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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楚汐思读绘 发布时间：2023-12-24 01:02:18

  不论是绚丽精美的国风插画，还是立体机关的精巧设计，又或是穿越的冒险故事...无一不让孩子们有眼前一亮的大惊喜！而内嵌其中的财商启蒙三步走，寓知识点于游戏中，更是让孩子们爱不释手！！

• 作者：泉星刻。 发布时间：2011-01-27 03:39:47

  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就是被我爹没收了。而且这本书是从银子那借的……扶额。后来买了一本给银子，结果我爹帮我收书柜的时候帮我把书房回去了……=皿=凸！

• 作者：不穷即安 发布时间：2013-10-30 17:38:37

  看的是1940年版，治兵皆是修身！

• 作者：ShrikeKeats 发布时间：2022-03-02 01:22:25

  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季两家父母对待儿子回家期待欢喜又小心翼翼的样子看得还是觉得很心酸

• 作者：zia 发布时间：2012-09-28 12:35:39

  没有亲身经历，就无法理解神经衰弱者的自我主义。神经紧张，度秒如年，甚至是濒临死亡的绝望。回来了，发现世界更值得珍惜。

• 作者：星野变 发布时间：2010-10-26 18:44:28

  实地考察过才知道有多好用啧啧。。。就是地图有点儿简单。。。

• 宰相·君臣：兴邦之计与亡国之策

  作者：老彭是個书脊党 发布时间：2020-07-08 10:18:48

  司马光其人

  北宋元祐元年，隐居著书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被宋哲宗重新起复，并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位列首相。主政伊始，提出一桩大事，将宋神宗年间元丰西征所占领的西北六寨，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悉数归还给西夏，并且恢复废除多年的给予西夏岁币“赏赐”。此奏一出，满朝哗然。这种类似割地赔款的施政方针，无论置于何时何地，都不会获得普遍认同？

  当然，司马光有着自己的想法，元丰西征，起因于西夏恵宗为臣下叛乱囚禁，向北宋神宗求救所致。结果当时那批主持新政的反复小人却顺手占人领土，还将这个看做自己功劳，全然有悖大国风范，“此盖止以借口，用为己功，皆为其身谋，非为国计。”故，应该予以归还才合乎君子道义。

  与我们认知的常识所不同的是，司马光这种迂腐至极，形同卖国的行为，却有着合乎儒家行为逻辑的最高标准，在明代王阳明的《传习录》中，记录有一段问答，弟子问：“孔子所谓‘远虑’，周公‘夜以继日’，与‘将迎’不同。何如？”，王阳明回答道：“……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荡荡去思教做远虑，便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周公终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见得时，其气象与‘将迎’自别。”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孔子与周公处理国政，遇到一些棘手的国际争端，他们不会仅仅从技术层面去设计解决方案，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遵循良知的指引，不计得失成败的应对问题。哪怕良知本身会损害国家利益，那也是合乎道义的唯一准绳，亦在所不惜。至于这样的为政措施是否真的会对国家本身带来根本利益，其实在儒家经典中并不乏经典案例，譬如《左传·昭公元年》中，诸侯会盟，当时两大强国，晋楚争雄。晋国大夫祁午和本国总理赵文子：“上次宋国会盟，你被楚国的代表子木所欺骗，结果占了我们的上风，如今楚国大臣公子围也是个不讲信用的人，你需要多加提防。”赵文子却回答道：“当初宋国会盟，子木有害人之心，我有仁义之心，所以被他占了便宜。但如今我的仁义之心依旧，楚不足患。”最后还来个比喻，“就好像农夫种地，虽然偶有荒年，但肯定也有丰收。诗经说：‘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在儒家信徒的眼中来看，拥有诚信、仁义，行为举止合乎天道，这要远远超过鼠目寸光的看待一切眼前既得利益，如果一定要将话说的功利一些，大概就是，儒家信徒始终相信，这世上有这么一套行之必胜完美无缺的行为准则，只需要合乎这个准则的行为逻辑最终肯定会在因果论驱使的世界上获得最终的胜利。

  北宋理学大家程颢在他的《伊洛渊源录》中有个评价，说自己阅人无数，却只有司马光，邵雍，张载三人始终保持着学术的纯粹性。事实上在学术上，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有过一段激烈的交锋，彼时，王安石推崇孟子，并作有一首绝句：“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并在孟子还没有被尊为“亚圣”之前，王安石就已经将他的书籍列入科举必考项目。当时，司马光却有截然不同的意见，并拟文《疑孟》来针锋相对，在他看来孟子既学术不正，又动机不纯。纯正儒学应该将名分放置于第一位，名分一旦确立，人的义务与规则也就自然形成，又怎么会有“士为知己者，女为悦己者”这样，需要通过管理者的态度来确定自身工作职责的道理呢？

  这种事情在今人的价值观里有着完全不近人情的评判，却在司马光的行为逻辑中完全合乎学术的纯正。这也恰恰解释了，他为何会以“周天子承认三家分晋”来作为史学皇皇巨著《资治通鉴》的开篇第一讲的原因。

