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梦大师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解梦大师》内容简介：梦是个神秘而奇幻的地带。有的人认为梦能预知未来，带着某种警示的信息，有的人认为梦是躯体反应形成的现象，还有一些人认为梦是人类心理作用的结果等等。梦是一种主体经验，是人在睡眠时产生的影像、声音、思考或感觉，梦的内容通常是非自愿的。因为有些梦的内容是自己控制的。但是无论内容是控制的还是自愿的，梦的整个过程是一种被动体验，而非主动体验过程。梦是一种神经行为，也有解释为是人的潜意识突显。无论什么样的理论都是以假设为前提的，在《解梦大师》这本书里，我们不去争论梦的概念，只想在来访者的梦里找到其内心存在的心理问题或冲突，并加以疏导。站在心理咨询的角度，释梦是要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去感受，发现来访者潜意识里的问题，如：某个潜意识情结、某个内在冲突、某个症结等。这才是本书《解梦大师》的主旨。

第一部分 心理咨询释梦技术 / 001

开车的感觉 / 003

耳朵眼儿里的棺材 / 010

整容手术 / 014

我被野猪咬了 / 022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035

堕胎的罪恶感 / 041

逛商场 / 046

黑色森林 / 052

网络的一次释梦 / 057

姑姑买给我的鞋子 / 071

丈夫的花边睡衣 / 074

寻找我的爱人 / 078

我又生了一个女儿 / 085

催眠和请客 / 089

赴宴 / 094

世界末日 / 097

陈旧的电梯 / 102

座位 / 107

放手 / 114

出生 / 120

鸽子 / 123

第二部分 释梦在心理咨询中的运用 / 133

我杀了妈妈 / 135

床上的棺材 / 153

律师的恐惧 / 163

爸爸死了 / 173

我梦见了蜘蛛 / 181

我经常做梦 / 185

非洲的原始丛林 / 196

我在战斗 / 205

我是凄凉的仙女 / 214

回到前世 / 220

一例择校失误导致的心理问题咨询案例报告 / 225

后记 / 242

刘跃辰。吉林省梨树县人。男。40岁。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从事团体心理咨询工作10多年，个案咨询5年。现主要从事神经衰弱、抑郁症、失眠症、强迫症、焦虑症、恐怖症、疑病症、癔症、轻度人格障碍的个案咨询治疗、青少年心灵成长培训、家长培训、企业员工心理解压和主持系统排列工作坊。主要著作有《心理革命》、《身体秘语》、《闭上眼睛看清自己》。现就职于四平大东北文化研究学会心理解压工作室、长春市刘跃辰心理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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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解梦大师》内容简介：梦是个神秘而奇幻的地带。有的人认为梦能预知未来，带着某种警示的信息，有的人认为梦是躯体反应形成的现象，还有一些人认为梦是人类心理作用的结果等等。梦是一种主体经验，是人在睡眠时产生的影像、声音、思考或感觉，梦的内容通常是非自愿的。因为有些梦的内容是自己控制的。但是无论内容是控制的还是自愿的，梦的整个过程是一种被动体验，而非主动体验过程。梦是一种神经行为，也有解释为是人的潜意识突显。无论什么样的理论都是以假设为前提的，在《解梦大师》这本书里，我们不去争论梦的概念，只想在来访者的梦里找到其内心存在的心理问题或冲突，并加以疏导。站在心理咨询的角度，释梦是要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去感受，发现来访者潜意识里的问题，如：某个潜意识情结、某个内在冲突、某个症结等。这才是本书《解梦大师》的主旨。

• 作者：玻璃瓶里的HF 发布时间：2020-04-12 17:29:22

  精神病患的自我诊疗指南。感觉有点用，精神多了。。。4（2015-10-22）

• 作者：爱读书的小蜗牛 发布时间：2018-02-28 16:51:39

  呵呵

• 作者：到木卫二去 发布时间：2014-10-24 21:13:21

  具有早期科幻小说的特点；质朴、简单、讽刺性

• 作者：魅影udtis 发布时间：2024-03-23 19:34:55

  没参考文献，文中“李世民得到情报”，却没提如何得到情报。

• 作者：宵恂 发布时间：2016-09-14 08:54:55

  无数的小个案组成的一本书。

• 作者：八月的可乐 发布时间：2020-01-15 11:48:36

  因为要开始频繁在病房带团体的缘故，抓紧读了这本书，看到亚隆曾经连续三年带了每周四次的病房团体，感到不可思议和佩服，因为只有当自己带了以后，才知道有多困难。维持团体活动并不难，但坚持将团体保持在对病人有助益的轨道上，是很大的挑战。无论是在个人治疗还是团体治疗中，亚隆奉行此时此地的原则，书中对于此时此地技术的运用和实践，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另外，病人在团体过程中感受到的治疗师对于团体的态度，也会影响到他们对自己是否能够好转的期待。如果治疗师放任团体无序进行，会让病人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治疗师放弃——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警醒。

