王筠《说文句读》以为此所引是《礼器》之文。而今本《礼记·礼器》此条曰：“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为贵者也。”《说文》所引，盖约《礼器》之文，然今本无“士二”之说，则可能为传抄者所遗。又《亻部》“偭”字注曰：“《少仪》曰：‘尊壶者偭其鼻。’”而今本《礼记·少仪》此句作“尊壶者面其鼻”。是《说文》所据本之“偭”字，今本作“面”，显为传抄者所改。

  关于这一点，大量的证据，还在今本《礼记》郑《注》中。郑《注》于《礼记》正文某字之下，往往注曰：“某，或为某”，或“某，或作某”。陈寿祺曰：“郑氏《礼记注》，引出本经异文，及所改经字，凡言‘或为某’者，《礼记》他本也。”[3]兹仅从《曲礼上》中举出数例。“宦学事师，非礼不行”，《注》曰：“学，或为御。”“席间函丈”，《注》曰：“丈，或为杖。”“跪而迁屦”，《注》曰：“迁，或为还。”“其饭不泽手”，《注》曰：“泽，或为择。”类似的例子，仅《曲礼上》中就有十余条之多。据台湾学者李云光先生统计：“如此者，全书《注》中共计二百零六条。其中时有一字连举二种异文者，如《檀弓》云：‘袵每束一。’《注》云：‘袵，或作漆，或作髹。’《郊特牲》云：‘乡人裼。’《注》云：“裼，或为献，或为傩。’此一字而举二或本异文者，共十一条。”[4](P38)由上可见，《礼记》在其流传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异本、异文之多。

  《礼记》在汉代流传过程中之异本，见于文献而今可考者，有刘向的《别录》本。《释文·序录》自注曰：“向《别录》有49篇，其编次与今《礼记》同。”案刘向校书在二戴之后，经刘向校后的《礼记》，与戴圣的初本自不能无异。《汉书·儒林传》曰：“小戴圣授梁人桥仁季君、杨荣子孙（师古《注》：‘子孙，荣之字也。’）……由是……小戴有桥、杨氏学。”而《后汉书·桥玄传》曰：“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案‘德’乃‘圣’字之误）学，著《礼记》章句49篇，号曰桥君学。”是《礼记》又有桥氏本。而杨荣既与桥仁同师于小戴，且学成后亦独自名家，则可见《礼记》当亦有杨氏本，不过史书缺载罢了。据《后汉书·曹褒传》，褒“持庆氏《礼》”，又“传《礼记》49篇，授诸生千余人”，是《礼记》又有曹氏本。据《后汉书·马融传》，马融所注诸经中有《三礼》，当是兼《周礼》、《仪礼》、《礼记》而言。又据《释文·序录》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礼记》是也。”是《礼记》又有马融校注本。据《后汉书·卢植传》记载，卢植所著书，有《三礼解诂》，是亦兼《周礼》、《仪礼》、《礼记》言；又载卢植上书曰：“臣少从通儒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敢率愚浅，为之解诂。”《释文·序录》即载有“卢植注《礼记》二十卷”，可知《礼记》又有卢植校注本。至于流传于当时而今已不可考者，尚不知凡几。而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的一大功绩，就在于他将当时流传的《礼记》的各种本子相互参校，并为之作《注》，从而使《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

  郑玄校订《礼记》的一大特点，就是既于诸异本、异文中择善而从，又在《注》中存其异文。正如李云光先生所说：“郑氏不没别本异文，以待后贤考定，亦多闻缺疑之意，与他家之有伪窜经文流传后世者异其趣矣。”[4](P42)又李氏对于郑玄校书的体例和方法，考述至为详密，其《三礼郑氏学发凡》一书之第二章，即专论郑氏对《三礼》之校勘，凡十节，兹仅录其目如下：

