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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8刷好题，分层向上：1刷基础2刷提升，3刷易错4刷难点，5刷专项6刷综合，7刷素养8刷名校，难易分层题题拔尖

• 作者：流浪的小A 发布时间：2024-02-02 16:34:08

  不一会就翻完了，可读性蛮强的科普。

•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6-14 21:45:47

  一套不错的读本。

• 作者：饼干 发布时间：2017-01-20 17:58:10

  也不知道是因为在翻译中少了乐趣，还是趣味的原因。始终没有觉得这个故事讲的特别好啊。反倒是暗喻了人与人之间的欺凌与歧视，背叛和孤儿的惨境，对老师的憎恨这些元素，看着很不舒服。结尾自喻好心眼儿巨人那里，让人觉得作者就是从饱受欺凌的小朋友长大的啊。我是不是因为读者视角太成人了觉得这故事太不阳光。然后想起其实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背后都特别凄凉和黑暗，也就觉得还好啦。

• 作者：素冠 发布时间：2012-08-30 23:20:03

  高科技！～

• 作者：蓝色黯点 发布时间：2021-12-01 11:29:15

  有对照标准和培养建议，再多举些例子就更好了。

• 作者：LY_Olive 发布时间：2021-12-14 15:13:35

  一同考试的小伙伴向我推荐的教材，买书还会赠送相关配套网课，但个人感觉网课里的老师讲的很糊弄学，于是就干脆放弃了课程。只连夜看了一些高频考点，再加上之前考其他试的底子，最后63分低空飘过了。

• 《星形广场》：我总是杀掉我爱的人

  作者：五行缺水 发布时间：2019-09-24 11:29:16

  我的孩子，没有人想害您，大家只想同您和睦相处。现在我们生活在清平世界。希姆莱已经死了，当时您还没有出生，怎么可能记得这些事情。好了，理智一点儿吧，我恳求，我祈求您了，请您……

  ——《四》

  出生，是生命的起点，是记忆的进口，也是历史的开端，当一个人出生，另一个人已经死去，在这交错的时间里，历史如何可能被延续？那只不过是一段“前历史”，而从前历史延续到个体生命的开端，再书写一段后历史，前与后其实构成了一种背叛和颠覆：真实是虚构的背叛，理性是疯狂的颠覆，当然，死也成为生的反面。

  在这生的反面里，生是不是就变成了妄想？“您并不是犹太人。在芸芸众生中，您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再向您重复一遍，您不是犹太人，您在昏迷狂乱中，仅仅产生一些幻觉、幻视，不过如此，一种非常轻微的妄想狂……”被否定的犹太身份，被还原的普通人，弗洛伊德大夫摸着什勒米洛维奇秃顶，温情地说，幻觉、幻听是一种病，妄想狂是一种病，当弗洛伊德将他从死亡的噩梦中唤醒的时候，似乎是精神分析所代表的科学、理性的回归：你是一个普通人，你是没人会伤害的孩子，你活在清平世界里，每个人都会和你和睦相处。而在被唤醒的时候开始，我，一个名叫什勒米洛维奇的犹太人甚至想到由弗洛伊德大夫精心治疗，一切的病症都会治好，“在诊所门口，男男女女都以热切而友好的目光等待我。世界上处处都是令人赞叹的建筑工地、嗡嗡作响的蜂房。美丽的波茨兰村公园，就在近前，绿树成荫，小路撒着阳光……”

  世界开启了和平的曙光，并且会沿着这条路通向光明的未来，我当然也能茁壮成长，但——我为什么要溜到精神分析医师的背后，对他说：“我很累，非常累……”和光明前景形成了一种矛盾，是不是这意味着我拥有一种真实身份之后，也还是难以走出噩梦，难以消除妄想，难以享受清平？或者说，我之出生并没有减少对于时代的恐惧，甚至那个弗洛伊德大夫口中说出的希姆莱并没有真正死去。希姆莱是谁？是纳粹党卫队队长、党卫队帝国长官、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脑、警察总监、内政部长，是对欧洲600万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倡导者和鼓动者，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

  所以，当我感觉到累，时间仿佛又从现时回到了历史，回到了出生之前的前历史，回到了和个体无关的虚构历史，而我也成为了以马塞尔·普鲁斯特自居的作家，于是，在从出生到死亡，从死亡再回到出生的“追忆逝水年华”里，那场妄想的梦还在继续，那种幻觉幻听还在继续，或者说，关于战争的罪恶、被审判的恐惧、被枪杀的血腥还没有被抹除，如此，令人赞叹的建筑工地、嗡嗡作响的蜂房、美丽的波茨兰村公园便也成为时间里不真实的存在。