• 笔调细致的恶

  作者：东夷昊 发布时间：2016-03-08 08:40:29

  豆瓣上的评论，都对本书中第二篇褒奖有加，而我不这么认为。

  《我如何成为修女》笔调细致地描写了恶。一个自闭的沉浸在自我精神世界里的孩子，带着嘲笑端详着这“现实世界”。这种深刻的嘲笑，同时也嘲笑着我们的“儿童心理学”。艾拉的描写让人心生寒意，又让人极为吃惊——这种对儿童心理的把握过于逼真以致令人厌恶，又因过于逼真让人对其记忆力深为诧异。对生死的麻木，令读者脊背生凉、痛入骨髓。

  它打破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象,即：儿童是单纯的、善良的、无欲的、无害的，他们没有世界观、没有思想——事实恰恰不是如此。儿童的精神世界远要复杂的多——只是随着成长，我们忘记了，或者为了否认而通过复杂的语言系统给予了美化。你读不懂这一篇，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你因拒绝承认“原罪”而引起的厌恶感，而不是作品的问题。

  如果觉得我的评论过于离奇，我也只能像孩子一样，如此对"成人世界”回答：你们高兴就好。

• 【转】查晓英：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去民族化”与发展科学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25 09:09:23

  作者查晓英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考古学史的思想史研究。原文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摘要: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表明“民族主义”在中国学术领域内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态势。一方面，他认为应当利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民族历史，并注意去除其“欧洲中心主义”气味及摆脱研究者自身民族意识的限制，故他在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时，尝试结合体质测量与有关民族认同的历史记载，兼顾“中国人”在体质与文化两方面均表现出来的“同一”与“多元”并存现象;另一方面，当他逐渐感到人种史已经深陷“民族主义”泥淖中时，为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改变中国人对待自身文化之观念，又强调考察中国民族的历史离不开这种基于人的形体测量的人种史研究。了解这一态度对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成果的思想史意义甚为重要，它显示了在“文化特性”与“科学普适性”的双重影响下，人类学家李济为探寻中国民族发展史而建立起的独特方法论及其所处的矛盾境地。

  关键词:李济;民族史;民族主义;体质人类学

  作为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主任，李济因其领导的殷墟发掘而享誉世界。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遗忘”之后，中国大陆的学术史研究越来越重视这位“考古学之父”的成就。但既有研究多局限在考古学一门，而人类学史的叙述中也仅稍有涉及。实际上，李济的学术兴趣广泛，曾涉猎心理学、优生学、人类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即便是在人类学史领域，对李济一生关注的中国人体质分类与其形成史的研究，也鲜有学者触及[1]。

  本文即从李济对中国人体质的测量与研究着眼，分析其目标与方法，勾勒出他在这一领域中数十年思考的轨迹，并尝试揭示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复杂的“中立”态度。李济一方面认为，利用欧美人发明的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民族，是当时中国学界应走的正道，但前提是要去除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气味，以及摆脱研究者自身民族意识的限制，对所有理论教条进行细致检查，故他在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时，尝试结合体质测量与有关民族认同的历史记载，兼顾“中国人”在体质与文化两方面均表现出来的“同一”与“多元”并存现象;另一方面，当他逐渐感到人种史已经深陷欧美人的“民族主义”泥淖中时，为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改变中国人对待自身文化之观念，又强调考察中国民族的历史离不开这种基于人的形体测量的人种史研究。

  了解这一态度对理解民国时期学术成果的思想史意义甚为重要。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表明“民族主义”在中国学术领域内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态势。冯客(Frank Dikoetter)曾将李济纳入支持种族观念的阵营，实际上是对李济研究的误解。他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对民族认同的重建中，受进化理论的影响，追求“原初纯粹性”，即“一种未经混杂的种族幻想被投映到理想化的过去，以补偿在由西方创建的新世界秩序中自己民族的卑下地位”，李济正是其中一例[2]。但事实恰好相反，所有种族均为历史上各种人群混杂而成，这才是李济一生信奉的观念。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民族”是中国现代“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的主体。他发现当时中国许多专业史学家均设法使“民族”这一主体“显示较强的持续性和同一性”，并在“种族”、“民族”与“历史”这三个概念的灵活组织中获取这种“持续”与“同一”的性格[3]。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同样依赖着这三个概念，但他认为“民族”的“同一”与“多元”在体质与文化两方面都是共存的。

  20世纪初的中国人中曾存在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交织的心理现象[4]，李济与比他稍长的胡适[5]在这一点上甚为接近，但主要表现于学术研究的领域。梳理其尝试摆脱“民族主义”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内容，或将有助于揭示现代中国学人在调适本民族特性与科学普适性关系时的矛盾处境，及其在人种史反思中做出的独特贡献。