  第一节　以别本校之

  第二节　以他书校之。其中又有三细目。曰：

  一、以所引用之书校之

  二、以相因袭之书校之

  三、以相关之书校之

  第三节　以本书内他篇经文校之

  第四节　以本书内上下经文校之

  第五节　以字形校之

  第六节　以字音校之

  第七节　以字义校之

  第八节　以文例校之

  第九节　以算术校之

  第十节　以审定正字之法校之

  其中仅第九节“以算术校之”未举《礼记》之例。是可见郑校《礼记》体例之严密。

  郑玄不仅对《礼记》49篇之文字进行校订，又对《记》文作了注解。郑玄的《注》，博综兼采，择善而从，且一反有汉以来学者（尤其是今文学家）解经愈益烦琐化的趋势，而欲“以一持万”，“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5]力求简约，以至于往往《注》文少于《记》文。如《学记》、《乐记》2篇，凡6495字，而《注》仅5533字；《祭法》、《祭义》、《祭统》3篇，凡7128字，《注》仅5409字，等等。这种“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而又至为简约的《注》，比起那些“章句多者乃至百余万言”，致使“学徒劳而少功”[6]的繁琐的旧《注》来，其优越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郑注本《礼记》一出，即深受广大学者欢迎。与此同时，篇目繁多的《大戴礼记》，则很少有人研习，后来逐渐佚失，到唐代，原书的85篇，就只剩下39篇了。

  至于郑注《礼记》的体例，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三礼郑氏学发凡》一书中，自第三章至第六章，凡78节，作了详密而出色的考述。又已故学者张舜徽先生在其所著《郑氏校雠学发微》和《郑氏经注释例》中[7]，对于郑玄校注《礼记》的体例考述亦精，读者可参看，兹不赘述。

  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礼记》学

  东汉末年，由于党锢之祸迭起，嗣后继之以军阀混战，三国鼎立，经学急剧衰落。然而郑玄所注诸经，当时称为郑学，却大行于世。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一书中说，在此儒风寂寥之际，唯郑学“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矣。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又说：“郑君党徒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8]据刘汝霖考证，曹魏所立19博士，除《公羊》、《谷梁》和《论语》三经外，《易》、《书》、《毛诗》、《仪礼》、《周官》、《礼记》和《孝经》，初皆宗郑学[9]，是皮氏所谓郑学“小统一时代”，确非虚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礼记》本是附属于经（《仪礼》）的，而自郑玄为之作《注》以后，始与《仪礼》、《周礼》鼎足为三，而魏时又第一次为之立学官。《礼记》在经学中这种地位的变化，实由郑《注》的影响所致。

  然而魏时王肃不好郑氏学。王肃亦博通今古文经学，并遍注群经（其中包括《礼记》30卷，见于《释文·序录》、《隋志》以及二《唐志》），却处处与郑玄立异，有“集《圣证论》以讥短玄”[10]，当时称为王学。王肃党于司马氏，其女又嫁给了司马昭，因此凭借政治势力和姻戚关系，其所注诸经“皆列于学官”[10]。案司马氏控制曹魏政权，当是在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杀了曹爽之后，第二年即改元为嘉平，是王肃所注诸经立学官，盖不早于嘉平年间，这时已是曹魏中后期。据《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256年），高贵乡公临幸太学，问诸儒经义，帝执郑氏说，而博士之对，则以王肃之义为长，“故于此时，王学几欲夺郑学之席”。[11]

  晋承魏绪，崇奉儒学，而尤重王学，因此魏晋之际郊庙之礼，“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12]，而不用郑氏说。然王学之盛，仅昙花一现。到了东晋，王学博士俱废。元帝初年，简省博士，“博士旧制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12]（《荀崧传》）。而所置九博士，除《周易》、《古文尚书》、《论语》、《孝经》，则皆宗郑氏[13]。可见东晋经学虽衰，郑学则复兴。值得注意的是，《三礼》中惟独盛行于两汉的《仪礼》未立学官，原来附属于《仪礼》的《礼记》反而立了博士，可见《礼记》学的传习，已胜过《仪礼》了。