  哪怕是同属儒家，司马光的学说也往往被归类为左派，别说如今，就是当时的儒家右派亦对他有颇多微词，南宋时候学者余允文作有《尊孟辨》逐条批驳司马光的歪理学说，当然这是后话。

  

  司马君实相公

  北宋官僚

  作为中国历史上列个朝代开国皇帝中，个人击技能力数一数二的赵匡胤，却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有着众多近现代政治体制模式的雏形。无论是皇权的安全层次上，还是政府执政的克制监管上，北宋都做到了很好的平衡分权。通过给予各级官僚机构足够的监察制衡能力，既不会像汉唐一样，出现外戚、宦官、后宫过多的干政导致核心权力机关的大权旁落，亦不会因为个人，地方，部门，机构的权力独揽导致威胁到中央，对内，警惕阉竖，对外，分权钳制。到了宋仁宗年代，国家政治体制已经到达了一个空前理想状态。在顶层设计上，使用官、职、差遣的方式，层层分级，基本消除了藩镇，阉宦，权臣，外戚的大权独揽，皇权获得巩固。在施政方面，以追求稳定，不扰民成为核心方针，彻底杜绝了类似官员幸进，鼓吹扰乱朝纲的事情。在内部纠错方面，拥有精密复杂的舆论，检查，信息流通制度，可以将所有问题彻底暴露并及时加以纠正。

  国无权宦，政不好功，子产不毁于乡校，要完成这三点，既需要制度上的优化，同时又需要君，相，臣各级相互人格上对自我的制约。

  

  本书《大宋之变 1063—1086》在时间上承接赵冬梅老师的另一部作品《司马光和他的时代》。之前那本讲述的是司马光经历宋真宗、宋仁宗的两朝岁月，更多的是关注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眼中的前朝重臣们的起落。而在本书中，司马光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以王安石变法的前后因果作为主要线索，通过司马光的政治起落来讲述北宋由盛转衰的最关键也同样是司马光政治生涯上最为壮丽和没落的二十四年时光。

  有时候，无限拓展下的时间，会把许多看似薄弱的事件提炼出其中的因果和机缘，作者赵冬梅老师所要做的正是将这些潜在的逻辑和偶然事件整理并加以解读，试图去揭开北宋最终命运走向之于这二十四年时间里那些必然和偶然的潜在联系。

  “历史不容假设”，这句话也对，也未必对，后人正是用一次次假设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去认知历史的潜在却未曾发生的可能，从而找寻到足以为后人所警惕、反省的经验教训。当然偶然有时候又必不可少，如果不是仁宗晚年子嗣问题；如果宋英宗没那么早逝，有足够的时间开始自己的施政；如果宋神宗没有那么的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父亲正名；如果司马光不会如此讲原则最终导致君臣最快速度的失和；甚至如果是张方平不会恰恰在此时丁忧，或者同意宋神宗的夺情；可惜，历史成功地躲过了所有的“如果”，然后让王安石出现在急于有所作为的宋神宗面前。

  

  急功近利的宋神宗

  王安石变法

  蔡东藩先生在他的《宋史通俗演义》里关于这段历史有句很有趣的批语：“有急功近利之君，必有急功近利之臣。”有别于我们通常认知，与其说是王安石向宋神宗推荐了自己的改革方针，不如说是宋神宗主动选择了与自己有着共同理想的大臣。北宋到了此时，已经一百多年，因为制度上缺陷造成了大量的冗兵冗官，不仅在财政上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在军事上甚至对面辽国、西夏都显得无力。国家要变，但变向何方。

  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特点在于一个人成为政治人才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文化人才。这就意味着，文化逻辑有时候会影响政治逻辑，比如王安石选择的变法方向。儒家的文化属性拥有极强的纯粹性和排他性，自成系统，逻辑自洽，目标明确是它的优点，但一旦付诸行动并凌驾于政治方针之上，就意味着压制了政治逻辑里该有的协商、妥协、模糊、和兼容。

  对于国家财政，司马光和王安石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思路，在司马光看来，天下财帛多寡有数，国增一分，民间就少一分，所以理财之要，在于节流。而王安石看来，只要合理调整生产结构，就有最大限度调动起生产力，从而产生更多的财富，所以理财之要，在于开源。从后来的结局来看，司马光把事情想错了，王安石则把事情想简单了。

  从这位拗相公推行的政策不难看出，他试图把完备的文化逻辑来实施经济改革，这当然带有极大的理想主义成分。按照现代政治学观念，王安石几乎拥有了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已经把改革的层次由官吏监察，政治结构改革，生产力结构改革直接推演到了金融管理，试图通过金融管理最终来左右行政体制。与之相反，儒家左派司马光则从东方哲学的保守立场出发，看到了这场横扫一切的改革内在危机，突如其来的财富会彻底破坏掉社会赖以稳定的基础。为此，不惜拿出了祖宗家法不可变的大帽子来加以阻拦。