  一、摆脱“民族主义”的方法:体质、民族志与小范围区域比较

  李济曾经的志向之一，“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6]。但他在哈佛大学学习体质人类学的结果，却偏离了这一设想。因为当他以“省”为单位分析并比较了现代中国各省人的体质特征后，发现现代中国人体征复杂、并不能代表一个纯一的种族。

  在这一基础上李济提出，讨论“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是个本末倒置的事情，因为除了有关地理分布外，“根本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何谓中国人”。故目前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是“中国人的形成”。他引入与体质并不相同的文化单位，即反映出历史上“我群”与“你群”势力消长的几种记载，继续以“省”为单位进行分析:分省分时代地列出各个文化群体，排除从统计学上看不甚可靠的数据，在留下的几组材料中，找出最有可能的文化群体与体质特征的对应关系。在这里，李济首先是“把作为历史概念的我群和作为体质单位的黄帝的后代加以区别”。即“我群”概念实际上是流动的，不同时代“我群”的范围并不固定。他把从历史记载中抽绎出的最古老的“我群”称为“黄帝的后代”，并假定这一群体在体质上有一共同特征。在比较中，他发现“山东似乎保持了比其他任何省份都更统一的种群”，层次变化最简单。“在山东，黄帝的后代构成较古老的一层，而在其他5个省份，他们则是表面上的一层。”在这6个省份里，又剔除过于年轻和案例太少的省份，这样就只剩江苏和山东作比较，前者以黄帝的后代为最晚近的层次，后者以通古斯人为最晚近的层次。李济假设现代中国各省人体质测量数据的平均指数更贴切地代表着晚近层次，因此得出，黄帝的后代为“显著的圆头和明显的狭鼻”、通古斯人则是“长头类型，也倾向于狭鼻”。此外李济还推测，藏—缅语族群为长头阔鼻，孟—高棉语族群为短头阔鼻[7]。

  李济在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提到，“中国人”的复杂性与欧洲人的复杂性相似，即无论就“民族”而言，还是就“体质”而言，都有“同一”与“多元”的两面[8]。正因如此，从词源学上追溯“中国人”的起源，便只具有语言学上的意义[9]。大约同时朱希祖发表的《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便仍把“人种”概念与文字记录中代表文化认同的概念混为一谈[10]。李济则倾向于严格区分二者，但同时又将其结合起来观察。

  故李济实际上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现代“中国人的类型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种的联系”，他认为这是定义静态的人;二是“对于活生生的人，人的动态方面，则只能通过生物学之外的办法，或许可以称之为民族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这里，他对“民族学”一词并不那么肯定，所指的，是历史记载中“民族志的(ethnographical)概念”——“我群”和“你群”。他提出的研究设想也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大规模测量现代中国人的体质，取得坚实的关于中国人体质状态的知识;以及寻找“中国人”的历史变迁轨迹。

  李济尝试由第一个问题着手，然后从有关民族历史记载的最晚时代倒推上去，找出各个文化群体可能对应的体质类型。但是这样一来，讨论历史上中国人的体质特征便出现一个问题:在没有文字记录的上古时代，这种上溯便不能进行。不过他在文章中已经提到，发掘历史源头的最重要的资料其实是考古学的。当时这类资料完全缺乏，退而求其次，才用上了文字资料。而且，最后仅仅推出了文字资料可以达到的时间上限，即大约二千年内的中国人的形成问题[11]。

  然而，这一追溯造成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在历史上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黄帝后代、通古斯族”等更小的人群单位。李济曾提出，中国人类学家应从细节上审查所有人类学的理论教条，使科学去欧洲化(to de-Europeanize science)，使自己去民族化(to denationalize himself)，对此还设想出一种“双语互证的研究模式”[12]。在“中国人”概念上进行的反思明显受到这种有意摆脱“民族主义”限制的影响[13]。

  李济回国之后进行的研究，仍然试图遵循上述研究路径。1923年，李济赴河南新郑调查出土古墓，搜集并研究了几份人类遗骨，不久以《新郑的骨》为名发表。数年之后，当傅斯年为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物色考古组负责人时，似乎便是从这篇文章感受到了李济“去欧洲化”的意图。傅斯年在写给当时清华大学几位教授的信中说:“李仲揆盛称李济之，我见其驳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如他兴趣在人类学，亦好。”[14]杜正胜认为，这篇“驳史禄国文”指的就是《新郑的骨》[15]。因为直到1928年李济刊发的论著中，引用了史禄国文章的只有这一篇。