  南北朝时期，天下分为南北，经学亦分为南学、北学。据《隋书·儒林传·序》，“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然于《三礼》，则“同遵于郑氏”。南朝疆域狭小，人尚清淡，家藏释典，经学益衰。到梁武帝时，始较重视经学，经学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但到了陈朝，又迅速衰落了。南朝的经学，最可称道者，要数《三礼》学了。《南史·儒林传》于何佟之、严植之、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俊、皇侃、沈洙、戚衮、郑灼诸儒，或称“少好《三礼》”，或称“遍习郑氏《礼》”，或称“尤明《三礼》”，或称“尤精《三礼》”，或称“通《三礼》”，或称“善《三礼》”，或称“受《三礼》”，而张崖、陆诩、沈德威、贺德基诸儒，也都以礼学称名于世。

  北朝经学，稍盛于南朝，其间如孝文帝、周武帝，崇奖尤至。北朝号称大儒，能开宗立派的，首推徐遵明。徐遵明博通群经，北朝诸经传授，多自徐遵明始。据《北史·儒林传·序》说：“《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遵明的《三礼》学传于李铉等人，李铉又传于熊安生等人，安生又传于孙灵晖、郭仲坚、丁恃等人。值得注意的是，“诸儒尽通《小戴礼》（案即指《礼记》），于《周》、《仪》兼通者，十二三焉”。可见北朝诸儒于《三礼》中，尤重《礼记》学。

  又南北学虽趣尚互殊，而治经方法，则大体相同。汉人治经，多以本经为主，所作传注，本为解经。魏晋以后人治经，则多以疏释经注为主，名为经学，实为注学，于是义疏之体日起。我们只要稍翻看《隋书·经籍志》和《南史》、《北史》之《儒林传》，即可见南北朝时期义疏体著作之多。其间为《礼记》郑《注》作义疏而声名较著者，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隋志》著录皇侃《礼记义疏》48卷，又有《礼记讲疏》99卷。熊安生《礼记义疏》30卷，见于《北史·儒林传》。皇、熊二氏的《义疏》，即为唐初《礼记正义》所取材。

  隋、唐天下统一，经学亦归于统一。隋朝祚短，经学罕可称道者。隋立博士，《三礼》仍宗郑氏。然据《隋书·儒林传》所载，以礼学名家者，惟称马光“尤明《三礼》”，褚辉“以《三礼》学称于江南”而已。又隋朝大儒，共推刘焯、刘铉，二刘于诸经皆有《义疏》，并曾“问礼于熊安生”，然并非礼学专门。

  唐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经学，于是自汉末以来经历四百年后，经学重又振兴。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以经籍去古久远，文字多讹谬，诏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师古奉诏校订经文，撰成《五经定本》。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以统一经说。贞观十六年（642年），书成，凡180卷。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于是有诏更令裁定，功未成。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诏诸臣考订，加以增删，永徽四年，始以《五经正义》之名正式颁布于天下。据《新唐书·艺文志》，《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16卷（据《旧唐志》则为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6卷（据《旧唐志》则为37卷），总计182卷（据《旧唐志》则为181卷）。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书无异说。每年明经，依此考试，于是天下之士民，皆奉以为圭臬。自汉以来，经学的统一，未有如此之专者。值得注意的是，《五经正义》于《三礼》独收《礼记》，这是第一次以朝廷名义正式将其升格为经，且拔之于《仪礼》、《周礼》二经之上。于是《三礼》之学，在唐代形成了《礼记》独盛的局面。《礼记正义》亦宗郑《注》，而以皇侃《义疏》为底本，以熊安生《义疏》为辅。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批评皇、熊二氏之书说：“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逾远矣。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犹治丝而益乱也。皇氏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二家之弊，未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胜矣。”可见孔颖达之学宗郑氏，而偏尚南学。又唐人之《正义》，守《疏》不驳《注》的原则，因此《四库提要》批评说：“其书务伸郑《注》，未免附会之处。”[14]