  “那段时间，我正挥霍在委内瑞拉继承的遗产。”记忆是从第一句开始编织的，作为一个犹太人，挥霍遗产成为什勒米洛维奇在时间内部的一种常态，它构成了身为犹太人的一种“恶”，而当时拉巴泰特和巴尔达姆在报刊杂志上对我进行了谩骂，说我是犹太人街的烂货，是茅坑里的大蛆，是鸟玩意儿，“这个犹太人，拖着他的神经官能症和癫痫，从勒图凯到昂蒂布角，从拉博尔到艾克斯莱班，还不受惩罚，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个社会都是对犹太人的敌视，我仿佛生活在外省，即使那里有海滩，有英国保姆，有照顾我的母亲，甚至有前国王菲鲁兹请我吃夹开心果的果汁冰糕，对我来说，在一个反犹主义的社会里，依然是一种痛苦的存在。

  贵族青年埃萨尔和莫里斯·萨克斯仿佛是我走向另一个世界的引导者，埃萨尔离开法国是因为不想服兵役，所以选择了永远的逃避，而莫里斯做得更为极端，从一九四五年起，他就彻底失踪了，““从一九四五年以后，我就苟延于世了，我本应该在好时候死去，就像德里厄·拉罗歇尔那样。只不过问题在于：我是犹太人，有老鼠那种持久力。”身上带着犹太人的标记，都逃离了战场，甚至逃离了时间，所以我也仿效他们开始了我失踪的生涯，我化名为“雅各布·X”，给左派报纸写了一份匿名声明：拒绝作为二等兵入伍服役，还敦请法国犹太青年追随我的榜样——当我以如此方式决绝于作为一个犹太人身份的“逃离”，我也成为继德雷福斯案件和菲纳利案件后，法国第三例犹太人案件。

  逃离战场，逃离兵役，逃离命运，或许是犹太人对种族主义的某种反抗，之后我厌倦了做记者，开始“决定做一个通敌合作的犹太人”，在一九四四年的时候，又同自卫队逃往德国锡格马林根城，而这一切构成了我在战争期间成为“变色龙”的经历，正如莫里斯对我的评论：“灵活一点儿吧：大家可以随便改角色！改变肤色！变色龙万岁！对了，我可以立刻变成大流氓！挪威人！巴塔哥尼亚人！只要变一下戏法就行了！念一句咒语！”改变角色，改变肤色，改变名字，改变立场，这一切都在我的妄想中轻而易举完成了。

  改变是为了一种新的开始，当我完成那一幕悲喜剧的剧本，我其实已经变成了那段“前历史”真正的作者，在这个从头至尾痛骂犹太人眼中异教徒的剧本中，我以挑衅的方式“将我的神经官能症和我的种族主义搬上舞台”，而接下去以纳粹的方式反纳粹，以种族主义的方式反种族主义，都变成了我的“剧本”：父亲在战争期间将枫丹白露卖给了德国，移居美国后成立了“万花筒公司”，而我却在安德烈·布勒东《如何杀掉你们的父亲》里获得灵感，开始了“杀死父亲”的准备，“把人强暴了再杀害，但是也更有助于宏图伟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来解决一个家庭纠纷。”——这是一种对于出生的扼杀；在编辑伪文学长达四十年的夏尔·列维-旺多姆子爵启示下，我开始“贩卖白种女人”，按照子爵的说法，这是一种报仇行为——就在T镇，我假装是爱好登山的青年，把佩拉什神甫的侄女洛依佳’勾引到手，然后卖到了日内瓦，把阿莉艾诺·德·阿基坦变成了窑姐儿，以繁荣巴西的色情业，在侯爵夫人家里搞乱每一个女人，兴奋的侯爵夫人说：“今天晚上，法兰西的所有王后，全是你的婊子！……”

  自称是普鲁斯特，仿照着他的作品我写作了《在富热尔-朱斯加姆家这边》，但是这里根本不存在爱情，没有童年的仙女，没有林中的睡美人，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贩卖，是肉体组成的田园诗，是贵族沦落为街头妓女的绝唱，“侯爵夫人不断地换装，以便唤醒他的欲望。除了法兰西那些王后，他还强奸舍夫勒兹夫人、贝里公爵夫人、埃翁骑士、博须埃、圣易、巴雅尔、杜盖斯兰、贞德、图卢兹伯爵和布朗瑞将军。”而这一切仿佛是我“前历史”剧本的一部分：混乱、淫荡、消除一切的等级和出身。而当子爵的地位受到威胁要把我开除，我更是变成了种族主义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按照子爵的说法，犹太人是上帝的实体，非犹太人就是畜生，所以，“凡是犹太人，每天要诅咒三遍基督教人民，祈求上帝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国王和王公统统消灭。一个犹太男人强奸或者腐蚀一名非犹太人女子，甚至杀了她，也不应该判罪，因为他仅仅残害了一匹骒马。”犹太人成为新的上帝，成为统治者，那么他所要清除的是非犹太人，是犹太人中的异教徒；而另一方面，犹太人要有真正的作为，就必须成为刽子手，必须学会纳粹的那一套——于是，我成为了爱娃·布劳恩的情夫，成为希特勒的心腹，成为被第三帝国官方承认的犹太人。