  李济在测量了人骨的基本数据后，参考怀尔德(H．H．Wilder)实验室手册内提供的表格，得出长骨(即股骨、肱骨和尺骨)与身高的对应数值，并不十分一致。他推测“主要原因是怀尔德手册中的数据表是建立在法国人的材料基础上的，而中国人的平均数值可能完全不同于法国人的身体比例”。但是，“史禄国(S．M．Shirokogoroff)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山东、直隶和满洲的现代中国人的上臂、前臂之间的平均比例是100:76．38，这个比例十分接近怀尔德一书所列的法国人的比例”。由于史禄国计算的是现代中国人，而李济测量的是古人遗骨，且地点也不相同，因此，李济不可能说史禄国错误。他指出，如果史禄国计算的比例，即与法国人近似的比例，同样适用于现代的河南人，那么可以推断，这个地区的居民在过去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发生了很大的变迁[16]。

  尽管“李济反驳史禄国”这一说，可能仅仅出于傅斯年不甚严格的私人书信，但是，李济与史禄国在大致相同的研究课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方式。例如，比较起来，史禄国进行的人体测量，每个对象所测的项目更多，观察内容更丰富;李济则依据“统计上多多益准的公例”，认为“一百个人十处测量的可靠程度，一定比不上一千个人一处的测量的可靠的程度”[17]，故其所描述体质类型的形象较史禄国所述简单很多;更为不同的是，在分析古代人群时，李济反对视“中国人”为纯一的种族，史禄国则径直将“Chinese”作为一种类型。甚至费孝通对此也有些不解，但认为这是他“所处时代的限制”[18]。

  史禄国在1923年出版的 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调查了中国北方、朝鲜、西伯利亚等地的居民体质，推测并描述了这一地区人类迁移及形成现代人群的过程。其方法，则将历史记载作为参考，一边构拟原始中国人与通古斯等人群的迁移融合史，一边分析现代居民体质特征的地区分布，然后总合起来叙述人群历时性的融合与变迁过程[19]。这种办法似需要发挥更多想像力。李济论中国民族的形成，只追溯到公元前七百多年;史禄国的推论，则追溯到了公元前两三千年。

  李济通过细分比较的区域，发现在当时“中国本部”地域内的人群存在着体质多元的现象，即“中国人”并非一个纯一种族。但他似乎尚未满足于这一结论，有可能是怀疑在美国测量的中国人不是那么“百分百”地“中国人”，因此他发愿，回国之后，要测量“几千几百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20]。在丁文江的帮助下，李济赴新郑调查考古遗存后不久，又在湖北进行了体质调查。1925年10月，他在中国科学社发表演讲，题为《湖北人种测量的结果》。这一次调查中，他选择了人体的13个绝对测验的点，对一千人进行了测量。但是演讲中，他只选取了3个点来进行讨论，即体高、头宽指数和鼻宽指数。这3种数据同时也是其博士论文中测量统计的数据。如同其博士论文一样，研究的路径是，先分析平均数，然后通过划分地理区域，分析平均数可否代表一种“纯一”性。李济根据湖北的府治，将被测者的3个测量点测出的数据分别进行统计发现:身高的分布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头宽指数呈东西高、中间低的“凹”字形;鼻宽指数是西北复杂多样、东南整齐均匀。也就是说，不同区域的人体特征的组合并不一致。

  为什么会呈现这种局面，李济再一次拿出历史证据说:“中国人民在中国以内的移动都是由西北向东南。永嘉、靖康两个大移动就是很好的证据”。但头形、鼻形的变化并未与身高一致，他推测说，可能先后迁入湖北的人群体征不同，最早一支体矮头圆而鼻宽者，遍布湖北;此后从西北又来一支体高头圆而鼻窄者，这一支在湖北西北部尚未与原来一支融合，但到东南部时，与当地原有人群渐渐混合;最近一支，大概为头长鼻窄身高的，人数不多，入湖北后停留于中部的居多，而与原来两支混合[21]。

  李济此处的推测法，与其博士论文所用者，并不完全相同。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博士论文中的人群类型推断，有丰富的历史记录作为证据。可以根据史籍载记将人群迁移分省并分时代列出层次，将现代中国人体质数据进行对应，得出各个较原初的人群体质特征。但湖北一地的人种分析，可能无法得到如此丰富的历史记录作为一种比较证据。

  对李济而言，尽管能够代表全体中国人的体质测量特征尚待研究，但中国人体质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大变化却已经是一个肯定的结论，证据之一便是可靠的历史记载。正因如此，李济推测他与史禄国所得数据的不同可能缘于该地居民类型的变迁后，说:“立足于历史，这个推论是可以站得住的。但从人体测量的证据来说，还不足以提供最终的定论。”[22]