  三、宋元明时期的《礼记》学

  由上可见，《礼记》之学，自汉末至隋唐，除魏晋之际一度几为王学夺席，皆以郑学为中心。然而这种情况，到北宋庆历以后，为之一变。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案作者为刘敞）出，而稍稍新奇矣。至《三经新义》（案作者为王安石）行，视汉儒之学如土梗。”[15]可见庆历以后，宋儒治经，务反汉人之说，治《礼记》亦不例外。皮锡瑞说：“以礼而论，如郊湜是一，有五人帝，无五天帝，魏王肃之说也（案参见《礼记·祭法》‘有虞氏湜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下郑《注》及孔《疏》所引王肃《圣证论》之说）。湜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赵匡之说也（参见同上郑《注》及陆淳《春秋纂例》卷一所引赵匡说）。此等处，前人已有疑义，宋人遂据以诋汉儒。”[8]（《经学变古时代》）案皮氏所举之例，其中的是非姑且不论，宋人的《礼记》学不再宗郑《注》，则于此可见一斑。

  宋儒治《礼记》而用力最勤，成就最著者，当推卫湜。卫湜撰《礼记集说》160卷，日编月削，历三十余载而成。《四库提要》说，该书“采摭群言，最为该博，取去亦最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14]从《提要》的评价，可见此书的价值。然此书不宗《注》《疏》，以《注》《疏》与所采众家相并列而举之，亦宋学风气所使然。

  宋人不仅不信《注》《疏》，进而至于疑经、改经、删经，或移易经文。如《礼记》之《大学》篇，先有二程“为之次其简编”，继而朱熹为之“更考经文，别为次序”，[16]即其显例。又程、朱既以倡明道学自任，因此特重《大学》、《中庸》，将此二篇从《礼记》中抽出，以与《论语》、《孟子》并行，以为这是道统之所在。朱熹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合称《四书》，遂使《大学》、《中庸》脱离《礼记》而独自成学。朱熹死后，朝廷以其所撰《四书》立于学官，于是《四书》亦为一经，此亦可谓《礼记》学之一变。此后治《礼记》而宗宋学者，即皆置《大学》、《中庸》二篇而不释（如元陈澔的《礼记集说》即其例），且于其原文亦不录，以示对朱熹《章句》的尊崇，遂使《礼记》由49篇而变为47篇了。

  元代崇奉宋学。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了“考试程式”，即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诗》用朱熹《集传》为主，《尚书》用蔡沈（朱熹弟子）《集传》为主，《周易》用程颐《传》和朱熹《本义》为主，《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为主（案胡安国学宗二程），《礼记》用郑《注》、孔《疏》。[17]由此可见元人经学所尚。然因二程、朱熹于《礼记》无所作，故仍用古《注》《疏》。所立考试科目，《三礼》亦仅用《礼记》，益可见自唐以来，统治者重视《礼记》之学，远胜《周礼》和《仪礼》。

  元儒研究《礼记》之作，影响较著者，当数吴澄的《礼记纂言》和陈澔的《礼记集解》。吴澄当时号称大儒，于诸经皆有注述，其《纂言》到晚年始成。吴氏治经，虽不为朱熹之学所囿，然其注述，于诸经文字率皆有所点窜，而于《礼记》则以意改并，以成“通礼”9篇，“丧礼”11篇，“祭礼”4篇，“通论”11篇，“各为标目。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五书，《投壶》、《奔丧》篇归于《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亦并与古不同。……改并旧文，俨然删述。”[14]可见吴澄之学，实蹈宋学之迹。陈澔《集说》，浅显简明，然详于礼义而疏于名物。据《四库提要》，其父大猷师事饶鲁，饶鲁师事黄榦，黄榦为朱熹高足弟子，且为朱熹之婿，是陈澔之学渊源甚明[14]。可见《礼记》一学，虽科举用古《注》《疏》，而元儒之研治者，学风已大变。

