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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洋泡泡强  发布时间：2021-10-12 22:43:37

  其实本来想配乐找微蓝海唱的长恨歌配，可惜没找到。我还真是喜欢各种各样的书，这本应该都听到过吧！唐明皇杨贵妃，雨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历史这东西啊。。。。。。。

  我建议可以去听听微蓝海的长恨歌，他这首歌里有个老人，去世前唱的长恨歌部分，很好听，真的，是这个老人自己唱的，自己住院病重期间唱的，老人爱好古文。推荐听一听。

• 作者：luchi 发布时间：2019-09-18 22:20:10

  学习模具设计制造之后再回过头看注塑工艺这就叫降维打击

• 作者：crybaby 发布时间：2022-03-17 09:38:10

  你们看的不郁闷吗？

• 作者：逍遥一叶 发布时间：2019-11-05 23:30:52

  适合更大点的婴儿。很简单的早教书，通过图案、色彩，一些小游戏刺激宝宝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提升心灵和想象力、让身体更强壮、创造力。

• 作者：九千太岁 发布时间：2014-06-06 08:52:14

  书是没有问题滴……但是……矫情，宋词就是矫情！越看越不喜欢……

• 作者：厨子不看菜谱 发布时间：2019-03-14 09:37:25

  果然如作者所言，书写的很有逻辑，而且非常典型，不是那种苦哈哈的鸡汤，全是干货，对于我这样考研的人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而且可读性强，作者虽然是个二本院校的学生，但是思想以及能力，绝对是重本水平的，能够自我反思，从别人的失误中总结经验，定是个聪明人

• 且看朱子读书法

  作者：令狐 发布时间：2009-10-29 23:05:54

                            余英时：我们今天怎样读中国书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而且一提到“读书方法”，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读通一切的书。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开卷》专刊以“我的读书方法”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作法。因为读书方法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在构思这篇短文时，还是不免踌躇，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所谓“方法的变换”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读书自传”不可。

      我另外也感到一个困难：我究竟对谁说“读书方法”呢？我现在姑且假定我的读书是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即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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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3），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4），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5），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6），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7）；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8）：“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9），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 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10）。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11），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12）

      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什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13），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14），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罗尔斯（John Rawls）（15）曾有一段关于如何读书的自白，颇足发人深省。他说：“我读前人的著作，如休谟或康德（16），有一个视为当然的假定，即这些作者比我聪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去研读他们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然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一点错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自己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错误，并且处理过了。他们在哪里见到并处理了这点错误呢？这是我必须继续寻找的；但所寻找的必须是他们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的解答。因此我往往发现：有时是由于历史的限制，我的问题在他们的时代根本不能发生；有时则是由于我忽略了或未曾读到他们别的著作。总而言之，他们的著作中决没有简单的一般错误，也没有关系重大的错误。”这番自白充分表现了西方学人读书的“虚心”和“谦逊”。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17）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

      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18）。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诂的基础知识（19），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听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20）。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听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三十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21），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本文于2005年8月发表在《大学语文阅读文选》“当代散文”部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文/余英时）

  注释：

      （1）本文作于1991年；选自余英时先生的文集《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亦见于作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的《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的《论士衡史》）。陈学超主编、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与西北大学汉学研究所编的《国际汉学论坛》卷一(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前有英文摘要：“The best way to read Chinese books：reading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 but not a hasty to interpret with a western idea is introduced.Its pleasant result is discussed.”本文先叙述写作的缘由及困难，再从专精与博览、虚心与谦逊、中学与西学、真正的读书精神四个视角，结合古人及作者自身读书治学的体验，给“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的“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阅读中国书籍指示门径，精辟通达，真切恳挚。文笔腴厚，文脉清晰，在当今学人论学之作中洵属上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朱子语类》中的话与通行版本有个别字句上的差异，不知是余先生所据版本与通行版本不同，抑或手民之误。

      （2）余英时（1930—）：原籍安徽潜山，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现代儒学论》等数十种中英文著作。

      （3）朱子语类：南宋黎靖德所编的语录体著作，是理学家朱熹与其弟子讲学、问答的分类汇编。《总论为学之方》一卷：指卷八《学二》。《读书法》两卷：指卷十《学四》《读书法上》和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

      （4）诠释学：通译为“解释学”。“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源自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原是一门诠释《圣经》的学问，后来推演为诠释一切文本的方法论层面或哲学层面的学问， 可以说是对解释的解释。

      （5）戴震（1723—1777）：字慎修，一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举乡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喜读书，精训诂。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屈原赋注》等二十余种。

      （6）十三经：指《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儒家的经典。

      （7）疏：注释的注释。

      （8）余嘉锡（1883—1955）：目录学家。字季豫，湖南常德人。以读书、授课、治学为业。著有《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等。《四库提要辨证》是余嘉锡最负盛名的学术专著，此书系统考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乖错违失，是阅读、使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必备、必参的现代名著。

      （10）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有“西方思想之父”之誉。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四十岁在雅典建立学园，授徒讲学。《理想国》：柏拉图的代表作，壮年写就。此书以对话的形式，集中阐述柏氏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方面的思想，其核心是他理想的政治制度。??