  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一个很大的动机是同西方学者“争胜”，选择李济正是因为“李济兼具有‘我所能而欧洲人所不能，和欧洲人所能而亦能之’的本事”[23]。尽管《新郑的骨》一文并未明确反驳史禄国，却不能说明李济没有这样的企图和行动。李济认为，通过仔细分析中国境内各个较小区域内的人类体质，比较而言，“中国人”并非一个纯一种族。故在对现代中国人进行较全面的体质调查以确定代表“中国人”的具体体质特征之前，是不可能谈清楚“中国人的起源”的。首先应理清的问题，当是“中国人的形成过程”，即将问题置换成讨论历史上各种人群如何移动融合而形成了现代中国人。通过结合“民族志”记载与“体质”测量两方面证据，推测这些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史禄国尽管也观察到了“中国人”体质的多样性，但仍以“中国人”为单位追寻变迁演化的轨迹，设想着有一定边界的原始中国人群与其周边的通古斯等人群交互影响。这或许是两人最大的差异。1929年李济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自信地声称，他的博士论文所用之方法，为“研究中国人种史惟一之方法”[24]。

  二、中国民族史的范围

  1925年后，李济的工作重心偏向了考古学领域。李光谟因此推测，李济接受了阿列士·赫德利奇卡(Ales Hrdlicka)的劝告，以没有医学博士学位而放弃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25]。这个推论可能并不准确。从史语所初期的机构设置看，李济并未将体质人类学排除在外。他在1928年底加入史语所，负责考古组工作。1929年史语所改编，将原定8组归并为3组，李济为第三组主任，负责“考古学人类学民物学”[26]。他后来在回忆中表示，这次改编“较之原来的设计，不但是一件切合实情的改进，同时在理论上及组织上也是一大进步”[27]。李济受美国人类学教育，在他自己论述中国人类学的总体问题时，即包含了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与语言学几个部门[28]。且一般视为历史学的关于“我群”与“你群”的载记和研究，被李济称作“民族志”与“民族学”[29]。故史语所的研究机构的设置，与李济本身的人类学设想是比较一致的。他认为史语所的领导人傅斯年“最关切的学术问题，实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原始阶段及其形成的主动力量”，故产生了历史学(李济认为田野考古即为史学的一部分[30])、语言学、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的大组合[31]。这实际上也是李济夫子自道，他的学术重心同样在此[32]。

  至少从1930年起，第三组开始正式发展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内容。李济在清华时指导的学生吴金鼎，受聘为史语所的助理员，负责搜集整理体质测量的资料[33]。并预备设立“人体测验室，在本年度内先行购备测骨器，已分三批向瑞士商行定制”[34]。1931年秋，第三组从北海静心斋移到蚕坛，人体测验室占据一部分场所，“所订仪器，亦陆续运到。山东及河南所搜集之人骨，亦开箱归柜”[35]。1932年，第三组“添置人体测量仪器七种”，包括:眼色样本、肤色样本、测眶仪、量颚仪、投影画具、正颅架、量骨版[36]。

  1934年，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原属社科所的民族组改归史语所，乃成立第四组(人类学)。史语所年度报告称:“该组主任初由李济君兼任，后因考古组工作繁钜，乃改聘吴定良君担任。”吴定良由统计学兼攻体质人类学，故他主持的第四组，首先便增添了统计学实验室，“备有各种计算机与数学绘图仪器”;且人类学实验室也分为两部分:“一、测量各种骨骼;二、测量人体。”[37]移交给吴定良的，除了第三组考古发掘收集的骨骼外，还包括了丁文江采集的五十余组中国人的体质材料[38]。

  至此，李济主持的体质人类学工作似才告一段落。然而他对中国人体质研究的重视丝毫未因行政的原因而改变。例如对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周口店的发现，李济认为，“这些材料也许与现在我们所认的中国民族史不能打成一片”，而且所谓旧石器时代文化在其他国家也很少与现代民族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但是“正当的历史观是以全体人类为一个单位”，各民族仅是全体的一个片面，其历史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片面，其演进也逃不出人类全体演进的范围。故“无论何民族要认清他自己的地位，写一部真实的民族史是应该以自然历史为出发点的”[39]。

  三、人种研究的困境

  1949年后，吴定良留在大陆，李济前往台湾。对吴定良没有出版殷墟人骨的研究结果，李济表示了不满[40]。但他也从此又开始了体质人类学的具体工作。例如1949年7月参加台中瑞岩泰雅人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在《瑞岩民族学调查初步报告》“体质”部分，李济得出的结论之一是:蒙古眼褶与箕形上门齿，虽然都是蒙古种人的重要体质特征，但不一定并存在每一个蒙古种人的身体上，这两点体征可能各有其来源和规律[41]。

  在停顿了近二十年后，李济重涉体质人类学上的问题，明显仍是他旧年的风格。即人种学上的概念，如“中国人”，需要加入时间维度的考虑;而一旦加入了时间因素，这些概念便面临修订的问题。以前他强调对“中国人”的概念需加审查，此时，对“蒙古种人”概念也提出了质疑。