  成为种族主义者，成为纳粹，这是犹太人在“前历史”的转身，而这种走向极端的行为其核心是消灭爱，“我总是杀掉我爱的人”：我惹了母亲致使她忧伤而死；女友达尼娅请求我保护她，“我却递给她一个吉列牌特种钢刮胡刀片”；埃萨尔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却破坏了他的刹车让他在车祸中丧命；而我和妓女伊尔达鬼混，在她的私人公馆里，开设了我的“什勒米洛维奇公司”，从事“淫媒业”……一切都是疯狂，都是极端的，都是为了让犹太人这个标签在反其道而行的“前历史”中成为反犹太的强力武器，甚至成为一种暴力的代名词。

  在真实的历史中，犹太人被集体屠杀，这是战争带来的罪恶，而在我书写的剧本里，我打着种族主义的旗号反对那些非犹太人和异教徒，成为一种虚构的历史。但是这样一种狂妄真的能消除战争的阴影？或者说，作为一个犹太人真的能在虚构中改变历史？当国家秘密警察布洛克将手铐戴在我的手上时，我依旧是“法国犹太人”，依旧是种族主义下的牺牲品——在星形广场，我以一种被献祭的方式成为前历史的死者：他们在凯旋门前给我拍照，把我的头按进冷水中，当我的头脑中闪过那些我深爱过的面孔，我杀掉的那些爱人，似乎反过来又对我实施了精神上的杀戮。

  而他们对我的处罚，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纳粹式的犹太人——这是一种背反，犹太人是被纳粹残害的民族，犹太人成为纳粹无非是妄想的产物，甚至是加剧了前历史的残酷，“那您就向我保证，永不再读普鲁斯特、卡卡及其一伙的作品了，别再垂涎莫迪里阿尼和苏丁的复制品，别再想卓别林、斯特罗海姆，也别再想马克斯弟，彻底忘了有史以来最阴险的犹太人，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将军想要我清除和犹太有关的反对声音，但是身着党卫军服装的我却又被反犹者侮辱：富热尔-朱斯加姆伯爵夫人将水貂大衣裹在我身上，对我说的是：“这将是你的裹尸布。别了，我的天使。”而子爵则把枪口对准我：“您就穿着党卫军服死吧，您很感人，什勒米洛维奇，非常感人！”

  枪响了，死亡降临了，前历史的剧本似乎也合拢了，“我的脑袋爆开，但不清楚是子弹打的，还是乐开了花。”夹杂着痛苦和兴奋而死去，对于我来说，仿佛是那一段历史被埋葬了，而“追忆水水年华”中，我有着和艾娃·秘密的爱情，有着身穿党卫军服在巴黎散步的情景，有着用装甲车碾过乌克兰麦田的记忆，有着跟随隆美尔驰骋沙漠的故事，有着在斯大林格勒受伤的经历，也有着在追随纳粹领袖的荣耀——这一切其实和犹太人的身份无关，而是一种身份被取消之后对于历史的颠覆和虚构，唯一的意义是：当历史如此被书写，是不是恐惧就会消除？

  反历史，是一种妄想，是幻听和幻觉，是生之前早已发生的死，在一种没有了真实记忆、真实身份、真实历史的故事里，所有一切都在那个“星形广场”里成为一种祭祀：一九四二年六月，当一名德国军官走向一个青年，他问青年：“星形广场在哪儿？”青年指了指他的左边。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当青年把德国士兵指向了“左边”，那是被占领巴黎的一种密语，沉默而有所指向，谁都无法预知战争会带来多少伤害，带来多少爱的死亡，而所有的妄想症即使在前历史已死的时候也变成了无法挣脱的疾病，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世界已经变得清平？人们开始和睦相处？唤醒每一个人，让他们看见“绿树成荫，小路撒着阳光”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大夫不正是那个无法被改编的历史的真正受害者？