      （11）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旧时用以称颂读书人的志向。语本扬雄《法言?君子》：“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语出清人曾燠《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事能名，可为大夫。”

      （12）这段话出自《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要》。捱（āi）来捱去：亦作“厓来厓去”或“挨来挨去”。此指用心地反复阅读，以推求原意。捱：同“挨”，靠近，依靠。

      （13）“尊西人”两句：出自邓实发表于《政艺通报》甲辰（即1904年）第3号《国学保存论》一文。邓实（1877—？）：近代报人、国粹学派的代表、知名学者。字秋枚，广东顺德人。1902年与黄节等人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1905年与刘师培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辛亥革命后致力于收藏鉴赏古今名人字画。1912年与缪荃孙合编《古学汇刊》。在：三联书店版的《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作“克”，当是形近而误。

      （14）鲁迅这句话不详何出。余英时先生引用时，加了引号，当有所本。“少读中国书”，是鲁迅的一贯思想；而“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之说，却不见于16卷本《鲁迅全集》。1925年2月鲁迅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一文中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1926年10月14日上午鲁迅在厦门大学周会上演讲三十分钟，事后他写信给许广平：“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两地书（五六）》）此次演讲的纪要载23日《厦大周刊》第160期，题为《鲁迅先生演讲》。

      （15）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新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著有《正义理论》（A Theory of Justice）、《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等。

      （16）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 现代科学哲学的真正始祖。著有《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等。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主要著有“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17）这段话出自《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浑沦：宇宙形成前万物形质混合不分明的状态。《列子?天瑞》：“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叫之不闻，循之不得。” 那里：哪里。合：同“盒”。抉（jué）开：揭开，打开。底：同“的”。

      （18）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形容人善于读书。语出《史记?五帝本纪》：“《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19）训诂：解释古文字义。这里当指以解释古文字义为研究对象的训诂学。

      （20）discourse：演讲，论述，话语。

      （21）“旧书”两句：出自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原诗旨在劝慰、鼓励安惇莫以中举为念，而要去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先贤的典籍中蕴藏着的无穷学问，“熟读深思”自能领悟。失解：参加贡举考试未中。子：原指安惇，此泛指“中国知识界”的少数“读书种子”。（沈广达 注）

• 《诗人》：翻译极佳的罪案小说

  作者：无机客 发布时间：2007-01-18 21:29:22

  在一个冬日的早晨，躺在温暖的被窝里看《诗人》，一直看到傍晚，书拿起了就没放下，顾不得吃早饭和午饭。在翻到最后一页时，真是畅快！

  判断一部侦探/推理/悬疑/罪案小说的好坏，我会把持着三条判断准则：情节、语言、情绪。

  关于情节，可以用“一波三折”来概括。假如我透露了剧情，简直就是在犯罪。引用下出版社的简单介绍 ：“约翰·麦克沃伊是一名记者，他的双胞胎哥哥肖恩则是一名侦办凶杀案的警察。在查办一桩残忍的断头案时，肖恩突然死亡。人人都以为他是因为压力过大，以致崩溃而自杀……”

  总之，《诗人》的情节设计绝对不会让读者失望。

  语言：

  中译本的语言流畅而极富滋味，这点真是要感谢译者李克勤先生。

  开篇第一段话：

  “死亡是我的领域。我以它为主。我靠它铸就我在这一行的名声。我以一个殡葬员的激情和精确来对待它——面对死者家属时，面带忧郁、充满同情地对待它；独自一人时，则像个技艺娴熟的工匠一般对待它。我始终认为，跟死亡打交道的诀窍，就是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一条铁律。别让它的气息吹上你的脸庞。”

  这样绝佳的文笔，甚至令我起初以为“诗人”是主角约翰的外号！

  情绪：

  第三点其实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侦探小说的情节，写到如今已呈山穷水尽之势，难以翻出新花样；语言功底不俗的作家并非稀数；而能将一个故事讲述得打动人心、让读者感同身受，这样的作家并不多见。

  小说主人公约翰·麦克沃伊是报社里专门报道谋杀案的记者，他的哥哥突然去世，而他又开始了追查真相的旅程，接触到各个地方的不少警察。在小说中，对新闻圈和警察圈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几位其中的人物。性格暴躁的索尔森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

  康奈利在书中特别擅长前后呼应的本事。譬如小说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都是用“死亡是我的领域”开启篇章；譬如小说在第一章就提到了主角姐姐萨拉的死，但直至346页才交待事情的原委；又譬如主角在芝加哥时先是取走了被害小男孩的照片，后来又“将鲍比·斯马瑟斯的照片放回了原位”。这些精心铺设的细节描写都有力地烘托了气氛和情绪。

  读完《诗人》，觉得精神气和它相仿的小说还有：Harlan Coben的《No Second Chance》和Greg Iles的《Mortal Fear》。这类小说的最大特点是主角（调查者）往往与遇难者有密切的关系，在调查的过程中往往会穿插对于过去的回忆，体现家庭、友谊等主题。

  该书的小小纰漏：

  首段原文为：“Death is my beat. I make my living from it. I forge my professional reputation on it. I treat it with the passion and precision of an undertaker—somber and sympathetic about it when I'm with the bereaved, a skilled craftsman with it when I'm alone. I've always thought the secret of dealing with death was to keep it at arm's length. That's the rule. Don't let it breathe in your face.”

  而在中文译本P1上，“I make my living from it.”被错误地印刷成了“我以它为主”。“主”“生”之误。

  P116 对“芸香”一词的脚注，被印刷成“在英语中，其香又有‘悔恨’之意”，“其香”？

  P119 “我登记的房间下午三点之间无法入住”，“下午三点之间”还是“下午三点之前”？

  P187 脚注“深喉”被印刷成了一个我根本打不出来的字。

  有几处人名中的间隔号被错误地排成了问号。如P272 “肖恩?麦克沃伊” P429 “史蒂夫？拉法”

  店铺名称最好加上引号。否则像P531上“雷切尔陪我走出数据影像解决方案以后，”这样的句子单独拿出来，有谁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