  由此，引出了一句王安石后来足以震铄古今的名言：“天命不足畏,天道不足惧,祖宗不足法。”天灾、非议、祖宗家法皆不可怕，打倒一切反对力量。很快，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陆续被赶出朝廷，贬到地方。

  

  《清明上河图》

  宋太祖立国之初，鉴于唐朝官僚欺上瞒下之祸，设立台谏制度。通过御史台和谏院两个部门，可以随时对朝廷的政策提出反对意见，既能风闻言事，又可以畅所欲言，上至宰辅帝王，下至黎民百姓。而这个可以用来防微杜渐的台谏制度却被王安石利用人事操作换成了自己的支持者。

  正如之前所言，压制在北宋政治制度上的三道保险，随着宋神宗的急功近利和王安石的独断专行被一一敲开，大权独揽，打压政敌，排除异己，把持台谏。本书中，作者所指的维持百年的北宋政治遭到逆转，大概正是此意。

  事实上，熙宁变法内容来看，也有着众多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缺点。希望通过官府借贷来缓解农户资本不足的青苗法，却因为并未从农户实际需求出发，转而成为了官府摊派强制借贷；编户为兵，十家一组，想要储兵于民的保甲法，却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无法如同北周宇文泰一样做到兵民一体，最终不是荒废农时勉强练兵，就是要行贿官吏得以免征入伍；想要通过政府储备来调节物价的市易法，却因为与商争利，最终损害了中小商户的根本利益；最初想要以政府物流调拨余缺的均输法，却因为调拨定额，无视市场规律等原因，最终劳民伤财。

  书生从政，一意孤行，过度专注于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和文化逻辑，缺少了将其付诸于一个庞大行政机构后所会产生效果的思考与修正，严格地讲，他们对于如果操控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本身就缺少实际操作经验。

  更甚者，王安石变法所破坏的北宋政治生态，却因为王安石与司马光两者的人格特质而获得了短暂却最大程度的修补。既，任何一方的大权独揽时，都会因为本身是一个堂堂君子，不至于对对方赶尽杀绝。但一切从制度转嫁到个人性格的变迁，终究会因为人走茶凉，而生出其他变化。同样他们双方在掌控最高行政权时，又不自觉地会让所谓的小人加入到权力核心中。也难怪，与坚持己见的君子相比，小人往往在被逻辑说服之前就服从了权力。

  所以，王安石身边有了起头铁杆追随，后来又坚决反对变法，被《宋史》编入《奸臣传》的吕惠卿，司马光身边则出现了，同样被编入《奸臣传》，却因为《水浒传》而恶名更盛也更加奸佞的蔡京蔡元长。

  

  拗相公王安石

  末年

  司马光死了，执政十六个月后，郁郁而终。对于神宗后官场生态缺乏基本认知的司马相公，对于宰相权柄的使用更加生疏，也更加无知。时过境迁，北宋官场早已不是之前满朝君子的模样，对下属毫无约束，对国家状况缺乏调查，一无政策，二无实力，竹篮打水，化为泡影。

  此后几十年，新旧党政你方唱罢我登场，奸佞弄权，党争不断。金兵崛起后，与北宋联手攻打大宋。曾经的君子之国，却在女真人面前小动作不断，一旦被对方揭露又百般抵赖。譬如，违反约定，潜入金国地界招降辽国汉人，后来又因为被识破，转而灭口。背信弃义，反复无常，最后金兵铁骑南下，汴梁一梦，终成灰烬。

  

  靖康之乱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在他的《朱子语类》中点评前朝往事说：“今看著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著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当时之势，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恐也不可转。尝试思之，无著可下手。事弄得极了，反为虏人所持……其诸将欲请起兵问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与大宋盟誓已定，岂可败盟！"夷狄犹能守信义，而吾之所以败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类如此！每读其书，看得人头痛，更无一版有一件事做得应节拍。”

  （今日回看，宋徽宗一朝，有一事做的是对吗？古代大国君王就算再差，总还有一两件大事能做对，即便如此也免不了亡国。可宋徽宗那会儿，连一件小事都没有做对过，就算没有金国南下，这个国家也别想搞好。女真人哪怕是一帮夷狄，他们和咱们有了盟约说话还能算数，我们却反反复复不断违约，最后把金国惹急了南下，遭到灭国之祸。）

  把“宋徽宗背盟招祸”与之前“司马光守信还地”二事并列一处，今人读来，反不由一阵苦笑。

• 这本书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作者：金满楼 发布时间：2011-03-17 23:27:21

  这本书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读者的评价率最高。读过的人并不多，但几乎每个人都打了评分——尽管分数并不高。

  实事求是的说，对于历史有一定水平的朋友这本书过于浅俗，因为这本书是笔者初入职业写作的作品，出版者说野史好卖，那是纯商业的角度。我写过两本野史，一是这本，另一本是《北洋野史》，无法说很令人满意，只能说差强人意，面前可以一读。但要说有什么思想之类的，那是没有的，敬请读者体谅。