• 《我的探险生涯》的译本问题及其他

  作者：Z國病人 发布时间：2021-11-02 09:03:46

  《我的探险生涯》的译本问题及其他

  一、译本问题

  My Life As An Explorer是瑞典探险家Sven Hedin所做的一部自传，初版于1925年的New York。初版为英文本，正如Hedin在德文本的自序（见下述李述礼译本）里所说，“这本书最初是为着美国读者著的”。初版我没有读过，我读过的是三个中译本，下面就分别说一说这三个中译本的优劣。

  第一个中译本是孙仲宽译的。这个译本初版于1933年，题作《我的探险生涯》，由“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印行。我读的是1997年经新疆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的版本。该书的整理者杨镰在“代序”中说：“1932年，李述礼翻译的中文本由开明书店出版了，题为〈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孙译是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著名科学家丁道衡校订，而且出版在李译本之后。从文字本身看，孙译或更通顺一些。”他在这两段话中，犯了两个错误：1）李译本初版于1934年，事在孙译本之后；2）从文字本身看，孙译并不更加通顺。实际上，我最初读的就是孙译本，这也是我读Hedin的第一本书。我读过之后，感觉翻译得很糟糕。虽然作者的经历是不凡的，但还是很难让人有读下去的胃口。不过这个中译本的译名颇为精当，这是它的优长所在。而据杨镰推断，译者的底本应是一种英文本。如果真是这样，则英、中二语之间不经其他语种的过渡，自然是很好的。

  第二个中译本是李述礼译的。这个译本初版于民国二十三年，题作《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由开明书店所出。我读的是民国三十八年的五版。1980年上海书店曾根据这个译本影印过，影印的底本应该就是我读的这一版。我对这个中译本的译名不大满意，因为“亚洲腹地旅行记”这七个字完全是平添的。虽然这样的平添，不难找出相当的理由。根据这书的译后记，可知译者此前曾译过Hedin的《长征记》和《霭佛勒斯峰》。译者所译的《长征记》曾因译文不流畅受到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徐炳昶的批评，故而在这次翻译My Life As An Explorer的过程中颇有发奋之意。我读过后觉得他还是达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译者自言他是从德文本译出的，则他所用的底本，已非“第一手材料”。不过开明书店的这本书印制颇为精良，阅读以外，留着收藏也是很好的。

  第三个中译本是周山译的。这个译本是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的。这个译本在豆瓣上的评价比较一般，但在我看来，其实也是颇可读的一个本子。译者的文笔是流畅的，而且毕竟翻译得晚，距离时下人们的语言习惯也更贴近些。这个译本的真正硬伤有两个：一是译者对于中亚地理并不十分熟悉，如译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为“博卡拉”一类，确实是不该犯的错误。博卡拉为尼泊尔城市，在当下地理界，布哈拉与博卡拉二名几为定译，二者是不应混淆的。虽然从音译的角度上说，布哈拉和博卡拉或许也没多大区别（捎带着说一句，痛仰乐队有“博卡拉”一歌，没什么歌词，不过还是很值得一听）。二是这个本子相较孙译、李译要少一章。具体来说，这个本子并没有把第六十四章译完，而是把第六十五章浓缩为一段话缀在了没译完的第六十四章后面。这种做法，如无相当理由，自然是很奇怪的。这个译本的书名同李译一样，都是我所不能赞成的。同时这本书前后没有任何说明，读者因此不能知道译本所出，这也算是个缺陷。

  二、其他

  由这本书的译本问题其实不难联想到两个一般性的翻译理论问题。这两个问题或许是老生常谈，但在这里还是不妨一说。

  一是当一本书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译者或者出版者是否应当避免自作主张、改变题目？我以为是应当避免的。我以为，当一本书被呈现在读者面前时，论贡献，究竟以书的作者为最大。所以，不论是翻译还是出版，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地去尊重、保全作者的原意。即如这本My Life As An Explorer，直译过来应当是“发现家的我之一生”（见李译本译后记）。不过或许是因为太拗口了，孙译本就直译作“我的探险生涯”，这种译法是非常好的。可是“亚洲腹地旅行记”这七个字从何而来呢？译者和出版者为销路计，在出版时往往改变原名，这种做法不论中外都是很常见的。但“从来如此，并不就对”，作者本身甚或也不以为意，不过在我们认死理的人看了，总还是要替他辩个是非黑白的。

  二是当一本书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最好不要经过别的语言的过渡。其中的道理我想是不消多说的。从前的条件不许，倒也罢了，现在学外语的人这样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就应当有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即“如果我不能掌握作者写作时采用的语言文字，那不妨把这翻译工作交给能够掌握它的人去做好了。抛开原本，根据译本进行翻译，它的弊端是很多的。”这种议论，务实的人不免要斥之为“天真”，但我想对于这种“无益之谈”，苏格拉底应该是很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