  1950年李济发表《中国民族之始》一文，批评魏敦瑞(FranzWeiden-reich)对周口店人骨遗存的研究存在漏洞，关键就在魏敦瑞假定了原始“中国人”与“蒙古种人”本身具有某些不变的体质特征。魏敦瑞认为，周口店山顶洞出土的几个标本差异甚大，其中“没有原始中国人的任何痕迹”，可能他们属于外来、流动的部落，攻击并消灭了他们的人或许才是周口店的土著，即“真正的原始中国人的代表”。李济指出，“把‘中国人’用作具有特别体型的人种名词是否妥当”连魏敦瑞本人也没把握;把“中国人”分成“北支那人”、“南支那人”，也不是使人满意的办法。因为缺少实际的人体测量材料，故所谓“中国人”或“支那人”的体型就只能是凭空想像。在李济看来，每个县都应该测量1000人，我们才可能知道构成中国民族的人种成分到底是什么，“中国人”或“支那人”这些概念才算有点意义。

  李济并且提出，对构成中国民族的人种成分不应当有成见。如果我们对所有在中国境内存在的各色人等及他们在中国民族史上的地位予以同等重视，如果我们承认周口店山顶洞层的文化遗存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文化，那就应当连带承认，在这遗存中发现的人骨，也代表那时期构成中国民族的一分子。魏敦瑞用残杀来解释山顶洞层的人类遗骨为何与后来多数中国人体质差距甚远，而李济认为，中国民族的形成不像是互相残杀的结果，有可能是环境造成。正如波罗的海产生了“诺地喀”民族、印度的环境使来自地中海的民族变黑、非洲森林气候使黑种人鼻孔扩大一样，中国北方的黄土环境影响了中国民族的体质[42]。

  这篇文章同时提到，魏敦瑞对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的研究也产生了一种不太可靠的假想。即，魏敦瑞认为，北京人与现存人类中蒙古种的北派，在形态上有四个部分相似:下巴骨向里的一块隆凸(下颚隆凸)，上门齿内面的箕形(切齿)[43]，枕骨的一块碎片(印加骨)，头顶上的中脊(顶中脊)。故有学者推想，现代蒙古种人就是北京人一脉传下来的[44]。李济认为这一假想不可靠，因为“(1)所说的体质特征并不全属于先天的;(2)有若干并不仅限于蒙古种人的体质;(3)材料不够”[45]。

  1955年李济在华盛顿大学讲演“中国文明的开始”，指出“近代的考古学家……未能提供任何资料来说明从原始蒙古人种到历史期间中国人这一阶段的蒙古人种演进程序”，但是他提到了一个“惟一的例外”:“箕形上门齿”。他认为箕形上门齿现象在远东区域从更新世早期至今持续出现，未曾间断，说明了“中国人的祖先和蒙古人种有密切的关系”[46]。在另一篇介绍中国古代文明的概论性文章中，李济也提到箕形上门齿的标志性作用[47]。

  但在此后数年间，李济再度对“蒙古种人”发生了疑问。他认为追寻中国民族本身的起源，必先了解蒙古种的起源，后者又与现代人类起源问题密切相关[48]。尽管中国人一直都被认定是蒙古种人的一个分支，但即使最大的人种史权威也难说出蒙古种到底是什么。他介绍了卡尔登·孔恩(Carleton Coon)倡导的一个新理论，即从气候原因说明蒙古种的演变过程和体质特点。但按此新理论研究中国人种，“我们将会不断遇到一些饶有兴味的问题。要按照这个定义在中国人当中找到标准的蒙古人种的例证，是颇为困难的……”他还提到一项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即中国人、日本人身上表现的蒙古种的特点，与北部蒙古人疏远，而更接近南部东方人，如“马来人、他加禄人、达雅克人、爪哇人、缅人、掸人、藏人”等。他认为立刻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为时过早，因为需要收集更多资料。但“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所显示出的与南部东方人更密切的(跟北部蒙古人相比而言)联系，可以认为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它可能要长时期保持下去，经受长期检验”[49]。这一年在台湾东海大学的演讲中，李济就“中国人”这个题目，又重复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前提———即蒙古人种形成问题———的关注[50]。

  在发表于1965年的《“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一文中，李济详细地叙述了欧美人种史学者在蒙古种人及北京人问题上的争论。魏敦瑞曾指出12项北京人体型与现代蒙古种人相近之处，引起人种史学界的注意和争论，并表现在对北京人的命名上。1963年，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达成了较一致的意见，把“北京人”所代表的地位降了一等，列为“亚类”。这一变动令李济不满，他认为不同的分类并未改变北京人遗骸本身的性质，没有增减其学术价值，改变的仅仅是人为解释。而“这一点十足地证明了，自然科学的原始资料可以同人文科学的原始资料遭遇同样的命运;它可以因解释的人不同，而把它在市场上的价值随时变动!”[51]此处强调史学的最高价值在于材料的真实，这个观点，李济曾在讨论道森氏·晓人案件时，明白地讲述过[52]。然而，北京人是证据确凿的真实出土物，人种学界把焦点集中在它与现代蒙古种人是否有密切关系上，从而决定它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这在李济看来，正是某种类似于“欧洲中心主义”或“民族主义”情感引起的行为。