  明人所颁“科举定式”，经书所主，仍沿元代之旧，《礼记》仍用古《注》《疏》。到永乐年间，《礼记》始改为“止用陈澔《集说》”。[18]据《明成祖实录》，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命胡广等修纂《五经四书大全》，十三年九月书即告成，计有《书传大全》10卷，《诗经大全》20卷，《礼记大全》30卷，《春秋大全》70卷，《四书大全》36卷。成祖亲为制《序》，颁行天下，科举试士，以此为则，而“废《注》《疏》不用”[18]。皮锡瑞批评说，修纂《大全》，“此一代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余年而得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不过“取已成之书，钞誊一过”，而所取之书，不过是“元人遗书，故谫陋为尤盛”。[8]（《经学积衰时代》）其中《礼记大全》，采诸儒之说凡42家，而以陈澔《集说》为主。可见明代经学，不过宋学之遗，而较元为尤陋。明人关于《礼记》的著作，见于《四库存目》者甚多，然几无可称道者。其中如郝敬所撰《礼记通解》22卷，“于郑义多所驳难”[14]，是亦宋学习气也。

  四、清代的《礼记》学

  清代号称汉学复兴，然清初仍是宋学占上风。顺治二年（1645年）所定试士例，“《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传》，《礼记》主陈澔《集说》”[19]，是仍袭元、明旧制。然清初私学，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已启汉、宋兼采之风。如王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著述宏富，于礼则有《礼记章句》。其后治《礼记》者，如万斯大撰《礼记偶笺》，郑元庆撰《礼记集说》，方苞撰《礼记析疑》等，皆杂采汉、宋之说。乾隆十三年（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其中《礼记义疏》82卷），广摭群言，混淆汉、宋，第一次以朝廷名义，打破了元、明以来宋学对于经学的垄断。其时孙希旦撰《礼记集解》，博采郑《注》、孔《疏》以及宋、元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实亦汉、宋兼采之作。

  清代真正以复兴汉学为标帜的，始于乾嘉学派，这是清代的古文经学派。然乾嘉学派重考据，《礼记》的研究不及《仪礼》、《周礼》之盛。如江永的《礼记训义择言》（仅自《檀弓》撰至《杂记》），短促而不具大体；朱彬的《礼记训纂》，又过于简约，远不及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之严密详审。道、咸时期今文经学派崛起，则又以《春秋公羊》学为主，对于《礼记》的研究，不过重在其中若干篇（如《礼运》、《王制》等）的“微言大义”，以宣扬所谓孔子托古改制之义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因此清代虽号称“经学复盛”[8]（《经学复盛时代》），然于《礼记》之学的研究，则未堪其称。清人于《十三经》，唯《礼记》无新《疏》。

  原文参考文献：

  [1]杨天宇.论礼记49篇的初本确为西汉戴圣所编纂[J].孔子研究，1996，(4)：56-63

  [2]洪业.礼记引得序[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转引自陈乔樅.曲礼上[A].礼记郑读考[M].《清经解续编》本.

  [4]李云光.郑氏三礼学发凡[M].台湾：学生书局，1967.

  [5]郑玄.诗谱序[A].毛诗正义：卷首[M].阮校《十三经注疏》本.

  [6]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张舜徽.郑学丛书[M].济南：齐鲁书社，1984.

  [8]皮锡瑞.经学历史：（五）经学中衰时代[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刘汝霖.三国·魏·文帝·五年甲辰[A].汉晋学术编年：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陈寿.魏志·王肃传[A].三国志：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马宗霍.魏晋之经学[A].中国经学史：第七编[M].上海：上海书店，1984.

  [12]房玄龄等.志第九·礼上[A].晋书：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杜佑.礼十三[A].通典：卷五十三[M].《十通》本。

  [14]纪昀等.经部·礼类三·礼记[A].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王应麟，经学[A].困学纪闻：卷八[M].

  [16]朱熹.大学章句序及首章[A].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宋濂等.选举一·科目[A].元史：卷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8]张廷玉等.选举二[A].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9]选举一[A].清通典：卷十八[M].《十通》本.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