  李济说，有关人类演化的讨论“乍看起来，好像都是生物学与体质人类学的专门问题;但实在与人类历史问题有极重要的关系，这个关系要牵涉到历史上的几个基本观念以及历史材料的搜集范围上”。应当引起史学家注意的是:“1，现代中国民族是否完全为纯蒙古种人的结合;2，所谓纯蒙古种的人种是否有比较确定的定义。”通行的关于蒙古种人的概念偏重在外貌而不是骨骼;最引人注目的“箕形门齿”，在地球上的分布其实非常广泛，包括北欧的拉蒲人(Lapps)、美洲的印第安人和伏犹琴人(Fuegians)、南太平洋和大洋洲的多数土著民族等等，且发育的形态极不相同。因此可以说，“通行的定义中所举的若干蒙古种特征，实在只是日常生活经验中的一种判断，由科学家加以证实而已”。

  尽管李济发现通行的蒙古种人概念存在诸多问题，并且暂时无法解决，“除非在遗传学上能够证明，在每个生物的千百种形态上，有些形态是可以决定这种生物种类的标准;现在我们似乎还没有得到这种标准”，但在谈到中国民族的的形成历史时，李济仍然强调:“我们必须给予所谓‘蒙古种品质’一个基本地位和最大的分量。”李济把“蒙古种人”的问题置换成了“蒙古种品质”的问题，从后一角度着眼，“北京人”所体现出来的某些特点便可称作“蒙古种品质”。由这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种特点出发，中国人体质变迁的线索才有迹可寻。

  不过，他又特别地强调，中国民族生长的过程中，除了生理遗传外，更为重要的是复杂的人为成分，比如“由群居而起的配偶选择标准”、“共同应付环境改变而采取的若干行动”以及“由人力改进的新环境对人类身体及生理所发生的影响”等。李济将这些复杂的人为成分概括为“文化”，即“包括人类行为所表现的一切事实”。他甚至明确提出:“基于血缘的人种成分，固然是民族构成的重要分子，但是更重要的还是那形成的程序……我们可以从单纯的血缘单位所构成的‘种’，演为综合的文化单位所形成的‘族’这一过程中，看出每一个民族经过的一般历史。”既然世界上并不存在纯种的人，那么所谓“种”的研究，必然要落脚到文化单位的“族”之上，才算有了归宿[53]。

  在讨论材料比较丰富而且时代也比较晚近的新石器时代与殷商时代华北人遗存时，李济也倾向于强调“形成的程序”而非“血缘的人种成分”。他的博士论文曾强调中国民族的体质在有历史记载的时期内，已经历过数次大的变动。但另一人类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在1925年发表的文章却指出，辽宁(当时称“奉天”)沙锅屯与河南仰韶村出土的古代人骨与现代华北人骨比较，特征极为相似[54]。约三十年后，李济承认数千年间中国境内人群的迁移运动没有像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欧洲那样产生出众多的体质差异，但指出在文化上各族群差别甚大，以至于尽管种族同源，却彼此视为路人[55]。即使在体质测量的数据解释上，他也试图调和与步达生的不同。他提到新石器时代华北人体质与侯家庄发现的殷商期人的体质基本相似，“都是绝对百分之百的蒙古种(Mongoloid)”，但在蒙古种的范围内，它们又不是完全一样。例如“头形指数”是上升的趋势，表明头型逐渐变圆。因此黄河流域的现代中国人不一定就是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直接后裔[56]。这实际上仍然是突出“更重要的还是那形成的程序”问题。

  李济在台湾期间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多少显出些进退失据，到底北京人与现代蒙古种人、新石器时代和殷商时代的华北人与现代华北人是怎样的关系，标准不同，结论便有不同[57]。他曾经怀疑魏敦瑞提出的4点特征是否真能将北京人与现代蒙古种人联系起来，其后又承认箕形门齿是比较可靠的标准，最后仍然回到“尚无标准”的意见。蒙古种人的概念如果并未确定，又如何讨论中国民族与现代蒙古种人的关系呢?他找到“蒙古种品质”这一媒介，希望用更严谨的概念，将人种的体质测量与分析落到实处，避免民族主义情感引起的过度推测。在认可体质人类学的测量与分析是解决中国民族形成问题的关键工具的前提下，李济又常常强调“文化”方面的影响更为重要，注意民族的形成程序有可能找到对人种测量数据更合理的解释。

  四、余论:为推动中国科学发展而坚持的人类体质研究

  自1987年起，建立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的人类起源研究开始证明，现存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源自20万年前的非洲[58]。这一崭新的方法迅速风靡全世界，并对已经饱受“种族主义”批评的“人种史”造成致命一击[59]。而李济的体质测量与分析方法在后来的人类学家看来已经过时[60]，故其侧重于体质方面的中国民族史研究长期受到学术界漠视，正是事出有因。

  但回到20世纪前期的学术背景下，发掘李济的研究内容仍具特殊意义。即他表明了一个中国人类学家在探索中国民族形成史的过程中，试图摆脱“民族主义”限制的努力。他将“体质”与“文化”联系起来，揭示中国民族“同一”与“多元”的两面性，并一度觉察到基于体质特征的“人种史”存在极大的理论漏洞。尽管李济从来就不相信中国人是一个纯一的种族，从来就把不同人群在历史上的迁徙视为体质变化的证据之一，但是他仍无法放弃对人类各群体的体质特征的寻求。就像他在学生时代说过的那样，“黑人就是比白人黑，白人就是比黄种人白”[61]。无论现存的人还是古代的人，其外貌与骨骼，的确存在着不同。因此，他认为人种研究中存在的漏洞是可以修补的，一方面应当使用正确而严谨的概念，一方面应当在解释体质测量数据时注意到文化对体质的影响，通过“族”的形成史，来解释体质上“种”的不同。1968年4月李济发表的题为《中国人的种族历史》的演讲，就是从这一角度进行阐发的[62]。

  然而，在“中国民族”这个问题上，一旦天平一端的“文化”分量加重，天平另一端的“体质”问题的重要性似乎就面临了挑战。这一状况，在李济看来却是不能容忍的。他曾经在评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文章中，批评“中国思想界内仍有一部分把‘人’当作一种静止对象看待”[63]。他认为中国要推动科学的发展，应当对人的身体、自己的身体产生出研究的兴趣来。因为“我们的身体，究竟是我们的最真实的部分，要是我们对于这一单位现象，没有一种准确的认识，我们所学的其他的知识等于悬在半空中，我们对于这些知识就得不了真实的感觉”[64]。

  因此，李济不仅不认为体质上的研究属于次要，反而更加强调其必须，同时深恨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太过潦草。他强调:“要了解中国文化建设的精神，所应注意的不仅是材料的可靠性，同时更应该注意使用材料方法的问题……现在我把民族和文化两件事情合并一起讲，是因为有很多学者把文化当作独立存在，单讲文化，有时愈讲愈远。因此我感到要谈文化必须谈到人;要讲中国文化，就要讲中国民族。如果不讲中国民族，单讲中国文化，所讲的也许与实际情形距离太远。”[65]

  在1972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史前部分”，这本类似他晚年“最终定论”的作品里，李济再次阐述了他对“民族”历史的理解:“‘民族’这一词，在中国词汇里含义是不很清楚的。一般地说，这一名词可以包括血统及文化的两方面。严格地用这一名词似乎应该限于血统方面的问题，至少应该以这一方面为重点。”他承认现代体质人类学家很少对于“纯种”的存在不怀疑的。不仅现代人，“连所有人类的祖宗都算在内，也没有‘纯种’存在过”。但是，“这一大前题内，也会有些小的枝节，即纯种虽不存在，血统混杂的成分却可随时随地而异:有些民族的血统非常复杂，有的比较地简单”。他认为在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时期里，达到高水平文化的民族如古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印度等，都有较复杂的血统。

  他对“中国民族形成的程序”的意见，列为三点:(1)基本成分，大半出于蒙古种血统。但蒙古种可分为若干不同的宗派，这些宗派是在何处演变完成的尚待研究;(2)在中国民族尚未形成期间，非蒙古种的血统成分同样散居于东亚各处;(3)“血统近似”为中国民族形成的基本原因，但“生活的同化力”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66]。

  这位毕生致力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人类学家[67]，将人的体质测量视为能够补充中国传统学术缺陷的一方药剂，坚持认为“人”的“文化”与“体质”是同等重要的两面，讨论“中国文化”必须兼顾“中国民族”，否则又将陷入偏僻。故其晚年论述甚至偏重于“血统”，失去了前期在“文化”与“体质”交互作用问题上显示出来的思想跃动。

  这种要给“科学”“去民族化”的意念始终限制着李济，表明他不仅在严格实践一位理想的“人类学家”的准则，也透露出他关注着影响中国人未来的现实。如果发展科学事业就是李济的“经世致用”，那么从他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可以看到，高举“为学术而学术”的“新史家”与提倡伦理教化的“旧史家”一样，都受着“淑世”目的的制约[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